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6年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一年多以来,中美关系总体态势依然保持相对稳定。然而,也出现了一些比较严重的突发问题。例如,特朗普上任后与蔡英文通电话,让外界对美国能否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产生怀疑,但白宫马上进行了修正。还有贸易领域,一些迹象显示中美贸易战即将拉开帷幕,但从最近习总书记和特朗普的通话来看,双方都表现出大局为重的积极态度。目前中美关系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美国国内政治乱局、强硬派掌控美国国家安全政策、中期选举可能再打“中国牌”、台湾问题重要性上升等因素,构成了两国关系的主要风险来源。中美依然存在许多相互依赖的领域,很多因素制约两国走向全面冲突和对抗。面对可能的风险,中国应保持国家领导人已经展现的战略定力。学者和研究机构也应学习贯彻习总书记的战略思想,将美国研究做深、做远,为中美关系长远发展贡献新的学术智慧。 

 

中美关系的结构性改变不断深化

【世界战略格局已在发生深刻改变,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集体性崛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实力对比日趋均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体系塑造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然而,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并没有做好应对这种变化的心理准备】

 

中美关系正在发生结构性变化。一方面,世界战略格局已在发生深刻改变,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集体性崛起。这个进程很早之前就已经开始,可以追溯到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第三世界崛起。直到现在,这个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仍在继续,而且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实力对比日趋均衡,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体系塑造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这一趋势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还体现在全球治理方面,发展中国家对于全球治理方式的主张,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影响力相对在下降。然而,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并没有做好应对这种变化的心理准备。

另一方面,中美关系的内涵和外延也在发生变化。从1972年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握手,1979年建立外交关系,直至冷战结束,中美关系实质上是中-美-苏大三角制衡关系的一部分。中国改革开放并加入全球化体系后,在相当一段长的时间内,跟美国处于不同的发展台阶上。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资金、技术和一些先进的管理理念;中国为美国提供的是相对低端的加工贸易。受益于全球化的发展,中美形成了经济上的互补关系。

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内涵与外延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与调整。近年来,美国对外投资呈现整体下降的趋势,中国的对外投资则不断上升。在国内消费领域,中国也改变了过去内需不足的局面,根据最新预测,201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可能将首次赶上或超过美国。从产业结构上看,中国已经从过去的来料加工为主,转向中高端制造业,在高铁、大飞机、重型机械、部分IT技术等领域实现了弯道超车。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更加积极的理念。2017年习总书记在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跟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全球化的言论形成鲜明反差。在经济层面,中美从互补关系向更平等的方向发展;在政治层面,中国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更多的建设性意见;在安全层面,美国在朝核、伊核、反恐等领域遭遇很多难题,需要中国介入。

 

 

“选秀政治”阻碍美国作出正确决策

【“选秀政治”追求一时的“好听”,但不能真正立足于民。坦率来讲,就是政治家们对选举政治的私利依然超越其本该适度坚持的“公利”与“公益”】

 

面对中美关系的结构性变化,中国领导人表现出了高屋建瓴的战略远见和着眼大局的战略定力,与时俱进,形成了全面和客观的对外政策理念。但美国在许多问题上依然固守传统思维,这不是特朗普的个人性格决定的,而是因为美国的国力与国家治理体系出现问题,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加大。在反恐战争、中东政策、贸易政策等领域,美国表现出战略上的茫然,很难把握其对外政策的主体思路。面对中国,美国的态度也很矛盾。一方面,美国似乎把中国视为一个全领域的挑战者,包括在意识形态领域,也试图对中国进行更具主动性的压制;但另一方面,美国又不得不承认,许多问题上需要跟中国合作,对华关系全面破局对其未必有利。

这种矛盾态度导致美国没能把握许多问题的症结。例如,2017年11月28日,美国商务部启动针对中国合金铝板的“双反”调查,这是25年来美国商务部首次发起类似调查。然而,中国合金铝板其实并非美国实业界关注的重点问题,这一调查实际上是政策和实际脱节的体现,只是反映了一种情绪,并没有维护真正的利益。还有中国企业跨境收购遭遇阻碍,2018年1月,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以国家安全为由否决了蚂蚁金服在美国的收购。但阿里是一家国际化公司,其股权结构相当一部分并不属于中国人,美国方面的决定是缺乏合理性的。

