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里的中国

基尼系数最近一次引起广泛的争议是在2012年。

 

当时,西南财经大学通过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数据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61。这之前,国家统计局曾长达十年未公布基尼系数,必须做出回应时也只是笼统地表示,中国的基尼系数没有到0.5且自2008年起正逐年下降。后来,考虑到选用指标的不同——在城市选用可支配收入但在农村选用纯收入,国家统计局就不再公布基尼系数了。

 

这引起了更大的争议。经济学家梁小民认为,国家统计局忽视了灰色收入,因此将数以万亿人民币的财富排除在了基尼系数的计算之外,这导致其对基尼系数的计算明显偏低。经济学家李实2也认为,“全世界比中国基尼系数更高的国家已经不到10%”,“难以判断基尼系数已经呈现下降趋势”。更多的经济学家则认为,就算面临指标的不同和完善统计方法的困难,国家统计局也不应该停止公布基尼系数,而应该不断调整到它能反映中国现实为止。

 

确实,财富不平等是个复杂的问题。对基尼系数而言,其上升既可能源自穷人变穷和富人变富,也可能源自所有人收入都提升但富人收入增加更快,还可能因为所有人收入均下降但穷人收入减少更多;同样,贫困率不变既可能是因为原有贫困家庭持续贫困,也可能是因为脱贫与新增贫困家庭的数量大致相同。如果不了解这些细节,人们就很难制定出科学的公共政策。

 

社会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访问讲席教授谢宇因此认为,即便只从学术角度看,用不同时期截面数据计算基尼系数的方法也有点粗糙。他认为整体状况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的细节和它随时间演进的过程。要展示这些信息,追踪调查才是更理想的选择,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的目的正在于此。借助这个调查,人们也确实可以看到更多关于中国社会的细节信息。

 

例如,中国的基尼系数可能介于西南财经大学和国家统计局估算的结果之间,但更接近后者,这个数值确实在降低但城乡各自的基尼系数并无明显变化,数值的降低源自农村家庭收入增速快于城市家庭、中等和中高收入家庭收入增速也快于高收入家庭。另外,基尼系数的降低并不意味着中国的财富不平等状况有所改善,因为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速明显落后于中等和中高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速,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在扩大,形势其实还是不太乐观。

 

作为调查执行机构——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主任,李强也关心基尼系数和围绕这个数值产生的争议。他是农村出来的大学生,曾经想过计算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基尼系数,但他知道没有数据,这一切都是空谈,“如果有机会,我真希望把农村生产队当时的账簿抢救出来,建立起能还原当时社会状况的数据库。可惜,我们已经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在这位年届六十的政治学者看来,中国缺少对社会状况的长期科学描述,缺少能精确还原历史片段的详细资料,因此总是很难对很多重要的问题给出明确的回答。例如,无论是人口减少的规模还是财富缩水的程度,中国可能永远没有办法计算出三年自然灾害这样的历史大事件造成的损失,基于口述历史和典型案例开展的研究显然没办法弥补这样的缺憾。

 

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成立,就是为了让人们在理解中国社会时可以不那么依靠直觉。

北大的选择

 

2005年7月11日,当时的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林建华在香山饭店组织召开了一次会议,包括经济学家林毅夫、社会学家邱泽奇在内的社会科学十几个院系的学者和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作为学校一系列重要改革的策划人和推动者,林建华希望大家能在这次会议上开诚布公,共同讨论一个大命题——怎样推动作为学校招牌的社会科学学科建设。

 

围绕这个目的进行的头脑风暴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前一年冬天,林建华还带着包括两位副校长在内的11人代表团访问了美国,并在几个高校系统调研了很多成功案例以求找到办学灵感。当年启动的“985工程”二期为北京大学带来了18亿元的科研经费,他们因此想通过包括这些调研在内的一系列工作知道,怎样用这笔资金才能更有效地推动学科建设。

 

和北京大学在2019年获得的近百亿科研经费相比,18亿元确实没那么惊人。但在2004年,这无异于一笔巨款。当年,负责科技成果转化的学校科技开发部向北京大学和所属各院系上缴的全部资金只有300万元,学校通过接近200项与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进行的科技合作实现的全部收入也刚刚超过一亿元。甚至到了2005年,北京大学的全部科研经费也才刚过6.5亿元,人文社会科学的科研经费在当年超过5000万元还是一条重要的新闻。

 

作为对比,北京大学当时有81个国家重点学科、11个国家重点实验室、两个国家工程中心和13个国家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经费紧张可见一斑。因此,当这笔资金突然在学校预算中出现时,科学家们的热情被瞬间点燃了,很多此前存在于大家脑海中的设想都变成了热情交流时的主题,邱泽奇记得“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只是提议的队列研究就有四个”。

 

林建华认真想过这件事情。当时,北京大学刚刚有九个学科进入全球前1%,继续提升学科排名的空间确实太大了,这笔钱肯定能产生价值。但以怎样的方式让这笔资金产生更大的价值,则考验着学校领导们的智慧。人文社会科学尤其如此,他必须找到那根可以撬动学科发展的杠杆,让这笔钱既能为北京大学带来学科优势,还能在更广泛的宏观层面创造价值。

 

这对北京大学非常重要。当时,学校文科院系拥有超过200个虚体研究中心,这些中心大多是学校老师自发成立的跨学科研究机构,他们的研究意愿很强但研究力量较弱,合作意识很浓但合作平台很小,缺少必要的研究资源导致数量众多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学术影响力。对于北京大学这样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的高校来说,这是必须改变的现状。

 

这位理科出身的校领导能隐约感觉到杠杆在哪里。他看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在成立50周年时选出的50大受资助项目清单,知道其中惟一入选的社会科学项目就是密歇根大学的家庭追踪调查。1968年开始的家庭跟踪调查涉及家庭及其成员的所有方面,并带动了包括欧盟、日本、韩国、墨西哥和中国台湾在内的很多经济体都启动了类似的调查。林建华了解到,密歇根大学有把全球类似调查连接成为网络的计划,这无疑是个令人激动的想法。林建华因此感觉到,这类对社会科学实证研究意义巨大的工作也许就是北京大学的努力方向。

