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正在全球范围内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中国,该领域早已掀起投资和创业热潮,并得到了政府的倡导和支持。2017年7月,中国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计划打造一个价值至少一万亿元人民币的人工智能产业。各大互联网巨头也纷纷进入这个领域。

2018年1月25日,《环球财经》杂志就人工智能话题专访了北京市政协委员、霍英东基金会董事霍震宇先生。霍先生早年留学于英国和加拿大,主修科技,关注人工智能领域多年。在他看来,智能社会是继人类几千年前进入农业社会、几百年前进入工业社会、几十年前进入信息社会后,人类社会的又一次深刻变革。人工智能多方面加强或超越人类的能力,可以为人类做巨大的贡献,但另一方面,如果使用得不恰当,可能冲击了社会或行业造成不平衡,需要政府进行调配重新平衡,令人担心的是,科技发展的速度可能远远超过现时国际上的政府机构的反应时间。而中国的制度优势,以及蕴藏于中国文化深处的平衡智慧,或许可以帮助人类在高科技冲击中找到符合自身价值的发展方向。

人工智能将驱使人类对自身价值做出更多思考

《环球财经》:人工智能是目前非常热门的一个概念,不论在产业投资还是思想文化领域都颇受重视。能否请您谈谈对人工智能及其发展前景的看法?

霍震宇:人工智能是一个涉及人类发展的宏大话题。人类从几万年前的狩猎社会,过渡到一万年前的农业社会,人口开始聚居,在中国、埃及等文明古国出现了百万人的大城市;几百年前,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人口迅速增加;20世纪50年代,计算机的诞生将人类送入信息社会;现在,我们迎来了智能社会,许多深刻变化都在酝酿中,并已经局部发生。这些变化将促使人类对自身价值进行更多思考。

在信息社会里,产品更新换代很快,可能每隔十年就发生一次比较大的变化;在智能社会里,这种变化或许每年都要发生一次。在读书时计算机大学教授告诉我们,计算机下象棋不会打败人类,因为象棋有非常丰富的变化,只有人能掌握。但短短几年后,打败人类象棋冠军的软件就被开发了出来。我最初接触语音识别技术时,这种技术还很慢、很落后。人们告诉我,人工智能的普及是“下两辈子的事情”,这一代人不必浪费时间去学。然而随着神经网络和机器学习(neural network machine learning )出现,技术进步的速度远远超出他们的预期。

智能社会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快速的技术进步,在于软件有了自我学习的能力。很多年来,我们一直被教导:人是万物之灵。自然界的狮子、老虎虽然很凶猛,但人类可以使用工具。人工智能出现后,人们发现软件在于某方面可以比人类更“灵”。人类的大脑是用化学反应的速度来思考,机器是用光速来思考,而且机器的思考不受脑细胞数量和大脑生理结构的限制。

如果人工智能参与到人类社会中,可以构建更加复杂和庞大的系统。例如医疗体系,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未来可以会出现容纳上几百以至千万人同时看病的医疗系统。城市优化方面,自20世纪30年代钢筋水泥建造的摩天大楼在美国兴起后,100年来全球城市化都遵循类似的模式;人工智能建造的城市很可能截然不同,或许会有上亿人群生活在几百层的建筑中,就像科幻小说中描绘的那样。很多科幻场景已经成为现实,例如现在已经出现的智能合约,我们对会计师、律师和政府工作人员的需求将越来越少,只需要把合约签好传到网上,连纠纷都可以由机器来判定。那时候,每个人都只是系统里的一个点,而这个系统中是由人工智能来组织的。

《环球财经》:许多人担忧人工智能对就业和社会的冲击。霍金说:“人类无法知道,我们将无限地得到人工智能的帮助,还是被藐视并被边缘化,或者被它毁灭。我们担心聪明的机器将代替人类,并迅速消灭数以百万计的工作岗位。”您对这种担忧有何见解?

