谁是“新穷人”?

随着资本主义版图的全球扩张,任何“传统”的或者与之格格不入的东西——例如对多元生活方式和理念的尊重,都被消费主义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卷走。通俗来讲就是:人还没富起来,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先富了起来。

消费主义让“新穷人”产生失落感、羞耻感与负罪感。如鲍德里亚所指出的,工作、收入和消费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工作带来了更多的收入,却只够应付日益膨胀的消费欲求,然后再由更加繁重的工作来买单。

如何摆脱这一宿命?鲍曼给出了一个“解药”——成为“非常规劳动者”。所谓“常规劳动者”,就是那些工作不需要很强的技能、很容易被替代的劳动者;而“非常规劳动者”则与之相反,他们“不拥有工厂和土地,也不担任行政职务。他们的财富来自一种便携式资产:对迷宫法则的熟稔”。他们“喜欢创造、竞争和迁移”,他们“享受新鲜食物,崇尚冒险精神,唯变化为永恒,以交融为富足”。

显然,鲍曼的这个药方只适用于一小部分人。而对于更多无力改变命运的人,鲍曼给出了一个反讽性质的答案,那就是:让他们消失不见,在物理和精神层面使他们与消费社会完全隔离。不过,鲍曼仍然存有一丝希望,“在伯里克利(Pericles,雅典执政官)的希腊或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的罗马,没有奴隶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在波舒哀(Jacques-Bénigne Bossuet,中世纪法国神学家)的时代,非君主制的世界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们怎么能肯定,不被市场奴役的经济是不现实的?”

按照学者陈国战的描述,“新穷人”受过高等教育,外表光鲜亮丽,拿着不错的薪水,追求中产的品位和生活方式,对自己的白领身份有很高的期待和想象;但另一方面,无论在工作的枯燥程度上,还是在收入水平上,他们都已与蓝领工人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一方面是跻身于上层社会的期待和幻觉,另一方面是堕入下层社会的无情趋势,面对如此巨大的心理落差,消费恰逢其时地出现了。”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人们应该会减少非必需品的消费。然而在美国,经济危机到来之时,作为非必需品的口红却逆势畅销。这一现象恰如其分地凸显了“新穷人”的尴尬位置——他们无法完整体验上层社会的生活方式,但又希望尽量避免与下层社会划上等号,于是他们只能依靠购买一些符号化的商品来完成个人身份的区分和认同。口红作为一种价格不高却非常醒目的消费品便成为首选。就像法国后现代社会理论家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所指出的,人们消费的不是物品,而是各种符号。

如今,化妆品有鄙视链,手包有鄙视链,就连给孩子学的课外体育项目都有鄙视链:高尔夫、冰球和马术占据了鄙视链的顶端。如鲍德里亚所言,物品不是因他们的效用(即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而有意义;相反,物品的意义只来自于它们对其他物品的关系,以及/或者它们与其他物品之间的差别。

于是,在这个追求“消费和丰裕的显著性”为特征的社会中,与“新穷人”相关的另一个概念——“隐形贫困人口”便应运而生了。以口红为代表的各种大牌消费品掩盖着的,是他们收入不低却很少积蓄、几乎月光甚至经常透支消费的窘境。电视剧《杜拉拉升职记》的矫情,《蜗居》的沉重,《三十而已》的纠结……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这一人群的现实处境。

“新穷人”从何而来?

在我们的父母那一辈人眼中,“不上班”是不可接受的;而在很多年轻人眼中,上不上班并非关键,能够消费得起自己需要的东西才是关键。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和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都看到了这一转变的发生。不同的是,韦伯是预见了未来,而鲍曼是剖析了现实。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主张勤劳合法致富与克制不必要享乐的新教伦理,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源泉之一,那些“在艰难困苦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怀着严谨的资产阶级见解和原则,既工于算计又敢想敢为,最重要的是,他们无不稳健节制、诚实可信、机敏精明,全力以赴地投身于事业之中”。

然而,韦伯在100多年前就已经预见到这一精神将不可避免地转向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与纵欲主义,对于财富的兴趣本应像是“披在圣徒肩膀上的一件轻盈斗篷,随时可以弃置一旁”,但是命运却注定了它会成为一座“铁的牢笼”——“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自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韦伯去世后五年,社会科学的另一位集大成者鲍曼诞生了。他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一书中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正在从“生产者社会”过渡到“消费者社会”。当然,人类自古以来就有生产和消费行为,任何社会都有人负责生产,所有社会成员也都会消费。重要的是,“生产者社会”强调工作是善行、不工作则是罪恶;而到了“消费者社会”中,“社会主要要求人们以消费者的能力参与其中,首先依照消费者的角色塑造其成员,并期望他们具有消费的能力和意愿”。

换言之,“生产者社会”依靠抬高工作的道德意义来确保人们努力工作,而“消费者社会”则塑造了永无止境的欲望,把欲望的满足程度作为界定幸福生活的标杆。“生产者社会”中的工作伦理带来了以经济水平评判人的价值的倾向,从而“把人的动机和对自由的渴望牢牢地、不可逆地转向消费领域。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现代社会后续的发展——从生产者社会转向消费者社会”。

如何摆脱“新穷人”的宿命?

随着资本主义版图的全球扩张,任何“传统”的或者与之格格不入的东西——例如对多元生活方式和理念的尊重,都被消费主义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卷走。通俗来讲就是:人还没富起来,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先富了起来。

消费主义让“新穷人”产生失落感、羞耻感与负罪感。如鲍德里亚所指出的,工作、收入和消费三者之间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工作带来了更多的收入,却只够应付日益膨胀的消费欲求,然后再由更加繁重的工作来买单。

如何摆脱这一宿命?鲍曼给出了一个“解药”——成为“非常规劳动者”。所谓“常规劳动者”,就是那些工作不需要很强的技能、很容易被替代的劳动者;而“非常规劳动者”则与之相反,他们“不拥有工厂和土地,也不担任行政职务。他们的财富来自一种便携式资产:对迷宫法则的熟稔”。他们“喜欢创造、竞争和迁移”,他们“享受新鲜食物,崇尚冒险精神,唯变化为永恒,以交融为富足”。

显然,鲍曼的这个药方只适用于一小部分人。而对于更多无力改变命运的人,鲍曼给出了一个反讽性质的答案,那就是:让他们消失不见,在物理和精神层面使他们与消费社会完全隔离。不过,鲍曼仍然存有一丝希望,“在伯里克利(Pericles,雅典执政官)的希腊或凯撒(Gaius Julius Caesar)的罗马,没有奴隶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在波舒哀(Jacques-Bénigne Bossuet,中世纪法国神学家)的时代,非君主制的世界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们怎么能肯定,不被市场奴役的经济是不现实的?”

不过,反对消费主义,并不意味着禁欲主义和犬儒主义值得提倡。我们能做的也许很有限,那就是在这个消费社会中暂且容身,尽可能从事一些创造性的活动,并从精神生活中得到满足;同时,始终对消费主义保持警觉,对改变的可能始终抱有希望。像匈牙利政治经济学家波兰尼(Karl Polanyi)所说的:“理解我们自身所受到的限制,就是自由的开端。”(文/王翔 浙大城市学院城市大脑研究院青年领航学者、管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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