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年回归，巴西传奇总统卢拉尚能战否

本文刊发于《环球财经》2022年9月刊

这或许是21世纪以来最引人注目的政坛复出。四年一度的巴西总统大选将在10月2日拉开帷幕，民调显示，届时年满77岁的前总统卢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很可能将以显著优势赢得第三个任期。他的民调支持率领先主要对手、现总统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接近20个百分点。如此明确的民意倾向不仅代表了民众对博索纳罗政府的失望，也寄托着他们对“卢拉繁荣”的怀念。

2003~2010年卢拉担任总统的八年里，巴西人均GDP从2002年的2839美元（换算为当前美元，下同）上升到2010年的1.3万美元，创造了拉丁美洲的增长奇迹。2010年他卸任时，支持率高达87%。然而，卢拉离任后，巴西经济立刻开始下滑（图1），2021年人均GDP仅7518美元。超过62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30%陷入贫困（每月收入低于487雷亚尔，约合94美元），比卢拉离任时增加两成。

“我非常难过地发现，在我离开总统职位12年后，巴西变得更穷了，”卢拉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表示，“更多的人失业，更多的人挨饿，巴西政府在国内外的信誉都降至低谷。”卸任后罹患癌症，爱妻去世，“接班人”罗塞夫（Dilma Rousseff）遭弹劾去职，自己也被指控贪污并入狱580天……经历这些变故后，须发皆白的卢拉浴火重生，决心再次从危难中拯救国家经济。这一次，奇迹是否会重现？

1945年10月27日，路易斯·伊纳西奥·达席尔瓦（Luiz Inácio da Silva）出生于巴西东北部伯南布哥州的农业小镇，是一个贫穷家庭的第七个孩子。37年后，他在自己的正式名字中加上了支持者对他的昵称“卢拉”（Lula，本名路易斯的变体）。卢拉出生两天后，时任巴西总统瓦加斯（Getúlio Dornelles Vargas）遭遇了政治生涯的第三次政变。这位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巴西政治家当时已经连续执政15年。1930年，瓦加斯依靠一场军事政变成为总统；1937年，他通过第二次政变镇压了所有反对派。然而，在1945年10月29日的第三次政变中，他成为被推翻的一方。巴西在政变后恢复民选制度，进入第四共和国时期（1945~1964年）。

瓦加斯暂时离开了政治舞台，他执政15年的遗产却影响深远。1930年他第一次成为总统前，巴西政坛由“咖啡政客”把持。国民经济严重依赖咖啡出口，导致农业成为经济政策的惟一重点。代表工业利益的瓦加斯上台后，引入消费税降低对出口的依赖，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早早正确“站队”，为美军及欧洲盟友提供铁矿石等战略物资，后来成为全球第一大铁矿石开采和出口商的淡水河谷（Companhia Vale do Rio Doce）就是为此成立。瓦加斯政府还向欧洲战场派出拉丁美洲惟一一支远征军，借此换取美国的大量技术、设备和资金支援，帮助巴西重工业实现了从零开始的飞跃式发展。

快速工业化带来很多新的就业机会，却撕碎了卢拉的家。他的父亲在他刚出生时离开家乡，前往港口城市桑托斯找工作，也顺便找到了新的爱情——妻子年仅十四岁的表妹。1952年，七岁的卢拉跟着母亲来到桑托斯，与父亲的另一个家庭“团聚”。畸形的家庭环境与嗜酒如命的父亲让卢拉难以正常接受教育，他十岁才识字，12岁就辍学工作，14岁时成为一名正式工人，19岁时在一家汽车零件厂的生产线上被切断了左手小指。在后续治疗和维权的过程中，卢拉加入了工会组织，并迅速成长为工人运动领袖。

