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硬科技的“冷”思考

刚刚过去的一年，互联网巨头盯上了菜市场，“社区团购”成为互联网行业及资本市场热议的话题。一家主流媒体评论互联网公司“只顾着低头捡六便士，而不能抬头看月亮”，呼吁他们“别只惦记着几捆白菜、几斤水果的流量”，而是要致力于攻克“硬科技”。

应当承认，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商业模式创新并非都是成功的，甚至有一些是不光彩的，但如果我们因此就把“软创新”和“硬科技”对立起来，认为前者低人一等，那就相当于在倒掉洗澡水的同时把孩子也一并倒掉了。在强调“硬科技”已经成为一种垄断性话语的当下，我想提出两个问题：对“硬科技”的崇拜源自何处？一味强调“硬科技”是否有失偏颇？

“技术民族主义”的起源与变迁

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近一个世纪内忧外患的苦难岁月。抗日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以及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终于让我们甩掉了积贫积弱的帽子。但时至今日，“东亚病夫”依然是对中国人影响深远的心理阴影与精神桎梏，是中国人内心深处触碰不得的敏感伤疤。从20世纪90年代的“银河号”事件、台海危机、南斯拉夫“炸馆事件”，再到近年来中兴、华为等企业的遭遇，人们屡屡以切肤之痛再现“落后就要挨打”的心理阴影。在承认我国与发达国家在一些高精尖领域仍然存在较大技术差距的同时，近年来中国在一些核心技术上被人卡脖子的遭遇，再次引发了对“硬科技”的追捧，背后则是“技术民族主义”的如影随形。

“技术民族主义”的含义是，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来说，技术是最根本的，技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本土化，并使技术在整个制度中扩散（郑永年，2015）。当代中国“技术民族主义”的兴起，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

中国“技术民族主义”的形成，是近代以来被迫打开国门面对西方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全方位冲击时的一种应激反应，从“天朝上国”一朝沦为“东亚病夫”，这种羞耻与怨愤触发出了一种原始的爱国激情，突出表现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以及清末的自强运动。不过，针对“东亚病夫”而率先提出“保种”说的康有为、梁启超很快就发现，要解决“东亚病夫”的问题，在身体和器物之外，更根本的在于振兴教育、变革人心，关键在于培养心理健全、具备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公民。鲁迅也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晏阳初曾以“愚、穷、弱、私”四字来概括中国人，其中仅有“弱”与身体有关，其他三点均为精神。可见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认为，虽然“东亚病夫”这顶帽子与“身之病”和“心之病”都有关，但事关社会启蒙的“心之病”才是头等大事。于是，辛亥革命之后，一大批知识分子开始致力于国家的制度改良与文化启蒙，从片面强调民族主义向全面拥抱现代化进程转变，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文一武，张弛相济。与之相辅的是，近代中国的政治精英致力于将技术现代化和军事现代化放在首位，集中体现在“富国强兵”的口号上。频繁的内战和外敌入侵使这一路线的实现步履艰难，但新中国的成立让“技术民族主义”看到了希望。在国家经济极其困难的时期，中国上马的大量以军事科技为主的高科技项目，包括喷气式飞机、电子计算机和“两弹一星”等，为中国在遭遇以美国为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封锁和堵截后，依然能顽强地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而确保国家独立，打下了坚实的国防基础。

改革开放以后，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科学技术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关键地位一再被强调。“在当代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在政治上变得更加富有意味和具有重要性。它不仅是领导人建设民族国家的持续性努力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合法性的一个强有力的基础”（郑永年，2015）。苏迈德（Richard P. Suttmeier）和姚向葵将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科技战略概括为“新技术民族主义”，即“利用全球化所提供的机遇，追求有利于国家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技术发展，在国际竞争中为国家利益服务”。与“技术民族主义”相比，“新技术民族主义”更注重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遵循现有的国际规则，寻求与外国机构的合作，以及用新的方式来协调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关系。在郑永年看来，“新技术民族主义”改变了改革开放前的本土化路线。这是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进程所致。而当全球化进程因种种变化遭遇阻滞时，“技术民族主义”思潮的回归是这种变化的体现。

