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曾在监狱中度过漫长时间的政治领袖,曼德拉(Nelson Mandela)对监狱的认识总是超过一般的政治家,他也正是从这里起步促成了民族的和解并缔造了国家的新生。在谈起这种冷漠的设施时,他曾这样描述:“只有进了监狱,一个人才能真正认清一个国家。”

过去几十年中,世界各地的监狱一直在改进,但在遏制犯罪、教化恶人和减少社会危害这几个重要方面,这些令人生畏的设施仍然没有发挥出它们应有的效果。很多时候,情况甚至刚好相反,很多历经数年走出监狱的人竟然变成了这个社会最令人憎恨的人,这与英国前内政大臣道格拉斯·赫德(Douglas Hurd)的话不谋而合——“监狱可能会让坏人变得更坏。”

特朗普倡导的监狱改革因此很容易就能获得广泛的支持。不久前,他的司法部长杰夫·赛辛斯(Jeff Sessions)决定贯彻特朗普的要求,让美国的司法系统变得更加严厉。于是,他下令联邦检察官判处毒品犯罪者最高刑期。在监禁标准变得宽松若干年之后,赛辛斯似乎少有地相信老式的“严惩罪犯”政策依然有用,其拥护者也依然很多。

其实,在过去几年,美国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严厉政策打击犯罪行为。例如,加利福尼亚州就实行着著名的“三振出局法”,即大幅增加犯第三次重罪犯人的刑期至25年甚至更长,这已经导致监狱里的囚犯大大增加。目前,美国是世界上人均囚犯数量最高的国家。而特朗普的政策一旦开始实施,这个数字必将进一步上升。但问题是,这种做法真的能减少犯罪吗?

美国的监狱难题

相比其他发达国家,美国的犯罪人口要多很多。奥巴马上任后,这个数字还有了小幅下降:成年人入狱比例从2008年1/100的峰值跌落至2015年的1/115。很多州都在寻找替代方案,这一部分是为了省钱,还有一部分是因为“长时间囚禁太多人对公共安全没好处”。

路易斯安那州每86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被监禁,这是美国其他州的两倍、德国的十倍和伊朗的三倍。早在上世纪90年代,路易斯安那州就已经因为僵化的体制而闻名。为了让监狱有利可图,这里的司法系统在警长协会的支持下通过了严格的法律:在这里,写空头支票都有可能被判处十年监禁;相比之下,加利福尼亚州只会给相同的犯人不超过一年的监禁。

2014年,治疗倡导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监狱和拘留所已经成了美国的“新精神病院”,那里的精神病患者的人数差不多是精神病院的10倍。2012年,监狱和拘留所里的重度精神病患者大约有356268人。相比之下,精神病院里的严重精神病患者竟然只有35000左右。

同时,由于精神病院规模的缩小——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精神病院的床位数量已经从550000张减少到了40000张,许多精神病患者也因为轻度罪行被关进监狱,并最终导致了病情的恶化。于是,与其他囚犯相比,他们获释后更容易再犯,也更容易重新进了监狱。

监狱不但无法为囚犯提供精神病药物或治疗,反而会使这些患者遭受额外的虐待。监狱方通常会努力确保精神病患者被判有罪,这样他们就会切断这些患者与一切服务机构的联系,这加重了精神病患者的负担:2007年进行的一项关于监狱的调查显示,六个月内,每12名精神病患者中会有一名被狱友性侵,而患有精神病的女囚中差不多1/4都是性受害者。

最严重的案例发生在维京群岛。从1994年开始,维京群岛就承诺将改善犯人的待遇,但这些承诺始终没有变成现实。在其他地方,精神病患者会被送往医院治疗;而在维京群岛,精神病患者只会被关在牢房里忍受狱友的攻击。现在,那里的囚犯中25%都患有精神疾病。