巴西的工会政治传统也是瓦加斯时代的遗产之一，他的观念被历史学家称为“劳工理论”（Trabalhismo），即认为工会是有益且可控的重要政治力量。1937年政变中，瓦加斯政府残酷镇压了共产国际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但本土劳工组织得到官方扶植。瓦加斯每天向工人发表10分钟公开讲话，回应他们的诉求，不断提高工人福利。在劳工部指引下，这一时期巴西几乎每个行业、每个地区都建立了工会，总数高达800~900个。

这种亲劳工政策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当年幼的卢拉从乡村来到大城市，瓦加斯已经在工党支持下通过民主选举再次上台。然而这一次，工会成为他的政治负担。随着二战带来的飞速增长告一段落，巴西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物价年化涨幅超过20%。为了争取工资同步上涨，各大工会动辄组织10万人以上的罢工和游行，国民经济陷入混乱。反对派指责道，这都是瓦加斯“纵容”的结果。加上与军方关系恶化、失去美国的支持等一系列内忧外患，共同导致1954年瓦加斯悲剧性的自杀。

瓦加斯去世时，卢拉只有九岁，远未到理解政治的年纪，但他一定亲身体会到工会的强大力量。失去了瓦加斯这位众人敬仰的领袖，工人运动愈加激进和暴力化。安全局势如此严峻，以至于美国将航空母舰开到巴西附近海域，随时准备出手干预和撤离侨民。1964年，就在卢拉被切断手指的那一年，巴西军方发动了一场几乎不流血的政变，推翻了脆弱的民选政府，进入为期21年的军政府时代。这次明显的军事政变却被很多商人和政客美化为“民主革命”，在他们看来，左翼政治的威胁远远大于军事独裁。军政府急剧右转，严厉压迫引起左翼活动家更激烈的反抗：少数人加入游击队进行武装斗争，当时年仅21岁的保加利亚裔女战士罗塞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更多人留在传统工会体系内，继续通过罢工争取权利。而年轻的工会领袖卢拉，则开创了不同于两者的第三条道路。

源自瓦加斯时代的巴西劳工社团有一个突出特征：它们不是作为政治主体的独立党派，而是被政治家争取和利用的客体。为实现这一点，瓦加斯政府将工会组织按地区和行业进行细分，严格禁止全国性劳工团体。对工会活动范围的法律限制（即《1943年劳动法》）一直延续到军政府时期。卢拉认为，这种情况必须改变，工人运动要有自己的政治武器，不能继续充当其他势力的工具。1978年5月，卢拉发动了一场席卷六个州的汽车工人大罢工，而他只是其中两座城市的冶金工人工会领袖。这次罢工被认为是“新工会主义”的起点，工人运动从此突破地域和行业限制，成为全国性政治力量。

由于组织“超出法律授权范围”的罢工，卢拉被判入狱一个月，这进一步提高了他的知名度。1979年3月，一场300万人参加、席卷15个州的多行业大罢工再次证明了卢拉的组织能力。1980年2月10日，35岁的卢拉和其他几位工会领袖共同创建了劳工党（PT），作为一支重要力量参与1984年的民主化运动，通过和平抗议结束了军政府统治，恢复民选制度。随后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卢拉以全国最高票数当选议员。那个时期的卢拉留着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式的胡子，身穿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T恤衫，这种激进左翼领袖的形象深入人心。因此不难理解，当他在2002年大选中异军突起，巴西金融市场为何陷入巨大恐慌。

虽然民调很早就显示，卢拉将赢得2002年总统大选，他的胜利依然令很多人惊讶。在那之前，卢拉在总统选举中长期扮演陪跑者角色，1994年和1998年，他两次以巨大劣势（得票率分别为27%：54%，以及32%：53%）输给前财政部长卡多佐（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1985年军政府被推翻后，巴西逐渐抛弃了源自瓦加斯时代的民族工业战略，转而融入全球化大潮，重拾农产品和原材料出口国定位，开始“去工业化”进程，这使巴西经济和西方市场紧密挂钩。与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等西方政治家拥有深厚友谊的卡多佐被认为更适合领导这个国家。