 

负责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的副校长张国有教授也有类似的看法。在这次香山召开的会议之前,他们已经和社会科学各院系进行了半年的讨论。在这次会议上,他们提出建设一个符合学术要求的社会科学基础数据库,能为北京大学奠定社会科学量化研究和教育的基础。

 

 

打动林建华的另一点是,张国有和其他学者们都提到了这项工作的背景,那就是中国正在经历的快速变化。这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状态随时都在改变,这是个此前少有、未来更不会重来的特殊历史时期,因此应该有社会调查机构记录和研究这个过程,为社会科学提供关于中国的学术资源,林建华说“连我这样的理科学者都为这个计划激动不已”。

 

“我们都是有些抱负的,我们希望能推动中国社会数据的搜集、整理和发布,提高中国实证调查研究的水平,”李强说,“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当然重要,甚至更重要。但我们那时的数据规模和数据质量都太差,很多极有价值的研究都没法开展,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

 

李强知道数据对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上世纪90年代,他在美国做研究时正逢美国学术界研究中国的黄金岁月,费正清和傅高义两座高峰之后,杜赞奇、马若孟、黄宗智等人在前后十几年时间里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农村的著作。但其实,除了和中国政府合作较多的傅高义,后面几位学者都没怎么来过中国,和李强私交不错的杜赞奇直到1986年夏天才首次访问了北京顺义的沙井和山东济南的冷水沟,至于对其成名作《文化、权力与国家》的创作非常重要的另外四个乡村——北京房山的吴店、河北秦皇岛的侯家营、河北滦县的寺北柴和山东平原的后夏寨,杜赞奇直到作品完成和自己成名后也没有到访过。

 

他们的秘诀是满铁调查。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核心资料,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名义开展的这项情报工作历时40年,形成材料670万页,其对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的记录之详细简直令人叹为观止。就在几年前,主持满铁资料翻译工作的华中师范大学教授李俄宪14还赞叹说:“中国是个巨人,可通过满铁调查能看到,中国在日本面前曾经只是个裸体的巨人。”李强也说,满铁调查的价值让他很早就下定决心要改变中国实证社会科学研究的状况。

 

不过,改变现实需要时机和技巧。北京大学的大部分院系都有悠久的历史,校内基本格局已经确定很久,任何关乎体制的改变都会遭遇到不小的阻力,重新调整院系的工作因此极度复杂。作为主管学术建设的领导,林建华的方案着眼于增量,他决定绕过已有院系,新建一批着眼于跨学科领域的研究机构,并在这些新成立的机构中尝试包括预聘制和预算管理等新的科研管理体制,推动包括社会科学在内的各个学科进一步发展起来。

 

和几个月前与密歇根大学座谈时得到的信息呼应,一些这项计划的最核心原则慢慢被确定下来。例如,他们决定在中国启动一项针对家庭但涵盖社会生活诸方面的追踪调查,林毅夫和社会学系主任马戎随后开始了项目的筹备。而且,就像北京大学同期成立的十几个中心一样,也将有新的实体来负责计划落地,这个机构随后被命名为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学校、学术和学者

 

从张国有教授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论述中,林建华可以很自然地想到在美国的谢宇。

 

在上海工业大学(现上海大学)的冶金工程专业毕业后,谢宇成为改革开放后最早的赴美留学生之一。随后,他不断转变研究领域,逐步成长为在社会学、统计学、人口学等多个领域都有不错建树的学者。世纪之初,他撰写的《分类数据分析的统计方法》《科学界的女性》《美国亚裔的人口统计描述》和《婚姻与同居》都在业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以半个局外人视角观察中国若干年后,谢宇也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经历的发展历程在世界历史上都堪称罕见,这场变革根植于中国独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与社会环境,这个过程此前没有,未来也难以再现,其影响只有14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15世纪的德国宗教改革和16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才能与之相提并论,中国学术界应该对此有所行动。

 

例如,家庭在中国社会中扮演着极其重要又非常特殊的角色。在中国,家庭不仅像国外社会那样赋予个人以最初始的社会地位和最重要的成长环境,扮演着代际关系的最重要桥梁和研究婚姻与性别机制的最重要平台,而且是经济活动与社会交往的基本单位,甚至中国人那崇敬祖先、重视孝道、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和传宗接代、事业追求光宗耀祖的传统价值观也和家庭密不可分。但长期以来,因为没有数据,中国几乎没有学者从这个视角研究中国社会。

 

在谢宇看来,尽管社会科学的起源离不开马克思(Karl Marx)和韦伯(Max Weber)等伟大欧洲学者的努力,但现代社会科学更大程度上仍旧是美国人的发明。在19世纪末那个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时代,美国社会出现的城镇化、犯罪、贫困、教育不均、大规模人口流动和严重劳资冲突等社会现象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土壤,这种独特的社会情境最终让萨姆纳(William Sumner)和库利(Charles Cooley)等社会科学家得以成名。

 

在密歇根大学见到林建华时,谢宇再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国社会在迅速变迁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分化加剧、婚姻不再稳定、社会阶层固化等等问题都很吸引人,但相关研究太少。对很多重要问题,即便经验丰富的社会学家也只能一知半解,一个高质量的基础数据库因此“对国家的决策、学术的发展和年轻学者的成长都有非常高的价值”。

 

谢宇可以举出很多这类例子:“例如婚前同居,我们都知道这能消除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退出成本也比婚姻低很多,因此能提高婚姻匹配效率。我们也能感觉到婚前同居在当代中国非常普遍,年轻世代的婚前同居比例可能已经超过一些西方国家,但相关研究还是空白。”

 

林建华认可以家庭为中心的调查,也相信谢宇是完成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虽然是中国最著名的高校,但要完成这样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北京大学并没有多大的试错空间,调查遇到的很多问题都必须迅速解决,让团队在缺少专业意见的情况下独自摸索很难确保这一点。

 

谢宇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他的知识面很广,对社会科学几乎所有学科的主要议题都有涉足。他在密歇根大学——全球社会调查的大本营有终身教职,对社会调查涉及的所有环节都有不错的知识储备。而且,他对数据有惊人的敏感和严谨的科学态度,李强说:“我认识的人里,谢宇对数据的敏感无人能比,概念不清、统计口径不明的情况从来没有在他身上出现。”

