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目前，以结果论，整个东亚地区的表现均可圈可点。对于中国大陆，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评价道：“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动员。”而中国台湾和韩国在没有封城策略的情况下，以严格的隔离政策、推行大规模检测、利用高科技循迹等手段，挺过了第一波疫情。相较之下，日本政府当初为了保奥运会，在初期对策上优柔寡断，广受诟病；即便到了7月底，日本政府还推行着自相矛盾的政策：一边要求企业将远程办公比例尽量维持在七成左右，一边又拿出1.7兆日元预算推行“go to travel”（去旅游）计划，鼓励国民出门旅游。在日本国内，“日本防疫模式”引发了诸多议论，但全球主流媒体对此关注甚少。究其原因有三点：其一，日本政府的官僚以及防疫决策层的专家们并未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其二，日本的疫情数据的统计、公开流程非常冗长，时效性低，以至于部分疫情相关的国际数据库把日本的数据排除出统计范围；其三，由于检测样本数少，日本数据的真实性也遭到广泛质疑。不过，死亡数据能够从另一方面反映日本抗疫工作的真实情况。截至2020年8月17日上午9时，日本累计确诊病例为56214人，累计死亡1103人，死亡率仅为1.96%。不少人认为日本国民“听话服管”，不想给人添麻烦的国民性，以及全民戴口罩的卫生习惯是疫情控制得力的原因。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够全面。因为日本确诊人数并不低，但死亡率低的原因，与日本对养老院、疗养院等设施的控制得力密切相关。与欧美国家相比，日本的养老院、疗养院在疫情萌芽之时就已开展防疫对策。入住这些机构的老年人多数有基础疾病，是重症、死亡的高危人群。对他们的保护，成为日本防疫措施的重中之重。精准防疫：及时封闭养老机构与自肃模式在日本养老院和疗养院的防疫工作中，各级行政机构以及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往年对付流感时累积下来的经验，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日本政府缺乏对这些从业人员的抗疫成就的正确评价，不给这个行业一些资源倾斜的话，第二波疫情会造成怎样的损失，就难以预料了。日本厚生劳动省1月29日就对各个都道府县的护理保险主管人员下达了指示，要求他们通知下属的老年人护理机构提高对肺炎病毒的警觉。2月24日，厚生劳动省又发表了行政方针，要求护理机构限制家属探望次数，尽量避免搬入物资以减少污染。多数机构接到通知后，全面禁止了家属探望，2月下旬，日本的老年人护理机构已经基本封闭了。这也是中国香港在1月下旬、韩国在2月中旬都采取的政策。根据日本最大的养老院检索网站《LIFULL介护》对全国296家养老机构进行的调查，68%的机构禁止了家属探望，76%禁止入住者外出，97%实施了酒精消毒等防疫措施。在日本还有一类老年人活动中心，称为“day service”（日护），是为腿脚较灵便、不用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服务的。2月以后，这类机构的利用率也出现了明显降低。这些对策在日本人看来是理所当然，在其他很多国家却并非如此。疫情中死亡人数较多的欧美各国，采取类似措施比东亚地区迟了至少一个月。意大利在3月上旬才封闭养老院，西班牙是在3月第二周，美国是3月13日，英国则更晚。这些国家在发现死者中有近半数是出自养老机构的群体感染以后，才开始实施封闭管理。在意大利、英国和美国，还出现了医院将病人转移到养老院、养老院中的感染者未被隔离等情形，人为地加剧了疫情的蔓延。直到养老院内发生大规模感染、造成大量死亡案例以后，政府才意识到封闭养老机构对控制疫情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约有170万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老龄化程度首屈一指的日本，机构内的群体感染却少得不可思议。厚生劳动省3月3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截止当时共发生14起医院、福利机构内的群体感染，其中仅有三起出现在老年人护理机构内。成功应对第一波：不靠行政命令而靠成熟体系稍显遗憾的是，3月31日以后厚生劳动省就没有继续公开养老机构的群体感染数据。我们参考共同通信社独自调查的数据，与5月8日时间点的国际数据做比对。截至5月8日，日本被认定因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个例中，约有14%是在养老机构中被群体感染的。发达国家中，即便是ICU病床数和医疗从业人员占总人口比例远远高于日本的德国，这个比例也达到了39%；被普遍公认防疫措施得力的韩国，该比例为34%。以入住养老机构的老年人因新冠肺炎而去世的比例而论，德国是0.4%，瑞典为2.8%，英国为5.3%，西班牙为6.1%，而日本不足0.01%。由于日本的核酸检测样本过少，质疑日本政府瞒报死者数量的观点也时有耳闻。但其实，由于在养老机构内很容易形成群体感染，如果真因此发生大面积感染致死事件，想掩人耳目并不容易。基于日本和英国、美国各自发表的动态人口数据，与过去五年的平均数相比较，可以通过死者的增加数（超额死亡）一窥其中究竟。比较结果显示，东京3月的超额死亡为2.2%，4月为8.4%；伦敦则分别为8.8%和192%，纽约竟然高达49%和480%。由此可见，日本并没有出现大量死亡案例，政府掩盖死亡人数的观点在逻辑上是站不住脚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佛瑞·萨克斯（Jeffrey David Sachs）认为，东亚各国有应对SARS（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与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的经历，对付新冠病毒的经验比欧美诸国丰富得多，因此对疫情的控制较为成功。日本基本没有受到SARS和MERS的影响，但是每年冬天都会爆发流感疫情。因此很早以前，日本厚生劳动省就制定了应对流感的行动指针和操作手册，内容详尽，包括流感的发生机制、分类、门诊时的重症度评价、有无肺炎并发症时的应对异同、传染对策等等。每年流感季前，还会修订指针和手册的内容。厚生劳动省还规定，每个养老机构都必须设置流感对策委员会。以往每逢流感季，日本的养老机构就会限制家属探望。因此，日本社会对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封闭养老机构的政策表现出了极高的理解与配合。综上所述，日本在第一波疫情中，虽然来自中央政府的应对导向首鼠两端，但由于厚生劳动省、各个自治体、各个养老机构内已经运转多年的有效体系自动发挥作用，所以才出现了非常低的新冠肺炎患者死亡率。而在欧美诸国，流感季时，连呼吸科的医生和护士都不一定会戴口罩，养老院的防疫意识就更加薄弱了。除此之外，在医疗物资严重短缺的前几个月，日本的医疗从业人员和老年人护理行业从业人员克服物资极度短缺、坚守岗位的奉献精神以及专业态度都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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