金融大鳄索罗斯（George Soros）麾下投资经理弗拉加（Arminio Fraga）成为卡多佐的亲密顾问，后被任命为央行行长。在20世纪90年代席卷新兴市场的汇率和外债危机中，巴西央行果断贬值货币并大幅加息，卡多佐政府则大规模出售国有资产以应对财政赤字。这些举措成功稳定了巴西经济，使其成为少数几个平安渡过那轮危机的拉美国家之一，弗拉加获得了“拉美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赞誉。另一方面，货币贬值和利率高企快速拉大了贫富差距，国有资产缩水使政府难以执行此前拟定的社会公平政策，导致卡多佐的支持率在他任职末期迅速下降。

2002年大选前半年的民意调查清楚显示，卡多佐支持的候选人大概率将输给卢拉，这造成了巴西金融市场的恐慌性抛售，股市在半年内暴跌60%，主权评级亦遭下调。财经媒体甚至为此发明了一个新术语“卢拉风险（Lula risk）”。投资者认为，卢拉除工人运动外毫无其他政治经验，他上台后必将搞砸经济，把这个债务负担沉重的国家引向违约。

现实让这些悲观预测沦为笑谈。卢拉用实际行动证明，经济发展和社会平等并非互相矛盾的目标。为了稳定市场，卢拉向商界保证，他不会从根本上改革上届政府的经济政策，这让他的很多工会合作者失望离去，另立新党。然而，卢拉从未背弃他对劳苦大众的承诺。或许没有任何一位巴西主要政治家比他更了解底层人民的苦难。“我七岁时才第一次吃到面包，”他在一次采访中回忆道，“那时我经常见到母亲在午餐或晚餐时呆呆站在炉子前，找不到任何食物可以烹饪。”因此，卢拉的第一个任期将消除饥饿作为重点。通过向低收入家庭直接发放食品补贴、修建农村水利工程、为城市贫民提供净水系统等措施，巴西儿童营养不良率在四年内下降了46%。卢拉因此被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授予“世界反饥饿冠军”称号。

除此之外，卢拉政府还对农村危房和城市贫民窟的搬迁和改造投入巨资。重要的是，这些社会工程并没有造成财政赤字，卢拉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巴西实现了可观的初级预算盈余。当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担心巴西复制阿根廷的违约风暴，要求卢拉签署书面协议，保证控制预算赤字。现实却是，早在2005年，卢拉政府就提前两年全额偿还了IMF贷款。这些成就背后离不开一个国家——中国。

卢拉时代巴西经济的增长奇迹与中国的崛起密不可分。2002年，巴西最大的出口市场是美国（占比26%），中国需求约25亿美元，仅占巴西出口总额的4%。2010年，中国已经是巴西第一大出口市场（占比15%），对华出口额308亿美元，是八年前的12倍，而美国需求则增长缓慢（从2002年的155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的195亿美元）。拉美初级产品出口国普遍受益于中国需求的增长，但对巴西的影响尤其显著（图2）。2006年，卢拉开始第二个总统任期。在外交领域，他彻底扭转了前几届政府的亲美传统，积极加入金砖国家对话机制。2009年，第一次金砖国家峰会在俄罗斯召开，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国领导人举行会晤。一年后，卢拉作为东道主迎接了前来参加第二次金砖国家峰会的三国领导人。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势头有增无减，卢拉也推出了更加雄心勃勃的公共投资计划，即总预算高达6460亿雷亚尔（当时约合3530亿美元）的增长加速计划（PAC），其主要内容为基础设施投资。看上去，巴西试图仿效中国，通过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带动经济各部门的全面增长。不过，基础建设需要时间，按照宪法，卢拉不能第二次连任（但可以寻求无限个不连续任期）。他将继续发展的重任交给了自己的幕僚长罗塞夫，然而，这次“交班”似乎用尽了劳工党的好运。