 

谢宇也了解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学界。早在2002年,也就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建立20周年时,谢宇就曾在一个月内组织六次面向全校的公开课,其中五次都和量化研究直接相关,那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学界接触量化研究的开端。谢宇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三原理——异质性原理、社会分组原理和社会情境原理,也从那时起获得了广泛认同。马戎对此有很深的印象,他认为受制于各种原因,中国社会科学界对量化方法的了解确实不够,补齐短板势在必行。

 

谢宇一直希望中国能尽快启动类似的调查,因为数据获取会越来越难。但他知道这绝非易事,社会调查极其耗费资金,针对社会科学基础研究的支持完全不具备短期的性价比,长期稳定的大力支持在任何国家都不容易,已有调查项目几乎全在发达国家,原因就在这里。

 

不过,随着“985工程”二期的启动,机会终于来了。2005年那次会议后不久,谢宇被确定为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国际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也正式成立,邱泽奇成为中心的首任主任。“我很感谢林校长能够设立实体机构来推动这件事,”谢宇认为,林建华提出的在原有院系之外成立机构的改革思路是正确的,“这对项目至关重要。”

 

这确实是不能失败的任务,全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似乎都在关注项目进展,北京大学也几乎动员了所有社会学家支持项目,项目的每个参与者也都很激动。不过,就在邱泽奇和谢宇开始筹备后不久,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构成发生了变化,一个新成员加入了进来。

 

 

中心的新成员

 

2006年,在林毅夫的邀请下,美国国立老龄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Aging,NIA)行为与社会研究部门负责人理查德·苏兹曼(Richard Suzman)访问了北京大学。林毅夫希望苏兹曼能够展示一下健康与退休研究(HRS),以及基于这套体系开展的一系列调查项目。那之前,这套针对中老年人健康、社会问题以及资产状况等多方面的调查已经全球闻名。

 

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相同,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也是针对固定人群的追踪调查。不同之处在于,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不但有完整的经验可供借鉴,还有可能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经费支持,北京大学也许只需要动用一小部分资金就可以完成项目的启动,学校当然不想错过这样的机会。而在林毅夫看来,这次受邀的苏兹曼正是让愿景落地的关键人物之一。

 

自从1992年参与启动健康与退休研究以来,苏兹曼一直以极大热情推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他希望经济学家能在那些传统上认为属于流行病学家的领域扮演更重要角色。考虑到全球的福利、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帮助30多个国家启动了老龄化研究项目后,苏兹曼尤其认为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应该缺席这类研究。”当时参加交流的赵耀辉回忆说。

 

苏兹曼是对的。每个国家都会在走向富裕的过程中面临生育率的降低,但中国与所有这些国家都不同。独生子女在1980年成为国策后,中国迅速提升了积累水平,从而为经济腾飞奠定了储蓄的基础,但由此导致的老龄化则成了中国社会迟早都要面对的巨大挑战。又由于中国独特的人口增长率降低路线图,现有的很多老龄化政策也许都很难适用于中国。

 

更重要的是,人们只知道中国老龄化速度非常快且很严重。确实,中国城镇妇女和农村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2000年时就已经分别降至不足1.3和不足1.8,而研究表明一个可以维持人口规模和结构稳定的理想总和生育率是2.1。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一度超过6,这意味着中国当时的每名妇女在育龄期间平均生育的孩子达到六人之多,那时的人们担忧人口的压力着实有情可原。但现在,人们更多感到的是对未富先老社会的恐惧。

 

不过,在巨大的老龄化社会阴影和惊人的老龄化社会成本之外,偏偏很少有人知道中国老龄化过程中的细节——例如究竟有多大比例的老年人需要照护、尤其是需要专业度很高的长期照护,城乡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究竟有多大差距,市场化的养老体系是不是有足够的执行基础,退休以及延长退休年龄会对老年人产生怎样的影响,而这些细节才是政策制定的基础。

 

作为劳动经济学家,赵耀辉一直想研究中国的退休问题。这是劳动经济学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从个人角度看,退休是劳动生涯的结束,劳动收入重新归零会在经济、社会和健康等很多方面对个体产生影响,有时甚至会影响到一个人对自身价值的评价;从社会角度看,退休年龄又关系到我国实行的现收现付制养老金体系应该怎样随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做调整。

 

但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多个时刻闪过这个念头后,赵耀辉始终没能启动这项工作,理由很简单——她没有数据。困扰属于同时代所有中国经济学家,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后来加入中心的张晓波也发现,当他想研究中国企业问题或管理问题时,竟然只有规模以上企业或上市公司的数据可以使用,“已有数据都被用烂了,但还有很多重要问题没办法研究,例如企业家精神、企业设立和关闭等等……更何况,就算是规模以上企业的数据,后来也拿不到了。”

 

回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后,赵耀辉最初的工作是培养一批会使用现代数理方法的学生,但这个目标的完成进一步凸显了数据不足的困扰。方法再好,没有数据的支持,那些有意义的工作也没办法开展,这种难以改变的现实甚至影响到了赵耀辉对自身工作的认识,“我们的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许都不能称之为知识创造。”

 

苏兹曼的报告因此更像一场为赵耀辉举行的专题交流会。在国家发展研究院,她和姚洋等几位经济学家都以研究微观数据而闻名,而赵耀辉不但拥有相当不错的数理基础,在劳动经济学、健康经济学和老年经济学等领域也有很深厚的学术积累。因此,如果北京大学希望推动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在中国的落地,赵耀辉就是那个最合适的人选。李强也认为,赵耀辉一丝不苟的学术态度是执行这个任务的最重要基础,“她真的是一点马虎都不能容忍。”

 

整场报告会也确实从一开始就吸引到了赵耀辉。“那些数据展现出的跨学科性前所未有。”赵耀辉用“震撼”来形容初次见到这些数据时的感受,这在形容词的选择在学术界并不多见:“那里面有退休和财产等社会经济学界感兴趣的数据,也有诊断数据和医生处方等公共卫生学界和医学界感兴趣的数据,这意味着很多之前根本没办法开展的研究都能因此变成现实。”

