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走向管理的科学化”——专访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李明

在中国足球界承担总经理角色的前运动员并不多,几家豪门的管理者基本都是没有职业足球运动员经历的经理人。但李明似乎更重视管理和科技,他在加倍补强短板。例如,他详细分析过每一年的赛制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在去年那种因为特殊情况制订的特殊赛制下,他非常清楚球队年轻球员储备的优势被抵消了;解雇施密特(Roger Schmidt)时,他的理由同样来自于数据,他详细计算过施密特每赛季最后九轮联赛的积分,觉得要争冠就没有其他选择了。

李明没有停止学习。在结束荷兰之行后,他也仍然关注着足球界的变化。每当重要比赛过后,欧洲的朋友都会发给他比赛分析,让他通过视频看到这些球队通过怎样的技战术设计冻结对方核心或突破对方封锁,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例如,去年的慈善盾杯过后,他收到的视频就集中分析了,阿森纳主教练阿尔特塔(Mikel Arteta)怎样通过对几个球员的使用,切断利物浦“红箭三侠”和中后场之间的联系,从而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捧得了冠军奖杯。

在可持续发展和争夺冠军两个目标之下,李明承担的压力不小,“最关键还是要对得起球迷”。即便在最低谷的时候,国安也拥有中国最好的球市。很多时候,球迷都将这家俱乐部视为自己的精神寄托,这种寄托甚至早就已经超出了足球层面,因而也变成了球队最重要的无形资产。

《环球财经》和中赫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李明的对话,也就从建立独特的球迷文化开始——《“我们必须走向管理的科学化”——专访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李明》/本刊记者:刘洋

“我们必须走向管理的科学化”——专访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李明

本文刊发于《环球财经》2021年10月刊

 

记者 | 刘洋


结束在大连阿尔滨足球俱乐部的工作之后,李明决定前往荷兰,他的儿子李嗣镕在那里学习足球,去那里陪孩子就是他辞职计划的一部分。李明是甲A时代最知名的足球运动员之一,他非常清楚在青少年成长的某几个关键时期里,父母的陪伴究竟有多重要。

他职业生涯末期充满悲剧色彩。在参加了几届世界杯预选赛后,他在2002年世界杯上被意外弃用,在机场和家人深情相拥的画面感动了那一代的每个人。他当时马上就想到了退役,只是“不甘心,觉得还是要冲一下”。但随后的2004年亚洲杯上失去冠军以及冲击2006年世界杯的失败,浇灭了他的斗志,“我能感到球员生涯的结束,因为我已经没有前进的动力了”。

在某种无奈中,他终于开始了自己超出想象顺利的职业转型,他一贯的职业习惯在这时帮助了他。在球员时代,李明就以勤奋好学而著称,他记了大量的笔记,这里面既有对技战术的思考,也有对很多相关事情的心得。退役后,他多次拒绝了大连实德俱乐部邀请其回归任职的邀请,“我不想做特别普通的基层员工,但对承担更重要职责的角色,我确实还没有准备好。”

他当然没有离开足球,他也不想离开。在一年的时间里,他先是连续报了两个级别的学习班,又在大连电视台开了一档足球节目。在这档节目里,李明不但负责战术讲解、节目制作和嘉宾邀请,甚至连节目的广告赞助都是他谈下来的,他说他需要这样的环境让自己思考足球。

这次去荷兰,他也给自己布置了满满的任务,他希望自己能看一看足球世界里最先进的体系是怎样运转的。结果,这段时间成为退役后的李明最忙碌的日子。他动用了所有关系,见到了荷兰足协主席,参加了教练大会,最重要的是可以接触到荷兰足球最核心的地方,这些地方包括每个周末的四五场比赛,以及俱乐部的赛前训练,还有在训练间隙和很多教练进行的对话。这些对话有时能持续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有时又只能持续十分钟,但李明明显感到了成长。

