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发于《环球财经》2023年04月刊
作者：高骏
编辑：刘美
近期，在中国的积极斡旋下，沙特和伊朗两国代表在北京进行会谈，双方同意恢复中断了七年的外交关系，并重启两国此前的安全、经济、科学和文化等领域的合作。这是中国外交上的一项重大成果，是中国为中东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的贡献。
伊朗和沙特在2016年因沙特处死什叶派教士尼米尔而引发的风波断交，至今已近七年。两国作为地区大国的盟友及影响力辐射整个中东地区，从地区国家内部教派冲突问题到伊拉克问题、叙利亚问题、也门内战问题以及巴以问题背后都有两国关系的影响，因而重建中东地区政治秩序的必然要求建立稳定的沙伊关系。
沙特和伊朗矛盾背后的地区国家教派冲突
沙特和伊朗矛盾深刻勾连和影响着海湾地区国家的教派关系问题。自从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成为什叶派教士掌控的政教合一国家后，伊朗就积极对外输出其什叶派体制和意识形态。一方面伊朗官方攻击批判沙特等逊尼派海湾王室统治的合法性，声称君主制的王室是不符合伊斯兰教义的政权，还不承认沙特对伊斯兰教圣地的保护者资格，另一方面伊朗积极利用这些国家什叶派长期作为少数教派不满的心理，通过资助和支持相关国家什叶派教士等宣扬什叶派政治伊斯兰理念，获取了一大批支持什叶派政治伊斯兰的信徒支持者，并和这些国家的什叶反对派组织建立了代理人关系。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包括沙特在内的海湾逊尼派君主国内部由于内外部形势影响出现了一批要求政治改革的势力，其中包括穆斯林兄弟会的逊尼派改革势力、王室内部的改革派、乃至马列主义者以及什叶派分子。此时沙特以及刚刚从英国殖民下独立的一批海湾君主国处于内部政治动荡的时期，伊朗积极利用了这种机会，通过什叶派代理人等方式介入这些国家的内部政治，试图打破这些国家的政治平衡,进而对这些国家施加影响力。沙特则通过进一步同国内的瓦哈比教派绑定合作关系、成立海合会、加强对外的宗教和政治伊斯兰资助输出等方式和伊朗的地区影响力抗衡，这种状况直接导致后续沙特和伊朗之间关系摩擦不断以及难以弥合的意识形态分歧。
本世纪发生的“阿拉伯之春”风暴极大打破了中东地区的政治平衡，数个中东国家政权在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中倒台，沙特等海湾君主国虽依靠充裕的石油收入补贴稳定住了民心，但在沙特东部什叶派聚居区也引发了示威游行和骚乱。由于什叶派作为少数群体长期被边缘化和歧视的情况并没有根本改观，在该群体内部存在强烈要求改变的诉求，极易被煽动起来引发社会政治动荡，在巴林、也门、科威特等存在较多什叶派人口的国家内部又出现了一批要求改革的呼声，其中巴林作为沙特实质上的“被保护国”，其什叶派骚乱是在沙特领导的海合会出兵干预下才被平息下来的。
在沙特国内，东部的什叶派聚居区也长期被认为是沙特国内最不稳定的地区，这里的什叶派人口并没有获得和逊尼派穆斯林一样的宗教和社会生活权利，经济条件也较为不利，贫穷和难以就业的年轻人在政治伊斯兰等口号的号召下容易走向沙特政府的对立面。2016年被处决的什叶派教士尼米尔就是东部什叶派重镇卡提夫人，他主张在沙特实行议会制，并认为沙特现王室政权不尊重什叶派权利，甚至支持什叶派谋求在东部等地实行自治或独立，是一位相对激进的沙特什叶派领导人。在阿拉伯之春期间，他也参与了大规模反政府群众运动，并提议在沙特进行民主选举，要求什叶派获取更多平等权利。
尼米尔的行为直接挑战了沙特王室权威，严重影响了沙特国内社会政治稳定，同时沙特也认为他是伊朗直接支持的激进什叶派势力，意图帮助伊朗拓展影响力，因而沙特政府指控尼米尔的罪名之一就是“外国干涉势力”。尼米尔曾经数次被沙特政府逮捕，但直到阿拉伯之春他直接参与和引起大规模反政府骚乱后，沙特政府才决定处决尼米尔。沙特政府有意将国内教派问题归咎于伊朗干涉并处死“外国干涉势力”的罪魁祸首，是沙特维护王室核心利益和逊尼派影响力的一种手段，但对伊朗及其地区什叶派盟友还有广大的什叶派群体支持者来说，尼米尔之死则是一种对什叶派的赤裸裸压迫，也必然会导致后来其他中东国家的什叶派骚乱和随后的两国断交。
事实上，沙特国内并不缺乏主张温和改革的什叶派势力，在沙特前任国王阿卜杜拉时期就由政府出面和这些温和派势力进行过和解对话，并帮助什叶派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政治权利，但逊尼瓦哈比派的极力阻挠导致这些改革举措都付诸东流，而什叶派内部的激进势力如尼米尔及真主党派系也反对和沙特政府合作。与此同时，沙特国内安全形势进入新世纪后持续恶化，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都展开了针对沙特国内什叶派的袭击，而什叶派被迫武装化自身寻求自保，进而状况进一步激化了教派矛盾。