有人将现在的美国政治比作音乐选秀节目《美国好声音》。政治家们就像选秀歌手一样,你方唱罢我登场,试图吸引选民的短期注意;选民不再关心深刻的政治议题,而是陷入集体性的盲动情绪;国家政策呈现出一种“乱政”局面。

美国选民对许多重要政治议题缺乏深入思考。例如减税,此举看似企业和公民集体受益,但让我们静下心来分析,什么类型的企业将从美国减税中受益?减税政策能否执行到位?会不会造成新的债务负担?美国减税计划公布后,欧洲最大五个经济体的财长联名致信美国白宫与财长姆努钦,对税改提出反对意见,指出个别条款会严重干扰国际贸易。因为在全球化体系下,很难界定哪些公司是“美国公司”,所以美国税改不仅影响国内公司,也会影响许多国际化企业,进而扰乱国际贸易规则和欧洲的税收制度。

尽管还有这么多问题没考虑清楚,美国国内对税改还是一片欢呼。这就是“选秀政治”的一个特色,政治家和政府部门追求一时的“好听”,但不能真正立足于民。坦率来讲,就是政治家们对选举政治的私利依然超越其本该适度坚持的“公利”与“公益”。政治选秀化的另一个特色就是热衷于挖掘低级话题,例如性丑闻。一个国家的治理过程越来越不讲规矩,这是非常危险的现象。

 

 

美国“乱政”或将愈演愈烈

【美国国家安全政策有确定性,但会给全球带来风险;经济政策上美国政治家有共同的认识,但没有方向感,甚至在逆向行走;社会政策上,美国的内部分歧会越来越大】

 

在美国国内众多“乱政”中,也存在政治力量相对比较集中的一些领域。首先是国家安全领域,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比较稳定,一直以强硬派为代表。由于美国人普遍感受到国家实力的下降,在国家安全领域采取强硬态度,对于政治家而言是比较方便的。但美国国内乱政中这个难得的“确定性”,对于国际社会却是危险的。

现在,特朗普政府的强硬对外政策遍地开花。在朝核问题上,美国方面不断施压,最近还召集一些当年朝鲜战争“联合国军”出兵国参加朝核问题会议。朝韩双方以平昌冬奥会为契机,原本要改善关系,美国却故意加上一把火。在中东,美国也有类似举动。“伊斯兰国”遭受重创后,叙利亚问题已经出现降温趋势。美国却突然宣布要践行特特朗普竞选承诺,即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让中东局势的混乱风险再次升高。

除安全政策外,美国另一个相对确定的政策领域是经济方面。特朗普和他的经济团队尽管存在一些不同理念,但他们都认为要把美国利益放在优先地位去考虑。因此,美国推进保护主义经济政策的确定性在增强,这跟世界的整体趋势是相反的。尽管遭受一些挫折,但各国的共识依然是全球化进程应继续推进,并进入新一轮的调整期。不过,美国似乎认为在前一阶段的全球化发展过程中,自身获益不多,而承担的义务太大。为了改变这种局面,美国国内提出两种途径:一是通过积极介入新一轮的全球化,重塑美国的领先地位,特朗普政府强硬的对外政策也有这方面的考虑;二是在自身产业发展中实行保护主义,过分强调美国优先。特朗普上任后推出的很多政策代表了美国社会的一些普遍性看法。

然而,从本质上来看,美国其实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美国政府忽视这个事实,根据民众情绪化的主张来制定政策,或将给美国经济造成严重后果。现在美国的经济数据虽然不错,但不能简单归功于特朗普的政策。自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过调整,渐进式复苏进程早已开始,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使然。

一些美国人将特朗普与里根相提并论,他们的政策的确有相似之处。但这二人存在巨大差别。里根担任美国总统时期,对盟国之间的利益共享和理念共享十分重视。里根经济学与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政策存在许多共性,与当时的日本虽然存在竞争,但在经济理念上是协调的,借此形成了一个国家治理理念的同盟。但特朗普的政治理念并没有得到其他发达国家的认同,甚至跟欧洲的一体化发展理念相背离。