在荷兰的这段时间,他认识了现在正执教巴塞罗那的罗纳德·科曼(Ronald Koeman),和范加尔(Louis van Gaal)有几次不错的交流,和艾德沃卡特(Dick Advocaat)天南海北地聊过如何管理更衣室、如何做更有针对性的赛前准备,如何做更细致全面的技战术分析。当然,他也看到了中国外足球的差距。例如,李嗣镕10岁开始就已经在接受技战术分析的教育。

那之前,在大连阿尔滨,李明体会到了办一家足球俱乐部的所有细节。除了集团派来的财务,他在几个月的时间里参与了球队Logo的设计,建立了衍生品和票务体系,从零开始建立了球队的青训体系,让这支中国职业足球的新军在没有成年队时就拥有了非常完整的青训体系。

他也开始关注到俱乐部的文化语言,他希望能尽快让新生的俱乐部和所在的社区建立纽带,这将有助于俱乐部找到属于自己的不同文化定位。在商务领域,阿尔滨做出了一个即便在当时也略显激进的决定,任何商家只要能出5000~10000块钱就可以成为俱乐部的三级赞助商。

“我们一定要区别于其他,一定要从俱乐部所在地的文化出发定义俱乐部的特色。我们不是全国性的球队,甚至在大连也只是这里的第三支职业队。所以,我们的定位就是这是一支属于开发区的球队。”李明说,“在俱乐部的宗旨上,我们提出的文化核心就是要尊重每个人。”

这些工作的价值很快都在阿尔滨的执教中体现出来。当时,中甲和中乙的比赛还都相对粗糙,大部分球队的比赛方式都是固守禁区附近,而较少从后场开始建设比赛。李明因此决定,三条线全部提前,让全队通过控球增加进攻、尤其是快速进攻的机会。在那个前场压迫还不怎么流行的时代,这套战术让阿尔滨形成了极其鲜明的比赛风格,全队90%的进球都发生在小禁区附近,有场比赛竟然实现了84%的控球率,并完成了20多次射门,“这就是渗透的力量”。

比这些都重要的是,他把阿尔滨变成了一系列足球运动先进管理思想的试验场。例如,他第一个把基于数据的、科学系统的技战术分析引入中国,应用在了低级别联赛的新兴球队。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这套决策体系在阿尔滨俱乐部的运营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包括吴庆等几个关键球员的引入都与这套系统提供的分析有不小的关系,也是这套系统让俱乐部的日常管理更加精确,“因为每个球员都能看到自己的表现,这就能激励他们拿出好的表现”。

他把这套思想完整地带到了国安。在这里,他引入了更科学的训练、更科学的管理以及更科学的比赛准备。他最重要的职责都在后台,他需要让这家俱乐部在更换投资方后完成平滑的过渡并重新向冠军发起猛烈的冲击。这份新工作,也许是他职业经理人生涯中最大的挑战之一。

中赫国安从来都不是一家地方俱乐部,这家俱乐部从职业联赛起步之初就是中国足球的顶级豪门,拿过数量最多的足协杯冠军,在自己的主场——工人体育场创造过超长时间的不败神话,培养过一大批非常优秀的足球运动员,始终是中国顶级联赛冠军的最有力争夺者之一。

另外,在将争夺冠军作为永恒目标的同时,这家俱乐部也必须超出经济层面做决策,例如他们在上世纪90年代就以非常低的价格放走了杨晨,后者因此得以在法兰克福成名,并锁定了中国国家队主力前锋位置好几年。后来,他们又以相同的方式支持了邵佳一和张稀哲。不久前,他们也一再表示,归化球员的惟一原则不是提升球队实力,而是要能为国家队出战。

在中国足球界承担总经理角色的前运动员并不多,几家豪门的管理者基本都是没有职业足球运动员经历的经理人。但李明似乎更重视管理和科技,他在加倍补强短板。例如,他详细分析过每一年的赛制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在去年那种因为特殊情况制订的特殊赛制下,他非常清楚球队年轻球员储备的优势被抵消了;解雇施密特(Roger Schmidt)时,他的理由同样来自于数据,他详细计算过施密特每赛季最后九轮联赛的积分,觉得要争冠就没有其他选择了。

