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这个世界有人告诉你,如果什么事情发生了,那么另一件事情一定会发生。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个说法是相当不负责任的。但是,经济学原理假定往往如此,而且我们所接触的有限信息,几乎是以此逻辑过滤后呈现给你。经济学原理的优点是,推理逻辑缜密无懈可击;缺点是,社会实际运行总是出现偏差。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似乎更像是“墨菲定律”:1.任何事都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2.所有的事都会比你预计的时间长;3.会出错的事总会出错;4.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发生。无论大小事件,我们总能或多或少的发现“经济学原理假定”和“墨菲定律实践”。比如,此次特朗普税改计划。

2017年12月22日,特朗普正式签署税改法案。该版本包括对众议院和参议院版本的细微修改。个人所得税仍被划分为七档,但是税率被降至10%、12%、22%、24%、32%、35%和37%;儿童税收抵免额将从1000美元提高到2000美元,而标准扣除额几乎翻了一番。在企业方面,该法案将企业税率从35%降低到21%,还废除了《平价医疗法》中的个人强制保险,该法规要求个人必须购买医疗保险,不然就要向国内收入署缴纳罚款。减税计划是特朗普兑现竞选诺言“makeAmericangreatagain”(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关键举措之一,意图在通过减税政策吸引资本流入美国,促进美国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最终实现美国的复兴。

我们在承认美国税改和加息预期“资本回流美国”这个大趋势的前提下,不难预料,未来的世界经济活动中,美元全球收缩将成为重点中的重点。这是一场对世界经济格局影响深远的变动。而中国必然出现的是——内外发展机遇的分化。

与以往不同的是,中国未来的发展将从过去30多年的普惠大众发展转化为危险与机遇的平衡发展。在这个不可逆的趋势中,我们是被“墨菲定律”砸中、套牢在底部陷阱当中,还是遵循“经济学原理”,走向美好生活?我们从特朗普税改计划可能产生的各项影响开始分析。

 

美国财政赤字撑得住吗?

【这次减税就美国政府债务方面只能说是持续恶化,并不会对美国政府财政收入伤筋动骨】

 

特朗普参议院版税改计划可简单总结为:个人税率七个档比例下调、标准抵扣额上调、遗产税豁免额度上调、企业税从35%下调到20%、海外利润回美国一次性征税。这是一份非常激进的减税计划,如此大规模地全民派发“红包”,美国财政撑得住这么大的赤字吗?

美国政府的财政收入的结构和中国截然不同。美国政府的收入中,最大头的两块收入分别是个人所得税和社会保险(大部分也由劳动者或劳动者的雇主缴纳)。以2016财年的美国政府收入来看,美国联邦政府的总收入是3.268万亿美元,其中:

• 个人所得税总额是1.546万亿美元,占比47.3%;

• 企业所得税总额是0.3万亿美元,占比9.2%;

• 社保收入总额是1.115万亿,占比34.1%;

• 其他的收入包括关税、赠与税/遗产税、美联储收入等等,差不多是10%。

个人所得税和社保两项加起来,一共占了美国联邦政府收入的81.4%。但在这次减税中,个人所得税这一块减少得比较少。所谓的“减税幅度大”主要在企业所得税,但这一块美国税收收入本来就不高。根据美国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的估计,2017财年美国联邦政府总收入是3.46万亿美元,税改预计未来十年会造成美国政府收入下降1.4万亿美元,即此次税改对美国政府未来十年总收入的影响幅度应该不超过4%。从财政赤字来计算,按最近这两三年的赤字来算,也就是额外增加了3~5年的财政赤字的水平。

所以总的来说,这次减税就美国政府债务方面只能说是持续恶化,并不像网上有些“大V”评论的那样对美国政府财政收入伤筋动骨。

 

工作岗位会回到美国吗?

