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理查德·斯托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报道会提到他的暴脾气，现实似乎也是这样。在接受采访的前一天晚上，中国朋友曾经给他张罗了一场高规格晚宴，可他一句“我不饿”就拒绝出席，全然不顾坐等的还有国家政府部门官员。然而出乎我们意外，在三个小时的采访过程中，传说中脾气乖张的他没有显示出一丝不耐，其间还友好地和我们分食点心。
他态度谦和，逻辑缜密，表达完整，我想没有哪一位记者不会对此感到庆幸。然而，让作为记者的我感到“绝望”的是，面对这位曾经放到MIT的人工智能实验室“黑客帝国”里也卓然超群的超级黑客，无论我们怎样试图从“技术”的角度去切入，套取这位“EMACS祖师爷”对互联网技术现状或未来的一丁半点儿看法，都是徒劳。对于所有问题，斯托曼的回答标准其实只有一个：人们所采用的软件是不是“自由”的，有没有人在用专有软件“降服”别人。在谈到“自由”时，掌握大约500中文字词的他会大声用中文强调：是自由（软件），不是免费（软件）。
对“自由软件”斯托曼有四个标准：用户能够自由运行软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写软件，并与他人合作，进行软件的再次开发；能够自由传播、分发软件；能够自由传播、分发软件的修改版本。
三年前，在反对SOPA（美国《禁止网络盗版法案》）的浪潮中，有一篇题为《理查德·斯托曼一直是对的》文章，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文中提到：30年前斯托曼声称”软件的自由，关系到人类的自由”，这个观点当时被认为荒唐偏激，但是现在他担心的事情正在变成现实。
这意味着，30多年前斯托曼揭竿而起的背后，至少包含了以下两点：极富预见性的判断，以及足够去挑战的技能，缺一不可。
斯托曼对此了然于胸。在发起GNU工程前，那一场与Symbolics公司的黑客大战，给了他足够的信心。当黑客文化在商业世界前土崩瓦解，14名AI实验室程序员加盟Symbolics公司时，当实验室最后只剩下斯托曼一人坚守时，当他看到楼道里被废弃的PDP-10计算机蒙尘而放声大哭时，他想出的办法是那样孩子气：惩罚Symbolics！在两年多的时间内，他以一人的脑力去对抗一个至少拥有14名顶尖黑客的商业团队——只要Symbolics出一个“不自由”的版本，第二天一早，斯托曼改写后的“自由”版本就分发到各个用户手上。同行对他的超人能力只能惊呼“逆天”。
为了开发GNU，他从MIT辞职，仅靠微薄的兼职收入维持生活。他所得到的赞助及奖金，全部奉献给了自由软件基金会。如果他愿意，他仅靠专利就可富可敌国，但他没有这样选择。他生活俭朴，没有自己的汽车，住在租来的房子里，他走在路上，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糟老头子”。除了不被人理解的理想和难有人超越的技能，他或许一无所有。可理想和技能都如此珍贵，除了少数人，其他人也没有。尽管这样的理想，很可能只是出于儿时经历过父母离异的他对家的极度迷恋——“我感觉自己没有家……没有家和社区的归属感所带来的不安全感非常巨大，它们迫使我去战斗，并把它们抢回来”，但对于芸芸众生的我们这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在如今让人类生活日新月异的互联网世界中，如果没有这一拨理想主义者的筚路蓝缕，也许就没有另一拨实用主义者的竞技丛林。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有了今天。
虽然已经62岁，不复当年“决战天王山”的孩子气之勇，但斯托曼早给自己写好了墓志铭：“我说过，我要去斗争，没有人知道我会到达哪里。”这意味着他将带着理想走进墓地。这是他自由选择的道路，因而是最大的幸福。（文/本刊记者 林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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