苏兹曼的演讲结束后,林毅夫现场问:有谁愿意承担这个项目?赵耀辉马上举起了手。

 

 

真的太难了

 

2011年春季后,美国的谢宇和北京的邱泽奇就开始等待基线调查的结果。2010年启动的基线调查中,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在649个村居发放了19986户样本,完成了635个村居中的14960户和42590位基因成员。更早的200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已经完成了基线调查,他们当时在150个县的450个村选中了一万户家庭中的1.7万人了解情况。

 

他们想看到的是一张金字塔对比图。提供对比的是同样在2010年进行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后者为中国提供了一张全面的人口画像。他们想知道,调查选用的样本能不能很好地还原总体,这关系到调查采用的很多技术是否可靠。

 

等待原本应该已经结束。按计划,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基线调查会在2010年9月15日结束,但全部工作到这一天才完成92%。派出的400多名访员里,有97个人做的899次访问不合格。而且,城市越大,阻力似乎也越大:地级市和省会城市的难度全都超出预期,上海的情况更是让人沮丧,他们不得不在11月组织了补访,希望利用外地人回家过年的机会冲下应答率,这使得战线被大大拉长——直到2011年2月,全部调查才终于算是结束了。

 

为了让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更顺利,赵耀辉甚至把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调查主任孙妍“送”了过来。“那是我们团队最核心的人”,赵耀辉说孙妍是项目最初五人团队的一员,基线调查就是她们一起在朗润园那间狭小的办公室里摸索着完成的,“着急的时候还哭过鼻子”,但她必须让孙妍离开团队,去支援进展缓慢的兄弟项目,“她的经验最丰富,而这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非常重要”。

 

理论上,追踪调查有几个关键环节需要把握。首先是抽样,调查要用很小的样本反映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要看均值,也要看方差等多项指标”;其次是追踪,因果变化只有借助追踪才能体现出来,“例如因病返贫,宏观调查只能提供发病和贫困人口比例,但不会告诉你贫困和生病哪个在前,可这才是关键”;再次是问卷设计,一个包含上千道题目的问卷必须对很多关键问题做出回应,但访问时间又不能太长,否则被访者就会失去耐心;最后是数据如何安全高效地分享给学术界,但只有前几个环节做好,这个环节的意义才能体现出来。

 

大家也都对项目难度有所准备。赵耀辉知道,自己必须从学者转型到项目经理,努力带领大家完成更多琐碎复杂的工作;谢宇也知道,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要明确定位家庭成员间的关系,要对家庭关系和家庭成员信息展开全方位深度调查,这意味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实际领导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邱泽奇更不容易,全中国都还没有哪个人真正组织过追踪调查。

 

但他们还是低估了项目难度。一方面,调查尝试的改革太多,谢宇希望家庭追踪调查能打破城乡界限,因为“官方对农村与城市的行政划分难以及时反映中国快速城市化的现实”;大家都希望引入计算机辅助调查,都反对层层汇总的分级管理,“人为干预的空间太大了”。信息化手段的引入还可以通过问卷的模块化来显著提高调查效率——“不然几百页的问题不知道要问到什么时候”;向西方学习同样只是说起来容易,这和自然科学完全不同,技术可以快速移植,但要反映户籍、流动人口、二元社会这些中国特有的议题,问卷就必须做出调整,谢宇说:“我们第一次调查时还问过被访者家里有没有祠堂,会不会拜祖先这样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真的很难用几万人的群体还原14亿人。而且,就算是这几万人,他们也很难快速获得被访者的信任。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中负责调查工作的陈欣欣说,被访户信任政府,没有基层干部疏通关系,访员们在很多村居甚至连进都进不去,更不可能和初次见面的人进行长达几个小时的访问,并且从此和他们建立能够定期拜访的长期联系了,“我们确实想麻烦基层干部帮助我们,但也确实知道他们最需要的是减负。”

 

有些事情,基层干部其实也束手无策。例如,抽样需要规范的地址列表,但中国的城市面貌变化太快,地方行政系统有时候也没办法完全掌握这种变化,“很难从地方政府要到”。他们考虑过绘图法,也就是先把住宅结构画出来,再根据图片编写花名册并选出访问对象。但在浙江和甘肃的预调查就让他们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现实太复杂了,很多城乡结合部的房子只是画在图纸上就已经令人崩溃。“院子套着院子,很难根据这个编写花名册,”赵耀辉说,“就算编出花名册并确定了访问对象名单,回到原地也经常发现找不到这户人家了”。

 

所有调查都面临年长者容易沟通、高薪高知阶层和青年人受访意愿较低的情况,但中国又有不同,这里的年长者“爱用农历生日,回答健康问题时又总不提在使用中药”。要是当地普通话推广不好,沟通就格外困难,这种情形直到今年也没什么改变:作为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访员,莫亚锟刚到广东就遇到了这个问题,她不得不反复地声明:“我不会潮州话喔。”

 

陈欣欣也是因为这些困难才来到北大。她原来是浙江工商大学的教授,在几次调查中都帮赵耀辉带过来浙江调查的队伍。赵耀辉发现她有种独特的能力,“杭州一个原本做不出任何样本的小区,她竟然能带队伍做出很多个样本”,“她也特别认真”。后来的一次研讨会上,陈欣欣又给赵耀辉分享了自己对实地组织调查的建议,这让赵耀辉决定把她请到调查中心来。

 

创新一直在涌现。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引入了地理信息系统——他们在谷歌地图上将每栋建筑物都做了标注,然后将建筑内的房间绘制成表格,再从中随机选择样本,这套方案在2011年获得成功后很快成了中国学术界面对该类问题时的标准解决方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则创造出了一种名为T表的数据采集工具,构建起了完整准确的家庭关系网络。两个调查在计算机辅助技术中共同推动的模块化问卷,则大大简化了调查流程,提升了调查质量。

 

