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长在线”安倍晋三渴望重新定义

在只有五岁时，面对岸信介家门外高喊口号的30万示威群众，安倍晋三的哥哥马上就对可能继承的家族政治事业的价值产生了深刻怀疑，安倍晋三则记住了外祖父岸信介轻松的笑容。强大的承压力，在那时就已经变成安倍晋三政治素养的一部分。多年以后，在宣扬自己的政治蓝图——《致美丽的国家》时，他就直接引用了岸信介的口号“做一个战斗的政治家”。

而今，这位曾拥有痛苦的首相任期的政治家，正不断创造着日本首相的任期记录。2019年2月的自民党高层聚会上，来自二阶俊博2派的林干雄甚至突然在席间抛出问题：“安倍首相继续担任第四任总裁也不是不可能吧？”当时，包括安倍晋三、岸田文雄、野田圣子在内的自民党高层均在席间，但没有人做出反应。只是几天后，在接受其是否会继续竞选总裁的国会质询时，安倍晋三才轻描淡写地说道：“自民党的事情应该由自民党去充分讨论。”

自从安倍晋三在2012年底重新当选首相后，日本迎来了罕见的长期政权。自民党更是特意为安倍晋三修改党章，将党总裁任期延长为“三届九年”，这意味着安倍晋三至少到2021年之前都会一直担任自民党总裁和日本首相，而自民党内很多实权派政治家甚至已经喊出了“安倍之后还是安倍”的口号。至少他们也认为，安倍晋三的执政成绩是合格的。

对棘手问题的解决首先引人关注。例如，他在美国与中国进行激烈竞争和复杂地缘政治博弈的背景下，竟然同时参与了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完成了和中国的关系修复，他并没有让日本企业在两个市场中去做出痛苦的选择。过去几年，他先是主动邀请中国政府高层参观松下、佳能和丰田等日本公司，随后在访华期间和中国领导人共同宣布了总金额超过180亿美元的500多项双边合作协议，这让日本在不知不觉间就重新成了和中国联系最密切的发达国家之一。

到2017年——尽管那时中日关系还没有全面缓和，日本在华投资企业数已经达到3.2万家，总投资额超过1170亿美元，大型上市公司海外利润中至少有17%都来自中国市场。朝日、优衣库和小林制药都在中国市场获得了很高评价，消费品公司花王最近还推出了专门针对中国用户的纸尿裤产品，1977年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日本公司宫越则成了中国著名的房地产公司，在告别最初的卡带生产后，该公司目前的全部利润都来自于中国。

比这些都更重要的是，安倍晋三开始系统性地修正以技术官僚为主的发展模式，他要在其中加上政治家的角色。如果成功，这将是日本国家运转模式自二战后开始经历的最大变革。

通产省奇迹

在日本的政府系统中，和高度变动的政务官不同，事务官的配置极为稳定。政务官走马灯似的轮换虽然不利于其与事务官之间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但也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任何事务官都不会为了迎合政务官的喜好而随意改变既定计划，日本的经济政策因此具有惊人的稳定性，其经济发展也具有高度的计划性，很多政务官的首要职责都是为实施事务官制订的计划赢得合法性，他们愿意放任事务官释放天分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在日本，产业政策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早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就意识到传统的自由政策无法帮助日本企业战胜西方企业，于是他们对引进的西方技术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结果，棉花产业在20年内就成为日本主要的出口产业，进口产品几乎全部败退；同一时期，日本政府大力支持三菱商社，成功帮助其成为足够和西方海运企业相抗衡的航运公司。

日本强大起来后，尽管通产省中年轻的技术官僚狂热地迷信他们制订计划、展望未来和甄别引进先进技术的能力，但他们并未盲目乐观到打算独自完成工作。他们不断和企业研发人员以及大学教师深入交流，以储备先进技术方面的知识和良好的大局观。60年代，这些工作的价值开始显现，当时美国的官员和企业高管与日本官员谈判时会感觉非常不自在，因为日本官员的知识储备实在太惊人了，他们总会互相问：“这些日本人怎么会知道这么多？”

