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波波夫：荣衰互鉴，看中俄通往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之路

在公元1500年之前，现在被称为西方强国的国家并没有比其他国家发达多少，所有国家的人均GDP大致相同。所有国家有着相近的预期寿命、消费总量以及读写能力，甚至公元7~10世纪的中国（唐朝时期），人均收入很可能比欧洲人高20%~30%。19世纪前，各国的人均GDP在500美元上下。从19世纪开始，西方国家经历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其增长速度远高于其他国家，终成传统意义上的“发达国家”。然而，当学者们一直在探寻西方国家经济腾飞的历史与诀窍时，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前顾问、莫斯科新经济学学校荣誉教授、加拿大卡尔顿大学欧洲、俄罗斯和欧亚研究所客座教授弗拉基米尔·波波夫（Vladimir Popov）却在一直思考着中国、俄罗斯及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发展路径，有哪些可以“荣衰互鉴”的问题。

2019年9月22日，波波夫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中俄荣衰互鉴”主题演讲，通过详细分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差异，为大家提出了看待东西方世界经济发展不同路径的另一个视角。《环球财经》记者也在讲座后的交流环节，对波波夫教授进行了采访。

从东西方发展速度比较，看中国大陆高速发展的真正起点

尽管西方国家是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强国，但实际上，在1820年以前，中国和印度的GDP占到了全世界的近一半；而18世纪时的沙俄人均GDP一度超过美国的人均GDP，但在这之后就一直下跌。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的30~40年代，英国、法国、美国等国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人均GDP增长较其他国家快了1~2个数量级。直至1900年，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差距，增加到了6:1。波波夫甚至认为，直至2000年，这一差距也无甚变化。

与之相对的，苏联/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却相对较慢，仅在17世纪（沙俄时期）和20世纪40年代（苏联时期）两次人均GDP成为欧洲之巅；尽管苏联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GDP增速迅猛，但仍未超过美国的水平。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人均GDP一路下跌，至今占美国GDP的不足30%（图1）。

反观苏联/俄罗斯的近邻中国，波波夫提出：虽然在很多人甚至很多主流经济学家看来，中国大陆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国民经济才进入快车道的，但实际上，根据他的一系列数据分析，结论完全不同。波波夫的数据分析显示：中国大陆的经济腾飞，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而不是人们通常以为的20世纪80年代。

对于这个结论，波波夫进一步介绍道：自1950年起，许多发展中国家（以亚洲国家为主，图2）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已经超越西方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人均GDP与美国人均GDP占比持续增大。早在1964年，中国大陆人均GDP增速就冲到了7%的高位，而彼时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增速，仅为约5%，且一直持续走低；同时，印度一直保持着在2%水平上的缓步增长，直至2006年前后才有了质的飞跃。

波波夫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1994年前后，中印人均GDP的增幅开始“分叉”，中国一路高歌，至2010年逼近8000美元；印度增速平稳，2010年前后仅为约3200美元。当然，除了人均GDP增速，更为直观的例子还有人口预期寿命，1960年，中印两国的人口预期寿命都在40~45岁上下徘徊，但两国在1963~1972年间逐渐拉开差距，中国在2010年前后攀升到了近75岁，印度则只增长到了65岁。

从东西方发展路径比较，看是制度覆灭还是制度保持促进了增长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成就有目共睹，但这些国家的致富路径,在经济史学各派中却争论不休。

以兰德斯（David S. Land-es）、莫基尔（Joel Mokyr）等人为代表的进化学派认为，西方国家在1500~1900年间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地区，是当时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废黜农奴制和保证人权、宗教改革和新教伦理、大宪章、欧洲启蒙运动等社会变革推进了新思想和技术创新的开放与流行，最后导致工业革命的发生及经济增长的加速。

但是，另外一派观点则认为，一些看似微小的、无论幸或不幸，但绝大多数都是偶然的历史事件，预设了各国之间在未来几个世纪的发展差异。像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表述的那样，欧亚大陆良好的环境条件与气候，为驯化动物提供了便利，使得这一地区得以维持足够高的农业生产力和高密度人口；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则认为，18世纪的中国与欧洲相比，识字率、科学技术水平及资本方面并不逊于欧洲，但中国没有成功的原因在于，中国既缺乏煤炭和铁矿石资源，又没有向外大量输出移民。中国航海家郑和到达非洲好望角等地后，明朝皇帝却禁造大型航船，导致中国在后面长达三个世纪的自我封闭。彭慕兰认为，大规模的移民是欧洲经济腾飞至关重要的因素，实现了逃离马尔萨斯陷阱（因人口增长过快而阻止人均收入水平增加——编者注）、向现代增长制度的转型。