罗塞夫只比卢拉小两岁，但他们在政治生涯的前30年几乎没有交集。与卢拉不同，罗塞夫出身富裕家庭，父亲佩德罗（Pedro Rousseff）是保加利亚著名律师，也是该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年轻时为逃避政治迫害移民巴西，在这里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罗塞夫自幼生活在一栋拥有三个仆人的大房子中，成年后就读于名牌大学经济系（但没有拿到她后来谎称的学位）。她同时在一个秘密游击队组织担任高层领导，该组织为了筹措资金，进行了至少四次银行抢劫和多宗盗窃。一些报道揭露，其中金额最大的一起保险箱盗窃案的主谋就是罗塞夫，这一指控遭到本人否认。1970年，罗塞夫被捕并自称遭受酷刑，1972年获释。随后，她似乎转型为“温和派”，加入80年代初的主流左翼政党民主工党（PDT），负责财务和能源领域，并在该党掌控的地方政府取得了一定的政绩。

2001年，卢拉参选总统的前景日趋明朗，罗塞夫选择改换门庭，加入卢拉的劳工党。当时严重缺乏执政经验的卢拉团队正需要这种专业人才。卢拉当选后，罗塞夫成为能源部长，几年后改任总统办公厅主任（幕僚长）。2010年，承诺“延续卢拉政策”的罗塞夫当选总统，她的第一个任期还算顺利。尽管当时巴西人均GDP已经开始下降，但央行追随美联储实行宽松货币，罗塞夫政府得以推出减税和一系列福利政策。然而，2015年开始的第二个任期，由于美联储结束量化宽松、中国需求短暂下降等外部因素，巴西经济遭遇沉重打击。此时爆出的系统性贪腐丑闻，不仅彻底击垮了罗塞夫，也将退居二线的卢拉推向风口浪尖。

相关调查开始于2014年3月。警方此前接到举报，有人在一家加油站洗车时发现那里在洗黑钱，整起事件遂被命名为“洗车行动”（Operação Lava Jato）。调查者顺藤摸瓜，发现巴西国有石油公司（Petrobras）的多家代理商都卷入洗钱和行贿活动，很多劳工党高层政治家牵扯其中。总统罗塞夫担任能源部长和幕僚长期间（2003~2010年），居然同时兼任这家石油公司的董事。随着调查不断深入，巴西九家主要建筑公司也被揭出向官员行贿以换取政府合同。2016年3月，包括卢拉在内的46名前任和现任高官被列入调查对象。2016年8月，参议院以61:20票的绝对优势将罗塞夫免职。

这场丑闻刚开始时，公众的愤怒主要指向罗塞夫。她年轻时可疑的“案底”，证据确凿的学历造假，更加深了选民对她的恶感。总统任职末期，她的支持率仅剩20%。与之相比，卢拉依然受到民众爱戴。卸任后不久，他被诊断出喉癌并接受化疗。2017年，陪伴他40多年的第二任妻子去世。这些激起了人们对他的同情。民调显示，卢拉有望成为2018年总统大选的有力竞争者。就在此时，他却受到检方的“特别关照”。2018年4月，卢拉因洗钱和腐败罪被捕入狱，并因此缺席当年的总统大选。有“巴西版特朗普（Donald Trump）”之称的国家保守主义者博索纳罗登上最高权力舞台，并将巴西带入经济停滞和社会撕裂的四年。

博索纳罗在种族、宗教、环保、女权等领域的言论与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高度相似，不仅如此，当英国记者拜访他儿子（同时也是一名政治家）的办公室时，赫然发现桌上摆着一组特朗普的微缩雕像。上任后，博索纳罗任命的多位内阁部长因不认同其理念而辞职。他支持对亚马逊森林进行过度砍伐，并取消了森林原住民群体的保护政策。他反对一切形式的堕胎，将同性恋者斥为“异端”。他还坚称1964年发生的不是“政变”，而是“值得纪念”的改革，并公开致敬被指控折磨过罗塞夫的军方酷刑部门。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中，博索纳罗坚决反对防疫政策，为此连续解雇两任卫生部长，导致疫情致死人数飙升。

