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玮锋已经习惯了再次远离职业足球。他还保持着非常好的身材，旧伤完全康复后的状态其实更好了，和范志毅、杨晨、曲波这些退役名将的互动也没停，每周一场比赛的节奏更没断，他甚至还经常筹划着要怎么样从青训入手重新走上职业足球的舞台。但更多时候，他也承认，中国足球正在经历的动荡让回归变得困难，而曾经的天津权健足球俱乐部（下称“天津权健”）也许正是这场动荡的事实起点。
2019年10月，赛季初还计划修建球场的天津权健到了崩盘边缘。投资人入狱后，球队战绩一落千丈，沈祥福和朴忠均都没能遏制颓势，两个人带队参加十几场联赛只各胜一场，25轮过后积分几乎垫底的权健已经无限接近降级。和太多球员闹僵后，朴忠均也黯然下课。
天津权健的情况当然特殊，但这其实也只是更大背景的一部分。足球比赛的收入结构非常简单，最理想的情况就是比赛日收入、电视转播和商业赞助各占三分之一。但在中国，由于比赛日收入有限、巨额电视转播费又难以兑现，俱乐部的运营就对商业赞助依赖极深，但很少有企业能长期支持这项运动。十年的金元足球过后，中国的职业联赛终于到了岔路口，巨额的投资和没有尽头的亏损让每只球队都思考未来的方向。大家都知道，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作为直辖市，天津的市场不错，因此在中国职业足球版图上也有一席之地，于根伟、曹阳、张效瑞和刘云飞这些名将之外，两代国足队长李玮锋和蒿俊闵也和这座城市联系颇深。但这时，这里的两个球队都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只不过天津权健的危机更猛更近。
没有任何执教经验的俱乐部副总经理李玮锋只能走上前台：10月7日，他正式成为球队主教练。在李玮锋看来，这是一次意外：几年前的2015年底，他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球员到职业经理人的角色转变，又用了好几个转会窗才把年轻的张修维、晏紫豪、糜昊伦和刘奕鸣，以及当打的张鹭和赵旭日请到天津，组建出一支有竞争力的球队。他有清晰的职业模板，希望可以像恒大的刘永灼、国安的李明、申花的周军那样成为出色的俱乐部管理者。
但计划没有变化快。“换教练就两个原因，要么不换就丢冠，要么不换就降级，我们的情况当然就是后者。”李玮锋在俱乐部建设上花的心思非常多，可以准确说出训练基地里每块空间的规划和训练馆里每个开关对应的设施，他不能接受球队在这样的状态下垮掉：“我当然希望有更长的准备，但没有就得硬着头皮上。我们必须得保级成功，这样才有未来。”
迫在眉睫的难题当然很多。大多数球员都是赛季初租来的，除了配合生疏，如何使用租借球员也是个问题；球队的难题表面上是守不住，但怎样发挥进攻核心阿兰（Alan Carvalho）和雷纳尔迪尼奥（Renatinho）的能量同样是个挑战，球队不能失去平衡；虽然前景黯淡，球队也还是需要新的精神面貌，否则就没办法从连续失败和低迷士气的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
李玮锋的职业生涯似乎充满类似的危机。在深圳，担任队长的他遭遇了职业生涯第一次欠薪，球队在长达10个月的时间里没能发出薪水，全靠总经理张健垫资才能到各地比赛，“很多时候住的都是快捷酒店”；之后在武汉，他为人诟病的冲动终于产生了更大的冲击，武汉光谷足球俱乐部在全国舆论的谩骂声中退出联赛后，背负巨大压力的李玮锋也迫不得已远走韩国。
但他又总能力挽狂澜。在深圳，他带着郑智、李毅、杨晨、忻峰、李雷雷和郑斌夺得中超冠军，他本人还当选深圳人大代表，很多深圳人直到今天还记着高速路口那张李玮锋的巨幅照片，人们说那是能和深圳的城市精神产生共鸣的精神象征。离开武汉同样给了李玮锋升华足球理念的机会，在韩国的岁月获得了巨大成功，韩国球迷甚至曾经用中文高喊着他的名字助威，他两年后回国时又成了亚洲最好的中后卫，并重新当上了国足队长。
帮助他走出困境的永远是个性。范志毅说，每当被问及对某些安排的意见，李玮锋总会谦虚地说“大哥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他总能把比赛和生活之间的界限画好，他和李金羽在球场上曾差点大打出手，“但其实，当天晚上我们一起唱歌时就碰到了，还一起唱了一会。”
“锋哥几乎没什么和足球无关的新闻，但他真重感情，也真讲义气。”和李玮锋共事多年的天津权健新闻官刘同乐以前在泰达工作，他还记着李玮锋退役那天在和集团领导简单交流过后，竟然来到办公区和包括保洁阿姨在内的每个人握手告别，非常认真地感谢大家的帮助，然后才背上书包、转身离开，“我在俱乐部干了那么多年，还第一次看到球员这样退役。”