监狱还会恶化某些本就存在的偏见。例如,相比白人而言,黑人更有可能被投进监狱。美国总人口中黑人比例为12%,监狱中的黑人囚犯比例却接近40%。斯坦福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当白人得知监狱里黑人囚犯的比例超过黑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时,他们通常的选择都是更加支持那些加剧种族不平等的政策,而种族歧视在美国本来是不能被触碰的红线。

但如果放眼全球,你就会发现,美国的故事绝非特例。在任何国家,监狱都正在变成社会机器的沉重负担,怎样能让监狱发挥出它应该发挥的作用其实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难题。

监狱还是地狱

目前,世界上至少有1030万名在押囚犯。自2000年以来,全球囚犯人数增长了20%,略高于18%的人口增长率。其中,南美洲的囚犯数量增加了145%,东南亚和中东也增长了75%。除了这三个地区之外,随着犯罪率的下降,全球其他地区的囚犯数量都略有下降。

但在很多国家,监狱仍然是最令人恐惧的暴力机关。在叙利亚监狱,狱警会殴打、电击犯人,用所谓的“飞毯”挤压他们,在两分钟“审判”后就处决这些囚犯。更常见的是,由于人满为患,加上管理不善,监狱里面一片乌烟瘴气,囚犯和狱警们在里面可以为所欲为。

在巴西一些监狱里,寡不敌众的守卫在外围巡逻, 让黑帮头目在里面维持秩序,里面的囚犯则可以通过手机自由地经营毒品生意。除了失去自由,这些人和在监狱外面时几乎没有任何差别。2017年的头两个星期,由于两个帮派争夺霸权,狱中至少有125名犯人丧命。

只关押少数囚犯的国家仍然是特例。这些国家要么是像瑞典和芬兰那样有自由主义的传统和文化氛围,要么就是因为太穷建不起所需要的那么多监狱。中非共和国就是如此,由于财政资金极度匮乏,这里的监禁率仅为16/100000,超过一半的罪犯最终都没有服刑。

在全世界范围内, 监狱过度拥挤都是常态。建造监狱需要花钱,投资建造监狱的人——不论是政府还是私人都不愿意让罪犯过得更舒适。国际刑罚改革协会发布的年度全球监狱趋势报告中称,在有数据的198国家中,有58%的国家监狱中关押的囚犯数量早已超过能容纳的人数。其中,有40%的国家监狱人数超过可容纳人数的20%,还有26%的国家超过50%。

贝斯托伊岛监狱因此是个例外,这里的每个房间都很宽敞,囚犯们可以在岛上自由漫步,冬天可以越野滑雪,夏天可以湖边垂钓。只要保持整洁,他们可以任意享受海滩的乐趣,还可以带着锤子、斧头和锯子四处走动。他们砍树制成家具,种植蔬菜和饲养牲畜,他们曾经甚至还屠杀过奶牛,但挪威健康和安全法认为这样做不划算,除非是大规模工业化屠宰才行。

贝斯托伊岛监狱最不寻常之处在于它不仅把囚犯当人看,而且把囚犯当成年人对待。犯人不会在贝斯托伊岛监狱开始服刑,他们必须在常规拘留所待上一段时间, 并且要主动申请转移, 前提是要让当局相信他们希望改变自己。“在常规监狱,犯人一天只能做出三到四个决定,比如什么时候去上厕所。”贝斯托伊岛监狱的狱长曾经这样介绍这里:“在贝斯托伊岛监狱,他们可以任意做决定,监狱通过教育囚犯要有责任心来把他们变成‘好邻居’。”

这让每个来到这里参观的国外警察都非常好奇,其中尤以美国最甚。在美国内华达州印第安斯普林斯监狱,任何人都不能身着蓝色衣服,因为那是狱服的颜色,如果有人胆敢穿着蓝色衣服漫无目的的行走,警察就有权力将其视为暴乱的匪徒,因而有权利将其就地击毙。