因此，此次三方协议中约定沙特伊朗“强调尊重各国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之意不仅是伊朗对自身安全保障的迫切要求，也是沙特及其影响下海湾国家稳定自身政治秩序的现实需要，是双方政府关心的核心利益问题。
“9·11事件”后美国的军事行动打破了地区稳定格局
在二战之后一段时期，依靠政变上台的伊朗巴列维3政权和沙特王室政权均为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重要中东盟友，是美国同苏联营争夺中东地区霸权、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双支柱”。但在伊朗1979年革命后，美国不仅失去了“双支柱”，还带来了地区的持续紧张。
20世纪80年代，伊朗和伊拉克因为领土、资源和意识形态纷争等原因打了一场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而沙特和美国则站在伊拉克一边拱火以削弱伊朗的区域影响力，同时伊朗则大力扶持了黎巴嫩真主党和阿拉伯半岛伊斯兰革命组织等激进什叶派政治军事势力，对沙特等美国中东盟友持续造成威胁，1987年还出现了因为伊朗朝觐者骚乱被沙特警察杀伤导致两国断交的事件。
1989年霍梅尼去世，哈梅内伊和拉夫桑贾尼总统上台，随着世界格局和中东政局的变化，伊朗的整体对外政策进入一个相对缓和时期，沙特出于维护国内安全和巩固政权的考量，在求助美国提供保护的同时，也主动和伊朗缓和关系，到了海湾战争发生时双方有了一个共同的敌人即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因此伊朗和沙特随即恢复了外交关系，整个1990年代伊朗在“改革派”的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执政下迎来了和沙特关系最为稳定的时期。
随着新世纪“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及其盟友对伊朗支持恐怖主义的指控，随后美国推翻伊拉克萨达姆政权，以及伊朗核问题浮现，伊朗和沙特的关系又进入了相对紧张的时期。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入侵伊拉克，帮助伊朗解决了一个地区宿敌，带来了伊拉克什叶派新政府，直接形成了连接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的所谓“什叶派之弧”，在沙特等美国盟友看来有利于伊朗在该地区迅速做大势力。
伊朗为了在伊拉克牵制美国及其中东盟友精力，加强了在当地资助什叶派武装政治势力和以圣城旅为主的秘密活动，造成伊拉克国内冲突不断。如今伊拉克政治中被认为代表伊拉克人“民意”的什叶派教士萨德尔及其父亲就都曾受伊朗支持，而萨德尔目前的政治口号却是要让包括美国和伊朗在内的外部势力都退出伊拉克，以此实现伊拉克和平稳定，这也反映了伊朗在伊拉克多年耕耘之深，已成为伊拉克国内政治稳定中的关键因素。
伊朗与沙特的关系具有重大外溢效应
沙特和伊朗地区领导权竞争的溢出影响持续对周边国家安全稳定造成影响。自“阿拉伯之春”带来中东国家政权倒台和动摇，部分国家积累已久的教派矛盾成为伊朗和沙特可供利用实现自身地区战略利益的机会。
什叶派阿萨德掌权的叙利亚爆发内战后，沙特等国积极支持所谓的反对派及其武装势力，而伊朗则加强了同阿萨德政府的合作，并通过真主党和圣城旅等途径向叙利亚政府提供了大量武器和人员资助，极大缓解了叙利亚政府的压力。叙利亚因此不仅成为了国际势力的角力场，也是伊朗和沙特争夺地区领导权的焦点之一，目前叙利亚问题进入了第13个年头，阿萨德政府已基本稳住了国内局势，但来自外部的势力一直没有停止对叙利亚内政的干涉，此次沙特伊朗和解将有助于尽早结束区域外部势力的干涉，推动和平解决叙利亚问题。
另一个受“阿拉伯之春”冲击成为沙伊冲突核心的国家是也门，也门政府在群众反对中倒台后，在此之前已经呈崛起之势的什叶派胡塞武装借机开始对沙特等国家支持的新政府开战，由此引发了也门新的代理人战争。也门内战之所以成为沙特和伊朗斗争的焦点是因为也门作为沙特邻国，和沙特拥有漫长的接壤边境线。如果也门落入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手中，后果等于把家门口开放给了宿敌伊朗，沙特的国家安全会受到极大威胁。事实上，在也门内战中胡塞武装不断派出导弹和无人机攻击沙特境内目标，包括沙特首都利雅得和阿美石油公司油田设施等，而袭击用的导弹和无人机大多为伊朗生产和资助。伊朗虽然在此前和胡塞武装保持联系，但直到2015年也门内战发生后才开始大规模资助和利用胡塞武装干扰和牵制沙特，使得也门问题成为了沙特和伊朗之间矛盾的焦点问题之一。