但在场上，李玮锋也许拥有中国足球运动员中最强大的意志力。他的身高相当平庸，但20出头就成为国家队主力，国家队进球总数只比拥有点球权的范志毅少一个；这是苦练的结果，他从以替补身份进入健力宝就以苦练著称，那条象征腰伤的蓝色护腰在2001年十强赛上出名时，他还不到23岁；李玮锋也从不害怕竞争并永远争取出场，只要出场就斗志高昂，表现不好也不怪伤病，因为他相信“能出场的都是身体状况和竞技状态最好的球员”。
这一次也同样，他在关键时刻展现出的血气和义气甚至比他的经验和能力更重要。他告诉球员，如果俱乐部解散，他一定把每个人都安顿好之后再离开，但大家要冷静下来并重新找到比赛的乐趣；他也让外援意识到，甚至只是考虑到更高的薪水意味着更强的能力和更大的责任，他们也要帮助中国球员成长；他也确实让每个人都意识到，当他让阿兰和雷纳尔迪尼奥从肋部轮番冲击对方禁区时，其他人必须做出牺牲，尤其是杨旭——他必须在进攻时顶上去成为中锋、防守时撤回来成为后腰，“一米九十多的大个子这么折返跑，我看着都心疼。”
李玮锋的真性情在随后五场比赛随处可见，几乎每次都是舆论焦点。他激励球员增加跑动，“数钱时怎么不喊累”；他鼓舞大家激发斗志，“生活散，踢球也散”；他也在发布会上几度哽咽，“每个人都在进步”。奇迹最终出现：凭借最后五轮联赛的精彩表现，权健惊险保级。
但这更像回光返照。2020年，球队最终没能找到新的投资人，包括梯队在内的整套队伍无奈解散。这时的李玮锋更加无奈，他见不到谈判双方，只能从媒体上了解事情进展，然后为球员寻找潜在的下家。他小心谨慎地为尽可能多的人找到未来的路，直到尘埃落定。
2020年6月12日，他最后一次来到浯水道58号的办公室，收拾好行李，就像他承诺的那样成为最后一个离开的人。那时，金元足球的后遗症还没有完全显现，针对足球的批评仍在继续。离职一个月后，李玮锋在自己的微博上写到：“当我们做得不好的时候，不用去辩解也不用去争吵，还是要安静下来把它变得更好，把这个行业变得更加强大，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选择了这个行业，就要接受这个行业的所有
Q《环球财经》：在天津天海足球俱乐部（2019年1月10日天津权健更名为天津天海）的这几年，您从管理起步，后来又临危受命担任过球队的主教练。球队那几年其实风波不断，除了投资方的问题之外，张鹭和张修维还曾因为各自的原因有过牢狱之灾。在您看来，是不是现在的球员和你们那时候相比变化太大，以至于很难管理？
A李玮锋：不只这代球员，每一代的球员相比以往都会有很大变化，这和球员成长的背景有关系。在我们成长的那个年代，除了踢球，我们几乎什么都没有，根本没办法了解到外面的世界。现在的孩子可不是这样，现在信息爆炸啊，只要有手机，他们能随时了解到任何东西。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代人就更难管理，我甚至经常觉得我们这些上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球员更难管理。但不论哪代人，都要职业地对待自己的工作，不能突破行业的底线。在深圳的时候，我们遇到欠薪仍然能夺冠，就是因为像郑智、李毅、杨晨、忻峰、李雷雷、郑斌和我这些国家队队员既有很强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也有高超的技战术能力和职业素养。
在天海，我和张鹭以及赵旭日都曾是国家队队友。在他们身上，你能看到很多很好的品质，这些品质正是职业足球需要的。我们要知道，职业足球是场上参与人数最多的体育运动，没有团队成员之间的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和相互信任，在场上配合打比赛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在我看来，这些球员都有非常强烈的团队精神，他们都非常清楚自己在为了什么踢球。
在天津天海最后的保级阶段，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让外援的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为了维持场上的平衡，我们只能牺牲杨旭，让他在进攻时顶上去成为中锋，在防守时撤回来成为后腰，一个大个子这么做很累，那他为什么愿意做，同样因为有集体主义精神和非常高的职业素养。
Q《环球财经》：过去这些年，围绕中国足球的批评声越来越多。当然，作为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在各国都是舆论的焦点。在我们国家，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这种批评声也从来都没有小过，很多声音甚至已经失去理性。作为中国足球的代表性人物，您怎样看待这些声音？
