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缪琦(特约记者) [‹‹摘要阅读] [新窗口阅读››]

    就像非洲大草原上百万头角马为寻找水草四处迁徙一样,为了捕捉到更多的商机,从2014年开始,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持续涌入位于南亚次大陆上的印度。印度中企商会秘书长黎剑对记者透露说,截至目前,在印度“安营扎寨”的中国企业已经超过了500家;仅在2014年,便有100多家中国企业来到印度。

    而在中资资本涌入的背后,是国土面积29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超过12.95亿(2014年)的印度在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巨大缺口与需求。

    以2014年为例,尽管当年印度GDP总量已达2.067万亿美元,过去12年年均增速7.3%,但人均GDP仅为1595美元,贫困人口仍占近25%的比例。在劳动力上,印度拥有庞大的年轻劳动力人口,35岁以下人口占比65%。与此同时,其基础设施建设以公路为例,印度公路多数仍为土路,此外,它还拥有全球人数第二多、超过3亿人的互联网用户等等。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站在挖掘经济潜能与寻找商机的角度上,待进一步开发的印度市场都充满着无穷的想象力,甚至不少中国人会拿“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来做比较。2014年5月莫迪政府上台后,大力提倡市场经济和向外资开放的战略,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投资者都将眼光瞄向了印度。

    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最新报告,印度已成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热土,在其“最有吸引力投资目的地”的调查中,有32%的商界领导人把票投给了印度,尽管中国排名第二,但得票率也不过15%。英国《金融时报》则报道称,截至2015年6月底,印度FDI(外商直接投资)总额高达300亿美元,同比增长两倍以上;并超过中国、美国这两个此前最热门的投资目的地跃居榜首。

    从统计数据到现实,印度市场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目前已经在印度的中国企业投资情况又如何?未来印度可能性的商机和挑战又有哪些?2015年9月19日到10月7日,应孟买市政府邀请,记者历时三周,游走印度孟买、新德里等八个城市,与中国和印度企业家广泛交流,以求窥探中国企业掘金印度未来成败的秘密。

     

    中国人来了

    【“真正有兴趣进入印度,或者有能力帮助印度的国家并不多,中国算是其中一个”

     

    在印度首都德里英迪拉•甘地国际机场的免税商店里,除了印地语和英语之外,不少商品还专门标注了中文,有的甚至显眼地打出了“买三送一”的中文标语。只要走进商店,讲一口流利中文的印度售货员就会主动上前指引:“这些是打折的产品”“买三袋就能免费送一袋”……这些几乎就是为中国游客量身定做的促销方式显然收效甚佳,拎着大包小包排队等候结账的多为中国面孔。

    被誉为印度北部“黄金三角”的德里、亚格拉和斋普尔,是中国游客最常去的地方。位于印度恒河旁边的瓦拉纳希,几乎任何一个旅馆都住着结伴而行的中国人,乌烟瘴气的街道上随处可见中国游客的身影。

    而中国商人除了大量分布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拥有印度最大海港的西岸大城市孟买和印度首都、印度北方最大的商业中心新德里之外,在印度北方邦的瓦拉纳西和阿格拉,亦可以寻觅到不少他们的影踪。相形之下,位于印度西南的纳西克及更南部的果阿邦,中国人就少一些。

    但已经发生的一切已经昭示出正在变化的印度市场之于中国人的吸引力。简言之,中国企业之所以来印度,是因为预期中的“市场蛋糕”数倍于中国。

    以基建市场为例,据印度“十二五计划”,印度将在基础设施领域投资1~1.2万亿美元,足足比它的“十一五计划”翻了两倍,占据其GDP比重超过8%,投资更涉及道路、电力、供水等多领域。

    目前,中国公司通过和印度企业组成联营体来进入印度基建领域,这种模式也是获得印度当地投标资格的前提。比如中国隧道股份(600820.SH)已与印度最大的基建企业拉森-特博洛(L&T)组建的拉森-特博洛隧道股份联营体CC-27标公司,进而进入了德里CC-27标地铁项目。

    隧道股份上海城建印度基础设施有限公司(下称“隧道股份”)项目经理李荣祥对记者说,印度基建市场比中国更大,如果以100分来计算,印度基建发展水平只能打50分,中国则已经达到80分。具体到轨道交通上,拉森-特博洛隧道股份联营体CC-27标公司商务经理谢健表示,尽管中国和印度人口差不多,但相比于中国近3000公里的轨交里程,印度全国只有250公里左右,这甚至不及上海市(550公里)的一半。

    在电力领域,上海电气(601727.SH)早在2004年就成立了印度分公司,对于它来说,同样是看中了这里足够大的市场。与中国2014年已约14.5亿千瓦的装机容量相比,印度的装机容量只有2.45亿千瓦,仅为中国的1/6,而其人均用电量只有中国的1/5。

    “印度农村大概还有1/3的人用不上电。”上海电气印度分公司业务拓展处处长张清华对记者说,在最早的2004年~2011年的最初8年,上海电气在印度已拿下60亿美元的生效订单,总装机量已达2400万千瓦。

    2004年是印度电力领域的“大年”。当年印度出台电力法案改革,私企由此开始进入电力领域,除了上海电气,东方电气(600875.SH)、哈尔滨电气(01133.HK)、华西能源(002630.SZ)等国内中小企业也都已涌入印度,张清华透露说,截至到2011年,它们的装机量已在6500万千瓦~7000万千瓦的规模。

    “截至2014年,印度的总装机量2.45亿千瓦,其中火电1.6~1.7亿千瓦,在最初8年新增装机容量中,60%~70%都由中国企业贡献。”张清华说。

    几乎与上海电气同时赶到印度的还有海尔。从2005年产品出口印度,其后设立办事处算起,它来到印度亦超过10年。海尔通过收购印度一家韩国企业的方式落脚印度,如今它对市场开拓的力度,已扩展至品牌经营。对于它为代表的制造业而言,最大的吸引力来自于市场以及充足的年轻劳动力。

    海尔集团南亚印度产品总监黄德成对记者说,中国品牌现在进入印度正当时,除了近几年经济形势不错外,日本品牌正在印度与韩国品牌竞争,若要与韩国企业竞争,更需要从部件、零部件和原材料等全行业的中企共同参与。

    来自中国浙江的民企巨头正泰集团也将触角伸到了印度。正泰集团印度总监白文轩对记者表示,正泰的电气等产品目前已行销全球127个国家,印度是公司的重点市场。

    按照印度2022年规划太阳能光伏电站1.7亿千瓦的装机容量,无疑,对于正泰等中国光伏企业,这将是一块肥厚的蛋糕。就在2015年10月15日,正泰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南存辉便亲手向莫迪递交了投资意向书,计划五年内在印度能源领域投资16亿美元。印度当地媒体报道称,16亿美元只是个开始,只要印度政府支持、措施到位,真正可以投资的不止10倍,甚至更多。

    在中国银行业人士看来,随着更多中国公司的涌入,中印经贸关系也正迎来5~10年的蜜月期。

    目前国内银行业惟一进入印度的中国工商银行孟买分行行长洪青对记者说,莫迪上台之后,印度政府导向已开始向经济发展和吸引外资方向转变,而真正有兴趣进入印度,或者有能力帮助印度的国家并不多,中国算是其中一个。同时,中国面临产能过剩问题,中国企业扩大再生产需要原材料和劳动力,更需要市场,所以中印双方需求相对契合。