质控更是近乎永无止境。两个调查的组织者们都要求访员在访问时,“敲门必须满三次,电话必须打够六遍,还是没人回应才能放弃”,访员也被要求“不要着急提问,要多听、多交流”;张晓波说,访员在调查中的角色也不只是提问者,他们要通过观察记录很多细节,其中关乎受访者生活环境的问题就有七个,对受访者个人状况的评价则涉及到13个方面;对访问录音的抽查也会和调查同步进行,“比例非常高,任何造假行为都会很快被发现”。

 

太多人为这两个项目提供了帮助。2008年基线调查前,为了让访员能够顺利进入村居,林毅夫找到了当时的卫生部长陈竺;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基线调查开始后,当时在国家人口计生委担任发展规划与信息司司长的于学军也提供了相同的帮助;等到2011年的追踪调查开始后,赵耀辉几乎动用了全部私人关系,当时的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也找了当市委书记的朋友,邱泽奇在撰写《中国报告·民生·2011》时更是用了整整一页半的篇幅感谢别人,其中包括五位不在中心工作的学者和接近10个各类机构。

 

对邱泽奇来说,那是格外艰难的五年。作为中心的创始主任,他花了没法计算的时间搭建中心的框架、弄清社会调查的逻辑、并为各种问题找到解决办法。因为“时间太紧张”,他总觉得基线调查的数据处理不够完美,只是考虑到“不会出现颠覆性结果”,也就只能接受了。但好在基线调查做得不错,谢宇甚至在过去十年后还是激动地说,调查质量远超预期,他提到了那张对比图:“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图,不论在哪里。”

 

当然,即便这时,调查仍然说不上成功,因为问卷的调整没有结束,也还有很多细节需要完善。谢宇的学生、2007年就开始从事量化研究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春泥29,至今还在帮助撰写用户手册——这种类似使用说明的文本能帮助用户更好地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数据,她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们很长时间都没有弄清楚‘追踪’的内涵。”

 

成功的最重要拼图

 

李强在中心的工作始于一团乱麻。为了省钱,中心最初购买的软件只开通了部分功能,直到因为需要必须开通剩余功能时才发现数据库有兼容问题,“有钱都没办法”。李强没遇到过这类问题,同事问他怎么办时,他挠着头颇有些自嘲地说:“这事,你们可问对人了。”

 

他后来回忆说,自己也只是在直觉上相信这些问题能解决,于是就把技术、调查和质控的负责人都找到自己的办公室,让大家当面讨论,“吵架也行……没想到,吵着吵着还真把问题解决了。”这种近乎无为而治的管理哲学也许正是李强的优势,他始终相信“本事越大的人越有鲜明的个性”“领导最好少管事,不是本专业的事就更要少管”“事情办得好,很多时候不是因为领导管得好,而是因为领导管得少”“只要公正,人才的潜力往往超出想象”。

 

其实,李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太能理解为什么会选择他来做中心主任。确实,他当时是北京大学的校长助理和社会科学学部的部长,对全校的学科建设、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中心的压力太大了,“明星项目就应该由相关学科的明星学者来担纲”。

 

从这个角度看,他显然不是理想的候选人。他的学术专长是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政治哲学,对社会调查必然涉及的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统计学和公共卫生等领域的知识储备明显不够,很难驾驭庞大的社会调查。而且,他对数据的陌生非常强烈,“几十年的研究中都很少用数据。”因此,即便校长周其凤30来找他,李强还是没松口,他对周校长说:“万一搞不好,没人会说我,因为我本来就不是干这个出身的,可一定会有人说你用错了人。”

 

但在2011年,北京大学需要尽快解决中心运行中的几个大问题。这里全是中国最优秀的学者,但大家的个性都挺强,项目的巨大压力导致意见相左的情况越来越多,“这无关对错,但确实关乎每个学者对数据的理解和对优先级的选择”,学校因此意识到必须有个性格温和的人来担任组织的润滑剂。两个平行项目也缺少整合,中心的运行效率确实有些问题,周其凤有时候甚至担心项目会做不下去。偏偏,项目又到了最关键的时候——追踪开始了。

 

追踪非常重要,这是调查走向成功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块拼图。成功追访的次数越多,调查就能越完整还原受访者的生命历程,做出因果推断的难度就越小。但追踪也的确太难,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为例,2012年的首轮追踪调查开始时,基线调查中的14960户完访家庭又产生了2031户新建家庭。虽然家庭整体79.2%的应答率还算不错,但新建家庭35.9%的完访率就真的有点糟糕了。前车可鉴,中国不是没有过那种草草收尾但最初理想远大的调查项目。

 

1989年,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研究中心、美国国家营养与食物安全研究所和中国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合作发起了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项目。通过这个涵盖九个省份的追踪调查,三家发起单位希望能弄清楚健康、营养和计划生育政策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而中国社会经济正在发生的变迁又在如何作用于整个人口、从而改变这个庞大群体的健康和营养状况。

 

但这项调查没有达到最初的目标,关键问题就是失访。1989年和1991年的最初两轮调查中,相邻两省的样本追踪率还能超过80%。但随着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迎来高速发展,人口大规模迁移很快导致了样本追踪率的下降:三轮调查过后,一半的基线调查对象都失去了联络;到后来,相邻两省的样本追踪率也只剩不到70%,调查的意义到这时已经很小了。

 

除了完访率,这对问题设计也有更高要求。通常来说,问题要尽量稳定,量表也要符合惯例,这样才方便学术研究。但时代在发展,新趋势总会出现。以家庭财富为例,中国90年代才有股票市场,人们那时的财富种类很少,今天则有太多金融产品,数字货币甚至在几年前都难以想象,问卷因此必须调整,两个调查也确实会不断调整问卷——他们会跟踪不同学科的进展并保持和相关学者的交流来保证调查满足学术需要,“但这样一来,我们就很难确定财富增加是因为真实资产增加,还是因为上期问题导致的某类资产低估在本期被修复。”

 

很多短板甚至能追溯到基线调查之前。例如,调查问卷要根据中国实际做修改,但大家后来发现很多量表或测量方案都没有权威来源,有权威来源的又有很多不知道修改逻辑,既有权威来源也知道修改逻辑的又有很多不好回答,调查主管孙妍说:“很多问题都太细了,消费部分要了解受访者每个月的烟酒、水电开销,要知道他在家里和在外请客吃饭的花费,做研究也许需要这样,但从记忆角度看,受访者不可能回答得了这些问题。”