贝斯托伊岛监狱另一项重要的管理制度也非常重要,这里允许犯人在释放前18月开始工作。不过,允许犯人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监狱的收入以缓解监狱运行的压力,而是为了确保每一位前科犯都有地方住,有一份工作和一个还算不错的收入,这有助于他们离开监狱之后重新融入社会,从而可以减少他们再次犯罪的概率,因而也就降低了社会负担。

这些做法的效果显而易见。在犯罪率本就不高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挪威的再犯罪率是最低的:释放两年后,只有20%的犯人会再次犯罪,这个比例只有美国的一半。挪威确实为那些可能再次犯罪的犯人保留了监狱刑罚,但其74/100000的监禁率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

监狱的本质

把人送进监狱的一个原因是想要惩罚他们,迄今为止仍有很多人相信“一个好的罪犯就是一个死了的罪犯”。但对更多人来说, 监禁的目的是减少犯罪分子造成的伤害。通常来说,监狱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来实现这个目的:监禁囚犯以避免其造成伤害;威慑暴徒使其三思而后行;改造囚犯,让他们在国家的监督下学到并养成更好的习惯,从而消灭犯罪。

不过,除了第一条之外,另外两项的实施效果都不太好。

例如,威慑作用的实现并不需要那么长的刑期作为基础,十年徒刑只比一年徒刑多一点威慑力。为了震慑潜在的犯罪分子,最重要的不是惩罚的严重性, 而是惩罚的确定性和迅捷性。只有当罪犯认为他们会被抓住并受到惩罚时, 他们才会克制自己。一项研究表明,在预防犯罪方面,美国花费在警察身上的1美元至少比在监狱里花费1美元的效率要高出20%。

另一方面,即使是扩张的警察队伍也不能完全威慑犯罪,罪犯常常抱有侥幸心理,改造因此才是最重要的:几乎所有犯人都会被释放, 只有他们不再像以前一样,每个人才会从中受益。所以,对于长期有效减少犯罪来说,科学分析一定比严刑峻法更加重要也更加有效。

犯人在服刑过程中接受的教育是否有用,已经有明确的标准。所谓创造能力培养、体能的调节恢复、以及自尊心的建立,都被证实不能减少犯罪行为,新兵训练营尤其无效——在那些退伍老兵和种族主义者构成的狱警的轮番打压下,犯人根本不会去思考自己的过去并展望自己的未来,他们只会抱团,很多接受过新兵训练营的犯人出狱后都立刻选择了重操旧业。

目前为止最好的教育方法——认知行为疗法则完全和暴力无关。这种疗法旨在帮助人们了解促使他们犯罪的“触发点”,并将积极因素最大化。例如,如果你在发薪日和某个人在一起就会变得很疯狂,那么在发薪日避免和这个人在一起显然就有助于你远离犯罪行为。

但到目前为止,这种方法仍然主要应用在北欧,美国很少应用这些科学的方法。一项针对监狱、拘留所和缓刑机构中500多个项目进行的研究发现,只有20%的人参与了认知行为疗法,只有约5%的人有可能获得这种疗法。如果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实施这种疗法,美国就可以减少10%到30%的累犯,这种疗法对于挽救那些因为偶然因素失足的少年犯尤其有效。

此外,参考某些因素就可以推测一个犯人的出狱后表现。在美国,大约68%的21岁前获释囚犯会在八年内被再次逮捕,而60岁以上获释犯人中只有16%的人会再次入狱。其他因素——犯罪前科、冲动控制能力、滥用药物和挑选反社会朋友的后果,目前也都可以量化。

如果这些科学的方法得到应用,监狱的需求就会大大减小,这里也将成为只关押重犯的地方,而这样的做法显然是有好处的。首先,这样将节省大量的经费,美国的数据显示监禁一个联邦罪犯的花费是其服缓刑所需监管费用的八倍。其次,这样可以避免将未成年的罪犯与老练的罪犯关在一起,从而使前者避免受到坏的影响,事情很多时候因此会往另一个良性的方向发展。对于全世界绝大多数监狱来说,这才是他们之所以设置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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