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年回归,巴西传奇总统卢拉尚能战否

如何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将是卢拉面临的严峻考验

暮年回归,巴西传奇总统卢拉尚能战否

本文刊发于《环球财经》2022年9月刊

记者 | 刘美
编辑 | 吴菲菲

这或许是21世纪以来最引人注目的政坛复出。四年一度的巴西总统大选将在10月2日拉开帷幕,民调显示,届时年满77岁的前总统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很可能将以显著优势赢得第三个任期。他的民调支持率领先主要对手、现总统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接近20个百分点。如此明确的民意倾向不仅代表了民众对博索纳罗政府的失望,也寄托着他们对“卢拉繁荣”的怀念。

2003~2010年卢拉担任总统的八年里,巴西人均GDP从2002年的2839美元(换算为当前美元,下同)上升到2010年的1.3万美元,创造了拉丁美洲的增长奇迹。2010年他卸任时,支持率高达87%。然而,卢拉离任后,巴西经济立刻开始下滑(图1),2021年人均GDP仅7518美元。超过62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30%陷入贫困(每月收入低于487雷亚尔,约合94美元),比卢拉离任时增加两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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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难过地发现,在我离开总统职位12年后,巴西变得更穷了,”卢拉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表示,“更多的人失业,更多的人挨饿,巴西政府在国内外的信誉都降至低谷。”卸任后罹患癌症,爱妻去世,“接班人”罗塞夫(Dilma Rousseff)遭弹劾去职,自己也被指控贪污并入狱580天……经历这些变故后,须发皆白的卢拉浴火重生,决心再次从危难中拯救国家经济。这一次,奇迹是否会重现?

“后瓦加斯时代”的工会领袖

1945年10月27日,路易斯·伊纳西奥·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da Silva)出生于巴西东北部伯南布哥州的农业小镇,是一个贫穷家庭的第七个孩子。37年后,他在自己的正式名字中加上了支持者对他的昵称“卢拉”(Lula,本名路易斯的变体)。卢拉出生两天后,时任巴西总统瓦加斯(Getúlio Dornelles Vargas)遭遇了政治生涯的第三次政变。这位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巴西政治家当时已经连续执政15年。1930年,瓦加斯依靠一场军事政变成为总统;1937年,他通过第二次政变镇压了所有反对派。然而,在1945年10月29日的第三次政变中,他成为被推翻的一方。巴西在政变后恢复民选制度,进入第四共和国时期(1945~1964年)。

瓦加斯暂时离开了政治舞台,他执政15年的遗产却影响深远。1930年他第一次成为总统前,巴西政坛由“咖啡政客”把持。国民经济严重依赖咖啡出口,导致农业成为经济政策的惟一重点。代表工业利益的瓦加斯上台后,引入消费税降低对出口的依赖,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早早正确“站队”,为美军及欧洲盟友提供铁矿石等战略物资,后来成为全球第一大铁矿石开采和出口商的淡水河谷(Companhia Vale do Rio Doce)就是为此成立。瓦加斯政府还向欧洲战场派出拉丁美洲惟一一支远征军,借此换取美国的大量技术、设备和资金支援,帮助巴西重工业实现了从零开始的飞跃式发展。

快速工业化带来很多新的就业机会,却撕碎了卢拉的家。他的父亲在他刚出生时离开家乡,前往港口城市桑托斯找工作,也顺便找到了新的爱情——妻子年仅十四岁的表妹。1952年,七岁的卢拉跟着母亲来到桑托斯,与父亲的另一个家庭“团聚”。畸形的家庭环境与嗜酒如命的父亲让卢拉难以正常接受教育,他十岁才识字,12岁就辍学工作,14岁时成为一名正式工人,19岁时在一家汽车零件厂的生产线上被切断了左手小指。在后续治疗和维权的过程中,卢拉加入了工会组织,并迅速成长为工人运动领袖。