旷日持久的冲突令本就贫穷落后的也门更加千疮百孔，三分之二的也门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流离失所的难民占到全国人口的约14%，联合国认为该国正处于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中。也门内战以来胡塞武装袭击事件中美国两党政府表现出不作为，随着近年来美国国家战略重心东移，沙特愈发意识到必须依靠自身和其他外部力量来保障自身国家安全利益，如果此次沙特能够和伊朗就也门问题达成某种共识，不仅是沙特和伊朗的共赢，也将有助于尽早推动也门国内冲突的和解。
沙伊和解还可能对中东的核心问题——巴以和平进程问题带来积极影响。沙特和伊朗同为穆斯林主体国家，一直表示对巴勒斯坦的同情和支持，两国均未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地位，伊朗更是积极支持哈马斯这样激进抵抗以色列的组织，并同以色列关系极为恶劣，而沙特则因和以色列均为美国盟友，且出于自身国家利益和制衡伊朗等考虑一直在和以色列秘密接触合作。自从2020年9月美国牵头抛出解决巴以问题的《亚伯拉罕协议》“两国方案”以来，以色列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相继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甚至积极和阿联酋等海湾国家探讨军事安全合作共同抵御伊朗方面的威胁，但沙特出于自身逊尼派穆斯林国家领导权等考虑一直无法在名义上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今年早些时候沙特外交大臣萨尔·本·法尔汉·阿勒沙特还声称沙特绝不会在“两国方案”没有落实的情况下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在沙特和以色列之间这种矛盾关系的情况下，沙特和伊朗实现关系正常化将有助于沙特在处理同以色列关系乃至和美国关系上获得更多主动权，沙特可以继续维持其阿拉伯穆斯林世界“盟主”的角色，并将更多精力用到推动落实巴以问题的解决上。位于华盛顿的中东研究所（Middle East Institute）的卡图利斯（Brian Katulis）认为，由于亚伯拉罕协议对于如今的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来说正如伊核协议之于奥巴马，因此沙特对以色列拥有较高政治筹码，可以对以色列方面的巴以政策施以影响。
重建中东稳定秩序仍需继续努力
综上所述，此次由中国促成的沙特和伊朗协议可以缓和沙特伊朗之间在中东地区的紧张关系，为逐步推动和平解决一系列地区问题奠定了基础。首先，此次协议签署的背后，沙特和伊朗必然就双方最为关切的自身国家安全问题达成了某种共识，例如沙特的国家安全问题以及伊朗核问题等。此次协议是对双方对自身核心利益确认后的结果，有助于稳固双方形成“斗而不破”的良性竞争格局。
其次，沙特和伊朗作为两个地区大国，在地区开展的代理人对抗严重影响了第三方小国的利益，正如也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冲突展现的那样，对当地国家人民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两者表面上的和解虽然不能完全消除地区利益上的隔阂，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和在这些国家的对抗。
再次，沙特的海湾国家等盟友以及其他中东国家都可以追随沙特的做法，同伊朗实现关系正常化，与伊朗在安全、经济和文化领域开展对话乃至合作，促进整体地区局势缓和，减少外部势力干预挑拨地区问题的机会。
沙特和伊朗虽然达成了初步协议同意恢复外交关系，但考虑到两国断交和复合的历史，两国在一些核心利益上仍存在分歧和冲突点，一些区域议题有着复杂的内生因素，以及其他外部势力如包括区域大国和域外大国的因素，两国未来关系仍有波折风险，捍卫协议成果仍然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对此中国作为中东政治的新近重要参与方，应做好道阻且长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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