 

他们很快确立了新的标准。“我们尽量不让受访对象做计算,”孙妍说,“如果确实有大问题,我们也首先把它拆成小问题,等大家回答后再计算出结果。”后来加入设计团队的张春泥说,这不是学术态度问题:“我们以前没有社会调查这个学科,就很少有人能理解这中间的逻辑。”

 

幸运的是,即便对李强这样的量化研究“门外汉”来说,对思想的重视也没有阻碍到他对数据重要性的认识:“我记得以前农村最好看的女孩子都愿意嫁给城里条件最普通的男孩子,但这种情况现在就很少发生。”李强再次提到了基尼系数,他认为改革开放前的基尼系数是不是像大家说的那么低值得研究,而这正是中心里几项调查的意义:“我们既然要做,那就要做最高质量的调查。否则,我们用这个数据做的判断也许还不如哲学家拍脑袋靠谱。”

 

成为中心主任后,他也访问了密歇根大学,正是这次出行给了他理顺头绪的灵感。回国后,他对中心架构做出了几个关键性的调整。首先,他和学校图书馆合作建立了调查数据资料库,发挥调查中心数据收集和服务的能力与图书馆的信息检索能力,这也是密歇根大学数据库的核心优势之一。更重要的,他重构了中心的组织结构,让项目和执行分离,执行团队负责数据采集、质量控制和相关技术——调查技术的每次完善因此都可以惠及两个项目,两个项目也都成立了研究员团队和办公室——项目中关于质量控制和支撑体系这些独特的工作也有了更清晰的责任归属,“得让学术带头人发挥核心作用”,多个项目的同时开展因此成为可能。

 

理顺几个核心关系后,进步开始显现。中心学会了用节日贺卡密切和被访者的联系,有些被访者也逐渐感到这些大学生从北京千里迢迢来到各省只为做三个小时的面访有多难,随着他们的态度转好,调查工作也变得更加简单。孙妍发现,基线家庭失联主要还是因为被访户的搬迁;新建家庭失联则主要因为家庭所在区域没有访员覆盖,但如果有更多联系方式,这些问题就会得到解决,电话访问因此被设计出来。等到微信普及,失联的情况就更少了。

 

随着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基线调查对象在2016年分散到800个区县的2300多个村居,电话访问已经不可或缺,方案也不断细化,“每分钟的增减都有考虑,”张晓波认为,“这在东部高档小区尤其重要,不然保安那关都过不去。”2014年,电话访问的质量也追上了面访。

 

同样在2014年稳定下来的还有关于追踪的几乎所有量化指标。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为例,他们在2012年的跨轮追踪率只有85.1%,但这一数字在2014年上升到了89.6%,这比同年开始基线调查的英国家庭纵向调查还高了10个百分点。从未追访成功的1351个家庭也有相同的原因:40%无法成功联系,24%连续拒访,1%因受访家庭原因无法完成访问。

 

也是在2014年,历经两次大规模调整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问卷终于稳定下来。张春泥回忆说:“一切到那时终于走上正轨。”

 

调查走向成熟后,最初的理想开始变成现实。

 

 

量化的中国

 

两个明星调查几乎从公布数据起,就开始持续对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做出回应。

 

2013年,依靠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学者们建立了相较城镇登记失业率明显更科学的调查失业率的方法,结果发现当年中国城镇失业人口介于1500万到3160万之间,女性失业率并不明显高于男性,“4.4%到9.2%的失业率很低,这意味着工资上涨压力会持续下去。”

 

随后,他们在2014年对“因病返贫”做出了回应。根据分析,2010年的贫困家庭比非贫困家庭有更大可能在2012年再次贫困,但非贫困家庭因病返贫的增速更快——医疗支出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重每提高10个百分点,非贫困家庭陷入贫困的发生比就会提高6.8%。

 

不同年份数据的对比很容易将一个更复杂的中国呈现在世人面前。例如,中国社会的离婚比例上升明显,但女性受访者汇报的婚姻生存概率要高于男性,“这可能意味着有部分女性在隐瞒婚姻状态。”又例如,高知女性和高收入女性在婚后退出劳动市场的可能性确实比其他女性低,但这并不足以改变中国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再例如,中国在2050年前有600万失独妇女和1000万失独家庭的可能性并不大,过度的恐慌因此并无必要,而户口和消费的关系则显然要一分为二地看——获得城镇户口的农民工也只会在短期提高消费,长期则几无影响,而流动人口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不会因为获得户口而改变消费行为。

 

对争议的回应都和舆论焦点有不小出入。例如,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追踪特性和宗教模块的独特设计,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卢云峰和张春泥在2019年的研究发现,就算考虑到受访者因为各种原因不愿公开信仰的“灰色地带”,中国人中的基督徒比例也不超过3%,“不到4000万”,达到一定宗教实践频率的“虔诚的基督徒”仅为2100多万人。而且,中西方人对宗教的认知明显不同:2012年的问卷给受访者列出的选项是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等,2014年的调查则把选项变成了佛/菩萨、神仙、上帝、天主和安拉等,结果拥有宗教信仰的人群出现了显著增加,“这说明中国人的信仰更多以神灵为中心,而非以宗派为中心。”

 

这是对宗教管理问题的最直接回应。当时,激进的学者认为中国境内的基督徒已经过亿——这几乎是最保守估计的十倍,他们还认为中国很可能在2030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基督教国家。考虑到中国社会曾经出现过意识形态的真空,这个估计被很多人认为绝非凭空想象。而考虑到基督教的组织程度远超佛教和道教等中国传统宗教,激进学者的代表——空军大校戴旭还认为如何管理基督徒已经是中国必须应对的“心防”战争。但严谨的研究证明,基督徒的数量确实不小,但比例的有限和细节的不同意味着这还远构不成社会治理的挑战。

 