巴西的工会政治传统也是瓦加斯时代的遗产之一,他的观念被历史学家称为“劳工理论”(Trabalhismo),即认为工会是有益且可控的重要政治力量。1937年政变中,瓦加斯政府残酷镇压了共产国际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但本土劳工组织得到官方扶植。瓦加斯每天向工人发表10分钟公开讲话,回应他们的诉求,不断提高工人福利。在劳工部指引下,这一时期巴西几乎每个行业、每个地区都建立了工会,总数高达800~900个。

这种亲劳工政策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当年幼的卢拉从乡村来到大城市,瓦加斯已经在工党支持下通过民主选举再次上台。然而这一次,工会成为他的政治负担。随着二战带来的飞速增长告一段落,巴西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物价年化涨幅超过20%。为了争取工资同步上涨,各大工会动辄组织10万人以上的罢工和游行,国民经济陷入混乱。反对派指责道,这都是瓦加斯“纵容”的结果。加上与军方关系恶化、失去美国的支持等一系列内忧外患,共同导致1954年瓦加斯悲剧性的自杀。

瓦加斯去世时,卢拉只有九岁,远未到理解政治的年纪,但他一定亲身体会到工会的强大力量。失去了瓦加斯这位众人敬仰的领袖,工人运动愈加激进和暴力化。安全局势如此严峻,以至于美国将航空母舰开到巴西附近海域,随时准备出手干预和撤离侨民。1964年,就在卢拉被切断手指的那一年,巴西军方发动了一场几乎不流血的政变,推翻了脆弱的民选政府,进入为期21年的军政府时代。这次明显的军事政变却被很多商人和政客美化为“民主革命”,在他们看来,左翼政治的威胁远远大于军事独裁。军政府急剧右转,严厉压迫引起左翼活动家更激烈的反抗:少数人加入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当时年仅21岁的保加利亚裔女战士罗塞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更多人留在传统工会体系内,继续通过罢工争取权利。而年轻的工会领袖卢拉,则开创了不同于两者的第三条道路。

源自瓦加斯时代的巴西劳工社团有一个突出特征:它们不是作为政治主体的独立党派,而是被政治家争取和利用的客体。为实现这一点,瓦加斯政府将工会组织按地区和行业进行细分,严格禁止全国性劳工团体。对工会活动范围的法律限制(即《1943年劳动法》)一直延续到军政府时期。卢拉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工人运动要有自己的政治武器,不能继续充当其他势力的工具。1978年5月,卢拉发动了一场席卷六个州的汽车工人大罢工,而他只是其中两座城市的冶金工人工会领袖。这次罢工被认为是“新工会主义”的起点,工人运动从此突破地域和行业限制,成为全国性政治力量。

由于组织“超出法律授权范围”的罢工,卢拉被判入狱一个月,这进一步提高了他的知名度。1979年3月,一场300万人参加、席卷15个州的多行业大罢工再次证明了卢拉的组织能力。1980年2月10日,35岁的卢拉和其他几位工会领袖共同创建了劳工党(PT),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参与1984年的民主化运动,通过和平抗议结束了军政府统治,恢复民选制度。随后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卢拉以全国最高票数当选议员。那个时期的卢拉留着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式的胡子,身穿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T恤衫,这种激进左翼领袖的形象深入人心。因此不难理解,当他在2002年大选中异军突起,巴西金融市场为何陷入巨大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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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的经济增长缔造者

虽然民调很早就显示,卢拉将赢得2002年总统大选,他的胜利依然令很多人惊讶。在那之前,卢拉在总统选举中长期扮演陪跑者角色,1994年和1998年,他两次以巨大劣势(得票率分别为27%:54%,以及32%:53%)输给前财政部长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1985年军政府被推翻后,巴西逐渐抛弃了源自瓦加斯时代的民族工业战略,转而融入全球化大潮,重拾农产品和原材料出口国定位,开始“去工业化”进程,这使巴西经济和西方市场紧密挂钩。与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等西方政治家拥有深厚友谊的卡多佐被认为更适合领导这个国家。