【税改能够吸引过来的工作机会,主要是已把产品销往美国的中型企业。美国过去十几年,留在本国的资本也一直无法进入制造业实体经济领域。税改的同时而不改革华尔街金融体系,投资者的选择可想而知】

 

本次减税对企业如此慷慨,目的非常明确,成功吸引回来企业,资本流进美国。在税收总额并不发生巨大减少的情况下,如果能够通过对公司减少所得税,增加劳动者的总收入和就业机会,那么对于美国各级政府来说,都是合适的买卖。

美国现行企业所得税率是35%,即将降到20%。但对大部分美国跨国大企业而言,实际税率不但低于35%,也比20%要低,这次减税吸引力有限。比如,苹果公司通过著名的“双重爱尔兰-荷兰三明治”,使其海外税率低到2.2%;GE全球综合税率是7%。国际上充满各式各样的避税天堂,大公司有足够的动力去养一支精英级的国际税务团队来避免数亿美元或更多的税款。这次税改,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是,这些公司可能会出于投资、分红的需要而把国外的收益汇回美国国内,降低对这部分汇入资金的税收,会刺激资金大量回流美国,但这个跟就业岗位增加关系不大。

税改能够吸引过来的工作机会,主要是已把产品销往美国的中型企业。这些企业要切实和美国做生意,收入又没有高到可以做复杂的国际避税策略,需要把在其他国家的收益通过关联企业内部定价之类的方法,转移到美国去,享受美国更低的税率。部分企业会在美国设厂生产产品,比如我国的福耀玻璃。

但是,美国过去十几年,留着本国的资本也一直无法进入制造业实体经济领域,除了外部竞争使其产业空心化外,内部根源在于过于发达的金融体系。税改的同时而不改革华尔街金融体系,一边是进入宽松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趁着这一波经济向好预期大捞一笔随时变现,另一边是砸机器、买原料进入要长久立足的制造业,然后祈祷着国债危机不要爆发到时候跑都没法跑。投资者的选择可想而知。

 

贫富差距会再次分化拉大吗?

【税改的核心是收入的重新分配——从中低收入家庭的口袋流向富人和大型企业,对中产相当不利,会继续加深美国的贫富差距以及社会阶层矛盾】

 

如果说这次税改实际促进工作回流美国作用有限,那能产生显著作用的,则是一方面促进经济GDP增长,另一方面贫富差距再次拉大。当前美国的贫富分化已经比较严重,2011年至2015年连续5年基尼系数达到0.48,而联合国界定的基尼系数警戒线是0.4。历次美国减税都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这次特朗普减税也不会例外,只会把贫富差距拉得更大。

图1:里根政府和小布什政府的两次减税都加大了美国的贫富分化

这次税改对企业慷慨永久减税,对个人的减税优惠却只是短期政策。对于未来10年税改添加的赤字,共和党需要控制在1.4万亿美元以内,10年后不再增加赤字,但控制赤字的手段,却是让对个人的减税政策在2027年之后过期。当个人纳税优惠过期后,这部分税收的确会平衡赤字,但税负会全部压在中产家庭和工薪阶层的肩上。

此外,为了筹集减税所需的财政收入,共和党已经提议砍掉多项福利,包括医疗保险、医疗补助、社会保障,这都会伤及普通家庭。表面上的全民派发红包,实质上,派发少的阶层承担起红包派发成本。税改的核心是收入的重新分配——从中低收入家庭的口袋流向富人和大型企业,对中产相当不利,会继续加深美国的贫富差距以及社会阶层矛盾。

美国现在各州已经出现了一个不寻常的现象,早在几个月前,在美国经济发展落后的伊利诺伊州最大的城市芝加哥,有超过3000名百万富翁逃离了该州,这是目前美国所有城市中最大规模的富人外流,也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富人外流之一。这些富人一般都受过更好的教育,有更高的技能,挣的钱也比那些留下来的人多。这些逃离的富人们基本涌向了佛罗里达州、亚利桑那州和其他州,逃离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税收和该州债务危机严重。

图2: 美国城市研究所-布鲁金斯税收政策中心对特朗普税改和就业法案的收入增加人群的模型预测

 

全球国家会遭遇冲击波吗?