霍震宇:对人工智能的担忧从“计算机之父”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的时代就开始了。我上大学时读过一本书“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书中讲到,当一小部分人掌握了计算机,就会利用它来操控另外一大部分人。由于人类的基因中存在互相斗争的成分,在人工智能领域也会展开竞争,可能造成一些严重后果。例如战争的升级,对于很多小国家来说,建造几百万个战争机器人,比召集几百万军队容易得多。

除了技术失控,目前我最担心的其实是:下一代孩子还会去学习吗?超级电脑“沃森”(Watson)在问答游戏中早已赢了人类。在英国,Case Cruncher Alpha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取代许多律师工作,而且比律师的准确率更高。我曾开玩笑问一位律师朋友:你的小孩读法律,你同不同意他入行?还有外语,当机器可以实时提供完美的翻译服务,那么学习外语还有什么用处呢?银行也可以做到无人化,由人工智能大数据能来判断要不要发放贷款,如果由人来完成这项工作,可能总共只衡量五个指标,现时我所知道的人工智能大数据已能可以衡量1600多个指标,并且清楚地知道钱款的流向,这都是它比人类优越的地方。

在我读书的年代,年轻人毕业后很容易进入社会。现在融入社会对于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很难,不仅在中国,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是一样。二战后在香港,只要会英语就能找到工作,大学毕业就被认为很了不起。现在,随着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名校博士找工作也不容易。现在年轻人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忧郁症患者,他们找不到人生的价值。在日本,有100多万人把自己锁在家里不出门,英国也有类似的现象。年轻人在社会上经历很多失败的尝试后变得麻木,不再主动做事情,这很令人担心。

格力电器的董事长董明珠说,到2020年,格力可以全面实现无人化生产。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我听后却心里发凉。冰箱、空调等服务于人的产品,现在也不需要人来生产了。不要忘了社会是循环的,正如美国的福特(1863~1947)曾说:“要生产车的工人也能买得起他们生产的汽车。”如果自动化造成工人失业,造成人的生产力的丧失,那就切断了社会的循环,这是很可怕的事情。这种现象在全世界引起了许多忧虑,最近我看到一则来自阿根廷的报道,一个女人带着孩子面对农田,自己却处于饥馑之中,因为她的田被大企业收购了,而大企业不需要雇用工人,都是由机器来操作;生产出的玉米、黄豆销售到中国,比中国黑龙江产的还便宜。这就是机器影响人类的一个例子,不仅让当地人失去工作,负面影响甚至波及中国。

有一个智库预测说,到2030年,随着人工智能的普及,香港80%的人会失业。我无意去判断预测的对错,这个问题只能依赖政府进行平衡。但政府转变的速度能否赶上科技发展的速度?政府是很庞大的,改变政策需要一定的时间。令人担心的是,人工智能的科技发展是几何性速度,人类机构的演变是线性增长速度. 不同的机构会有不同的吸收应用人工智能的速度,可能造成社会发展的失衡。

 

《环球财经》:很多有影响力的国内外人士提出,人工智能未来发展可能脱离人类的掌控,乃至威胁人类的生存。您是否也有这种担心?

霍震宇:人工智能出现之后,从早期狭窄的应用发展至有取代人类的全面性之势,就有很多人提出:如何分辨机器和人类?或许有一天,机器能通过图灵测试,按照人类的方式回答所有问题,能够模仿人的一切,它虽然不是生物,但拥有所有生物的本能。人们称之为技术奇点(Singularity),即人工智能超过人类的智力极限,机器和人类变得难以分辨。业界很有影响力的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曾预测,到2028或2029年,人工智能就可以达到技术奇点。最近,他又把这个时间推迟到了2045年,那并不是一个很遥远的未来。

这让我想起年少时看过的一部科幻小说:英国天文学家Fred Hoyle6(1915~2001)写的《黑云》(the black cloud)。在这部小说里,一片黑云挡在太阳和地球之间,并且慢慢学会了人类的语言。黑云说自己已经活了几百万年,从一个星系旅行到另一个星系,只为了寻找一块比它更有智慧的云。所以说,智慧不一定以DNA为支撑,而是一种宇宙现象。从这种意义来看,“人工智能”这个名词是不准确的,不是人创造了智慧,智慧本来就存在于宇宙中。