与之相比,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则将中国对老龄社会的认识提升到了新高度。调查显示,早在2011年,中国1.85亿60岁以上老年人中就有40%有抑郁症,一半以上有高血压,接近四分之一的贫困比例意味着很多市场化照护手段都无处着力。情况到2015年也没什么好转,饮酒和吸烟老人的比例之高简直令人吃惊:男女老年人中,每天吸烟超过20支的比例分别高达48.1%和27.4%,戒烟比例则分别只有38.8%和36%;男女饮酒比例比2011年提高了3%和30%,过量饮酒比例提高了40%和80%;结果,低体重男女比例相比2011年降低了25%,超重率则增加了14%,女性肥胖和中心性肥胖率竟然是男性的两倍和五倍。

 

很多研究的精巧甚至超出想象。例如,微观研究证明睡眠和认知能力密切相关,但由于很难建立对照组,少有宏观实验能支撑这个结论。不过,科学家注意到,由于国土跨度巨大,中国东西部的日出和日落时间差异显著——很多时候,西部太阳刚刚落山时,东部往往已是深夜。而日落对人的睡眠选择影响明显——人们通常都在日落后才休息,北京时间又是起床的硬束缚——“大部分企事业单位员工必须八点到岗,东部还好,西部的这类人群就可能因此长期睡眠不足”,依靠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建立对照组后,结论证明就水到渠成了。

 

2017年,在绍兴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听过赵耀辉的演讲后,中国科学院院士蒲慕明和韩启德、赵继宗、樊嘉、顾东风等院士交流时就感叹:“没想到中国养老挑战这么大。”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赵继宗对神经退行性疾病积累颇多,樊嘉对肝癌治疗极有心得,顾东风是心脑血管治疗的权威,但他们此前都没有真正了解过大多数尚未走进医院的老人,韩启德院士因此觉得,应该把赵耀辉请过来,这会对研究有很大的帮助。

 

在赵耀辉提供的数据基础上,他们开始倾向于认为,西方的养老体系和机构化的养老模式很难帮助中国应对这个挑战,中国应该从引导老年人的健康习惯入手,重构家庭养老体系,“政策重心应该是增加老年人的健康知识,中国老人作为整体不可能也不应该脱离家庭。”

 

调查的间隙则留给了一些很有特色的项目。例如,他们在2016年的夏天就在400多个村请了2000多位80岁以上的老人回顾过去,这将有助于回答李强一直关心的那些问题——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那段时间,几次历史大事件究竟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怎样的冲击。陈欣欣说,如果要了解新中国最初30年的社会细节,这是最后的时间窗口,“我们在这些村找到了3000多人做口述史,最后筛选出这2000多位老人参加座谈”,“他们的体力已经不强,聊着聊着就累了,座谈会因此只能以不太大的强度多开几天,让他们能休息好”。

 

从学术角度看,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和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无疑也非常成功。到2020年5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用户数已经达到42716,国际用户比例超过10%,这些用户使用上述数据完成了2063篇论文,其中包括1176篇中文期刊论文和454篇英文期刊论文;同时,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用户数也达到了38607,国际用户比例同样超过10%,以该数据为基础发表的论文超过2100篇,其中包括826篇英文期刊论文和822篇中文期刊论文。

 

中心甚至在两个明星项目之外还有了第三个项目——张晓波领导的企业创新创业调查,规模以上企业统计失真导致的国内生产总值“挤水分”现象在那两年不断增加,证明全面的企业调查已经势在必行,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都希望了解到包括小微企业在内的更全面的微观主体信息。两个明星调查积累的经验也让他们有信心把这个调查做好,李强说:“我们越来越感到社会调查对理解当代中国和发展社会科学的意义,也更想把项目做好,不论多难。”

 

几个学者在项目起步之初的设想都成了现实。除了论文,中国终于有了一批懂得量化研究的年轻社会学者。谢宇能一下子列出十几个这样的年轻人,例如张春泥,她在人口流动、离异家庭和宗教信仰领域都做了很多漂亮的研究,谢宇尤其提到了张春泥去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她用量化方法讲中国共产党怎样在新中国成立后让贫农和工人的孩子取得教育优势,这又对中国长期社会分层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在她之前,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中国学者有这么漂亮的文章。”

 

“中心氛围很好,60多人的团队都以年轻人为主,我对这相当自豪。”李强认为这绝对是中国社会科学界最优秀的团队之一,这些人既组织调查,也开展研究,还管理着一个拥有超过50名督导和2500位访员的庞大团队,后者在上岗前还需要接受60个学时的培训。这个高效运转的团队,用了超过10年时间,终于让这个项目变成了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明星。

 

明星的烦恼

 

对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来说,疫情过后的2020年格外忙碌,他们有三个大型调查需要完成。疫情成了某种难得的研究契机,他们希望了解到疫情会产生哪些影响,“例如离开深圳的工人会留在家乡还是重返深圳”。到10月底,财政部委托的基层调查已经结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也已经完成了85%,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则只剩下内蒙古的几个农村没去。

 

但紧张之余,这个明星机构也需要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来思考和解决某些令人苦恼的问题,例如经费。其实,中心的工作稳定下来后不久,将李强推上中心主任位置的校长周其凤就和他谈过这个问题:“从长远看,中心还是要想办法解决资金问题,学校不可能一直无条件地支持下去。”当时,中心用掉了学校“985工程”二期中属于文科经费的三分之一以上,几十个相关院系的学科建设都因此受到了影响,连受益者李强都觉得这样下去“肯定不行”。

 

目前的科研资金大多只支持五年左右的研究,即便长期项目也要分阶段争取支持。这期间,资金提供方会不断对资金使用者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进行评估,以了解资金使用的效果。一旦没有好的论文持续产生,科研机构就会面临财务挑战,学者也有中断学术生涯的风险。但队列研究偏偏需要漫长的周期,很多数据的价值甚至必须要经过漫长的等待才能显现。

 

“激励机制是最主要挑战。”张晓波认为年轻人出于学术前途考虑,很难领导这类项目:“最佳操盘手只能是摆脱了短期压力的学者,他们有意愿承担基础性工作,不介意短期没有科研成果,也有能力从细节把控队列研究质量,从而在长期愿景和短期目标间找到平衡。”