    还有一个小细节能够佐证这种逐渐热络的经贸关系。在2015年9月底举办的一次印度投资峰会上,印度央行行长拉詹在不到20分钟的演讲中,竟提及了12次“中国”,“当他们得知我们是从中国来的银行,都非常热情地过来握手,好像看到了金主一样。”作为那次投资峰会的中企代表洪青说,“这个市场机会特别好,现在很多中国的投资者还没有意识到。”

    洪青表示,就全球的银行业绩增长来说,印度银行业一定能排进前三名,过去五年每年平均增长30%。现在机会来了,“增长个50%没有问题”。不过,相比于基建能源领域,外资银行进入印度难度要高一些。为了进入印度,工行花了一年多时间才申请下来。目前中国银行也在申请,历时已超过了一年,但仍未获批。

     

    生存非易事

    【“如果你在印度能生存下去,哪里都能生存下去”】

     

    市场虽大,机会虽好,但想在印度生存下来,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记者了解到,这其中不仅存在市场恶性竞争失序的问题,也有政策变化的不确定性因素。

    印度电气业过去十多年的变化就是一个典型的写照。在2004年~2011年的大发展期过后,最近五年,它已逐渐步入低谷。尽管上海电气在最初的八年拿下了60亿美元的生效订单,但此后再也没有再接到新的订单了。张清华说,印度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如果你在印度能生存下去,哪里都能生存下去。”

    据记者采访了解,之所以反差如此强烈,原因就在于掘金印度电力市场的企业趋于饱和,并引发了印度政府开启地方保护的新政策。

    除了大量的中国企业持续涌入印度电力市场,印度本地资金也在涌入。张清华回忆说,最初八年,只要是新投入的电场都是赚钱的,而且利润率很高,什么行业的人都想从投资电厂上分得一杯羹,这很快让印度发电市场开始供大于求,上游电力设备行业开始出现过剩。同时,中国企业也让当地政府感到本国生产商利益受到了威胁。

    果不其然,2012年,印度政府针对出口电力设备出台征税新政策,紧接着又来了一个倾向本地企业的产业政策。根据这项产业政策规定,印度央企——占据印度火电装机1/3容量的印度国家火电公司新建的本国项目,必须采用本地生产的设备,这意味着外国的电力设备供应商失去了投标资质。

    张清华说,同样是在2012年,印度所有的开发商都减少了新增产能的投入,难得的新项目又主要就是印度国家火电公司新上的项目,即不允许外资投标的项目,如此一来,上海电气这些年就再无新单了。

    基建领域同样也不轻松。 “中国公司实质在印度承建地铁而不只是卖资质的企业只有我们(隧道股份)一家。” 谢健说,“之前有日本、韩国、德国和美国的公司参与,但发现生存不了就不做了。”

    李荣祥表示,2008年之前,日韩企业还是很强势的,但慢慢失去了竞争优势,因为成本高企,达不到利润目标就会退出,而目前,隧道股份在当地的利润可以达到预期的目标,即约5%。

    隧道股份为什么可以在印度生存下来?奥秘在于更低的成本。据李荣祥介绍,和日韩与欧美的企业相比,公司的业务范围涉及全产业链,机械设备都可以自己生产,因此人员和设备成本较之更低。

    相比于印度当地基建企业,中国企业更可靠的技术和管理能力也是强项。比之目前由印度本地企业正在做的地铁项目,李荣祥说,当地企业遇到问题缺少解决的经验,比如遇到一些地质突变、设备配套供应不足、机器出现故障等等问题,就不得不停工。这些设备在当地无法买到,需要进口。可一旦进口,从下订单到工厂生产至少需要1~2个月,这对印度企业和业主来说都是个风险。

    而早早进入印度的海尔,尽管表现不俗,被印度当地媒体评为最具潜力企业,目前占据着7%的市场份额,但盈利却是从2014年才开始的事儿。

    从巴基斯坦转战印度的黄德成说,海尔在巴基斯坦差不多用了四年就实现了盈利,但印度是九年后才盈利,原因在于前期对当地市场和消费者的研究不够清楚,由于消费者消费习惯的差异,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印度和中国10年前的发展道理差不多。

    黄德成对前来印度“取经”的中国企业说的最多的话是这句:“你要是不预计亏损三年就不要来做了,你想一进来就盈利就赚钱,没那么容易,为什么?因为前三年要把规模做起来,你亏不了这个钱,市场就打不开,你规模做不到,你整个供应链和管理成本就没法分摊。”

    对于正泰集团而言,尽管目前在电信领域,它的产品在同类产品中已达到50%的市场占有率,但它在印度的竞争对手都是国际大品牌,比如阿尔斯通、施耐德、西门子等,这些企业均在当地建立了工厂。据白文轩介绍,正泰的产品除了凭品质获得认可之外,集团在印度市场也采取了价格策略,同等档次和品质的产品价格略低于其他国际品牌。也因为如此,正泰在印度的平均利润率比国内要低5%。

     

    后来者启示

    【种姓文化在更多方面都有着负面的影响】

     

    生存非易事的背后,便是中国企业曾经在印度走过的弯路。在印度类似于中国上世纪90年代快速增长的经济与人口红利表象之下,对于未来意欲到印度掘金的中国企业而言,更应注意的是来自于文化与宗教等等更多细节上的不同,也是由此,审视中国企业曾经走过的弯路,便是对后来者最有现实意义的参照。

    在印度的宣传口号上,印度人将自己定义为是不可思议的国家(Incredible India),“不可思议”也是中国企业在印度曾经遭遇的真实写照。

    仍以隧道股份为例,让他们首先领教的,便是印度审批低效率与来自宗教文化的抗议。

    李荣祥回忆说,2012年施工的一个标段要穿越当地一条铁路,需要当地铁道部门的许可,但这个许可从公司中标开始申请,一直到挖掘设备施工至铁路时都没有申请下来,为此停工了6个月,直至许可证批准下来才继续动工。这意味着工程进度向后延迟了半年,运营成本因此增加。

    影响工期的还有宗教和文化上的影响。“我们现在施工的位置有印度教的人,但主要是穆斯林的聚集区。当时车站的位置定在这里的一个公园,刚开始施工没到一个月,印度教和穆斯林就到工地来,当时出现了100多人要把工地围起来。”

    据李荣祥回忆,前来抗议的印度人提出,车站所处的位置是曾经一个古老庙宇所处的位置,不得占用,后来经过半年的协调,本身也有宗教信仰的印度业主把车站的位置移动50米左右。“移动这个位置差不多又延误了一年的时间。毕竟车站移位了,整个线路就要调整。”这样下来,加上协商和线路调整的影响,整个项目延误了一年半。

    “车站线路的设计是业主委托其他公司事先做好的,作为承包商我们并不知道,也很难在投标之前亲自做所有的调查。这的确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李荣祥说。

    从德里市中心抵达地铁施工现场的路上,会经过一片新德里与旧德里的连接区域,这里更像是孟买的贫民窟街头,与新德里市中心的干净和发达程度差距明显。这里就是李荣祥所说的穆斯林集居区,距离施工现场仅几百米。为了避免冲突,李荣祥采取的解决方式是在项目的团队中特意多招一些穆斯林的人,以方便与当地人协调。

    电力供应问题也是抵印中企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虽然与数年前相比已经好了很多,但时下隧道股份在印度的施工现场仍专门自备了发电设备,“总部专门给我们备了发电设备,价值 1000万人民币。每天消耗3000升柴油,差不多是每天2万元成本。”按照李荣祥的估算,在印度的电费成本比国内至少翻一番。