通产省的诸多工作中，一个广受赞誉的重要内容就是对未来技术趋势的预测。上世纪60~70年代，通产省对诸如能源消耗、客车市场、家用电器需求和材料变革的预测相当精准。例如，日本企业早在1975年就提出了“机电一体化”的概念；但其实，早在1971年，日本政府就在报告中提出，应该在某些特定机械业和电子业中实现“融合”，“并使之系统化”，日本今天在机器人制造、精密数控机床和弹性制造系统方面积累的优势正是源于这些远见。

后来，随着生产范式改变和可靠数据难以获得，通产省的技术预测能力出现下滑，但他们仍对日本迈过能源危机这样的至暗时刻做出了重要贡献，因为他们很好地把新生产范式的特征和潜力传递给社会，让企业把重心放在推动现有模式转型的新技术上。日本确实比美国企业更晚意识到信息革命的影响，但日本政府组织的技术预测让人相信新技术的前景，日本后来在相关产品和工艺上的投资也确实超过了经合组织各成员国。而且，日本早在1982年就开始推动电信网络和宽带服务的融合，差不多20年后，“三网合一”的概念才得到重视。

每种模式都有自己的短板。在日本，事务官长期的杰出表现导致首相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角色被持续淡化，战后大部分日本首相都很难提出系统的国家经济战略，甚至在对外关系上极度嚣张、在政治上相当强势的小泉纯一郎6，在经济领域的全部工作也止步于邮政改革。

公平地讲，日本社会即便在经济低谷中也没有停止进化。它的基尼系数仍然很低，应届生就业率常年维持在90%以上，社会公平度和国民幸福感都不差，全球好感度也在持续提升，大部分优势行业的竞争力都得以维持。从宫崎骏7的《千与千寻》到日本对资产炒作的抵制，对过度欲望和泡沫经济的反思贯穿了20年，日本社会因此比泡沫破灭前更加谨慎和务实了。

但问题是，所有这些都不能代替增长。日本的经济太萎靡了，“丧”文化这样的边缘文化几乎已经变成年轻人中的主流文化，包括原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8在内的日本高官都曾感叹，日本年轻人堕落了。

政治领导力缺失

经济学研究均衡，但经济学家不会告诉你均衡的改变如何发生。当经济陷入低水平均衡时，能重新启动增长的只有政治努力，可政治领导力偏偏是日本的短板。从1989年6月竹下登9离任首相算起，到安倍晋三2012年再度当选首相为止，日本在短短23年间经历了17位首相，期间只有三人任职时间超过两年，这意味着几乎不会有系统的政策得到落实。

畸形的领袖生态还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除了菅直人和野田佳彦，日本近年来的首相几乎全部来自政治世家，兄弟、父子、爷孙先后成为首相的案例越来越多，甚至连以抨击“权二代当政是民主的堕落”著称的鸠山由纪夫12也未能例外——他的祖父鸠山一郎13曾连续担任三届首相，是敢和东条英机分庭抗礼的硬汉政治家，他的父亲鸠山威一郎则是前外务大臣。

这也在侧面反映出，日本政治家在国家经济发展中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其实相当有限。事实也是如此，上世纪80年代，当日本经济让全球侧目时，日本政府也曾希望通过将“政府主导的经济振兴”打上日本标签，作为全新的理论框架推销给全世界。为此，他们邀请了当时全球最顶尖的经济学家来到日本。未料，这些经济学家经过长期研究给出的结论是，日本经验没什么独特之处，“只是在正确的时间做了符合经济规律的正确事情”，如此而已。

日本并非没有资源推动增长引擎的重新发动。这里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出色的制造业工程师、管理者和工人。日本到上世纪70年代拥有的工程专业毕业生超过了美国，1977年电子工程专业毕业生数量竟然是美国的三倍和英国的四倍，而当时日本人口只有美国的一半。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些人了解技术变革的影响和问题，而且倾向于从整体上考虑产品与流程，能在提升产量的同时不断追求产品质量的持续提高。来到日本的西方管理者都发现，这里的工人和西方工人有非常大的不同，他们能经常对很多技术以外的流程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但启动引擎需要钥匙，这就是历史为安倍晋三提供的舞台。和所有首相不同，安倍晋三从金融着眼，最终提出了将社会经济各方面连接起来的系统性政策。这在美国历史上司空见惯，罗斯福、里根、克林顿都拥有以他们名字命名的经济政策集合，罗斯福经济学和里根经济学尤其受到后世的推崇。但在日本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有首相推出以本人名字为代表的政策集。