神经网络模仿了人的大脑,人类并没有教它怎么想,是机器自己建立连接,自己去学习。机器的思维跟人类的思维可能是不一样的。机器人下棋赢了人类,它用的是人类的思维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人工智能可以调用无限的数据、无限的速度来处理知识,很快就把全世界各种语言的书看完了。AlphaGo从不懂下棋到打赢世界冠军,AlphaGo Zero只用了三天无人类的参与、只是自己学习,就打败了AlphaGo,而人类培养一个人才则需要漫长时间。人类会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一旦人工智能有了自我增长的能力,可能脱离人类的掌控。如果人工智能开始大量自我复制和增长,首先面临的就是能源问题。要维持一个复杂而准确的庞大系统,需要大量的能源。例如把一块黄金锁在保险箱里100年,几乎没有任何消耗;但如果将一枚比特币保存100年,则需要大量电力。核电对于人工智能而言是个理想选择,但有可能给人类带来辐射和危害。

在未来科技进步中,人工智能只是一方面,还有生物工程、量子计算等。人们说,量子计算机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力会大过从打算盘到计算机的变化,这简直不可想象。如果量子计算机加上人工智能,将是什么样的世界?如果再加上生物工程,让人工智能来创造新的生命,在这样的世界里,人类的位置是什么呢?因此,比起让一小部分人发财,我认为人工智能更重要的影响是:驱使人类反思自我的价值来引导未来发展方向。 

人的意义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环球财经》:您认为人类应该如何寻找自己的价值?在可预见的未来,面对各方面条件都更加优越的人工智能,人类是否还保有一些难以被入侵的领域?

霍震宇:我觉得人工智能可能会造成人类发展的一次分叉,一小部分人可以暂时跟上人工智能的脚步,大部分人可能会走另一条路。至少现在我们这一代人还是“人类”,我们的神经系统有可以承受的极限,遵循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人的意义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人与物的关系。例如中国人讲究“叶落归根”,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不是财富,而是灵魂有根。

我们在教育下一代时,也应该营造人性化的环境。让孩子们在人类的环境中,在父母师友的爱中学习成长,而不是只是在机器的陪伴中长大,要让小孩子经历大自然的环境培育。人性和计算机是有差别的,人类不能把所有智识和技术放在计算机存储器上,不能依赖计算机去保存所有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一定要保留人传人的方式。印度的梵文经书经历几千年的传承,都是依靠口口相传,并没有把经书写下来,因为他们认为写下来反而容易忘记。学习知识也是一样,孩子要有父母师友的爱,建立自己的思维,才会更好地学习。靠机器灌输,会缺乏学习的动力。

谈到人工智能难以涉足的人类领域,我想到了一个真实而美丽的故事。20世纪初,出身贫寒的印度天才小子拉马努金(Srinivasa Ramanujan,1887~1920)自幼就能依靠直觉获得数学公式的答案,解决了许多几百年无人能解的数学难题,创作了很多无人想出的高深的数学公式。他在悟境中获得答案之后,才慢慢地找出公式的证明,唯有英国剑桥著名数学家哈代(Godfrey Harold Hardy,1877~1947)相信他,愿意发掘他的潜力。后来拉马努金英年早逝,哈代动情说到,他与拉马努金共同工作的几年,是其他数学家毕生得不到的宝贵财富。我想,或许只有这种天才和相惜是人工智能无法获得、与人类比肩的。

中国制胜的关键在于制度优势

《环球财经》:如您所言,如果只有一小部分人跟上了人工智能的脚步,大部分人被甩在后面,那么,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是否会进一步加大?是否会加剧已经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霍震宇:现实已经是如此。非政府发展和救助组织乐施会今年1月22日发布“2017年度财富不均调查报告”,显示去年全球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据其描述,全球财富链最顶端八个人的财富总值等于最底端37亿人合计拥有的财富,在前两年的报道中,这个数字是62人。是这八人比37亿人更聪明吗?我认为不是。这样的财富集中速度后面,很有可能就是极少数人获得人工智能的帮助而超越他人的结果。举个简单的例子,你以为你买卖股票的对手是人吗?不是,早已有机器的参与了。