A李玮锋：我们选择了这个行业，就要接受这个行业的所有。和很多人的想象不同，足球其实是一个完全暴露在阳光下的行业，成万上亿的人在关注这个行业，千万种眼光在审视这个行业。因此，高薪、高曝光度和激烈的对抗是这个行业的一部分，善意的批评、恶意的揣测甚至近乎诅咒的谩骂也是这个行业的一部分，很多东西是没有办法左右、甚至没有办法逃避的。
我相信，更多人在谈论甚至批评中国足球时候的出发点真的是希望这个行业变好，我们必须得抱着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这些评论和批评。当然，我也希望批评有底线，每个人的技战术能力和职业态度都可以被批评，但攻击最好不要扩大到人的身上。
每个职业人士都要努力赢得别人的尊重，这就要求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职业当中去。至于我，说实话，到今天还能有人记着2001年的那届十强赛，记着五里河出线那晚给全国人民带来的快乐，记着我们这代球员曾经为中国足球做出的贡献，我们就感觉很知足了。
足球不只是运动，它也是教育
Q《环球财经》：谈论中国足球时，我们经常提及一个关键词就是足球文化。那么，究竟什么是足球文化，我们这些年在足球文化的建设上又究竟做得如何？我们究竟该怎么认识足球？
A李玮锋：我们的足球真的在很多方面都在向着职业化的方向发展，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足球这个复杂系统中不同部分的功能逐渐界定，各部分间的界限也逐渐清晰。我们踢球那个时代，总经理还经常进入更衣室布置比赛和做赛前动员。但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优秀外教来到中国，绝大多数足球俱乐部都意识到了更衣室文化的重要性。所谓更衣室文化，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主教练在更衣室里有绝对的话语权，不过，对和错可以通过实际的比赛来检验。
我们在足球文化培养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例如，我们踢球时会被问，为什么总是踢不过韩国和日本，是技战术能力还是意志品质上的差距导致了这一点？我记得我到韩国踢球时，正赶上球队冬训，那是韩国南方，比北方暖和，但也下雪，温度也只有10摄氏度左右。但韩国人一天两训，早操甚至在天没亮、雪没停的情况下就开始了，而且一直练了很多天。
我后来终于忍不住了，就问翻译：“我来这干什么？是踢球啊，还是跑步啊？”后来，教练告诉我们，这些恢复体能的训练是为了锻炼意志品质，要让大家在极度疲劳的情况下也不轻易放弃，“比赛中，如果大家都筋疲力尽，你也许只要再多坚持两分钟就赢了。”
我后来就想，我们也许真的很多时候都还没有学会怎样相信队友，怎么踢出真正的团队足球，怎么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继续高质量地战胜对手，这些也是足球文化的一部分，也许就是这口“气”让我们有了所谓的“恐韩症”。所以，足球真的不只是运动，它也是教育。
整个中国足坛都要努力把泡沫挤出去
Q《环球财经》：很多俱乐部都遇到了或大或小的财政问题。最近几年，每年都有好几支俱乐部告别职业联赛，每年上缴工资确认单时都会看到各种新闻层出不穷。您作为球员、管理者和教练员都曾经历过财政问题，那么您又怎样看待中国职业足球运动中存在的这些泡沫？
A李玮锋：每个年代的市场都有它的特点，但要想搞好足球都必须遵循这项运动最基本的规律。例如，要逐步建立起几级的联赛体系，让年轻球员通过比赛成长，让竞技状态逐步下滑的老将有地方发挥余热。另外，足球俱乐部的建设都要从大额投入形成战斗力开始、到搭建完整青训体系实现健康发展的框架为止，都要给青训教练更高薪水来支持他们安心本职工作来培养好的足球苗子。只有这样，俱乐部才能逐渐走上正轨，一个国家才能逐渐变成足球强国。
所以，职业联赛不能没有投入，适当的泡沫有利于行业发展。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足球的成本肯定是增加的。你刚才提到深圳夺冠，但职业足球的盘子在两个时代之间完全不具有可比性。当时的深圳足球俱乐部全年预算加在一起，也许还不够这两年的中超球队买一个好外援。
对现阶段的职业足球，情况又有不同。在收入结构不健康的情况下，如果俱乐部投入六亿元才保级，投入八亿元才能勉强进入上半区，投入十亿元以上才有机会进前四，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不是足协要挤泡沫，而是整个中国足坛和各俱乐部都要努力把泡沫挤出去。（本文刊发于《环球财经》2021年04月刊，作者：刘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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