    在印度德里的卫星城古尔冈市,聚集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即便是在这样一个印度最现代的商业办公区,仍然免不了停电的烦恼。“每天间歇性地停电三五次吧,每次几分钟。几秒钟后备用的柴油发电机就会发电。” 张清华说,虽然现在不太会发生大面积的停电,但自备柴油发电机是商用建筑的标配,工业区更是必备。

    由于印度制造水平较低,部分零配件无法在当地生产。隧道股份在印度建造的每个项目除了常规设备外,还必须自建仓库,用来专门存放提前储备的300万~500万元备件。

    “和别的国家包括巴西非洲相比,印度备用的配件数量是比较高的。因为印度制造业太落后,多数零件在当地难以买到,零星的设备都必须从中国或其他地方进口。一旦有问题,要反馈给供应商的整个线路就会很漫长,临时进口零件就会影响工期。”李荣祥说。

    对于直接面对消费市场的海尔来说,印度也非十年前的中国,其消费习惯和中国相差巨大。

    据黄德成介绍,以冰箱为例,印度人习惯把冷冻箱置上,冷藏箱置下,这和中国人正好相反。经过前期调研,不少印度人觉得新品类也不错,但实际的推广中却发现多数人的行为习惯还是难以改变。三四年推广下来,他们还发现,除了有人不习惯冷藏箱置上的结构之外,对于平均身高不到1.55米的大多数印度妇女来说,冰箱的设计也偏高了,多数家庭主妇因无法轻松拿取冷藏箱的食物而放弃了海尔的产品。

    “印度的消费者行为习惯,我们可能了解清楚了70%~80%,但只要还有10%没了解清楚,你做出来的产品就是对方并不喜欢的。”黄德成说,很多时候可能只差了那么一点,就影响了整个市场的反应。吸取教训的海尔团队随后根据市场的细微反应进行了改良,根据当地妇女的平均身高并应用新的技术做出了第二代产品。

    海尔零水压洗衣机则是根据印度当地情况开发出的产品。印度的公共水网建设相对落后,一到了用水高峰期,楼层高的房间就会供应不上水,这款洗衣机从此而来,并获得了市场认可,但接下来海尔又遭遇到另一个问题——售后。

    黄德成说,印度人对于售后的要求跟中国人非常不同,中国人是洗衣机坏了才找人工,而且尽可能要求一次就修好,但印度人不一样,由于多数婚后的妇女都没有外出工作,再加上当地人工便宜,消费者有一点不会用或者有一点不懂就会打电话来找人工服务,通过电话指导这种方式不行,“必须要见到人”。

    这种不愿意自己动手的特色还源于印度种姓文化的影响。在印度,进行售后服务和维修的人员往往是种姓比较低的群体,消费者则相对是较高种姓的人,因此,有任何问题,高种姓的人不会愿意“降低身份”自己动手,而是打电话请低种姓的人来操作。 由此,海尔又开始有针对性地对售后人员进行技巧技能的培训,并努力把售后的细节都做好。

    种姓文化在更多方面都有着负面的影响。相比于流传的印度人在美国抱团的故事,黄德成的感受却是,在印度的企业里,老人并不愿意或者很少教新人,因为论资排辈的心态,资深的员工总希望体现出自己比新来的员工要高级得多,于是乎,如何打破种姓制度,打破论资排辈的旧有文化,让年轻人有更多机会,并留住年轻人才也是海尔必须面对的问题。

    “这些工作做起来很细很难,但是做了,就有很大的成效和起效。”黄德成说。

    此外,相比于中国工人,虽然印度廉价劳动力一大把,但用起来却未必廉价,比如印度员工会“看心情给自己放假”,时间观念不强和喜欢跳槽,都是中国企业主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经常就会自己觉得不来上班就不来了。然后下次再过来时会编一堆理由,姐姐结婚啦,或者妈妈生病。”每天和印度工人直接打交道的拉森-特博洛隧道股份联营体cc-27标施工经理杨弟谈起公司80%的印度员工对记者说。李荣祥另外透露说,每个月发了工资后,作业层的人可能就会自己休息两天,领完工资就不干活的印度劳工至少有10%。

    为此,隧道股份专门针对员工的出勤设立了全勤奖。印度普通劳工每月的工资大约为800~1000元人民币,200元的出勤奖也算是不小的诱惑,这也让过去会莫名其妙“自觉”休息的人数快速降至2%。

    在印度,不少中国人都提到了印度人典型的“1分钟回复”,印度人说的“1分钟”可能是5分钟,也可能是几个小时甚至遥遥无期,“我们通常把时间分为印度时间和中国时间。印度人时间观念不强,经常会拖。”杨弟说。

    杨弟还谈起了发生在身边印度人喜欢跳槽的例子。“2012年我刚到清奈的时候,拉森办公室里大约有100多人,在一年的时间里,除了一个人没换,其他都跳槽了。一年半后,发现办公室一个人都不认识了。”这也意味着,企业的培训和招聘成本无形中上升了,一般来说,培养一个成熟技工需要二至三年的时间,但印度员工经常做半年就会离开,跳到其他地方谋求更高的工资和职位。

    对于这些困扰,除了多发工资、在物质和精神层面多激励印度员工,它在未来仍将继续考验着中国企业。

  • 作者: 刘洋(本刊记者) [‹‹摘要阅读] [新窗口阅读››]

     

     

    美国是一个善于将国家意志和私人理想统一于海外市场的国家。因为马歇尔计划在1947年的启动,美国成功为自己当时极度过剩的生产能力找到了一个理想的空间。随后25年间,美国的对外投资由187亿美元增长到1818亿美元。到1971年底,除在国际组织及未分类地区外,美国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投资总额初步估计约为1000亿美元,其中私人投资占90%以上;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总额估计约为600余亿美元,其中私人投资约占70%

    今天的中国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曾经的美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自贸区的兴起,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启动,中国同样在以开放的心态整合全球资源。对于一个“入世”多年仍在海外投资过程中伤痕累累并饱受政治风险、汇率风险、法律风险和劳务纠纷困扰的中国企业家群体而言,他们期待中的流金岁月正在到来。

    “大规模成功的海外投资一定是国家战略。”中国投资协会海外投资联合会会长郑帅非常认可这种路径:“过往那种单兵独斗闯荡海外市场的做法绝对不是我们渴望实现的海外投资,海外投资一定是承载着国家战略并在仔细研判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需求、特质的基础上实现的群体行为,这个国家中所有相关机构都应该在职责范围内配合这个战略的最终成功。”

    尽管前景看好,大量成功的海外投资的实现仍有很多细节需要完善。美国在马歇尔计划启动之初,以立法形式回应了企业的诸多关切。财政方面,美国把政府对外援助与企业海外投资联系起来,利用对外援助帮助本国企业争取投资机会,进而利用企业对外投资实现国家战略;同时,美国还设立专项基金支持企业海外投资,贸易发展基金、小企业发展中心等因此孕育而生,这些机构通过可行性研究和定向考察等方式大大提升了美国公司的海外竞争力;与此同时,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也相继发展起来,这成为美国企业大举进军海外的缓冲器。

    郑帅希望自己和中国投资协会海外投资联合会可以扮演类似的角色。与很多提供服务的人不同,郑帅喜欢谈论国家、民族等宏观概念以及战略、精神等软实力词汇,他对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也赋予了超出商业的价值——传播商道和大国崛起。看到与中国文化背景相似的日本和韩国都在借鉴已有经验取得了某种程度的成功之后,人们也许确实应该对这种理想报以信心。而《环球财经》杂志对郑帅的采访,也就从这些理想和支撑这些理想的现实开始。

     

    《环球财经》:作为一个研究人员,您一直认为海外投资应该是国家战略;最近这段时间,您又提出海外投资已经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那么,是哪些细节让您提出这一论点?