李明没有停止学习。在结束荷兰之行后,他也仍然关注着足球界的变化。每当重要比赛过后,欧洲的朋友都会发给他比赛分析,让他通过视频看到这些球队通过怎样的技战术设计冻结对方核心或突破对方封锁,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例如,去年的慈善盾杯过后,他收到的视频就集中分析了,阿森纳主教练阿尔特塔(Mikel Arteta)怎样通过对几个球员的使用,切断利物浦“红箭三侠”和中后场之间的联系,从而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捧得了冠军奖杯。

在可持续发展和争夺冠军两个目标之下,李明承担的压力不小,“最关键还是要对得起球迷”。即便在最低谷的时候,国安也拥有中国最好的球市。很多时候,球迷都将这家俱乐部视为自己的精神寄托,这种寄托甚至早就已经超出了足球层面,因而也变成了球队最重要的无形资产。

《环球财经》和中赫国安俱乐部总经理李明的对话,也就从建立独特的球迷文化开始。

“我们必须走向管理的科学化”——专访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李明

找准定位,为球队减压

每个足球俱乐部的成立都有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都和所在的社区有不同的文化纽带,因此都必然能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并对外表现出来。

《环球财经》:说到俱乐部文化,我们通常都认为一支球队很难建立起特征非常鲜明的俱乐部形象和俱乐部文化,但您似乎认为这并不是件太难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想?在中赫国安,您肯定面对的是和此前完全不同的职业挑战和岗位要求,您在这里是否体会到了这些不同?

李明:确实,我认为一家足球俱乐部要建立一种不同的比赛风格和球队文化并不是那么难的事情,至少没有我们很多时候想象的那么难。因为每个足球俱乐部的成立都有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都和所在的社区有不同的文化纽带,因此都必然能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并对外表现出来。

但中赫国安的情况还是不太一样。我真的是怀着敬畏之心到这里工作的,毕竟北京是伟大祖国的首都,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城市之一,国安又是这个城市最重要的名片之一,参与了中国职业足球的全过程,是一个立足北京但面向全国、并且确实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足球俱乐部。

所以,无论基于政治层面,还是基于商业考虑,又或者只是讨论俱乐部的专业技术和社会责任,在这样的城市从事这份工作,我承担的压力都是此前的经历没办法比的。在这个职位上,我需要考虑的文化问题就会更复杂,做每个决定时就要更加谨慎,这是这份工作的特殊性使然。

国安的管理架构其实非常完整,整个俱乐部也确实在真正像独立企业那样运营。俱乐部上下都知道,我们要取得好成绩,但要求立竿见影获得冠军是不现实的,我们要追求可持续的成长,不能追求不计代价的胜利,这个共识对一个豪门俱乐部的健康发展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基础。

当然,职业足球是竞技体育,竞技就要面对胜负。因此,做足球不挨骂是不现实的,但我们不能让舆论影响决策和工作。就算有压力,我们也要尽力把事情做好,尽力找准定位并给主教练和球员减压。要做到这一点,我有两个方法,首先是相信团队,我的很多工作也确实是通过团队协作才得以完成的;其次是相信科学,用创新推动足球俱乐部的发展和竞技能力的提升。

“我们必须走向管理的科学化”——专访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李明

创新与足球训练的科学性

现代足球非常开放,不是好球员就一定能踢出好比赛,一定要通过整体来完善局部。足球战术都是要有结构性的,战无常法这样的道理非常适合现代足球。

《环球财经》:您提到了很多次创新,数据的引入和比赛分析的不断加强可以说是足球运动在过去这些年经历的最大变化之一。您在自己的职业经历中,也极大推动了这些做法在中国的普及。那么,您怎样看待足球运动中出现的创新元素,怎样看待科技成分在足球运动中的增加?

