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政府发布“租售同权”文件,引发许多议论。贵刊2017年8月期“争鸣”栏目《“租售同权”:值得一试的改革》一文,提出了对该政策赞许和能否顺利推行的担忧。文章开头先讲述了作者友人在美国享受“租售同权”的乐观经历,其后指出这一政策在中国难产的原因实为公共服务资源的稀缺。正如文中所写:在一个靠人口流动带来巨大活力的国家,如果任由公共服务排斥非本地居民,势必导致活力衰减。广州乃至其他城市的“租售同权”改革如若落实,会是社会改良的正确方向。

作为一名单身、无房、无北京户口的“北漂”,笔者对“租售同权”可能的实行有一些顾虑。如果我国社会能够迅速进入“租售同权”的时代,有关各方——包括政府办事部门、出租者、租房者以及中介机构等都能照章行事,当然是最好的情形。但据我观察至少在北京,对外来人口的排斥绝不是“租售同权”所能解决的。我的顾虑如下:

其一,能够出具完整证明的租房交易占比并不高。首先是住房的产权证明难以获得,原因包括小产权、集体产权、福利住房、二房东转包、中介代理,或是房主有不能出示全部证件的其他客观原因,笔者在北京租房七次,仅有最近一次见过房产证(而且与我签订租房合同者也并非房主本人)。其次是房主不愿配合房客办理相关业务,这一点在手续相对简单的暂住证办理时已有体现,笔者认识的多位“北漂”,竟无一人能够将暂住证办理到实际租住地。其他手续更复杂,有可能占据房主更多时间和资源的业务更难获得配合。例如前段时间在某租房论坛见到某位房主发帖询问如何帮助房客子女办理入学手续,被大量回帖斥为“愚蠢”,足可见社会上的普遍心态。当然,考虑到许多租客的高流动性,对租住房屋的维护缺失,同一房产证承载的资源或许有限等,房主的这些顾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总而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实施“租售同权”,结果必然是那些能够提供完整手续的出租房成为更加稀缺的资源,引发租房市场的新一轮爆炒。

其二,对于包括笔者在内的很多单身、无子女、或有子女但无意愿长居北京的外来者而言,“租售同权”中的“权”——据我理解核心是子女受教育权力——并不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就笔者个人而言,更关心的是一些其他权力。例如:居住证(原暂住证)可否采用个人申报住址(有关部门可以抽查核实)的形式?或者像《环球财经》文中介绍的美国的做法——出具该住址的银行回函(例如该收件地址的本人信用卡账单)即可。这些原本并不稀缺的资源通过住房与教育这种稀缺资源捆绑,变得操作难度极大,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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