    郑帅:2012年以前,我们曾经根据很多研究做出一个重要的判断,那就是海外投资已经成为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一个非常重要和必要的选择。因为中国国内目前积累了大量生产能力,很多新兴国家又都在释放巨大的市场潜力,所以中国对吸引海外的技术投资,外国对吸收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都有很大空间可以运作,因此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一个能实现双赢的过程。

    另一方面,国家也正不断为企业走出去在政策上进行松绑,这一点从国家发改委最近几年来的文件中已经可以清晰地看到。我们也就是从那时起,就开始参与到海外投资的培训、基金的建设、项目的交易等等很多细微的工作中来,这些实际经验进一步坚定了我们的看法。

    等到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战略构想之后,这两大战略就迅速升温甚至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这让我们进一步相信,中国企业走出去已经变成了中国的国家战略。因此,我们去年年会主题就是“重振经济新动力”。今年,我们进一步相信我们应该把“复兴丝绸之路”作为我们的一项重要战略来推进和实施。

     

    《环球财经》:“复兴丝绸之路”是一个异常艰巨的挑战,您准备怎样促进这个目标的实现?

    郑帅:最近,我们正准备把100多个国家驻华使馆的参赞和大量有海外投资意向的中国企业的负责人聚集起来。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希望这些有不同背景和多样诉求的人能一起探讨几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加强政策沟通、如何加强道路连通、如何加强货币流通、如何加强贸易畅通、如何加强民心相通。我们希望能在国家战略导向下解决好这些实际的细节问题,让各国加深相互理解。我们也相信,只要上述“五通”能做好做实,丝路必然可以复兴。

    当然,这中间有很多问题需要推敲和探讨。比如,大家对中国和东盟的铁路干线有什么意见,对“中巴经济走廊”有什么看法,由此衍生出的投资机会应该怎样利用和开发,如果有,那么沿线的贸易区和工业园区又应该怎样设置,以往的企业以个体身份很难了解这些具体层面的信息,只有把它们融入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中后,它们才能深刻理解这中间的含义。

     

    《环球财经》: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的追求和定位也会发生变化?

    郑帅:是的。以前,中国企业的终极目标可能就是一家上市公司;但今后,这些企业会更想成为一家伟大的国际化公司。以前,中国的民营企业就是单纯的企业;但今后,这些企业会成为中国实施国家战略的抓手。今后,这些企业会“抱团出海”而非“独闯龙潭”,大家在海外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各有所获,这样的海外投资才是我们最希望能看到的局面。

    这是改革开放30年后,时代赋予中国企业的新使命,而且这种苗头已经出现,李克强总理在最近几次国务院会议中都邀请了中国著名民营企业参与,这种情况在以往可不多见。

     

    《环球财经》:但过去几年,中国走出去投资的企业已经很多,在很多国家也已经出现了几十家企业共同进入的情况。但我们还是胜多负少,我们究竟应该怎样防范那些潜在的风险?

    郑帅:我觉得中国企业要有“火热的心”,但也要有“冷静的头脑”。要想防范风险,最重要的就是解决信息不对称,我们以往很多民营企业投资海外都是因为朋友介绍,但由此获得的信息过于薄弱,这在当今社会绝对不够用。商机不是看出来的,一定是遴选出来的,这里涉及到很多专业知识。如果有足够信息作为支撑,企业甚至不去实地考察都能做出正确投资。我们要将企业在海外遇到的情况整合成能利用的资源,这可以帮助中国企业规避很多风险。从古老的英国到稍近的美国,再到最近的日本,这些成功进行海外扩张的国家都是这么做的。

    在这里必须强调一点,我们在分析海外投资目的地时总喜欢做这样的分类:政局稳定、法制健全的国家和证据不稳定、法律不健全的国家。我觉得这样的分类不科学,我们不能用投资目的国的状态来分析投资,而应该根据自身需求来规划投资,因为我们对外投资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输入,我们需要输入的不仅包括优质商品,还会有前沿技术和互补产业。

    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就会知道:我们不能因为投资目的国法制完善就遵纪守法,法制不完善就不遵纪守法。无论在哪里,我们都应该遵纪守法并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我们不是要为我们粗放的发展模式找一个新的市场空间,因此也就不能戴着有色眼镜去评判这些国家的法制是否健全。无论在哪个国家,非法劳工和非法开采都是不合法的。这些做好了,中国商人一直提倡的“利义兼备”的商道精神和“共荣共生”的理念就会成为中国的软实力。

     

     

     

     

  • 作者: 刘学东(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 ) [‹‹摘要阅读] [新窗口阅读››]

    围绕着中国高铁投资墨西哥修建自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市高铁一事引起的种种评论和猜疑,目前基本已经平息,不管是当事人还是其他各方,逐渐趋向理性。虽然事情的发展有点波折和难以理解,但客观看待撤标的理由,应该说是合理的。鉴于投标者只有中国铁路建设集团(下称“中铁建”)以及所属的墨西哥当地四家公司组成的独家集团参加竞标,在竞标与评判过程的透明性方面不免引起质疑,并且由于独家竞标而缺乏比较,对于竞争力的真实性较难判断。

    这里,仅仅从经济的角度做点分析,并以此总结了几点启示,供大家参考。

     

    “撤标”的背后

    【至少有三个因素,导致墨西哥总统做出这个“出乎意外”的决定】

     

    在分析此次“撤标”事件之前,有几个背景知识需要了解。首先是墨西哥铁路的发展史。作为拉美的一个大国,墨西哥的铁路建设始于1873年,第一条铁路是连接墨西哥城与维拉克鲁斯港口,运程423公里。对于铁路运营的私有化现象,1937年,当时的拉萨罗·卡德纳斯lazaro Cardenas del Rio1895~1970)总统正式宣布铁路国有化,将在此之前修建的铁路收归国有,并成立了墨西哥国家铁路公司(Ferrocarril Nacional de México, 简称FNM)。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墨西哥全国的铁路里程达到2.6万公里左右,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里没有多大变化,基本上以货运为主,只有两条客运路线(瓜达拉哈拉特期拉、吉哇哇太平洋),并且在塞迪略Ernesto Zedillo Ponce de León1951~)执政期间(1994~2000)将全部的铁路线实现了私有化。

    需要指出的是,墨西哥铁路建设目的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以货运为主、客运只是作为点缀,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墨西哥工业化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即1940~1970期间,铁路客运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为运送当时游离于城市与农村的广大临时进城农民,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在其客运历史上最高峰的1970年,乘客数量达到3700万人次,而当时全国的人口只有4822万,这一比例应该是相当高的。但是,随着墨西哥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铁路客运不再作为重点,而是转向了以发展汽车客运运输为主,致使其此后的铁路发展特别是客运发展,一直在走下坡路。到2013年,仅有的两条客运线路运送客员降低到22万人次,而同期的出行数量总数为4500多万人次,其中98%出行人次的旅行工具是汽车,1.5%为飞机,只有0.05%坐火车。了解墨西哥铁路发展的历史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分析此次墨西哥高铁的“撤标”之故。

    根据墨西哥法律,在中标与正式立项并签订正式合同之间是有一个过程的,即中标之后要看是否有申诉情况,是否有非法和不符合操作规程的现象,同时还要进行一些必要的技术、经济与风险的最终评估。要知道,这个项目涉及金额巨大,达到44亿美元,按现行的汇率计算,接近600亿比索,相当于墨西哥2015年财政预算支出的1.3%,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竞标结束后,只有当上述提到的各项因素排除之后,由总统签署,并在当天的联邦政府日报(Diario Oficial de la Federación, DOF)发表后,才表示正式生效。在此之前,任何取消中标结果的行为,都不能判定为违约。