金融大鳄索罗斯(George Soros)麾下投资经理弗拉加(Arminio Fraga)成为卡多佐的亲密顾问,后被任命为央行行长。在20世纪90年代席卷新兴市场的汇率和外债危机中,巴西央行果断贬值货币并大幅加息,卡多佐政府则大规模出售国有资产以应对财政赤字。这些举措成功稳定了巴西经济,使其成为少数几个平安渡过那轮危机的拉美国家之一,弗拉加获得了“拉美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赞誉。另一方面,货币贬值和利率高企快速拉大了贫富差距,国有资产缩水使政府难以执行此前拟定的社会公平政策,导致卡多佐的支持率在他任职末期迅速下降。

2002年大选前半年的民意调查清楚显示,卡多佐支持的候选人大概率将输给卢拉,这造成了巴西金融市场的恐慌性抛售,股市在半年内暴跌60%,主权评级亦遭下调。财经媒体甚至为此发明了一个新术语“卢拉风险(Lula risk)”。投资者认为,卢拉除工人运动外毫无其他政治经验,他上台后必将搞砸经济,把这个债务负担沉重的国家引向违约。

现实让这些悲观预测沦为笑谈。卢拉用实际行动证明,经济发展和社会平等并非互相矛盾的目标。为了稳定市场,卢拉向商界保证,他不会从根本上改革上届政府的经济政策,这让他的很多工会合作者失望离去,另立新党。然而,卢拉从未背弃他对劳苦大众的承诺。或许没有任何一位巴西主要政治家比他更了解底层人民的苦难。“我七岁时才第一次吃到面包,”他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那时我经常见到母亲在午餐或晚餐时呆呆站在炉子前,找不到任何食物可以烹饪。”因此,卢拉的第一个任期将消除饥饿作为重点。通过向低收入家庭直接发放食品补贴、修建农村水利工程、为城市贫民提供净水系统等措施,巴西儿童营养不良率在四年内下降了46%。卢拉因此被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授予“世界反饥饿冠军”称号。

除此之外,卢拉政府还对农村危房和城市贫民窟的搬迁和改造投入巨资。重要的是,这些社会工程并没有造成财政赤字,卢拉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巴西实现了可观的初级预算盈余。当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担心巴西复制阿根廷的违约风暴,要求卢拉签署书面协议,保证控制预算赤字。现实却是,早在2005年,卢拉政府就提前两年全额偿还了IMF贷款。这些成就背后离不开一个国家——中国。

卢拉时代巴西经济的增长奇迹与中国的崛起密不可分。2002年,巴西最大的出口市场是美国(占比26%),中国需求约25亿美元,仅占巴西出口总额的4%。2010年,中国已经是巴西第一大出口市场(占比15%),对华出口额308亿美元,是八年前的12倍,而美国需求则增长缓慢(从2002年的155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195亿美元)。拉美初级产品出口国普遍受益于中国需求的增长,但对巴西的影响尤其显著(图2)。2006年,卢拉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在外交领域,他彻底扭转了前几届政府的亲美传统,积极加入金砖国家对话机制。2009年,第一次金砖国家峰会在俄罗斯召开,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领导人举行会晤。一年后,卢拉作为东道主迎接了前来参加第二次金砖国家峰会的三国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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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势头有增无减,卢拉也推出了更加雄心勃勃的公共投资计划,即总预算高达6460亿雷亚尔(当时约合3530亿美元)的增长加速计划(PAC),其主要内容为基础设施投资。看上去,巴西试图仿效中国,通过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带动经济各部门的全面增长。不过,基础建设需要时间,按照宪法,卢拉不能第二次连任(但可以寻求无限个不连续任期)。他将继续发展的重任交给了自己的幕僚长罗塞夫,然而,这次“交班”似乎用尽了劳工党的好运。

