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逸舟：我国需要大幅提升外交能力

本文刊发于《环球财经》2020年7月刊

记者 | 刘洋

编辑 | 章琦

两百年前，鸦片战争开始后，清政府仍然有机会避免危机扩大。在当时的英国，尽管很多人声称战争是为了捍卫国家利益，但包括《泰晤士报》在内的很多机构都认为，为了毒贩的利益与友好国家开战是可憎的想法，曾四次出任首相、又四次出任财政大臣的政治家格莱斯顿(WilliamGladstone）在日记中写到“我很担心上帝会因为我们对中国的民族罪行而对英国做出审判。”

不过，当时的清政府没有成形的外交体系，发现不了也利用不了这些宝贵的信息，自然就少了更多维护国家利益的选项。在著作《帝国暮色：鸦片战争与中国最后盛世的终结》一书中，裴士锋（Stephen Platt）尤其谈到了信息闭塞和缺少外交工作对清朝国运产生的不利影响。从那之后，中国对建设现代外交体系的努力开始不断加速。

很多经典案例不断出现在历史的长河中。1864年，李鸿章注意到国外媒体对其处死李秀成的做法大肆批评，他意识到这会影响到随后的外交工作，于是释放了被扣押的外国船只，悄悄地完成了对西方舆论的危机公关；1919年，顾维钧出使巴黎和会，期间作出的精彩演讲维护了国家利益，也通过后来的电影《我的1919》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年轻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交开始更多表现出新生国家的蓬勃朝气和积极力量，我们的体系化和主动性不断加强，碎片化和被动性不断减弱，对很多偶然时机的利用则充满智慧。1955年的万隆会议、1971年的乒乓外交和1989年的韩叙演讲令人印象深刻，1992年台海危机、1999年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2001年中美撞机的处理则显示出外交工作的复杂艰巨和对智慧意志的考验。

但随着中国的经济规模越来越庞大、中国的社会生态越来越复杂、中国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阔，外交工作面临的挑战也越来越多样。很多时候，面对着广泛的国家利益和开放的中国社会，连定义外交和内政之间的界限都变得越来越难。但更多时候,面对着纷繁的国际局势和无尽的多头博弈，大幅提升中国作为一个时代大国的外交能力已经逐渐成为共识。

新冠疫情无疑凸显了上述问题的重要性。在这次疫情中，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逸舟一直保持着冷静。当国内疫情态势开始得到有效控制时，他注意到全球局势不容乐观，最终因疫情失去生命的人数可能不亚于一场中小规模战争，我们需要考虑后续影响；当美国的示范效应和灯塔角色在疫情抗击中不断褪色时，他认为美国在过去几十年间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和设计合作机制的智慧，仍然值得发展中的中国学习和借鉴，盲目看低美国不可取。

冷静源于现实。王逸舟认为，每个中国人都怀有的复兴理想需要外交工作的保驾护航，外交能力的提升因此是中国从区域性大国迈向全球性大国过程中的必修课。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还有太多问题需要回答，前人的经验和科学的方法同样重要。外部环境迅速而剧烈的变化正重塑外交工作的很多内容，《环球财经》和王逸舟教授的对话也就从变化的环境开始。

外交环境的变化

《环球财经》：您多次提到中国外交工作面临的新局面，例如商业扩展、技术进步、社交媒体都对外交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并促成了外交工作内涵和外延的变化，而大国崛起的现实又为中国外交带来了新的压力。作为一名学者，您认为外交工作的环境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逸舟：新世纪以来，全球外交和国际关系都在发生深刻变化，那些之前就表现出来的趋势开始不断加速呈现。在保持传统外交基本使命和基本职能的基础上，新时代的外交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分化，拥有越来越多的改变。各国学术界和外交人都在思考新外交的内涵和外延。

首先，外交的中心任务出现了明显变化。最早期，外交只是皇亲国戚或天子近臣代表君主行使简单礼仪；到了近代，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和民族国家的建立，外交的中心任务就是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到了二战以后，外交工作开始承担一些此前从未承担的重大使命，它开始具有新的方向、新的广度和新的宽度，核心外交和非核心外交相互辉映，公共外交不同领域挑战频出，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让外交人员的职责出现指数级别的增长，每个人都感到要应对的挑战太多、要学习的内容太多，要面对的环境太多，要解决的问题太多。