在里根和克林顿的时代,美国的国门始终是开放的。信息化技术起源自美国,能够在很短时间内迅猛发展,跟全球化密不可分。现在,尽管美国在许多科学技术领域依然居于领先地位,但如果这些技术不能走出国门,就难以产业化,发展就会受阻。带有歧视性的移民政策也会阻碍美国的技术进步。特朗普希望只接受那些既遵从美国的价值观念、又有专业技术的移民,但人才的评判从来就没有固定的标准。据媒体报道,特朗普最近在一次白宫会议中使用了非常粗暴的词汇来形容非洲国家。尽管白宫官员进行了辩解,但美国政治精英对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居高临下的思维反映到移民政策上,就是要在全球人才竞争中“关门”的体现。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经济的未来很难一帆风顺。

总体而言,美国国家安全政策有确定性,但会给全球带来风险;经济政策上美国政治家有共同的认识,但没有方向感,甚至在逆向行走;社会政策上,我认为美国的内部分歧会越来越大。现在的美国,权力和价值观分散,没有一种政治理念能够将人们整合起来。因此,当前的乱政或许只是一个开始,未来美国有可能出现更加混乱的局面。

 

 

2018年美国中期选举很可能再打“中国牌”

【选举议题越鲜明,对于争夺选票越有利。现在,美国政治一个很鲜明的议题就是中国。可以预料,2018年中期选举对中美关系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在2017年12月举行的亚拉巴马州参议员补选中,民主党候选人道格·琼斯(Doug Jones)获胜,成为该州25年来第一位当选联邦参议员的民主党人。被视为共和党铁票仓的亚拉巴马州意外“变色”,引出关于2018年中期选举的两派论战:一派认为民主党将借中期选举重新占领国会,让特朗普成为“跛脚鸭总统”;另一派则认为,减税计划的推行和美国经济回暖将帮助共和党守住两院多数。

2018年的前10个月将是本次中期选举比较关键的时期,决定选举结果的重要因素,就是特朗普的减税政策落地之后,美国选民的“获得感”如何。表面的经济数字和民意调查跟选民真正的获得感是有差异的,这也是当前美国政治研究最大的问题:难以根据民调、经济和社会数据来推测选举结果。

美国两党必然会围绕政策鲜明的领域展开选战。根据选举理论,应尽量回避不确定的“灰色区域”,如果就模糊性问题谈得太多,容易给对手送分;选举议题越鲜明,对于争夺选票越有利。现在,美国政治一个很鲜明的议题就是中国。在美国选民眼里,中国给美国造成的压力很大。美国市场到处是产自中国的商品,中国游客是美国入境外国游客中消费最大的群体。例如,2016年美国黄石公园庆祝一百周年纪念日时,当地人在社交网站上发布的照片并没有聚焦于景色,而是将镜头对准中国旅游团,从中可以看出美国人的心理状态。此类对于“中国压力”的炒作,与民粹主义思潮结合在一起,有可能诱发一些极端情绪。而两党选举团队也很可能将中国议题放大,因为这是一个比较鲜明的议题,而其他灰色议题操作起来难度太大。可以预料,2018年中期选举对中美关系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美国将向多元化发展还是转向民粹主义,这个问题需要很长时间来验证。美国的民粹主义与其独特的社会结构有关,它其实是一个宗教色彩非常浓厚的国家。尽管表面上宗教对社会治理的影响力受到法律的约束,但美国从殖民地时代开始,自治体的社会整合都是靠宗教维系的。美国的Militia——有人将之翻译成民兵或民团,是一种武装起来的民间组织。从这种民间军事武装的强大实力,可以看出在同一宗教价值体系内的美国人有很深的抱团心理,捍卫自身利益的动力也很强烈。他们会积极参与政治投票,并推动地方立法进程,用法律武器与新移民对抗。

与之相比,新移民进入美国社会后往往采取守势,不愿轻易冲出自己的文化圈,去挑战强大的、武装起来的旧有势力。尽管社会多元化代表了一种发展前景,也有许多政治家响应新移民的呼声,但这部分选民的行动力相对较弱。2018年中期选举后,美国政治的民粹主义倾向是否会加剧,这是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

 