贪腐疑案

罗塞夫只比卢拉小两岁,但他们在政治生涯的前30年几乎没有交集。与卢拉不同,罗塞夫出身富裕家庭,父亲佩德罗(Pedro Rousseff)是保加利亚著名律师,也是该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年轻时为逃避政治迫害移民巴西,在这里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罗塞夫自幼生活在一栋拥有三个仆人的大房子中,成年后就读于名牌大学经济系(但没有拿到她后来谎称的学位)。她同时在一个秘密游击队组织担任高层领导,该组织为了筹措资金,进行了至少四次银行抢劫和多宗盗窃。一些报道揭露,其中金额最大的一起保险箱盗窃案的主谋就是罗塞夫,这一指控遭到本人否认。1970年,罗塞夫被捕并自称遭受酷刑,1972年获释。随后,她似乎转型为“温和派”,加入80年代初的主流左翼政党民主工党(PDT),负责财务和能源领域,并在该党掌控的地方政府取得了一定的政绩。

2001年,卢拉参选总统的前景日趋明朗,罗塞夫选择改换门庭,加入卢拉的劳工党。当时严重缺乏执政经验的卢拉团队正需要这种专业人才。卢拉当选后,罗塞夫成为能源部长,几年后改任总统办公厅主任(幕僚长)。2010年,承诺“延续卢拉政策”的罗塞夫当选总统,她的第一个任期还算顺利。尽管当时巴西人均GDP已经开始下降,但央行追随美联储实行宽松货币,罗塞夫政府得以推出减税和一系列福利政策。然而,2015年开始的第二个任期,由于美联储结束量化宽松、中国需求短暂下降等外部因素,巴西经济遭遇沉重打击。此时爆出的系统性贪腐丑闻,不仅彻底击垮了罗塞夫,也将退居二线的卢拉推向风口浪尖。

相关调查开始于2014年3月。警方此前接到举报,有人在一家加油站洗车时发现那里在洗黑钱,整起事件遂被命名为“洗车行动”(Operação Lava Jato)。调查者顺藤摸瓜,发现巴西国有石油公司(Petrobras)的多家代理商都卷入洗钱和行贿活动,很多劳工党高层政治家牵扯其中。总统罗塞夫担任能源部长和幕僚长期间(2003~2010年),居然同时兼任这家石油公司的董事。随着调查不断深入,巴西九家主要建筑公司也被揭出向官员行贿以换取政府合同。2016年3月,包括卢拉在内的46名前任和现任高官被列入调查对象。2016年8月,参议院以61:20票的绝对优势将罗塞夫免职。

这场丑闻刚开始时,公众的愤怒主要指向罗塞夫。她年轻时可疑的“案底”,证据确凿的学历造假,更加深了选民对她的恶感。总统任职末期,她的支持率仅剩20%。与之相比,卢拉依然受到民众爱戴。卸任后不久,他被诊断出喉癌并接受化疗。2017年,陪伴他40多年的第二任妻子去世。这些激起了人们对他的同情。民调显示,卢拉有望成为2018年总统大选的有力竞争者。就在此时,他却受到检方的“特别关照”。2018年4月,卢拉因洗钱和腐败罪被捕入狱,并因此缺席当年的总统大选。有“巴西版特朗普(Donald Trump)”之称的国家保守主义者博索纳罗登上最高权力舞台,并将巴西带入经济停滞和社会撕裂的四年。

困局何解

博索纳罗在种族、宗教、环保、女权等领域的言论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高度相似,不仅如此,当英国记者拜访他儿子(同时也是一名政治家)的办公室时,赫然发现桌上摆着一组特朗普的微缩雕像。上任后,博索纳罗任命的多位内阁部长因不认同其理念而辞职。他支持对亚马逊森林进行过度砍伐,并取消了森林原住民群体的保护政策。他反对一切形式的堕胎,将同性恋者斥为“异端”。他还坚称1964年发生的不是“政变”,而是“值得纪念”的改革,并公开致敬被指控折磨过罗塞夫的军方酷刑部门。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中,博索纳罗坚决反对防疫政策,为此连续解雇两任卫生部长,导致疫情致死人数飙升。