其次，外交的参与者越来越广泛。外交已经不再是职业外交官或国务活动家的专利，而是呈现出典型的金字塔结构，从国家元首和外交部长开始，到各级政府和各类组织，再到很多普通个体都能影响国家形象、经济表现、社会稳定和公众情绪。以前,我们就看到了乒乓外交的巨大魅力，也经常听到交战双方因为奥运会或足球赛而宣布暂时停火的新闻。过去这两年，我们也看到马拉拉(Maialah Yusafzay)，甚至桑伯格(Greta Thunberg)这样的少女使得人们不得不关注一些问题、思考一些问题并着手解决一些问题。这次新冠疫情期间，钟南山和福奇(AnthonyFauci)等医学科学家对外交产生了巨大影响，马云和比尔•盖茨这样的企业家、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甚至扮演了很多外交人员无法扮演的重要角色。

确实，外交的本质并没有变化，它仍然代表了一个国家或民族以和平的方式、沟通的方式和协调的方式，与时俱进地维护自身利益、实现自身福祉、保障自身发展的选择。但随着广度、深度、强度的不断变化和职责的不断拓展，它变得复杂多元，不再一目了然，我们以往的独立自主外交、大国外交和商务重心外交都只能概括其中的不同部分。我想不只中国，任何趋利避害的国家要想永立潮头，都必须感知趋势、分清结构，去除陈规陋习，革故鼎新。

外交能力的提升

《环球财经》：面对日渐复杂和多元的外交工作，系统性的能力提升不可或缺。当我们放眼国际，您认为哪些问题或能力提升是最重要的？

王逸舟：首先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我们需要多大规模的外交常备力量。中国从边缘角色和区域性国家向全球性大国的转变，要求我们必须维护好新时代的中国海外利益，这是我们之前较少遇到、但现在压力与日俱增的新领域。这些利益包括我们全球游客的旅行安全，各国留学生的求学安全，全球投资项目的投资安全和超过六万亿美元的全球资产保值，当然还有维护、协助各地华人华侨的合理需求等等，种类繁多，一言难尽。

过去这些年，我们在撤侨和护航中取得了巨大成功、提升了民族自豪感，但我们要看到，这些行动的发起和推进仍然是匆忙的，我们需要更有效、有机制的海外行动。这不仅仅是政策执行和紧急事项处理问题，还是制度和日常管理领域的科学问题。

例如，中国究竟需要多少个国外使领馆。我认为，使领馆是中国保障海外利益的基础，考虑到中国人巨大的全球旅行和海外求学热情、中国公司巨大的全球运营和海外建设需要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中国目前的驻外机构是不够的。在综合考虑海外需求和财政能力的前提下，应该在哪些地区建设多少个使领馆及其他代理机构,是必须去回答的重要问题。

其次，需要探讨和回答中国以怎样的力度和方式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就是说，中国对于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对国际制度和国际社会，对于我们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应该有怎样的贡献、应该以怎样的互利共赢又量力而行的方式做出贡献。

在中国，这个问题受到关注的历史并不长。我们以前财力有限，本世纪初在联合国承担的会费才1%。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学术界和相关部门意识到，我们不但是全球化的参与者，还是全球协作机制的推动者，要为气候变化、难民危机和发展失衡这些关键问题的解决贡献智慧和力量。现在，中国已是全球最大几十个国际组织排名前三的经费提供国，例如联合国会费中有12%来自中国，维和经费15%来自中国军方，很多国家在本次新冠疫情中又提出了大量需求清单。现实要求我们想清楚这个问题，有规划、合理地推进。

这同样是重要的科学问题。须知，不同时期那些首屈一指的大国，无论是大航海时代的荷兰，还是后来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又或者是后来的美国，都曾经是或至今依然是全球最重要公共物品的提供者；美国今天“忙着退群”，但它提供的公共产品——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七国集团峰会和APEC会议，仍然是过往百年里最重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对此，崛起的中国需要学习借鉴、创新提供。中国怎样随着国力的增强，动态调整承担的国际责任？怎样在予和取之间找到平衡？又应该以何种创新方式参与到应对气候变化、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制止局部战乱冲突以及公共卫生领域更好保障在内的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当中去？

最后，需要从全球视角出发找出—些外交工作的关键抓手，也就是学术界常说的战略节点。考虑到国情及优势与短板，中国可以在哪些问题上成为有力的斡旋者，在哪些问题上可以成为有力的公共产品供应者，在哪些方面可以成为有力的国际决议倡导者，哪些方面只能“搭便车”或远离是非，都不是容易的课题。

这些热点、难点、重点领域正是当前中国外交能力相对较弱的地方，需要在这些战略节点开展分析，总结经验教训。

《环球财经》：我们之前较多从国际视角看待外交工作，但较少从国内视角理解外交工作。但国内与国外对外交工作的成功开展都有重要的意义，说成缺一不可也绝不过分。如果把视线调回国内，您认为哪些重要国内工作的开展对我国外交能力的提升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王逸舟：习总书记多次强调“做好外交工作，胸中要装着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可见国内对我国外交工作的成功开展有多么必要。国内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时，我们要强身健体，我们的体制机制要能不断发现现实工作中的不足和软肋，帮助我们适应环境的变化。从这个角度出发，我国外交在国内至少有几方面的重要工作需要推进。

