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囚徒”

 

采访理查德·斯托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报道会提到他的暴脾气,现实似乎也是这样。在接受采访的前一天晚上,中国朋友曾经给他张罗了一场高规格晚宴,可他一句“我不饿”就拒绝出席,全然不顾坐等的还有国家政府部门官员。然而出乎我们意外,在三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传说中脾气乖张的他没有显示出一丝不耐,其间还友好地和我们分食点心。

他态度谦和,逻辑缜密,表达完整,我想没有哪一位记者不会对此感到庆幸。然而,让作为记者的我感到“绝望”的是,面对这位曾经放到MIT的人工智能实验室“黑客帝国”里也卓然超群的超级黑客,无论我们怎样试图从“技术”的角度去切入,套取这位“EMACS祖师爷”对互联网技术现状或未来的一丁半点儿看法,都是徒劳。对于所有问题,斯托曼的回答标准其实只有一个:人们所采用的软件是不是“自由”的,有没有人在用专有软件“降服”别人。在谈到“自由”时,掌握大约500中文字词的他会大声用中文强调:是自由(软件),不是免费(软件)。

对“自由软件”斯托曼有四个标准:用户能够自由运行软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写软件,并与他人合作,进行软件的再次开发;能够自由传播、分发软件;能够自由传播、分发软件的修改版本。

三年前,在反对SOPA(美国《禁止网络盗版法案》)的浪潮中,有一篇题为《理查德·斯托曼一直是对的》文章,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文中提到:30年前斯托曼声称”软件的自由,关系到人类的自由”,这个观点当时被认为荒唐偏激,但是现在他担心的事情正在变成现实。

这意味着,30多年前斯托曼揭竿而起的背后,至少包含了以下两点:极富预见性的判断,以及足够去挑战的技能,缺一不可。

斯托曼对此了然于胸。在发起GNU工程前,那一场与Symbolics公司的黑客大战,给了他足够的信心。当黑客文化在商业世界前土崩瓦解,14名AI实验室程序员加盟Symbolics公司时,当实验室最后只剩下斯托曼一人坚守时,当他看到楼道里被废弃的PDP-10计算机蒙尘而放声大哭时,他想出的办法是那样孩子气:惩罚Symbolics!在两年多的时间内,他以一人的脑力去对抗一个至少拥有14名顶尖黑客的商业团队——只要Symbolics出一个“不自由”的版本,第二天一早,斯托曼改写后的“自由”版本就分发到各个用户手上。同行对他的超人能力只能惊呼“逆天”。

为了开发GNU,他从MIT辞职,仅靠微薄的兼职收入维持生活。他所得到的赞助及奖金,全部奉献给了自由软件基金会。如果他愿意,他仅靠专利就可富可敌国,但他没有这样选择。他生活俭朴,没有自己的汽车,住在租来的房子里,他走在路上,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糟老头子”。除了不被人理解的理想和难有人超越的技能,他或许一无所有。可理想和技能都如此珍贵,除了少数人,其他人也没有。尽管这样的理想,很可能只是出于儿时经历过父母离异的他对家的极度迷恋——“我感觉自己没有家……没有家和社区的归属感所带来的不安全感非常巨大,它们迫使我去战斗,并把它们抢回来”,但对于芸芸众生的我们这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在如今让人类生活日新月异的互联网世界中,如果没有这一拨理想主义者的筚路蓝缕,也许就没有另一拨实用主义者的竞技丛林。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有了今天。

虽然已经62岁,不复当年“决战天王山”的孩子气之勇,但斯托曼早给自己写好了墓志铭:“我说过,我要去斗争,没有人知道我会到达哪里。”这意味着他将带着理想走进墓地。这是他自由选择的道路,因而是最大的幸福。(文/本刊记者 林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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