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疫情的启示

COVID-19疫情的启示

COVID-19与SARS的间隔只有短短的17年。与2003年相比,2020年的武汉仍然出现了有关部门应急失措、公众恐慌等同样的状况。但必须承认,2020年的全国大防疫,无论是政府的动员能力还是企业的应急服务能力,都远非17年前可比。

空前强大的技术支持

最明显的改变是疫情当中体现出来的全局传染病风险沟通能力,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基于国家疾控系统公开披露数据,很多新闻门户及时推出了实时更新的全国疫情地图,让公众对全国疫情、省市疫情得到全面了解;

伴随疫情必然出现的谣言,通过自媒体海量广播,在第一时间被科学论断覆盖;

感染者行程查询功能,让旅行者可以随时追溯自己在旅行过程中可能遭遇感染的风险;

丁香医生、百度、春雨医生等陆续免费开放远程医疗咨询服务,居民做到小病慢病不去医院,大量节省了有限的医疗资源,并大大降低了医院发生聚集性感染肺炎的风险;

腾讯、百度等互联网巨头在短时间内开发出了针对社区、城市的疫情地理位置信息平台,让公众用最直观的方式了解病毒这个全民公敌和自己之间的距离,来指导自己是否要出门买菜。

得益于中国电子商务的迅速成长,与2003年相比,疫情当中物资供应的进步可以用“进化”来形容:顺丰、每日生鲜、美团、天猫、京东等商业供应平台,在疫情当中,快递小哥和外卖小哥加班加点,为居家办公自我隔离的居民源源不断地配送必要食品和生活用品,无疑对社会稳定起到了巨大的保障作用。

更加值得欣喜的是,在这场人与病毒的较量中,“中国算力”逐渐呈现出一种令人期待的能力:阿里云宣布,疫情期间,将向全球公共科研机构免费开放一切AI算力,以加速本次新型肺炎新药和疫苗研发、提供强大AI算力、支持病毒基因测序、新药研发、蛋白筛选等工作,帮助科研机构缩短研发周期。

应该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在2003年SARS疫情中总结的经验教训、知识、规范,在抗击COVID-19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不难看出,17年来在电信基础设施、互联网服务、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取得的成果,为我国抗击COVID-19提供了空前强大的技术支持。

国民寿命与健康管理中的痛点

但无法回避的是,本次疫情进一步暴露出了我们在国民寿命与健康管理当中存在的痛点。

第一,“病毒感染肺炎”类疾病的快速检查和诊断能力不足,为感染源的识别、定位、溯源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第二,数据断层问题导致传染路径研究数据链断裂,感染源相关的人脸识别等生物特征属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数据无法在全局层面有效关联。位置数据、手机信令、乘坐交通工具数据之间的数据断层,难以精准和快速锁定“传染源接触者”,回溯其行动路线,因此一方面可能造成传染源失控,接触人员无法充分、快速界定和通知。

第三,另一个极端是防疫当中出现的过度防御,影响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

第四,智能硬件在功能和性能方面均有不足,例如对于居家隔离的接触者的位置信息、健康信息的实时交互难以有效实施;各种非接触式体温检测,性能参差不齐,基于手机的软件智能应用难以弥补需要硬件提供的专业化、精细化特殊能力需求。

第五,个性化健康数据的采集和挖掘能力不足,缺少针对居民个人的健康风险画像,导致针对易感人群,特别是老年人的个性化传染病风险识别、风险预警服务缺失。

第六,紧急状态下公共卫生资源分配效率不高:包括医疗服务、药物发放、防护用品调配等,缺少高效能管理工具。其中包含全局性“公域”资源管理,也包括村镇、社区、厂矿、学校、养老院等“私域”资源管理。

第七,传染病防控期间,群众生活物资安全配送技术缺位:在常态送餐和快递服务之外,缺少可以减少人员直接接触和聚集的“树洞型”配送解决方案。

第八、国民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中,智能、精准、个性化的传染病风险管理服务缺位。面对疫情,居民缺少个体健康状态监测、个性化精准健康知识推送、健康风险预警和更具指导性的健康风险处置建议。