不过，这些争议性做法更多只是巴西社会观念撕裂的体现，并不是经济停滞的原因。事实上，博索纳罗或许并非“不想”，只是“不能”在经济上有所作为。罗塞夫时期的贪腐丑闻让巴西经济学家相信，缺乏监管的政府投资往往诱发系统性腐败。鉴于难以在短时间内提高监管水平，立法者决定从宪法层面扼杀政府投资。2016年12月16日，巴西联邦参议院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未来20年内，政府预算的增长不得超过通货膨胀率。直到2022年7月，博尔索纳罗才说服议会通过临时决议，适当增加预算用于疫情救助，很显然为时已晚。

2021年6月，巴西最高法院以检方存在偏见为由，宣布此前指控卢拉的证据无效，为他参加2022年大选扫清法律障碍。2022年5月，卢拉和他在监狱中认识的第三任妻子登记结婚，随后以远超同龄人的饱满精力投入选战。2022年7月，他正式被确认为劳工党总统候选人，并公布了竞选纲领草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条就是修改宪法中对预算的限制，通过加大支出，“让穷人和工人重新成为政府预算的受益对象”。这个诉求十分合理，如果不能增加政府支出，振兴经济只是空谈。但博索纳罗花费四年时间未能完成的任务，卢拉就能做到吗？

巴西国会党派林立，卢拉很难只靠劳工党和几个盟党推动修宪，他需要拿出切实证据，证明提高支出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受疫情影响，中国和美国等巴西主要出口市场都下调了经济增长预期，卢拉前两个任期的经济发展模式恐怕无法复制。或许，他可以参考近百年前瓦加斯的“工业兴国”策略。然而，在工业发展领域，卢拉的记录并不好（图3）。2003~2010年的任期内，他没能扭转巴西持续30余年的去工业化趋势。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在他上任第一年有所提升，随后又转为下降。

2021年，巴西制造业增加值占比仅10%，不仅远低于中国（27%）等发展中工业国家，对比同样面临去工业化困境的邻国阿根廷（17%）也有很大差距。尽管在短途飞机制造等特色产业上具有优势，例如中国曾在2014年向巴西航空工业公司采购大批支线飞机，以促进两国工业合作，但只凭少数领域难以带动制造业整体发展。如果卢拉能够像民调预测的那样赢得大选，如何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将是他面临的严峻考验。

不过，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巴西前外交部长、目前担任卢拉外交顾问的阿莫林（Celso Amorim）表示，一旦当选，卢拉在外交领域也将“制定不同的路线”。正如2002年很少有人预见到中国崛起对巴西经济的巨大拉动效应，或许意想不到的机会将在不久的将来浮现。

现阶段，或许没有人比卢拉更适合带领这个国家守护可能的机会。被确认为2022年总统候选人后，卢拉用三个词总结了他的“国家治理魔法”：“可靠（credibility）、可预测（predictability）和稳定（stability）。”这三个词当然不是破解困局的灵丹妙药，但在支持者眼中正是他的主要对手博索纳罗欠缺之处。

1.《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九卷）——1930年以来的巴西》，当代中国出版社2013年出版，（英）莱斯利·贝瑟尔编，吴洪英等译；

2.《Lula of Brazil: The Story So Far》，Zed Books出版社2008年出版，Richard Bourne著；

   3.英国《金融时报》，2022年7月发表文章，“卢拉公布竞选纲领，主张修改宪法预算帽”：

https://www.ft.com/content/0b395d92-af03-4cc7-b29a-0b9c9a743217；

4.世界银行贸易数据库（巴西）：

https://wits.worldbank.org/CountryProfile/en/Country/BRA；

5.英国《金融时报》，2022年7月专访卢拉：

https://www.ft.com/content/228e0615-0dae-4ba6-afdb-c3db0fcdd15a。

长按小程序购买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