    现在我们看到,撤标的理由并不属于以上提到的几条,也不是由于人力无法抗拒的偶然事件引起,而是出于对竞标过程的透明性以及是否是最佳方案的怀疑而做出的。也即是说,尽管不存在违约的问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撤标,完全是墨西哥政府的自身考虑,并不涉及竞标者的资质。如果按正常程序,墨西哥总统承认中标结果并正式签订合同,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所以,竞标的公司可以依据法律提出赔偿那些为参加竞标而发生的那些无法回收的费用。

    分析投标过程,正如墨西哥官方承认的,并没有不符合程序以及规定的现象,并且中资公司在资金、技术、价格等方面都得到了令人信服的认可,也正因此,这一中标结果为何没有“自然而然”地获得总统的签字,而是遭到否决,才令人难以理解。

    对此,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以及猜疑。究其原因,既有政治方面的,也有文化社会方面的或者其他种种。仅仅从经济角度考虑,笔者认为至少有三个因素,导致墨西哥总统作出了这个“出乎意外”的决定。

    “墨克高铁”设计及其可行性分析简评

    【这一项目一旦投入运营,不可避免地需要财政补贴,无疑会对将来的国家财政预算产生长期的负面效应】

     

    自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市的高铁(简称“墨克高铁”)全长设计210公里,时速设计最高为300公里,全程耗时58分钟。根据墨西哥交通与通信部之前的评估,这条高铁线路将在2017年投入运营,届时每天乘坐人数为2.3万人次,受益人群将达到2500万,同时可以提供2万个新的就业刚位,4.1万个间接就业机会。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看,由于乘坐高铁,将有1.8万辆机动车不再行驶于两城之间,从而可以减少高速公路的压力,并减少9500吨的二氧化碳排放。上述设计指标从时间考虑,如果与驾车比较,具有很大优势,并且在票价上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单程票价设计为300比索)。根据墨西哥交通与通信部的材料显示,从墨西哥城到克雷塔罗市行程210公里,驾车耗时2小时18分钟,要经过5个收费站,共250比索 (详细可参考墨西哥交通与通信部官方网站http://aplicaciones4.sct.gob.mx/sibuac_internet/ControllerUI?action=cmdSolRutas)。如果再加上汽油消耗,按每百公里12~13升,每升平均14比索计算,单程将支出380比索左右。这样,高速路收费与汽油消耗二者费用接近600多比索。因此,预计高铁开通后,乘客来源约70%属于“有车族”,30%左右属于其他人群。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高铁从某种程度来讲是一种“高大上”的东西,并不是所有人都具有经济能力消费。在墨西哥这样一个收入分配极为不公的社会,很难指望有大量人群乘坐。根据国家社会发展政策评价委员会 (Coneval2012年的资料,墨西哥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5.5%。即在当年有5300多万人口其收入无法满足其购置食物、药品、住房、交通以及入学等方面的需求。同时,墨西哥城与克雷塔罗市两地之间除了自驾车之外,还有大巴汽车公司提供服务,其票价在120比索之间,时间在三个小时左右。对于占人口一半的贫穷群体来说,他们往往不会考虑到时间上的优势,宁愿用时间换取经济利益。据此基本可以判定,将来乘坐建好高铁的人群基本上就是有车族。但是,对于这部分人来讲,即使在时间上可以减少一半,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成本优势并不具有太多的诱惑力。加上乘车与下车的时间,以及其中的交通费用,实际上二者在时间与费用两方面很可能没有多大差别。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实际的乘客数量将有可能大打折扣。根据拉美交通与发展政策主任Bernardo Baranda介绍,目前已经投入运营的墨西哥城与墨西哥州之间的城际快轨(也是将来设计的墨西哥城与克雷塔罗市两地高铁行驶的一部分,是现任总统在其任墨西哥州州长期间与前任总统卡尔德隆共同剪彩的城际交通线),其运营的经济效益不佳,由于乘客数量远远低于预期而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这无疑也是墨西哥城与克雷塔罗市两地高铁需要克服的主要问题之一。

    即使按照估计的乘客数量以及设计的票价计算,在每天都出于满员运营的情况下,这条高铁线路年收入为25亿比索,需要24年的时间收回投资。如果考虑到运营成本,投资收回期还要更长一些。尽管如此,在议会宣誓就职之后不久,涅托总统于2012121日在国家会堂公布了号称
    “总统决定”的十三项大型工程,其中的第九项包括建设墨西哥城与克雷塔罗市两地高铁等五大铁路发展计划,藉此希望将铁路客运重新作为国家基础建设的一部分:“在墨西哥我们将通过铁路客运重新将我们的城市连在一起,……为此,我已指示交通与通信部长,在2013年就墨西哥城与克雷塔罗市两地高铁工程开始运作。”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墨西哥对铁路客运的青眯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这也就相对容易理解为什么人们并没有对工程的经济可行性过多关注,对其总统提出的五大铁路发展计划,尤其是对墨西哥城与克雷塔罗市两地高铁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没有太多怀疑。也就是说,大多数人的共识是需要建设该项目,而对其运营的经济可持续性往往没有考虑。根据笔者接触到的材料,仅看到有墨西哥竞争学院(IMCO)院长Juan  Pardinas Carpizo对这一工程经济上的可行性提出质疑(参见2014111日“24Horas”日报)。但是从分析来看,这一项目一旦投入运营,不可避免地需要财政补贴,无疑会对将来的国家财政预算产生长期的负面效应。

    土地制度与大型基础建设工程的纠结

    【 如果由于农民的反对导致高铁建设项目无法实行,那么除了需要巨额赔偿建设方的损失之外,很有可能危及总统的地位】

     

    第二个经济因素则是与墨西哥的土地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知道,墨西哥目前的土地制度是1910年革命的结果,同时存在集体所有制、私人所有制和联邦所有制三种形式。自1915年正式宣布分配土地给那些无地或少地农民到1992年结束的近80年时间里,墨西哥政府通过分配土地给那些无地或少地农民,成立集体农庄(Ejido)和印第安人村社(Comunidad)两种组织形式。目前,国土的52%属于集体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形式在历史上对于稳定社会、促进工业化及经济发展产生过巨大作用。与此同时,农民与土地之间也形成了一种很难分离的关系。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当联邦政府出于公共利益考虑而征地时,农民往往会有不少的抵触情绪。特别是如果农民认为征地价格不合理的时候,这种抵触情绪在许多情况下会发展到极端,引起社会动乱。

    实际上,在比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 Quesada1942~)执政期间(2000~2006),时任总统引以自豪的最大基础建设项目即墨西哥城机场迁址工程的遭遇,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前车之鉴。当时的选址定在墨西哥州的San Salvador Atenco一地,这个地区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制。集体所有制的土地如果要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必须需要政府出面征地,或者农民根据1992年颁布的新农业法首先实现土地的私有化,将使用权与所有权合一之后,由土地开发商与农民协商征地。由于当地农民对于征地价格极为不满,最后发展到一场最后不得不以政府武力干预而收场的动乱。当然,建设新机场工程也就此泡汤。

