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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积电为何输给三星

 

梁孟松的出走和袁帝文的胜诉,让台湾感叹优秀人才流失带来的威胁。但比这些都更重要的是,今天的台湾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的创新环境和留给年轻人的空间。

台积电同事的话很能用来佐证梁孟松之于三星电子的价值——“其实,梁孟松不需要泄露商业秘密就能让三星电子受益良多。只要三星电子在进行某项研究时,梁孟松告诉他们这条技术路径行不通和为什么行不通,三星电子就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宝贵的时间”。

 

台积电为何输给三星

2015年1月8日,两家全球著名券商同时调低了对台积电(NYSE:TSM)的投资评级。其中,已经连续看好台积电五年之久的瑞士信贷,第一次在评级中对台积电给出负面评价,瑞士信贷给出的理由是“今年的行业竞争将前所未有的加剧”。竞争来自三星电子(005930.KS)——这家几年前还被张忠谋形容为“雷达上的小点”的韩国电子巨头,正向台积电的行业领导地位发起全面冲击。

原本,张忠谋对此并不担心,因为他准备十多年的“鳍式场效应晶体管”技术即将在今年下班年开始量产。但让张忠谋意想不到的是,三星电子已经在自己的工厂中开始使用这项技术,这意味着该公司第一次在晶圆工艺上领先台积电,也意味着台积电第一次在逻辑制程技术上落后于其亚洲竞争对手,台积电也因此失去了来自苹果公司的数额庞大的芯片订单。

而在位于首尔以南60公里的三星半导体大本营,一位浓眉短发的中年男人正在思考半导体行业的未来。这个人就是张忠谋的旧部、现在三星电子晶圆代工部门负责人梁孟松。对于他和他领导的台湾技术团队而言,对台积电的评级下调显然是个利好。

 

叛将逆袭

 

62岁的梁孟松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机学博士。毕业后,梁孟松曾在AMD供职数年,并在40岁时返回台积电成为张忠谋的助手。在台积电工作期间,梁孟松可谓战功卓著:他是台积电依靠自主技术战胜IBM的核心人才。在2003年台湾行政院为此表彰的人才名单中,梁孟松仅次于台积电资深研发副总裁蒋尚义位居第二,当时的他不过才50岁。因此,当时台积电内部的很多人都对梁孟松寄予厚望,更何况他的导师胡正明还曾是台积电的技术长。

但一场围绕在孙元成和梁孟松之间的竞争毁掉了这一切。孙元成与梁孟松学历相当、年龄相仿、能力相近、立功升迁也亦步亦趋。蒋尚义在位时,正是两人之间的良性竞争推动台积电的研发水平不断提高。但等到蒋尚义在退休时,台积电的研发部门规模已经相当庞大,台积电因此决定同时提拔两位副总担任联席技术长,由于其中一人已经被锁定为曾在英特尔工作的前辈罗维仁,曾经“把臂同游”的孙元成和梁孟松只能围绕剩下一个职位展开残酷的竞争。

令梁孟松没有料到的是,最终获得高层钦点胜出的是孙元成,自己只能成为罗维仁的下属。没人知道孙元成胜出的原因是什么,但梁孟松的几点不足被认为可能成了他进一步升迁的绊脚石。与孙元成相比,梁孟松较为自负,不擅长与人合作,他专业精湛但知识面相对较窄,而且作为技术精英的梁孟松对于不同技术的价值判断常常趋于极端。

由于“负责参与了台积电每一世代进程的最先进技术”,梁孟松对制程技术的理解在台积电内部无人能及。同时,梁孟松拥有总计多大500项的制程技术相关专利,这一点也是冠绝台积电。不过,可能是一贯的卓越表现影响了自己的价值观,梁孟松追求的永远都是最前沿的技术。对于那些工艺上并非顶尖但可能更有市场的技术,梁孟松很难为之所动。

在与台积电关于是否泄密的诉讼中,梁孟松只在一审时出了庭。当时,他声泪俱下地告诉法官,自己是在台积电遭到“冷冻”“降职”等不公正待遇后“被迫”离职的。他说自己有八个月的时间只做琐碎事务,“要我去一个不能发挥价值的单位,我感到被欺骗、被侮辱”。