不过,这些争议性做法更多只是巴西社会观念撕裂的体现,并不是经济停滞的原因。事实上,博索纳罗或许并非“不想”,只是“不能”在经济上有所作为。罗塞夫时期的贪腐丑闻让巴西经济学家相信,缺乏监管的政府投资往往诱发系统性腐败。鉴于难以在短时间内提高监管水平,立法者决定从宪法层面扼杀政府投资。2016年12月16日,巴西联邦参议院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未来20年内,政府预算的增长不得超过通货膨胀率。直到2022年7月,博尔索纳罗才说服议会通过临时决议,适当增加预算用于疫情救助,很显然为时已晚。

2021年6月,巴西最高法院以检方存在偏见为由,宣布此前指控卢拉的证据无效,为他参加2022年大选扫清法律障碍。2022年5月,卢拉和他在监狱中认识的第三任妻子登记结婚,随后以远超同龄人的饱满精力投入选战。2022年7月,他正式被确认为劳工党总统候选人,并公布了竞选纲领草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就是修改宪法中对预算的限制,通过加大支出,“让穷人和工人重新成为政府预算的受益对象”。这个诉求十分合理,如果不能增加政府支出,振兴经济只是空谈。但博索纳罗花费四年时间未能完成的任务,卢拉就能做到吗?

巴西国会党派林立,卢拉很难只靠劳工党和几个盟党推动修宪,他需要拿出切实证据,证明提高支出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受疫情影响,中国和美国等巴西主要出口市场都下调了经济增长预期,卢拉前两个任期的经济发展模式恐怕无法复制。或许,他可以参考近百年前瓦加斯的“工业兴国”策略。然而,在工业发展领域,卢拉的记录并不好(图3)。2003~2010年的任期内,他没能扭转巴西持续30余年的去工业化趋势。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他上任第一年有所提升,随后又转为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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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巴西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仅10%,不仅远低于中国(27%)等发展中工业国家,对比同样面临去工业化困境的邻国阿根廷(17%)也有很大差距。尽管在短途飞机制造等特色产业上具有优势,例如中国曾在2014年向巴西航空工业公司采购大批支线飞机,以促进两国工业合作,但只凭少数领域难以带动制造业整体发展。如果卢拉能够像民调预测的那样赢得大选,如何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将是他面临的严峻考验。

不过,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巴西前外交部长、目前担任卢拉外交顾问的阿莫林(Celso Amorim)表示,一旦当选,卢拉在外交领域也将“制定不同的路线”。正如2002年很少有人预见到中国崛起对巴西经济的巨大拉动效应,或许意想不到的机会将在不久的将来浮现。

现阶段,或许没有人比卢拉更适合带领这个国家守护可能的机会。被确认为2022年总统候选人后,卢拉用三个词总结了他的“国家治理魔法”:“可靠(credibility)、可预测(predictability)和稳定(stability)。”这三个词当然不是破解困局的灵丹妙药,但在支持者眼中正是他的主要对手博索纳罗欠缺之处。

 

1.《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九卷)——1930年以来的巴西》,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出版,(英)莱斯利·贝瑟尔编,吴洪英等译;

2.《Lula of Brazil: The Story So Far》,Zed Books出版社2008年出版,Richard Bourne著;

   3.英国《金融时报》,20227月发表文章,“卢拉公布竞选纲领,主张修改宪法预算帽”:

https://www.ft.com/content/0b395d92-af03-4cc7-b29a-0b9c9a743217;

4.世界银行贸易数据库(巴西):

https://wits.worldbank.org/CountryProfile/en/Country/BRA;

5.英国《金融时报》,2022年7月专访卢拉:

https://www.ft.com/content/228e0615-0dae-4ba6-afdb-c3db0fcdd1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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