第九、中国国民寿命与健康管理的风险识别、风险监测、风险评估、风险预警、风险处置的数据化对策平台缺失,导致疫情初期,各级有关部门出台防疫对策指令与响应不及时。

对上述进步和痛点进行归因不难发现,对比2003年、2020年发生的两次疫情,中国表现的长足进步很大程度上是数据科技的进步。而我们目力所及的痛点,则对包含5G通信、对象时空轨迹跟踪、空间地理信息共享、大数据分析方法、区块链技术、人工智能算法等在内的信息化技术,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信息技术和应用该如何解决以上痛点问题?如何进一步提升公众的安全感、幸福感与获得感?如何进一步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如果把上述挑战聚焦到“健康与养老”这一重大而急迫的民生关切,那么我们的攻坚课题则更为清晰:如何实现中国国民寿命与健康的智能化管理?

寿命与健康管理成为国民“刚需”

众所周知,提高国民寿命与生命质量,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使命,也是绝大多数人全生命周期自我管理的目标。

从本次疫情的舆情分析很容易发现:大多数居民对实行“居家自我隔离”持拥护态度,并自觉遵守和主动维护这一规则。可见国民对于寿命和健康的需求,已经远远超出了“马上出门挣工资”满足当下温饱的需要。

分析上述现象,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粗放的结论:寿命与健康管理已经或者正在成为中国国民的“刚需”。公众对自身“寿命与健康”越来越关注,中国政府在大健康理念下基于全民的“国民平均寿命与健康”越来越重视,微观个体诉求目标契合了宏观政府治理使命,二者具有一致性。因此,基于个体个性化服务“私人寿命与健康管理机器人”和基于全民服务“国民寿命与健康管理平台”在不同层面满足了公众健康管理需求,分别通过微观层面优化和宏观层面指导对实现全民健康目标形成合力,相辅相成,效果倍增,达到 1 + 1 > 2 的效果。

社会治理层面,政府如何根据多态的复杂变量,如传染病、极端气候、经济景气度等,针对“国民寿命与健康”这一重要指标,基于高效和精准的数据分析,进行应急处置、直接干预、宏观调控。在防疫风险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如何精准地定位平衡点?

公众服务层面,居民如何获取基于自身的身体素质、年龄、生活习惯等因素,获得个性化、精准化的健康知识推送、健康建议、健康风险预警?例如:如果一位80岁老人两公里之外的医院出现某种流行病传染源,那么这位老人需要做点什么?

社会治理和公众服务这两种需求场景,是“国民寿命与健康管理”领域宏观全局化和微观个性化的两端需求,两端之间则分布着基层政府职能部门、医院、街道乡镇社区、产品供应商、服务提供商等社会角色的多种需求,所有的需求都指向一个管理目标——国民寿命的延长和生命质量的提升。

因此,建设满足中国社会宏观、中观、微观需求的“国民寿命与健康管理平台”,切实提升与国民寿命与健康相关的数据采集、数据传输、数据整合、数据挖掘及应用开发能力的国家级战略平台,已经成为重要而迫切的需要。

痛点解决方案

综上,笔者建议:

第一,打破数据孤岛,加快建设国家级“国民寿命与健康管理”数据交互平台,由央企承担数据资产管理和运营的职责。

第二,立项重点开发项目“中国国民寿命与健康管理模型”。

第三,央企承建“国民寿命与健康风险管理平台”,引入与国民寿命及健康相关的身体素质、心理健康、慢性病、传染病、意外、食物摄取、生活方式、经济收入、受教育程度、职业等多维度的风险源数据,利用算法通过数据挖掘进行归因分析,获得以上特征与国民寿命及健康的相关关系,为政府部门提供全局性国民寿命与健康风险管理智能化、数据化的决策提供定量研判支持。

第四,打破所有制边界,央企与高科技民企合作建设“国民寿命与健康管理应用生态平台”,充分整合数据、建模、算力、应用开发、用户资源,为健康、养老、医疗等相关产业提供服务工具应用,为14亿国民提供个性化、智能化的“寿命与健康管理机器人”。

 

本文作者:

张 川
本刊编委,中国大数据技术与应用联盟智库专家

李 伟
人民网舆情数据中心数据建模专家

本文刊发于《环球财经》杂志,《环球财经》杂志社保留对此文章的全部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