但与梁孟松的想象不同,这早已不是那个摩尔定律决定一切的时代,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成熟让很多在主频领域显得落后的技术有了更广阔的空间,商业让这些技术焕发了新生,魏哲家就因为在“超越摩尔定律计划”中的出色表现一跃成为张忠谋的两个接班人之一。而梁孟松失去了继续在台积电实现梦想的机会。

 

步步紧逼的三星

 

打通了电子产业链的三星,是台湾的产业公敌。三星的笔记本电脑、手机、液晶面板、代工芯片分别指向中国台湾最具市场竞争力的各个科技企业。同时,三星还不断用“盘外招”打击竞争对手。2010年末,欧盟宣判“面板价格操纵案”,全球四大面板企业中的LG、奇美、友达均被处以巨额罚款,损失最大的奇美甚至因此损失了3亿欧元,而出货最多的三星则因为充当“污点证人”——正是三星的告发让奇美成为被重罚的对象——奇迹般地免于被罚。

因此,当梁孟松在辞去台积电的职位,辗转加盟成均馆大学——三星的企业大学担任讲座教授后,很多人意识到三星即将开始撬动台积电的大厦。这是韩国企业的惯用手段:当年,新日铁的工程师带着高度机密的特殊钢配方离职后,也是先到浦项工业大学度过了竞业禁止期,又在那之后加入浦项制铁并帮助后者在竞争激烈的钢铁市场中迅速崛起。

三星电子如法炮制,剑走偏锋。当时,台积电的订单优势极为明显,全球最重要的客户——高通、NVIDIA、飞思卡尔、Marvell、博通、德仪、东芝、Xilinx等都在台积电,三星的客户只有高通、东芝、Xilinx和苹果,而且其中最大的客户苹果还即将投入对手的怀抱。

事实证明了人们的担心。台积电曾经委托第三方机构调查台积电、三星和IBM最近四个世代的制程技术,结果令人大吃一惊。由于三星的技术大多源自IBM,因此该公司从2009年开始使用的65nm技术在诸多细节上都与IBM极为接近,与台积电则相去甚远。但接下来几年,三星的技术路径却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正在45nm、32nm和28nm技术的细节上,三星都迅速向台积电靠拢,前者的产品在七项最主要的技术指标上都与台积电相差无几。

等到最近推出的16nm和14nm产品,三星已经与IBM相去甚远,“如果只从技术角度分析,已经很难区分一款产品究竟是出自三星的工厂还是台积电的工厂”。这意味着台积电在过去几十年时间中用数千亿新台币辛苦建立起来的技术优势,仅仅在几年内就土崩瓦解。

因此,当台积电指控梁孟松在成均馆大学任教后“陆续向三星集团泄露台积电的商业秘密”时,由太多细节能支撑人们的怀疑。例如,从2009年8月到2011年4月期间,梁孟松在韩国实际逗留的时间高达340天。但这期间,他的韩国籍妻子主要时间都在台湾,从道理上讲梁孟松应该继续以在台湾生活为主;而且时间也允许:他在韩国期间只教授一门课程,每周授课时间只有三小时,他的学生只有十个——后来被证实全是三星电子的资深技术人员。

台积电同事的话很能用来佐证梁孟松之于三星电子的价值——“其实,梁孟松不需要泄露商业秘密就能让三星电子受益良多。只要三星电子在进行某项研究时,梁孟松告诉他们这条技术路径行不通和为什么行不通,三星电子就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宝贵的时间”。

2014年5月,中国台湾“知识产权法院”“裁定”梁孟松在2015年12月31日之前不能再以任职或其他方式为三星集团提供服务。在台湾“知识产权法院”的历史上,这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判罚”:在此之前,从未有企业高管在竞业禁止期限结束后,还不能到竞争对手的公司工作。

 

大企业的时代远去

 

在中国台湾,大企业一旦站上法庭,被起诉的离职员工基本都在劫难逃。但联发科2014年控告公司前通信事业部总经理袁帝文泄露商业秘密案,却改写了这个“潜规则”。在联发科崛起的过程中,袁帝文堪称最重要的明星,他不到40岁就领导了联发科最重要的手机芯片研发团队。在联发科崛起成为山寨机之王的岁月中,袁帝文一直是集团最被低估的灵魂。