    这里有一个细节,当时墨西哥州执政党是革命制度党,现任墨西哥总统涅托是该州州议会的领袖。可以肯定的是,他对于这场动乱是非常了解的,并且也深深体会到农民之于土地的紧密关系。这一点,在今年9月宣布的迄今为止最为宏大的墨西哥基础建设工程 ——墨西哥新机场的选址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明显。该机场设计将建设七条跑道,其地址定在原来的Texcoco湖区,这一地区的地形、地貌、交通条件等方面并非最为理想,但之所以定址于此,最核心的决定因素就是这一地区的土地属于联邦政府所有,不需要征地,从而可以避免因为征地可能与农民发生矛盾和冲突。

    设计中的“墨克高铁”需要经过墨西哥城以及墨西哥、巴曲卡和克雷塔罗三州,后面的三个地区是墨西哥集体农庄和印第安人村社聚集的地区,尤其是墨西哥州和巴曲卡两州。也就是说,高铁建设中将不可避免地需要占用集体所有制土地,也就将不可避免地需要征地。在这一过程中,任何不慎都可能会引起麻烦,处理不好,高铁建设、社会安定等,都可能受到影响。根据计算,“墨克高铁”将涉及44.8公顷的土地面积,政府不仅需要征购土地,而且还需要进行土地用途变更的工作。如果仅仅是由于征地不畅而引起高铁建设过程中的变换路线,可以会通过增加预算解决;但是,如果由于农民的反对导致高铁建设项目无法实行,那么除了需要巨额赔偿建设方的损失之外,很有可能危及其总统的地位。

    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个因素之外,需要指出的是,墨西哥的铁路线在1994~2000年期间基本完成了私有化,现在的铁路运营权属于私人所有。“墨克高铁”中至少有108.8公里要与由Kansas City Southen de México(简称KCSM)经营的货运线路重合(参见“Depende de Kansas City viabilidad tren de pasajeros DF-Querétaro”, Fortuna2014年81日)。尽管KCSM提出的不影响其货运效率条件,得到了墨西哥交通与通信部的首肯,但是其中的具体细节仍然有待磋商解决。

     

    “撤标”启示录

    【“撤标”的负面影响,与可能产生的最坏结果相比,仍然是非常低的成本】

     

    通过上面分析可以看到,尽管墨西哥总统撤销中铁中标的决定有一定的偶然性,并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信誉,为其执政多了一些负面影响,但是,与可能产生的最坏结果相比,仍然是非常低的成本。

    另外,对于中铁建公司来讲,该案例也提供了许多可以借鉴的东西。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对于国情的了解,以及合作伙伴的选择、竞标规则等方面需要更为慎重,我想,如果中铁建公司对当地的铁路运营状况、土地制度等领域的背景知识有充分的了解的话,可能下判断、做决策都会做到三思而后行。

  • 作者: 应健中 [‹‹摘要阅读] [新窗口阅读››]

    8月上旬,我去了一个不能使用手机、没有网络、没有WIFI的地方,当今世界,这样的“世外之地”在哪儿呀?不是XX洋小岛,也不是非洲偏远部落,其实不远,就是咱们的邻居朝鲜。

    四十年前,中国与朝鲜的经济差距不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现在踏入朝鲜,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天天看到的、听到的,有时候仿佛回到上世纪90年代,有时候似乎又回到了60年代、甚至回到解放前,尤其在日用品方面。举个例子,在朝鲜最好的酒店中,我看到了老式的热水瓶,一看是中国制造的,我再注意商店里的各式各样的热水瓶,无论是塑料外壳的还是金属外壳的,都贴的是中国不知名的企业生产的不知名商标,这说明这样看起来很简单的物件,他们都没有制造能力,要知道,上海在解放前就有了热水瓶生产厂了呀!

    外宾的“标志”

    在朝鲜,我很注意看细节,看各种物件,惊讶地发现,在对朝鲜有影响的国家中,中国产品的影响力最大,所到之处抬头都能看到许许多多中国的商品,特别是中国上市公司的商品。比如朝鲜马路上开的车,没有美国车和韩国车,差不多一半车是中国制造的,即便是日产、本田等日本牌子,也是在中国生产的合资车,纯中国国产车中看到最多的是比亚迪(002594.SZ)。

    我们出行乘坐的是金龙客车,这也是我国上市公司金龙汽车(600686.SH)的产品。这辆行驶了16万公里的普通客车,开在上海的马路上不会引人注意,但行驶在朝鲜,回头率还是相当高的。它与朝鲜普通的公交车辆最大的差别就是有无空调。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上海街头突然出现了一批从日本进口的“日野”车,我们看着很新鲜,其实也是人家淘汰的二手车。一看到街上出现“日野”车,我就知道,外宾来了。斗转星移,现在朝鲜人民也是这么判别我们这些“外宾”的。

    一天,金龙车让我们送到地铁站,是导游特地让我们在上班高峰期感受一下朝鲜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地铁。朝鲜导游特意向我们介绍,这是在上世纪60年代在伟大领袖的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己设计、制造的。不过,据互联网上流传的小道消息,这也是“中国造”,当然,咱也无法考证,就不多说了。

    中国上市公司品牌的天下

    在地铁电梯口,我们一行人看到入口上方的墙上挂着的钟,都惊讶地叫了起来:哇!三五牌!不知是上海钟表厂哪一年的产品。我家床头柜上也有一个“三五牌”小闹钟,1986年买的,质量好到竟然使用了28年没出过任何毛病。没想到,我与“三五牌”闹钟能够在异乡偶遇。

    至于家用电器方面,“中国造”就更多啦。已经在咱A股已经退市了好多年的水仙电器,那时主要产品就是洗衣机,现在在上海,这种牌子的洗衣机已经找不到了,股票早就摘牌了,好多人都已经不记得A股市场上海有过这么家公司了。可是在平壤的一家餐馆中,我意外地发现了一台水仙牌洗衣机,亲切之情油然而生。

    每到有空调的房间,我总爱去看看用的空调是什么牌子的,发现上市公司格力电器(000651SZ)的柜式空调市场占有率很大,我在朝鲜看到的空调,70%是格力的,还有约30%是中国其他公司生产的,朝鲜本国牌子或其他国家品牌,都没看到过。朝鲜有2300万人口,市场需求很大,尤其这市场还刚刚开始还处于萌芽状态,对咱们来说已经淘汰的产品,对他们而言却是新产品,产品未来更新换代的空间更大,在闷声不响之中,格力电器已经将这个刚开垦的处女地占领了,说明了公司在“走出去”方面的眼光。

    至于电视机那看到五花八门的产品更多了,显像管和液晶的品种有长虹、创维、康佳、海尔……基本上都是我们10年前在看的那种老式电视机,朝鲜的餐馆都喜欢放一个大背投电视,厚厚的那种,基本上都是四川长虹(600839.SH)的产品。

    住在朝鲜的酒店里,那“中国造”更是俯拾皆是。电水壶、电吹风、台灯、电话机……通通中国制造,许多牌子连我这个中国人也从没见到过或听说过。在羊角岛酒店,拆开一次性洗漱用具的包装,牙刷牙膏,一看商标,哇!两面针!几年前这家来自广西柳州的牙膏生产企业可是中国A股中的明星,那时我的许多朋友都在两面针(600249.SH)这支股票上斩获丰厚,所以,当看到两面针的小牙膏躺在朝鲜酒店洗脸池的台面时,对于我们这些天天在股市上混的人而言,这是多亲切的物件啊!

    小品牌的大角落

    在朝鲜晚上没地方去,朋友们想到了打牌,一天晚餐时问导游哪儿有扑克牌卖,导游过一会儿就帮我们买了两副新扑克牌,一看,中国安徽一家不知名的企业生产的,咱上市公司中也有一家做扑克的,“姚记扑克”(002605.SZ),怎么就没想到将生意做到这儿来呢?