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将上升

【对于台湾问题,我们要有战略自信。尽管美国是这个问题的始作俑者,但两岸关系的发展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在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中国牌”里,台湾问题是其中之一。回顾历史,台湾问题之所以出现,美国是始作俑者。我认为未来这个问题在中美战略关系中的重要性会上升。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现在,两岸民众对统一的理解更加务实。从民意调查来看,台湾民众对大陆崛起的认同感越来越强,对于从大陆发展的机遇当中获利的实际考虑也越来越多。例如,许多台湾家长愿意把子女送到大陆来学习、就业。随着大陆经济继续发展,两岸民心相通将得到进一步促进,统一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方向。

但从美国的角度考虑,两岸和平统一进程的推进,令其开始担忧自身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利益。现在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部署,依然建立在岛链思维的基础上。因此美国人担心,如果两岸统一进程继续发展,美国在第一岛链的部署就有断裂的风险。美国希望利用台湾问题,对中国大陆的发展形成牵制。

美国国内政治气氛也在为台湾问题推波助澜。除了传统亲台势力外,部分美国建制派战略界人士将对特朗普的不满迁怒到中国头上,认为特朗普在国际舞台的“失分”给中国制造了更多机会。因此,美国思想界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一些原本相对客观的智库学者、产业界和政界人士,因为对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不满,开始主张牵制中国。这部分人也支持美国就台湾问题向中国施压,使得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复杂性和严重性都在上升。

除此之外,台湾民进党当局也感受到大陆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以及岛内民众对其施政的不满情绪。为了跳出困境,他们采取了靠近美国、充当战略棋子的策略,希望能从大陆和美国的博弈中受益,甚至制造一些事端,这提高了台湾问题的风险。2017年是两岸恢复交流30周年,30年来,两岸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质的变化,台湾相对于大陆的力量不断缩小。这种变化不仅发生在经济领域,也发生在思想文化领域。对于台湾问题,我们要有战略自信。尽管美国是这个问题的始作俑者,但两岸关系的发展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

 

 

研究机构应做好中美关系的战略预警

【研究者需要自我革新和深化,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体系不仅告诉我们大国关系的要点,更为我们指出了战略思维的逻辑和方法论】

 

尽管中美战略合作存在许多风险因素,但双方依然存在许多相互依赖的领域,全球化框架仍需把中美关系纳入其中,许多因素制约中美关系走向对立或正面冲突。因此,中国应处变不惊,坚持习总书记的战略预见、战略定力和战略谋划。我认为习总书记把握住了对美政策的整体发展方向,我们应认真学习他在中美关系上的战略思想,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来思考大国关系。

另一方面,对于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的问题,我们要做好战略预警,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在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美国一直是研究的重点,许多学者和研究机构做出了很多突出贡献。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对美国的调查研究做的还不够。一是对美国社会变化的历史脉络研究不够,国内学者对特朗普这个人谈了很多,从历史演变趋势谈的比较少;二是眼光不够长远,战略预警需要我们看到未来的发展,但现在中长期战略趋势评估是我们研究的弱点和软肋,这需要哲学的思维、具体的技术手段,以及大量的田野调查;三是对一些概念的复杂性分析不够,许多概念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有不同的含义,例如民粹主义,美国和欧洲的民粹主义其实有很大区别,不能笼统而论,要结合社会结构进行分析。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将研究局限在中美之间,还应关注美俄、美欧,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发展。

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研究者需要自我革新和深化,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思想体系不仅告诉我们大国关系的要点,更为我们指出了战略思维的逻辑和方法论。长期以来,我国的国际问题研究领域看上去很“热闹”,在媒体上侃侃其谈的人很多,但踏踏实实搞田野调查、认认真真做数据分析的人少。这造成国内舆论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摇摆不定,两国关系进展顺利时就一片赞歌,一旦出现问题,很多人感到惊慌失措。经常有人说美国不了解中国,但反过头来看,中国人对美国的研究也存在很多不足。如何将美国研究做深、做远,是我们这些研究者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对美研究界确实应在新时代加强调查研究的功底。

【来源】

       本文刊发于《环球财经》2018年2-3月“战略2018”合刊,文章原标题:《中美关系:在危机管控中保持战略定力》/作者:杨明杰,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所长、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CACDA)理事、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中国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现代国家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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