但当袁帝文因为高层人事变动被排挤出自己辛苦领导多年且卓有成效的手机芯片部门后,他很快负气出走并在一年后加入清华紫光名下的展讯集团担任副总裁。展讯曾被誉为“大陆的联发科”,但由于经营不善且研发进展缓慢,展讯的经营业绩始终差强人意。不过,随着展讯并入紫光集团,中国大陆地区也推出了总额高达1200亿元人民币的半导体产业振兴基金,产业格局由此剧变。更让联发科担心的是,具有旗帜效应的袁帝文的出走,可能导致联发科的人才队伍出现雪崩式的离职潮,这实在太可怕了。

两岸围绕半导体人才的竞争由来已久。2009年,奇美电视面板事业总部事业部总经理陈立宜带领来自友达和群创的上百名低级别主管出走深圳,在华星光电打造出中国大陆第一个8.5代面板,让当时占据全球绝大部分市场份额的中国台湾面板业遭受重创。

两年后,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在新竹工业园区与企业家代表座谈时,明基友达集团董事长李焜耀直接表达了对人才流失的担忧,他和美国康宁公司联合向马英九建议,台湾应该效法美国制定《反商业间谍法》,因为人才的流失将让中国台湾科技产业的竞争力大打折扣。

马英九很快做出反应,“反商业间谍法”的制定堪称台湾近年来最高效的“立法”过程:仅仅一年三个月后,新的“营业秘密法”就正式问世,“新法”对企业的保护大大超过人们的预期:原本,法律草案建议对违法者处以最高5年监禁和最少100万新台币的罚款,但在“立法委员”的运作下,刑法迅速被上跳到最高10年监禁和最少500万新台币的罚款;同时,台湾立法院还通过了配套性质的法案《合法监听》,台湾对商业秘密的重视程度一举跃上了新台阶。

但如果市场不在手中,这些努力很可能功亏一篑。在与老东家的诉讼中,袁帝文聘用了一个堪称台湾商业史上最强大的律师团——陈明曾在马英九诉王金平一案中担任国民党的代理律师,池泰毅是环瀛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文正在担任律师前曾是“台北市地方法院民事庭”的庭长,最后加入的魏嘉俐则是联发科曾经的法务主管,袁帝文从一开始就已经胜券在握。

 

台湾的痼疾

 

知识产权可以保护企业,但人才才是经济最终的堡垒。台积电的挫折反映出台湾制造的固有瓶颈,这里没有最先进的技术,也没有最广阔的市场。因此,这里的企业一方面面临着美国高端产品的激烈竞争,另一方面又要面对来自大陆的低端市场开始的挤压。同时,由于没有市场,台湾的电子企业普遍对大陆市场极度依赖,这导致他们没有办法强硬面对来自海峡对岸的人才竞争。更多时候,他们都会选择和解了事。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产业生态。台湾半导体产业的兴起与李国鼎等技术官僚对未来的精准判断密切相关,但在这批技术官僚淡出历史舞台之后,台湾没有在既有优势基础上形成更复杂的生态和新的竞争优势。2006年时,台湾原本已经形成了一股互联网创业热潮,但由于大量资金仍然被导向硬件领域,政策曾也没有放开针对互联网的上市审批,这股浪潮最终走向了衰败,虽然生存下来的互联网企业都能盈利,但行业本身已经变得小清新化了。

因此,当科技产业的重心从硬件转向软件、再转向数据的过程中,台湾没能跟上潮流:笔记本和台式机等夕阳产业仍是主流,智能手机在突然的辉煌之后迅速全线败退。与之相对,硬件厂商的利润越来越低,规模却越来越大——对于台湾而言,它们已经“大到不能倒”。

马云的观察很有代表性。他说,每次在台湾谈到创新时,和他对话的都是一批50甚至60岁的人,这些人成名已久却还在不停思考未来、不断拯救危局。但其实,那些领导大企业的人已经失去继续创新的智慧,而那些蹉跎在大企业中的人可能从未形成继续创新的勇气。

大陆对高端制造业的渴望最终加速了台湾科技产业的衰落。以往,横亘在台湾本土人才和岛外市场需求之间的一个重要障碍就是文化——因为文化隔阂,很多台湾人不愿意去亚洲其他地区创新打拼;但在大陆崛起之后,这不再是个问题,大陆比台湾更包容、更慷慨、更热切并且更努力地提供了政策上的优惠。这让很多台湾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既然跨过一段狭窄的海峡就能到达更大的舞台,为什么还要继续坚守着这片不再让人沸腾的土地?(文/本刊记者 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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