    对于生产日用品的中国企业,我觉得朝鲜有个市场值得“攻一攻”,那就是酒店中的生活用纸,“目测”为朝鲜本土产品,都很粗糙,在抽纸水马桶边上放着如厕用的卷筒纸,青年饭店提供的卷筒纸粗糙,既厚又硬,还没有那种方便撕开的撕痕,撕断得花点力气,使用起来“体验不佳”。而在被导游介绍为朝鲜最豪华的羊角岛酒店里更狼狈,卷筒纸薄薄的,同样没有撕痕,由于第一次没有经验,没有计算好纸的耐受力度,擦上去的一刹那,哎呦,纸破了!,啧!啧!这多狼狈啊!至于抽纸,酒店里更是没有的啦!想想也正常,连擦屁股的的产品都做不好,怎么能将擦嘴巴的抽纸做好呢?

    我不知道同行“驴友”有没有碰到过像我这样的尴尬事,既不好意思说也不好意思问,但第二天同行的朋友闷声不响地在商店中买回一大包四盒的抽纸,每个房间送一盒,这才判断大家都不习惯用这么低档的纸品。朋友买回的纸,我一看包装,还是中国产品,商标“好吉利”,福建恒利纸业生产,是上海超市中不多见的牌子。咱股市中有家同业公司,叫中洁柔顺(002511.SZ),显然,在朝鲜市场上,它可走在非上市公司后面啦!

  • 作者: 杜金(本刊记者) [‹‹摘要阅读] [新窗口阅读››]

    425日,百度(NASDAQ:BIDU)公布了2014年财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报告显示,百度第一季度总营收为人民币94.97亿元(约合15.28亿美元),同比增长59.1%;第一财季净利润为人民币25.35亿元(约合4.078亿美元),同比增长24.1%。根据雅虎财经汇总的数据显示,尽管百度营收并不及分析师预期,但其第一季度每股美国存托凭证(ADS)收益将达5.91元,超出分析师预期。

    虽然百度最新的财报非常抢眼,但记者注意到,百度并未提及其在海外市场的收支情况。事实上,百度对近几年来在海外市场开拓的情况,基本保持着沉默。就在330日,记者在参加一个名为“大数据时代下信息安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的内部讨论时,偶遇百度副总裁郑子斌,当记者见缝插针问及“在2009年博鳌论坛上,李彦宏表示希望到2024年的时候,百度70%收入来自海外市场,如今公司在海外市场的进展如何”时,郑子斌显露出吃惊的神情,反问记者道:“你还记得这事?!”

    低调迂回

    记者的询问并非空穴来风。百度在最近的一年多时间里,低调地进行了多项海外业务拓展:如与法国运营商Orange达成合作,在埃及推出了百度手机浏览器Android版。同时低调上线了其阿拉伯语(埃及版)、葡萄牙语(巴西版)、泰语(泰国版)搜索服务主页,整合了包括此前在国际化业务线中主推的Hao123Spark浏览器、安全卫士、杀毒在内的产品线入口。

    从上述零散披露的消息中可以发现,,百度不但将东南亚、非洲、南美等新兴市场作为目标,而且推出的产品也并非百度的主要产品——搜索引擎。业界分析,百度意在尽量减少投资的情况下,打开网民上网入口,收集用户上网行为习惯数据,通过UGC内容(贴吧、知道)收集、分析当地网民的语义。百度如今的海外拓展态度与路径,与多年前高调宣布进入日本搜索市场,形成了鲜明对比。

    折戟日本

    2006年百度高调宣布其国际化战略,并以日本市场为出击首站。其高调宣布进入日本搜索市场当天,股价上涨了3.31%20073月,百度日本站开始测试,2008123日百度搜索正式在日本上线。

    对于百度海外首站为什么是日本,李彦宏曾解释道:“日本市场的竞争并不是那么激烈,日本市场的格局多年来没有变动,就是YahooGoogle这两家非日本公司在做,我觉得从日本消费者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多一个选择是有好处的。”

    但钛媒体分析师范俊杰对李彦宏的决定另有解释。他认为,根据百度内部市场前期调研结果显示,百度并不觉被明显的排他性优势,选择日本是一步险棋。但面对巨大的利益诱惑和来自资本市场的估值压力,李彦宏才选择了冒险进入日本市场。

    这一分析并非无迹可寻。百度赴日前夕,刚刚在中国搜索引擎市场超过雅虎(NASDAQ:YHOO),但漂亮的市场表现背后,是增长减缓的隐忧。资本市场永远博的是未来,投资者开始担忧百度可能难以突破增长瓶颈,2006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的财报发布后,百度的股价都呈现下跌之势。于是,人们看到,在接下来的第四季度,百度高调发布了国际化战略,并快速启动日本市场业务。

    或许,理想与现实之间,永远都有距离。对于百度进击日本市场的前景,美国投资顾问公司Fool的分析师里克·亚里士多德穆纳里兹(Rick Aristotle Munarriz)认为,百度在中国网络搜索市场是当之无愧的领先者,已经占据了近三分之二的市场份额,但作为后来者,百度在日文搜索市场没有任何优势;投资银行Piper Jaffray的分析师基尼·穆斯特(Gene Munster)认为,百度在中国市场的巨大成功源于“本土化”,但这也意味着,百度难以在国外市场获得成功。日本资深用户三田则表示,新一代日本用户本身并不喜欢依赖桌面搜索,日本用户更加喜欢雅虎日本的搜索服务。

    分析师们的担忧变成了现实。据多家媒体报道,百度2010年在海外市场净亏损2.6亿元人民币,自2008年拓展至日本开始到2010年的时间里,已累计亏损近7亿元人民币。这些亏损主要来自运营成本、行政费用,截至2010年,百度并未开始从海外市场获取收入。

    虽然连亏不止,但百度并没有退出日本市场。目前,百度日本的桌面搜索仍可使用,界面简单并涵盖了所有业务——搜索(包括通用、图片、视频)、Hao123Simeji手机输入法、Baidu IME(百度日文输入法)。

     踯躅前行

    折戟日本后的百度开始渐渐在国际业务上变得沉默,不过李彦宏仍多次强调国际业务是投资重点之一。2013年“两会”期间,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李彦宏透露,“在埃及、泰国、马来西亚、巴西等国家,我们有当地语言的服务,每月大有大约3000多万海外用户在使用百度。”

    与百度的中国同行相比,这样的海外用户数显然有些“磕碜”。2013815日,腾讯(00700.HK)旗下的微信宣布海外注册用户数量突破一亿;阿里巴巴深耕欧亚市场,其提供的数据显示,在2013年“双十一购物节”中,来自海外的交易金额达约2.2亿元人民币。

    同时,在海外并购方面,百度行动也较少。清科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互联网行业的海外并购共有16起,涉及的案例金额达2.98亿美元。在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三巨头中,腾讯的海外并购最为活跃,共7起;阿里巴巴次之,为3起;而百度的这一数据是“1”。

    尽管与同行相比逊色不少,但百度的海外拓展并非止步不前。据最新统计,Hao123在埃及是当地第8大网站、在沙特是当地第19大网站、在巴西是当地第21大网站、在泰国是当地第22大网站,摩洛哥是其最新开展业务的一个国家。

    业内人士分析,百度以贴吧、知道和视频等产品,而不是以其主业搜索进入新兴市场,意在不仅希望借助“百度贴吧”和“百度知道”建立“护城河”,还希望借助海外市场完善其在国内没有做到的——一是补齐用户账号管理体系,二是打造出拳头产品。