更重要的是，第二次出任首相的安倍晋三明显更加成熟，他和菅义伟、麻生太郎的组合非常稳健，内阁也再没有出现系统性的丑闻。过去七年，通过不断的政治运作，安倍晋三已经推动一系列政策相继落地。从目前来看，尽管增长依旧疲软，但日经指数已有明显升幅，让女性参与劳动更受到各界称赞。能以固定搭档连续赢得竞选，都足以证明政策正获得认可。

安倍的舞台

安倍晋三的政治理想几乎全部来自两位先人。岸信介组织的著名政治团体“日本重建同盟”就以“修改宪法、健全作为独立国家的体制”作为政治纲领，他在首相岁月中也一直在推动《美日安保条约》的重新签订，不但为此动用黑社会势力，甚至在遭遇暗杀时也未曾退步；与之相比，佐藤荣作18的经济政策则更有成效，在他的任内，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相继超过英国、法国和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二号强国，缔造了著名的“昭和元禄”。

在两次出任首相之间的五年里，安倍晋三“以佐藤荣作为施政偶像、以岸信介为精神导师”的选择越发明显。那段时间里，他对2006年提出的经济政策进行了系统性修正，他几乎完全放弃了“削减财政支出、缩小公共投资、缓和管制以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张，改为以“大胆的金融政策、机动的财政政策和提振民间投资的成长战略”为特征的“安倍经济学”。

过去几年，安倍晋三推动“安倍经济学”进行了很多超越“左”“右”之分的尝试。他为了让日本央行配合量化宽松政策，强硬修改《日本银行法》并部分剥夺了日本央行的独立性，通过任命黑田东彦19为行长使日本央行重新变成中央金融政策执行机构，这在全球范围内都引起了广泛议论；尽管经济学家克鲁格曼一再提醒应该暂缓提升消费税，安倍晋三还是先后两次将消费税税率从5%提高到了10%以支撑更积极的财政政策；此外，他以极大力度将女性推向职场，但同时承诺为女性提供长达三年的产假，更在2013年时要求日本三大商业协会为每家企业委任至少一名女性高管——只是没有企业真正这样做过；同样在2013年，尽管面临着农协和医师会的强烈反对，日本还是在最后时刻加入了跨太平洋伙伴协定（TPP）。

安倍的很多政策都有深远的历史渊源。例如，1997年的《日本银行法》颁布之前，日本央行一直是为中央政府的金融政策提供服务的，安倍不过是让一切归位；他的父亲安倍晋太郎是提高消费税政策的拥护者，因为消费税的税基够大、容易征收且效果显著，对民众的实际影响也相对较小；早在1999年，提升女性就业就是高盛在分析日本经济时提出的“松井经济学”核心内容之一；变成正常国家更是日本历代政治家的夙愿，中曾根康弘20在自己的著作《我的政治信念》中就曾说道：“日本必须修改美国给予的和平宪法，这是我一贯的信念。”

作为日本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首相，安倍晋三的挑战在于他希望解决的问题太多。经济领域，他希望日本能从停滞泥沼中抽身，重新迈上经济增长的轨道；外交上，他希望能平衡中美，并推动“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区域外交以重塑大国形象；政治上，他希望推行道州制改革以赋予地方政府更大自主权，适度放宽移民限制以缓解劳动力危机，他还希望修改《宪法》《教育法》《民法》和《美日安保条例》，直至把日本变成一个真正的“正常国家”。

他注定无法解决那些困扰日本经济的深层次问题——低位徘徊的生育率、愈演愈烈的老龄化、规模惊人的公共债务和遥遥无期的通货紧缩。他事实上已经放弃了2%的通胀目标，也很难在现行美日关系框架下建成“正常国家”，更必须接受日本不再是亚洲中心的现实。

但只要能重新定义领袖在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哪怕上述难题只完成很小的一部分，他也将向自己的三位先辈——岸信介、佐藤荣作和安倍晋太郎一样，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本刊记者：刘洋）

参考资料：

1，《通向美丽之国》，安倍晋三，前卫出版社，2007；
2，《安倍晋三这个人》，陈宇峰，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
3，《世事年年见沧桑：东京旧事》，王墨，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
4，《战后日本经济史》，野口悠纪雄，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
5，《通产省与日本奇迹》，约翰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