 

但明星学者并不能化解全部资金压力。“每次调查都要上千万的费用,交通费和办公费在过去十年的上涨非常明显,长期雇佣人员的成本增加尤其显著。”赵耀辉认为,虽然项目从没真正面对过财务困境,但压力一直都在:“我们还是得不断投标,争取各方面的支持。”

 

由于工程浩大,中心的经费一直不太稳定:除了“985工程”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中心在这些年中相继争取过香港民间基金会的捐赠、美国卫生部的支持和额外调研项目的创收。他们曾连续五次为民政部做基层调查,为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做精神卫生调查,还帮助阿里巴巴集团做了覆盖100个农村的淘宝村电商调查。对于维持队伍稳定,这些工作很重要。

 

李强擅长寻找机会。当年,他利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来北大视察的机会,把所有人请到中心办公室来看专家的演示,从而建立了中心和自然科学基金的联系,并通过后续的不断沟通争取到了基金的支持。但为期五年的支持在去年到期后,“找钱”的任务又紧迫了起来。

 

他一直在想办法开源。最近两年,他想过让更多有数据的企业参与进来,支持中心并和中心一起为社会提供数据,但效果不太好,“企业对他们的数据能有这么大的价值非常感兴趣,但一听我们要建立的是学术平台,还没什么像样的商业计划,他们就没什么兴趣了。”

 

三个项目里,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的资金缺口最大。原本,随着基线调查从河南扩大到更具普遍意义的六个省份,调查对很多重要问题都已经有了第一手数据。但事情就卡在了这里,他们缺少更多的资金把调查推进下去,“只做一次调查的钱容易筹集,但争取持续的支持实在太难了。”李强觉得这很可惜:“如果经费跟上,他们一定能做出很好的成绩。”

 

“就像我们最初不懂得追踪的含义一样,我们的支持者有时也不理解追踪的意义,他们会好奇为什么总有同样的机构和同样的人因为同样的项目来寻求帮助或申请资助,”张春泥说,“但追踪调查的价值就在这里,积累的时间越长,研究的潜力也越大,100个首次开展的截面调查远不如某个第100次开展的追踪调查有意义。”

 

张晓波觉得这事不能等,“很多数据今天看来意义不大,但时间会改变一切,也许100年后看,这些都是无价之宝。”他尝试过“麦当劳模式”——把更多学校拉进项目建立联盟,这取得了一些成效,他们在疫情爆发后联合组织的三次针对中小微企业的电话访问帮助中国获得了第一手资料,有关复工复产的政策建议随后在最高决策层获得了很好的反馈。但钱还是不够,考虑到协调成本,他也不能把更多学校拉进项目里来,他只能看着数据慢慢流失。

 

陈欣欣最能理解这种再也联络不到访问对象时的无奈和痛苦,“有一次,因为泥石流导致道路不通,我们比预定时间晚了一周到村里。就在这段时间,村里就有一位老人去世了。”陈欣欣说,这种情况在每次调查时都会遇到,“很多珍贵史料真的是说没有就没有了。”

 

越是困难的时候,李强越鼓励大家要坚持下去。和十年前相比,这位说话慢条斯理的政治学家已经不是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门外汉。很多时候,他不但能对问卷的科学性做出判断,还能给筹备中的调查提些专业意见。除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合作进展不错,他也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提了建议:“我们不需要各地都有数据中心,但要有集中的高质量数据中心。”

 

这十年间,除去职责要求必须署名的情况以外,作为中心主任的李强还没有在任何社会学量化研究文献上署过名。他的解释是,“政治哲学学者搞不了社会学研究,搞了也没人信”。但更多人认为,这是主动选择,因为这能保证中心的运转,也能减轻李强作为管理者的压力。

 

压力,几乎出现每个和中心有交集的学者的记忆里。邱泽奇说“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是我人到中年后进行的一次无比艰辛的尝试”;谢宇也认为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是他“职业生涯中最费时、最费心、最费力的工作,如果没有使命感和对林建华的承诺,也许早就放弃了,我还长期在美国,中国同事面对的、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张晓波说:“这两个大型调查都是谢宇和赵耀辉这些学者用十年时间才摸索完成的,你想想看,人的一生才有几个十年啊。”

 

他们好像很清楚自己的探路者角色。邱泽奇担任中心主任时,就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为基础撰写了《中国报告·民生》,这被谢宇延续下来做成了《中国民生发展报告》——每隔一两年就会推出的一部大约300页的书。除去讨论财富、婚姻、教育等中国最重要的民生问题,他们还会在其中记下过去一段时间的心得、最重要的技术问题和解决办法,例如典型问题的设计、追踪策略的制订、访员观察能力的培养等等。这样,后人开展调查时就能少走弯路。

 

坐在理科五号楼四层的办公室,李强经常盘算接下来的工作,例如必须完成几个调查才能保证队伍稳定,必须争取到多大支持才能保证两大明星项目开展,必须建立个多大的基金才能奠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大多数国家,这类公共产品都应该得到财政支持,”李强说,他必须纠正一个观念,“虽然北大启动了这个项目,但这绝对不是个只属于北大的项目。”

 

在中心负责智库部分的孔涛很赞成这个说法。她觉得,中心的数据不只有学术价值,对制定科学精准的公共政策同样意义重大。“我们现在感觉到这仍然是供给推动的,”孔涛认为,决策的科学化是政府发展的必然要求,“这有很大的需求空间,应该是需求拉动的工作。”

 

李强自己也在坚持,他的主任任期已经结束,但他觉得要给继任者打个好基础,因此就没催着校领导把自己换下去。过去两年,他一直在“找钱”,觉得钱多点,继任者的压力就小很多。他会把这个和自己的经历联系起来:“我是北大的学生,无论如何都要对得起北大”。

 

此外,他会时不时地想起杜赞奇那批人,时不时地说说满铁调查,时不时地感叹下当时流行的说法——“中国农村在中国、中国农村调查在日本、中国农村研究在美国”,他觉得这种遗憾决不能重复:“我们要把中心做好,这样一来,后人才不会重复我们这代人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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