【资本跨国流动将愈加激烈,在美国税改与加息预期下,预计会有越来越多国家财政和货币受到冲击,资金流出国家则陷入如委内瑞拉、阿根廷、蒙古、俄罗斯等国家类似的困境中】

 

特朗普税改带来的另一个显著冲击则是资本跨国流动将愈加激烈,引发全球资金跨国大转移,将对部分外汇储备弱的国家产生深远影响。2017年,美国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为35%,综合税率高达38.91%,在35个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处于最高水平(OECD国家的平均值仅为24.18%)。此次法定税率降至20%,将使得美国的综合企业所得税率低于大部分OECD国家,相对于全球大部分国家来企业税率说,特朗普税改后的美国具有国际竞争优势。

特朗普税改将导致:一方面,部分制造业就会重回美国,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将趋慢;另一方面,为了维护本国企业的优势与维护本国资金、技术、人才的向心力,部分国家必然将跟随美国相应竞争性减税,但减税将给其财政债务赤字带来沉重的负担。另外,随着美联储逐渐加息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美元全球范围内收缩,大量资本将进一步回流美国,冲击部分国家的外汇储备警戒线,汇率出现跳水贬值。税改大棒与加息预期下,预计会越来越多国家财政和货币受到冲击,大量资金流入美国境内,资金流出国家则陷入诸如委内瑞拉、阿根廷、蒙古、俄罗斯等国家类似泥潭困境中。

 

对中国是“击”还是“机”?

【短期承压,长远看,中国将迎来长足的发展空间】

 

分析完美国,再来看中国。先说基本结论:本次税改会使中国短期内承接较大的压力,但长远看,中国将迎来长足的发展空间。历朝历代,重大机遇来临,都是在险中取胜。

特朗普税改将在两个方面给中国带来切实压力:资本外流和被动加息。近两年来,中国外汇储备自2014年7月份最高点的3.99万亿持续滑落,2017年1月一度降至2.998万亿美元,六年以来首次跌落3万亿美元水平线,外储持续减少,主要是我国央行保汇率所致,尤其在2016年年底全球资本回流美国趋势非常明显的情况下,我国将汇率严守在6.9的重要关口。美国税改将致使资本走向税率低的地方,不少外企资金(特别是在中国国内的多年累积收益)预计将回流美国,这场外汇保卫战的形势将会更加严峻,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将会加大。

为了减少资本外流和配合美联储的加息,中国被动跟随加息几成必然,同时一直以来的降杠杆也会毫不动摇地继续进行。自2008年四万亿投资以来,中国国内货币超发与美联储量化宽松同步,货币超发、加杠杆带来房地产的暴涨,企业的盈利性却进一步走低,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中国2016年资产总额达到725万亿,自有资金和权益200万亿,其中金融负债率达到了72%。加息无疑会刺激泡沫的破灭,被动加息将来得更快,预计一部分高资产高负债人士或企业,将成为本轮经济迭代的牺牲品。我们也看到,十九大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弄清楚当前面临的压力后,我们再来看看中国发展将可能获得的机遇。任何与中国有关的分析,都不要离开了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这是中国区别于西方政府最大的不同点。

第一,特朗普税改致使制造业从中国转移到美国作用有限。中国政府主要依赖的是间接税。中国在公司方面的主要税负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增值税(依行业不同而不同,6%、11%、17%),一部分是企业所得税25%。如果把增值税也考虑为一种所得税,中国企业的税率接近60%,而美国未来平均可能只有25%(20%联邦税+5%州税),但中美两国在中国以外的市场,差距却并没有这么大。因为中国大部分企业出口产品时能获得出口退税(增值税被抵掉),企业实际税率只有企业所得税25%,与美国减完税的税率(20%联邦+大约5%的州税)是差不多的。