面对上述观点，波波夫则认为，“制度质量指数”数据的引入，为经济史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的“先富”原因提供了一些新思路。2001年，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约翰森（Simon Joshon）和罗宾森（James A. Robinson）发表了一篇题为《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的论文，三位作者在以19世纪欧洲国家殖民地常住人口死亡率为衡量指标进行观察后指出，若当地死亡率高（如冈比亚、马里、尼日利亚高于澳大利亚、巴哈马、中国香港、新西兰、美国），人们没心情建立良好的制度。他们的结论是，把控住制度对于增长的影响，地理位置就不会影响经济增长了。

但是，萨克斯（Jeffrey Sachs）、费伊（Michael L. Faye）、麦克阿瑟（John W. McArthur）和斯诺（Thomas Snow）都认为，前述三人忽视了疾病严重缩减了对外投资回报，增加了疟疾频发地区的国际贸易、移民、旅游交易成本，这就好比说，中国香港爆发“非典”疫情的影响，只以其疾病致死人数来衡量，而不把其造成亚洲旅行中断所带来的严重影响考虑在内。萨克斯认为，像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亚、安第斯山脉等地近年来经历过严重的经济危机，且原始收入水平低、人口少（因此国内市场小），居民远离海岸线、饱受像疟疾、肺结核及艾滋病等恶疾的困扰，因为这些国家无法通过吸引私有资本投入该国市场试水，导致从源头上被贫困束手束脚。

罗德里克（Dani Rodrik）、苏布兰马尼安（Arvind Subra-manian）和特雷比（Francesco Trebbi）反对这种地缘观点，认为制度至上。他们提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是制度。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地理位置影响，但绝非完全被地理位置所影响；而制度又能决定贸易开放程度和经济增长，因此，地理位置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那么明显。他们认为，地理位置，特别是移民者在本地生活的死亡率确实是影响制度质量的一个预测手段，但绝非主要决定因素。罗德里克举了几个例子：从未被殖民过的国家和曾被殖民的国家，人均GDP变化差异不大，以人均GDP依次从低到高排列——埃塞俄比亚及阿富汗为较低组、土耳其和泰国为中间组、日本在较高组，这些非殖民国家制度质量却大不相同，何解？

传统的经济史学观点强调，西方社会的富裕是以传统集体主义制度的终结为开端，并认为这一终结所产生的影响，解放了个人的企业家精神；如果不对发明者奖励（通过严格的知识产权法律）或不对创新者奖赏（通过私有财产保护法律），那就不会有企业家精神或加速创新，但阿西莫格鲁等人假设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若对发明者没有限制地进行奖励，且收入差异增加，同样也能促使技术加速进步。

对此，波波夫举出反例——如果传统制度覆灭可以促成经济增速加快，那为何在古希腊、古罗马、拜占庭和中国没有发生经济飞速增长？像古希腊，个人自由、思想解放、企业家精神都不缺乏，但并没有出现工业革命，也没有摆脱马尔萨斯陷阱。而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苏联（直至上世纪70年代）、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等，经济增速与西方世界的差距却一直在缩小，特别是苏联在上世纪70年代前赶超得非常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经计划经济时期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时期，也一直在缩小与西方世界的差距。因此，波波夫认为，东亚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传统集体主义制度的覆灭毫无联系；而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力决定了该国政策执行的力度与效果，与其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直接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走的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现代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却展示了强劲的经济表现，与其保持制度能力不无关系。

亚洲价值观VS浮士德交易：逃离马尔萨斯陷阱的不同路径

殖民地国家与非殖民地国家对制度的起源有着不同角度的诠释，历史上各国有着传统的社会结构，在马尔萨斯增长体制下，宗教改革前，任何地方都有法则，即所谓“亚洲价值观”——社会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亚洲价值观”制度多被农业社会或国家采用，这个制度是确保穷人生存、保持并增加人口的先决条件。芬得利（Ron Findlay）曾说，以牺牲集体利益得来的个人权利，就像是浮士德与魔鬼进行的交易。波波夫通过多年调研发现，尽管历史上很多国家都试图完成这种“浮士德交易”，但只有西欧国家在15~18世纪获得成功，经济持续增长。