李明:我非常愿意创新,通过引入新的元素来帮助球队提高。我一直坚信科学可以引领所有行业的发展,那些愿意将最先进的科技恰到好处地应用到本行业的人,总能有非常好的收获,足球也是如此。和很多人的想像不同,今天的足球行业没有多少秘密可言。竞技水平的提高很缓慢,胜负多在毫厘之间。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科学训练让球员比对手快0.1秒,比赛也许就赢了。

这和现代足球的变化密切相关。例如,我们以前总以为阵型决定一切,其实这是很肤浅的理解。我记得在荷兰时看过一场比赛,科曼临场将阵型从他一直使用的三后卫变成四后卫,我在赛后就请教了这个问题。科曼说,这首先是因为对方有两个很厉害的边锋,因此需要两个边后卫限制他们的活动,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他有这样的球员,因此可以改变自己的设置。但如果是弱队,你的底牌有限,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随意改变阵型,因为那会让自己的球员无所适从。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现代足球非常开放,不是好球员就一定能踢出好比赛,一定要通过整体来完善局部。足球战术都是要有结构性的,战无常法这样的道理非常适合现代足球。当你进入到对方禁区前30米的时候,结构变化就要更加灵活,我们要在坚持和改变之间找到平衡。

足球俱乐部的管理者也必须慢慢接近科学。俱乐部在做最重要的决策时都会很慎重,我们作为俱乐部日常工作的管理者在这些时刻就必须给出最真实的、尽量不带任何个人感情的建议。那怎么能保证这些建议真的是不带感情的呢,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数据、借助科学。

我相信,足球训练的科学性在未来只会越来越高。例如,在中赫国安,我们就尝试将人工智能系统引入球队管理、场下训练和比赛分析。另外,我们还在尝试通过训练让北方球员习惯南方的比赛天气,让南方球员更好适应北方气候。未来,比赛速度会越来越快,因为体能不再是大的短板,我们的训练必须跟上,包括青少年的训练思路都要改变,这才能追上世界的潮流。

“我们必须走向管理的科学化”——专访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李明

 

专业能力和管理能力

国安就在制订尽可能标准化的、可复制的训练模式,我们要逐渐建立自己的理论基础,要有自己的训练规范、训练体系、训练原则、训练标准,我们相信这套标准化的体系会让中赫国安走在一个更符合足球运动发展规律的轨道上,这也是中赫国安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

《环球财经》:创新对足球运动的发展确实有巨大作用。过去这些年,我们都看到了科技在方方面面都改变着足球运动细节,您提倡的管理科学化因此非常重要。但隔行其实如隔山,作为从足球运动员转型而来的俱乐部管理者,您又怎样看待专业能力和管理能力之间的关系呢?

李明:强调专业能力一定是没有错的。在我看来,专业能力一定是管理能力的最大支撑,没有专业能力的管理能力就是无本之木,但只有专业能力没有管理思维就没办法处理复杂问题。

例如,国安就在制订尽可能标准化的、可复制的训练模式,我们要逐渐建立自己的理论基础,要有自己的训练规范、训练体系、训练原则、训练标准,我们相信这套标准化的体系会让中赫国安走在一个更符合足球运动发展规律的轨道上,这也是中赫国安承担社会责任的体现。

我必须实事求是地说,我的职业经历为我后来的角色转换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但我的短板依然明显,我没有好的教育背景,后来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在学习人力资源管理和投融资时也都不是靠理论,而是靠案例。另外,我的管理逻辑不强,在管理前瞻性上有很大不足。

你说我爱看书,我承认我确实看过不少东西。但其实,我看不了太厚的书。我的文化功底不够,太深太厚的书,我就算想看也看不懂。我只能说,我还算有点悟性,总能从很多并不深刻的内容中获得有益的启发。另外,我特别喜欢和足球圈以外的朋友交流。我也确实能感受到,只有吸取了更多东西才能够看清楚足球运动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我们也只有掌握了更多的知识,才能和员工认真地交流,和球员坦诚地交流,和每个关心足球运动的朋友做深入的交流。

现在回头想想,我觉得文化功底不够也不仅仅是我个人的遗憾,也许是整整一代甚至几代中国足球运动员的遗憾。所以,我才希望把更多的教育引入中国的足球运动,我相信这会带来巨大的不同,因为更多的教育会让人更加成熟、更加理性,而成熟和理性会推动运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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