首先，外交工作怎样适度透明地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我们确实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国际责任要求，也确实在以非常大的力度推动外交工作开展，但我们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确实面临着社会对援助有效性的质疑。我们需要找到综合利用咨询、问询、追责等手段建立起来的行之有效的方式，让我们的外交决策更科学、更有公信力，更能获得老百姓的普遍支持。要努力使相关决策更加科学、合理、明晰，改变暗箱操作、仅凭少数机构说了算的局面。

仔细研究一下就不难发现，中国政府对外援助的总量、承担国际组织会费的份额等，不仅体现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反映作为一个新兴大国的必要权力与利益，同时是现有综合国力完全可以承受的，与世界主要国家对外援助与GDP之比的对照也是比较适度的。

国内公众之所以存在疑惑，主要源于对外援情况的不知情，涉及数量庞大的对外援助或会费或债务减免，都是中国的国民财富，其具体数额怎么确定、如何实施、怎样问责，应该对公众有信赖有交待，应该程序透明且依法依规，这是决策科学化与民主化的落实和体现。

我认为，改进的主要方向有三个。首先是更好的宣传解释，把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呈现给社会公众，向国际社会展示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国责任大国形象；其次，决策部门要定期以白皮书、专题咨询、信息通报、记者会等多种方式，公示援助时间、地点、款项、项目类型、责任人等重要信息，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和建言渠道，消解外部的胡乱猜忌与谣言；三是在确定重大援助和会费比例之前，有更严谨的科学论证程序和问责手段，有对外部需求的严谨细致评估，有专业的探讨和咨询，最好还有大众媒体的报道传播。从长远来看，这是我们急需补强的短板软肋，属于大国外交能力建设的公信力基础范畴。

其次，外交工作怎样统筹协调各级资源。我国是一种金字塔型外交架构，中央和外交部对外交工作的开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但很多具体工作——例如渔业纠纷、缉毒、反走私、反恐、外贸和卫生检验检疫，都是由地方政府、其他部门甚至社会组织参与完成的，这些机构同样是我国外交工作的前沿和窗口。成功的外交工作离不开地方政府和其他部门的协助,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外交”形态和德国的“巴伐利亚外交”方式可以提供启发。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国界漫长的超大国家，中国要分析大外交格局下核心外交和地方外事之间的定位及协调，这对我国外交工作的未来十分重要。

最后，我们应该建立怎样的人才培养体系去支撑外交工作的开展。这不仅仅是外交系统和高校系统的事情，还关系到我们应该怎样推动包括智库在内的各类学术机构的发展。目前，我国已经拥有了数量相当庞大的智库，但这些智库的质量仍然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相对自主性和思想创造性远远不够。

给年轻人的建议

《环球财经》：人才培养是一切工作得以开展的基础。您既是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的知名学者，又是两个领域最重要的教育者。对有志从事外交和国际关系研究工作的年轻人，您会给出哪些建议？

王逸舟：首先，年轻人要有长期思想准备。外交工作不是西装革履和觥筹交错，大量的工作不但需要智慧和见识，还需要面对长期枯燥乏味、单调无聊甚至委屈郁闷带来的意志考验，很多外交官的辛苦和委屈都是行业以外的人无法想象的。如果没有正确的职业观，这些年轻人就很难真正理解外交工作，更别说投身这门艰苦的事业。

其次，我希望年轻人能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在今天仍然适用，我们要不断学习别国的先进经验、不断发现自身的短板软肋、不断戒除周身的虚骄之气。强大但谦和的态度，着眼长远又心态平和的精神面貌，才是与新时代大国风范相匹配的外交气质。面对未来，作为一个进步迅速同时问题多多的大国，不能固步自封、不要忙于输出模式，必须用改革创新精神去直面挑战、正视短板，兢兢业业地不断改进。

最后，我希望年轻人能不断提升知识储备。不但要学习外语，还要学习复杂的专业知识，了解最新的技术手段、提升整合运用这些技术手段的能力。回望过去几十年，信息的匮乏曾给我们那代人开展研究和外交工作带来极大的困扰；展望接下来的几十年，如何在信息爆炸的时代筛选和运用知识，可能成为下一代外交人的挑战。总之，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和严峻的时代，也是一个有机遇和变革的时代，年轻人需要做好准备，“谋后而动、行且坚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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