在波波夫的研究中，他发现，尽管西方国家通过剧烈的社会震荡实现了经济增长，但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分成两派，一派以拉美、撒哈拉以南非洲、俄罗斯为主，它们试图复制西方国家的致富路径，以废黜集体主义制度、允许不平等蔓延、提高储蓄与投资为手段，却以增加社会紧张程度和削减制度能力为代价；东亚、中东与北非、南亚等地区的各国，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集体主义制度的能力，在限制了不平等、储蓄与投资的同时，更保留了制度能力和社会秩序。

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曾说：“西方国家致富靠的不是灵感而是血汗。” 波波夫解释道，在无情的资本推动下，资本积累的增加只能通过扩大收入差距来实现，这会将大量人口置于平均生活水平以下。他发现，低收入人群没有多余的财富进行储蓄，导致马尔萨斯增长陷阱（即1798年马尔萨斯提出的“人口增长超越食物供应，会导致人均占有食物的减少，最弱者就会因此而饿死”——编者注）的形成。此外，他认为，资本持续积累，尽管提高资本与劳动力之比，还能加速技术进步，但持续增长的人均GDP和生产效率，最终会被不断上升的人口增长率消解，最终导致人均收入的下降。

此外，波波夫的研究还发现，在低收入水平时，若生产力恒定，国民储蓄增长只通过从穷人到富人再分配实现。因为在低收入水平时，收入储蓄弹性低，穷人收入的减少不会导致储蓄减少，但富人收入增加会导致储蓄增加。

因此，波波夫得出结论——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尽管1500~1800年间生产力加速增长（英国每年0.2%的速度使得英国在这三个世纪内的人均GDP翻了一番），但工人生活水平没有提高，实际工资反而下降。这与逐渐扩大的收入不平等、财富积累及增长的储蓄和投资利率（英国工业革命期间，1760年仅为6%，到1831年增加到12%）相一致。英国逃离马尔萨斯陷阱的成果和向现代经济增长体制的过渡，并不全是发明创造给科技进步加速的功劳。他主张，过渡期的必要条件是集体主义制度的根除和由不平等造成的增长，导致储蓄和投资增加，增速快过人口增长的速度，即可令资本/劳动力比例上升，但代价也是极高的。波波夫通过研究英国在1560~1730年过渡期的英国人口预期寿命发现，这一时间段内，人口预期寿命从35~40岁下降到了30~35岁，年均人口增速从1000~1500年的0.7%下降到了16世纪的0.4%、17世纪0.3%，直到18~19世纪才又分别增长到0.9%和0.8%。他认为，这些数据，是不平等收入和制度能力削弱（高谋杀率）的体现。

因此，波波夫说：“英国及现在的西方发达国家逃离马尔萨斯陷阱的方法伴随着社会的剧烈震荡，19~20世纪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也有类似的特征。而在20世纪中叶前，东亚、印度、中东及北非各国则保留了原有的制度，维持了低收入差距水平，也没有迎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他认为，这些国家只需等待生产力自然增长到允许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程度，就能更好地利用增长机会。他反对复制西方国家致富路径，因为这将“过早地摧毁平等的制度，经历体制能力的急剧下降和不平等程度的加剧”。

波波夫通过对中国大陆经济的研究，认为中国大陆的发展轨迹——继续维持着“亚洲价值观”制度、生产力与人口携手缓步增长，是一条正确的致富路径。而其他地区，因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政策，使得这条轨迹的正确发展路线被干扰。撒哈拉以南非洲、北美和南美洲、澳大利亚以及小范围的南亚国家殖民化进程，导致传统社会结构（社区）彻底（或近乎彻底）地被破坏了，而被引入的西式制度，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传统社会结构（社区）的作用。

中苏（俄）互鉴：两国差异源于制度保养能力

在波波夫看来，中国“缓慢而正确的”发展轨迹，也和秉承着符合自身发展情况的政策、并非盲目执行西方国家经济腾飞路线不无关系。特别是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人在先后掌握了本国政权后，都实行了中央计划经济，以税收的方式，强力调用国内积累，且避免了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制度下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中苏（俄）两国中央计划经济对国内积累的调用及向投资的转化，使得两国经济逐渐赶上西方国家。