另一方面,决定一个企业是否转移地点,除了税收因素外,还有上下游产业链,当地产业园区及基础设施配套。而且,从人力成本和工会体制上来说,相对于美国,中国还是占据绝对优势。根据德勤收集全球逾500名制造业高管的反馈所发布的《2016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来看,继2010年和2013年之后,2016年中国第三次被列为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国家,中国的优势主要来自于五方面:高研发支出、低成本与政府支持的先进的电子制造业、中产阶段扩大形成强大的国内产品消费需求、强大的原材料供应基地、具竞争力的物质基础设施。

第二,特朗普税改带来“被动去杠杆”将进一步有助于中国经济“市场出清”。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经济问题是社会整体负债率过高,在过去几年中,出于各方面因素影响,一直无法下定决心进行刮骨疗治。在超额货币发行环境下,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无法流进实体经济中。在美国加息预期和税改计划影响下,中国还有一年的时间来采取应对措施,完成强力去杠杆,腾挪出政策空间。

在这关键时刻,中国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将体现得尤为全面。如果需要的话,中国领导人可以改变规章制度、标准、基础设施,以维护国家长期战略发展的利益。比如,美国从1975年就着手制定汽车燃油经济性标准,32年后才取得重大进展;而中国于2003年开始将轿车、卡车的经济燃油标准提上议事日程,该标准在次年即获得批准并于2005年开始实施。在党十九大严守“金融系统性风险底线”背景下,全国从上到下的高执行力,将确保市场完成高效“出清”,在其他国家深陷美国税改陷阱时,腾出灵活的应对空间。

第三,特朗普税改对中国境内资本流出影响有限。中国境内资本流出主要包括两部分: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利润汇回的规模和国内企业及个人持有的资金。根据中美两方统计数据,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的总规模在800至1200亿美元之间,按照15%的比例估算,特朗普税改导致的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利润汇回最多200亿美元左右,其中需购汇的部分应远小于此规模。相较于中国3.56万亿外汇储备,此部分资本流出影响不大。

另一部分的资本流出,则来自中国境内企业和居民。中国当前是外汇严格管制国家,国内经济基本面尚好,且前期通过拉高楼市并限购限锁住了居民大量资金,居民换汇意愿并不强。

自2016年以来,中国境内企业境外并购受到外管局严格监管,并通过打击地下钱庄等非法换汇方式,管住境内企业资金流出。而且,中国目前实际利率处于全球低位,加息空间大,在这样的预期下,境内资金流向美国动力并不足。

第四,特朗普税改带来的全球资本回流和战略收缩,将给中国“一带一路”的扩张带来空间。从他国视角看,美国减税实质是在挑起税务战。但这是美国当前政府面对美国综合国力不断下滑的一种被动防御的收缩性“应战”,与过去多次发起的扩张性“挑战”,不可同日而语。作为对美国策略调整的应对反应,一些有实力的国家会加入这场竞争,或竞相减税,或以邻为壑,或设立避税天堂。没有实力的国家不可避免地面临资金抽流后的混乱局面,美国或得一时之利,但长远看,全球影响力将大打折扣。

彼之乱,我之机。美国的战略收缩,必然给其他国家留出相应的战略空间,在世界新多极化格局上更进一步。对于中国来说,保持定力,稳定经济,机遇只会水到渠成。如果税改真能带来美国经济的复苏,一方面有利于我国出口型导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改进国内的税收政策提供经验。如果特朗普政府税改是否成功,都会为中国政府提供可资借鉴的案例。而在美国税改及加息预期下,中国要抓住战略发展机遇,必然要对国内经济结构进行重大变革,降低社会杠杆率。在企业杠杆率已达70%的情况下,加之适龄劳动年龄人口持续逐年减少,中国的经济结构变革同样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笔者认为,可行的办法是进一步激活个人信用、以提振消费来实现经济增长,用国内广阔的市场来对冲美国税改和加息带来的资本流动影响。

预计未来,在货币对内贬值的趋势下,城市居民将迎来高负债的“消费即爱国”时代。在这个世界变革和经济转型过程中,可以预见,国家之间剧烈博弈、阶层之间分化流动将成为常态。满足居民消费痛点、有效刺激消费的行业跑出高增长也是大概率事件。无论国家,还是个人,机遇永远是在险中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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