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环球财经》：您是研究政治哲学的知名学者，中心使命则是推动中国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发展，您的身份似乎和这个使命要求格格不入。但过去十年，中心的工作非常成功，这个“格格不入”因此很可能为我们在未来组织跨学科研究带来灵感。那么，您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A李强：我作为政治哲学学者，从不同视角出发，有时也能对社会调查提出一些有价值的意见。譬如，出于政治学者的直觉，我特别重视宗教在社会政治中的影响，但在最初的调查问卷中没有宗教方面的问题。当然，这类问题比较敏感，执行不易。后来，我一方面向项目组建议增加这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找相关领导沟通，得到他们的支持。这样，从2012年开始，我们增加了关于宗教的问题，这对摸清我国宗教信仰状况具有重要价值，对后人研究中国今天社会变迁的观念维度也极有价值。观念是政治学者思考社会时最注重的变量，而宗教信仰和社会观念息息相关，我们要理性认识中国社会就必须对这些重要问题予以记录和揭示。
而且，我和中心的专家团队沟通毫无问题。大家都是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学者，都有共同的原则，围绕科学问题的任何讨论对我们而言都不是问题。当然，我对数据确实不在行，因此在涉及专业问题时必须甘于做普通行政人员，支持科学家开展工作。我们也会在招聘等重要领域建立制度，尽量保证一切都在公平、公开和公正的环境中进行。考虑到政治学哲学学者很难在中心里有个人利益，我甚至认为我的专业背景不是劣势，而是优势。
当然，中心的工作对我的政治哲学思考也是有帮助的，它让我对很多问题都有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认识。例如，以前我们都倾向于认为制度和观念是国家和社会最重要的变量，但现在我对人口重要性的认识大大提升了，我真切感觉到一个国家能不能保持合理的人口结构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当今世界的很多国家虽然有非常大的抱负，但因为人口老龄化严重、生育率很低，实现这些伟大民族理想的可能性其实正在迅速降低。
Q《环球财经》：过去十多年时间里，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对我们理性认识中国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其关注的很多问题和反映出的很多细节都令人大开眼界。但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大家一定会更加期待中心的未来。展望未来，您认为中心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还有提升空间？
A李强：除了继续提升调查质量，我们还有不少计划。例如，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目前还没有覆盖几个自治区，这应该完善。我考上北京大学时，汉族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是94%，这个比例现在已经降到了91%，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都需要了解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的细节。
此外，我们要认真探讨社会调查数据和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结合的问题。最近几年，我们都深刻地感觉到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显著地改变人类社会和学术研究，但对于怎样将这种技术趋势和社会调查结合起来，目前的学术界还没有答案，我们有责任进行探索。
最后，考虑到中国长期以来都缺少有严格数据支撑的智库和科学决策体系，我们也希望中心能在这方面做出探索，真正建成高质量的数据中心。有的时候，我觉得社会科学应该像自然科学那样要求结果可验证，方法就是要求所有研究都使用公开的数据库。这样一来，高质量的公开数据库就会涌现，数据资源的共享就会成为潮流，优质的数据库就会建立起来。
当然，作为这一切工作的前提，我们必须让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有更坚实的财务基础。追踪调查意义重大，但财务压力也很大，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对中心而言意义非常重大。如果这么伟大的项目终于有了成绩，却在我们手上戛然而止，我们就真的就对不起后人了。
Q《环球财经》：您提到了很多次数据以及量化研究对未来中国和学术界的重要价值。最近这些年，量化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也确实变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但我们也知道，社会科学不是只有这一种研究方法。那么，您怎样评价社会科学领域的其他研究方法呢？
A李强：这个问题让我想起美国2003年打伊拉克时，很多人都认为这必然发生，因为“美国历史上所有战争都与石油相关”。但这显然不对，美国在二战后最重要的两次大规模战争——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都和石油没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上，真正重要的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力量在小布什39（George Bush）执政期间的崛起，我因此专门写了篇文章谈这种观念的变化。
因此，对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样的社会科学家来说，和实证研究相比，以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为代表的规范研究同样甚至更加重要。我们国家在这两条道路上也都有进步空间，我们的学者在分析社会时也要有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深刻的观察，这同样是更重要的事情。
例如，帮助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的社会结构是怎样的，新时代的农民工在来到大城市之后有没有一套帮助他们融入新社会的体系。这些问题对学术的发展、对中国的进步都是很重要的，但我们目前都只有一些零散的研究，缺少整体的、宏观的理论框架。
只不过，我们在15年前展望中国社会科学的未来时，深刻感觉到数据的缺失制约着中国社会科学、尤其是实证社会科学的进步，我们因此必须行动起来。
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存在，归根到底也是为学者认识自己的国家、观察自己的社会、证明自己的理论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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