“技术民族主义”的非预期后果

但现在的中国，已非昔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需要科技但不能只靠科技，应成为国民的一种共识或常识。然而有意思的是，这种常识带来了一种非预期后果，即当我们把科技设定为必要不充分条件之后，一旦科技领域的投入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归咎于其他因素。而其他方面的改革掣肘因素比较多、难度比较大，而国家和公众对于科技力量提升的期待又很高、期望十分迫切。为了让效果能够达到或者接近预期，只能靠继续加大资源投入力度而维持。诚然，增加的投入总能产生一定效果，但是边际收益却越来越低的情况值得重视。
据《瞭望新闻周刊》近期报道，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分布于我国东、中、西部五省的六个百亿级半导体大项目先后停摆，造芯热引发烂尾潮，将造成大量的国有资产损失。这些项目的停摆，是一些地方主政者在扭曲的政绩观影响下违背科技发展规律的盲目冲动，被一些“空手套白狼”骗取政府奖补的企业利用所带来的恶果。“白发院士，红头文件；特色科研，立项骗钱；满纸心酸，一派胡言”的现象当休矣！

备受业界瞩目的武汉弘芯半导体公司近日曝出遣散全体员工的消息。据《武汉市 2020 年市级重大在建项目计划》显示，武汉弘芯半导体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11 月，主攻 14nm 逻辑工艺生产线及晶圆级封装先进的“集成系统”生产线。总投资额为 1280 亿元，2018、2019 年弘芯连续入选“湖北省重大项目”

仍记否，18年前（2003年）臭名昭著的“汉芯”造假事件，当事人从美国买回芯片之后雇佣装修公司将芯片表面的标志用砂纸磨掉再加上“汉芯”标志，总计耗资数亿元的科研项目宣告完成，并被鉴定为“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集成电路”，是“我国芯片技术研究获得的重大突破”。当造假行为被曝光后，事件的调查结论把责任完全归咎于当事人并不高明的欺骗行为，但这位始作俑者并没有受到任何刑事处罚，仅仅是被罢免了职务。主管部门、评审专家的责任亦无人追究。

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原院长陈进和他的“汉芯一号”

硬科技要“硬”，就不能把“运动式投入+项目制研发”成变成科技研发的单一解决机制。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前主任吴季在接受《环球财经》采访时表示：“我们的航天是在非常困难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用的是国家的经费。所以老航天人追求‘只能胜利，不能失败’，担心失败了给国家造成损失，所以出现了不必要的冗余设计，大量的重复试验，使得研制成本居高不下。结果是成本越高，就越害怕失败，从而形成了‘高成本怪圈’，新航天、商业航天不能走这条老路。这也要求我们对于航天事业、对于太空的宣传，不宜片面、过度政治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资源匮乏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投入，是我们当时在硬科技项目上屡屡啃下硬骨头的法宝。当时的条件使得科研人员只有奉献，而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但如今的情况已经不同，在人财物均非常丰厚的今天，我们应优化相关研发体制，避免“捞国家油水”这类“科技腐败”情况的出现。

曾有记者询问马斯克（Elon Musk），为什么美国航天局（NASA）花费了那么多资源没有做到的事情你却做到了，他的回答是：他们做不到的原因恰恰是因为他们资源太多了。

科学的本质是由人的激情所触发的一种理智活动，要让“硬科技”研发和应用取得突破，最重要的是有效率的科研体制的设立，要给科研人员自由，给他们空间，由他们去折腾，而避免出现那些有资源的“大腕”们大口吃肉，真正有志于颠覆性创新的创业者却只能跟着喝汤的情形。中兴和华为两家公司发展的对比，已经让很多人深刻地感受到不同企业制度下不同的结果。而WAPI标准、TD-SCDMA技术、永中Office等这些行政手段加重金投入最后被市场抛弃的失败案例，不应该被遗忘。