至于中国大陆为何能取得更大的成功，特别是改革开放前（1949~1979年）的经济增长率比其他地区更高，波波夫与另一位俄罗斯经济学家波尔特洛夫维奇（Victor Polterovich）经过多年研究认为，“制度能力”是其中一个较为重要的原因，而不是某些学者认为的“制度性质”。比如，虽然在二战后的日本、20世纪60年代宣布独立的非洲国家博茨瓦纳、毛里求斯等国，都曾在民主化进程中经历了经济快速增长期。但与此同时，在另一些国家中，民主化通常伴随着制度能力的削弱与宏观经济的恶化，民主化本身并不能给社会营造出一个稳定的民主政权——这在自然资源禀赋较好的国家尤为突出。

波波夫对比中苏（俄）长期发展路径，认为两国在经济增长的轨迹中有相似之处，也有本质差异。1917年十月革命成功后的苏维埃政权建立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都分别重新建立并加强了被西方制度破坏的传统集体主义制度。不同的是，1917年~1991年的苏联，先是中断了自17世纪起引入的西方制度后，才置入集体主义制度，只是对其主流发展的偏离与短暂改向；但集体主义制度则是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长久以来坚持的制度，仅在鸦片战争后被中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到恢复。因此尽管从1979年开始实施经济自由化后，中国大陆的收入差距和犯罪率也在增加，但直到今天都没有令制度崩溃。中苏（俄）两国在各自的发展轨迹上逐渐呈现出了社会稳定性差异（图3）。这种差异是由于两国的制度调适能力差异所导致的。

波波夫告诉《环球财经》记者，一个国家的制度，就像是一台“机器”，不但有“使用期限”，也要有适时、适当的保养与改进。他认为，苏联一直执行同一套政策，没有进行定期调整和改良。制度和机器一样，“保鲜期”大约为30年，期限一过，陈旧的制度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经济增速必然放缓。而中国大陆完全不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的政策几乎是以每30年更新一次的速度在推进，使得制度不断完善，从而保持或加快了经济增长的脚步。

波波夫举例说：20世纪60年代的苏联实现了对西方国家的赶超，是因为其时工业发展迅速、股市上扬且实行了以出口导向为主的经济政策。但随着通胀率与股市的波动，经济也随之震荡。可是俄罗斯的产业政策一直并未调整，以能源价格为例，一直是内外差异巨大，国内能源价格极其优惠，出口征税则高达50%；苏联(俄)长久以来实施的补贴政策，令制度推动产业发展的步伐缓慢，尽管俄罗斯的产业政策有很好的抓手，但方向差、效率低，没有像机器一样及时调整。相反，中国的制度比起苏联要健全得多，特别是中国大陆从建国初期的进口替代型政策过渡到改革开放后的出口导向政策，就是制度调适、“保养”的典范。

通往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之路

2019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时，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确立了双边关系发展守望相助、深度融通、开拓创新、普惠共赢的新目标和新方向。中俄关系升温也成为中国民众最为关注的问题。

对此，波波夫认为，中俄两国间的贸易往来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目前，中俄两国的贸易额占俄罗斯双边贸易总额的约7%，与巴西、德国持平（占比最多的为荷兰，为15%；日韩分别占有3%的份额）；两国的政治往来也有很多工作需要进行。波波夫坦率地表示，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俄罗斯精英阶层无论是从地理位置、文化背景、宗教、民族认同等方面，仍然更多地是希望“向西看”，而非“向东看”。对于“一带一路”倡议，部分俄罗斯人在判断“究竟是中国在与美贸易战后转而寻求其他国家支持，还是中国对外开展更广泛合作的态度”上，还有一定的疑虑。这些，都是需要两国通过更密切的沟通去消除的。

2019年9月5日，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在接受俄罗斯当地报纸《消息报》采访时，面对“可否认为中国是俄罗斯的‘老大哥’？”的提问，他严肃表示：两国是完全平等、互利的关系（注1）。波波夫也向《环球财经》记者坦诚地表示：尽管中俄间经济往来比以往频繁密切，但俄罗斯从感情上说，更加认可欧洲；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陷入停滞的俄罗斯在面对来自东方的伙伴时，情绪是复杂而微妙的。他认为，中国与俄罗斯在经济合作上加强联系，有助于为俄未来经济政策提供良好的建设性意见。

（文/本刊记者：王珠珊）

参考资料：

1.http://sputniknews.cn/politics/201909051029481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