现在各国领导人的责任非常重大,他们需要深入思考人工智能给社会带来的深层次问题,需要考虑到这样的社会是否可以持续发展的问题。最好的选择是各国能够联合起来,共同应对,就像在核武器问题上所做的。不过,按照历史规律来看,人类总是要先付出代价,才能坐下来谈判。

 

《环球财经》:美国政治学者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近日在《时代》杂志发表文章,将人工智能领域比作上世纪美国和苏联的“太空竞赛”。文章认为,人工智能技术要取得突破性进展,可能需要大规模投入和强烈的国家意志,“需要像曾经投资曼哈顿计划或登月计划那样投资于人工智能”。但目前美国在该领域的创新主要由硅谷高科技企业承担。与之相比,中国在政府层面给与人工智能行业许多支持。因此他认为,在人工智能领域,中国将有更大的胜率。您如何评价这一观点?

霍震宇:普京说,“谁能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者,就可能主宰这个世界”。马斯克10(Elon Musk)说,“各国对人工智能统治权的争夺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我认为胜负的关键并不在此,人类的生存还是毁灭,最终会超越国与国之间竞争的问题。而那个能带领全人类共同去寻找“什么是最有意义”的,才是胜者。

从技术上说,美国虽然在人工智能上具有先发优势,但中国的人才优势也极为明显。近年来中国出现了“科技井喷”的现象,科技人才仿佛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这并不是偶然现象。你完全想象不到中国有多少人在学计算机。当然,我希望国人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效应而去学计算机,也希望有更多人去学习、研究计算机深层次的东西。

从制度上来说,资本主义制度不具备优越性。目前来看美国越走越困难,欧洲也是一样。资本以利益最大化为己任,“八人现象”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西方政府能做的只是抽税,但现在他们的税基已经出了问题,更何况,人工智能赚钱的速度远远超过政府用税收来平衡社会的速度。相比之下,中国拥有制度优势,美国的两党更替只是形式上的“纠错”,内核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而中国共产党却是在自我更新、自我检讨中实现螺旋式上升。中国共产党的目标,对内建设小康社会,对外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人类前所未有的伟大宏愿,在这样的执政理念下,可以与时俱进、优化制度,强有力的的领导班子精准调配资源,引领未来科技成果真正服务于人类,才可能避免人工智能从服务于极少数人到人类未来可能被人工智能所裹挟的严峻后果。

从领导人来看,美国现任领导人所追求的是“美国利益”,并不是“美国人民的利益”。他无力从根本上消除美国社会现存的问题。二战结束后的美国是据有道德制高点的,但是如今的美国已经丢失了这个制高点,成为麻烦制造者,随之而来的就是“同盟”的解体,离心离德。欧洲已经表现得很明显,连表面上“最听话”的日本,其所求的也不过是自身的独立与复兴。

中国现任领导人上过山,下过乡,扎根基层,了解人民疾苦,对当今社会“深层次结构转变”有着清醒的认识。诚然,中国有自己的问题,但我认为,这些问题只是过渡性的。

我想跟你们再演算一遍我已经演算过N遍的一个推论:在房价畸高、寸土寸金的香港,很多人为争取立锥之地而含辛茹苦。但是,在这片800万人口、1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如果给每人25平方米,按3.5的容积率计算,你知道会用去香港多少土地吗?仅仅是7.42%。这个结果听上去难以置信,却是事实。这说明,平衡的“美好生活”是可以实现的,不能实现的原因,不是因为“资源不足”,而是其中总有人不满足于“工蜂”的角色,总想当“蜂王”,挤占更多的资源。

在中国文化深处蕴含着平衡的智慧,智慧和聪明的区别在于,智慧的人会考虑整个循环系统,而耍小聪明的人只知道“零和博弈”。中国的这种平衡文化在智能时代可以发挥很大作用,帮助我们找到高科技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规避人工智能对人类的异化风险,造就实现人类价值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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