“有用”的悲剧

从古至今，国与国之间的竞赛，既是硬科技的竞争，也是软文化的竞争。近千年来，中华大地有700多年都是外族统治，然而中华民族延续2000多年的文脉从未因此而中断。任何一个英明的外来统治者征服中原之后都要收起强弓劲弩，坐下来做同一件事——学汉字、尊儒家。习近平同志曾引用《论语》中的句子“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并强调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靠的就是中华文化强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再举一个例子，美国是公认的高科技领先的国家。在美苏争霸时期，两个超级大国在“硬科技”上你来我往，可以说，因为有苏联的存在，美国可能在硬科技指数上领先的幅度并不巨大，但是这不妨碍以其为代表的西方阵营最终赢得了冷战的胜利。然而，在“一超”地位卓然奠定后，可以说，美国的硬科技指数与其他国家相比已大幅领先，但美国的综合国力却“肉眼可见”地下降了。这背后的原因，价值观、其他国家对其文化输出的认同度等，当是其中之一。

也许有人会说，文化固然重要，可是发展“硬科技”跟它并不矛盾啊。诚然如此。但当“硬科技”战略与巨额的国家投入相关联时，其背后的工具理性和实用主义，简而言之就是“有用”论，就很容易大行其道。读大学是为了找个好工作，考公务员是为了稳定，买房子是为了好学区，学钢琴是为了多一技傍身……“有用”的思维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原因之一是不自信，其结果之一是短视，而短视的后果，就是那些对国家和人类发展具有重大的、根本性影响的发现，或将离我们越来越远。

高斯（Johann Carl Friedrich Gauß）发明的非欧几何学在很长时间里被人们认为晦涩和无用，而他的学生黎曼（Georg Friedrich Bernhard Riemann）继续推进着他的研究，最终黎曼几何成为相对论的思维工具和数学基础。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创立相对论时也根本没有想过它会有什么实际作用，搞科研只是伯尔尼专利局职员爱因斯坦的业余爱好而已。事实上，绝大多数最终被证明让全人类受益的伟大发现都源于像高斯、黎曼和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他们不被“有用”的诱惑所驱动，他们从事科研工作唯一的渴望就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

吸引了爱因斯坦、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奥本海默（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等知名科学家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其创始人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无用知识的用处》中这样写道：“时至今日，‘实用性’是我们评判某个大学、研究机构或任何科学研究存在价值的标准。但在我看来，任何机构的存在，无需任何明确或暗含的‘实用性’的评判，只要解放了一代代人的灵魂，这个机构就足以获得肯定，无论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是否为人类知识作出过所谓‘有用’的贡献”。无独有偶，哈佛、耶鲁、北大、清华创立早期，都是文理工齐头并进，那些相对“无用”的人文学科反而在社会上影响更大。而近年来国内新创立的大学以及知名大学新设立的院系，都把计算机、生物、环境、材料等实用性学科作为发展重点；各种官方或民间设立的奖项，也都争相追捧那些在实用性领域取得突破的科学家。这种导向是令人担忧的。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AS），1930年成立于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是世界著名理论研究机构。图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主楼富尔德楼

一味地、片面地追求“有用”的结果往往才是真正的“无用”，甚至比“无用”还要可怕。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早在100年前就已经预言，如果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工具理性超越了价值理性，那么我们就将被技术所奴役，“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如果我们总是在那些有用的器物之上孜孜以求，我们将越来越难以打破内心与周遭那些禁锢思想的牢笼，又何谈“四个自信”，今天的我们又以何去发扬光大中华文明，使其屹立于未来的世界民族之林呢？(本文刊发于《环球财经》2021年2~3月合刊，作者王翔，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研究员。编辑：林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