    仅就产品服务而言,高调有时容易带来麻烦。据称早年间百度开展日本业务时,国内大量网民热情地体验百度日本搜索,导致了海外产品的数据波动和效果异常,直接影响了海外用户的体验。为了避免历史重演,百度在大陆地区采用了主动屏蔽的策略。据记者体验,百度部分海外搜索页面(www.baidu.com.eg; www.baidu.co.th; www.baidu.net.br无法在大陆进入。

    倘若李彦宏仍希望实现曾经许下的豪愿——到2024年,百度70%收入来自海外市场,路漫漫修远,百度仍需上下求索。

  • 作者: 杨在渊(本刊特约记者 ) [‹‹摘要阅读] [新窗口阅读››]

    中国北京,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上,一份由11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的提案,再次搅动了有关中国核电“走出去”的一池春水,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映射出中国核电“走出去”的某种焦虑——在去年上升为国家战略后,至今它并未真正获得独立出海的“船票”。

    这份名为《加快推动“华龙一号”走出去,早日实现核电“强国梦”》的提案,由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中广核”)董事长贺禹牵头提交,意在推动目前中国惟一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品牌“华龙一号”早日实现“走出去”。

    除了贺禹,在联名政协委员名单里,还有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金阳等人。

    与过去中国核电由中国核工业集团(下称“中核”)、中广核和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下称“国核技”)三足鼎立,存在三条技术路线差异和纷争不同,此次“华龙一号”呈现出中国核电竞合态势,其由中核和中广核联手打造。

    中核副总经理邢继亦在今年3月对外表示,“华龙一号”不仅可有效应对类似福岛的核电事故,而且更是凝聚了中国30余年核电科研、设计、制造、建设和运行经验,充分借鉴了国际三代核电非能动安全的先进理念,可满足国际最先进的法规标准。

    也正是在“两会”期间,针对“华龙一号”,中核董事长对外接受采访时说:“在当前与狼共舞的情况下,哥俩要齐心协力,一起走西口。”与狼共舞,则意指中国核电与日本、韩国、俄罗斯等核电大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

    另据《环球财经》记者了解,之所以核电“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不仅关乎于消化中国核电过剩产能,也与核电巨大的海外市场空间有关。

    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预计,未来10年,除中国外全球约有60至70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开工建设。按照目前一个100万千瓦机组国内约150亿元人民币的造价测算,国际核电市场市场空间高达9000亿元~1.05万亿元。

    但想在如此巨大的世界核电市场分得一杯羹,并非易事。除了历史不同时期所形成的不同核电技术路线的裂隙需要消弭,中国核电还需要更多的国际管理经验,以及国家层面进一步加大组织协调力度作为支撑,进而实现中国从一个“核电大国”向“核电强国”的转变。

     缓解产能过剩

       “这是中国核电走出去的最好时机。”

    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那么中国将有机会参与建设南非一个投资数额极其罕见的核电项目。商务部官网3月12日消息显示,中国希望参与建设南非新核电站。南非打算投入1万亿兰特(约5700亿人民币)建设三座总装机容量为960万千瓦的核电站。目前,中南两国的能源合作协议已进入草稿阶段。政府间签署协议是进行核电站商业项目建设的必要条件。

    而过去一年,中国核电已经在海外成功获得了两个核电项目。一是承建的巴基斯坦卡拉奇核电站2、3号机组开工建设;二是与罗马尼亚达成合作开发切尔纳沃德核电站3、4号机组意向。

    中国核电出口在未来几年内的目标是,按照国家核电主管部门的要求,中核主要“进攻”南美的阿根廷,中广核与国核技则希望在土耳其、南非和英国项目上取得突破。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资深核电专家对本刊记者透露,中国核电迫切出海的一个主观因素是,中国2006年从美国全盘引进的AP1000技术,其依托项目4台机组如今已经严重拖期,造成了上百亿财务损失、影响核电发展规划,加上受到2011年日本福岛核电事故的影响,中国一度叫停了国内一批在建的核电项目,这导致中国三大设备制造集团年产10套以上百万千瓦核电机组设备的产能严重过剩。目前,那些被冻结的核电项目并没有完全重启。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12月31日,中国投入商业运营的核电机组有17台,总装机容量为1483万千瓦,这与《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2015年运行核电机组装机容量要达到4000万千瓦的目标,尚存在差距。

    按照上述核电专家的说法,由于国内核电市场没有完全打开,如果能够迅速撬开国际核电市场,我国“产能严重过剩”的核电机组设备的现状将会得到缓解。

    核电设备产能的过剩,已使得一些相关的设备企业深感不安。而今年“两会”有关“华龙一号”的提案便是真实写照。

    随着日本福岛核电事故的阴影正在慢慢消散,越来越多的国家声称要加入国际核电的俱乐部,以缓解本国经济不断增长所带来的能源供应瓶颈。国际核电市场的不断扩大,为中国核电出口提供了一个客观的条件。

    没有人会怀疑“这是中国核电走出去的最好时机”。“我们再也不能错过这样的时机”已成为业界共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提高非化石能源发电比重,开工一批水电、核电项目”,与此同时,要“推动高铁、核电等技术装备走出国门”。

    实际上,自2013年以来,中央高层和国家核电主管部门已多次在有关重要的会议上和文件中要求,中国核企需要加快步伐把核电设备推销出去。也是在这一年,中国把核电走出去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并做出了主动与邻国进行能源外交的策略,以推动本国重大能源装备走出去。核电正是其中之一。

    “新兴核电国家的市场开发是当前的重点。”孙勤说。这里的新兴市场,指的是中东欧、东南亚、西亚、非洲等市场。

    走出去的底气

    “如果你要建高铁、核电,在同等质量下,用中国的装备可能是建设最快、成本最低的,我有这个底气。”

    那么,中国核电走出去的底气在哪?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巨额的现金流是中国核企走出去的第一个重要保障。“投资一个核电站需要的资金太大了,一些国家的经济难以支撑,而我们可以提供。”中国某核电公司一位高级工程师对本刊记者说,资金是任何一个国家在建设核电站时遇到的首要难题。

    经过20多年的商业运行,核电站已经为中国核企积累了大量的资金。某核电站一位高管对本刊记者说:“我们手里拥有太多的现金,不知道怎么办,最后只能拿来投资房地产。”以中广核为例,该公司去年的营业收入将近350亿元,净利润近45亿元;合并总资产2630亿元,净资产为735亿元。

    而最为关键的一个优势是,核电站建设的单位造价相对较低。就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今年“两会”上所说的一样,“我去年访问中东欧的时候,曾经跟他们的领导人说,如果你要建高铁、核电,在同等质量下,用中国的装备可能是建设最快、成本最低的,我有这个底气。”

    上述高级工程师说,中国在人工成本、施工成本、设备成本等都具有相对较低的成本优势,从而使得核电站的建设成本下降。他说,中国目前已经拥有模块化的建设能力,因此核电建设成本比韩国和日本等国家都要低。

    贺禹亦表示,很多国家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国的技术、制造业,以及核电的设计、施工、运营管理已经达到了国际一流水平。

    这一切依靠的是超过半个世纪的漫长积累。自1955年开始,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下,1991年12月5日凌晨,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秦山核电站首次并网发电试验成功,标志着核电在中国起步初见成效。秦山核电站于1983年开工建设。

    自主知识产权瓶颈    

    “中国提高核电技术水平输在了起跑线上。”

    但中国核电目前尚未获得独自“走出去”的通行证。按照贺禹的说法,中国核电目前处于“借船”出海(如参与罗马尼亚项目建设)和“拼船”出海(如参与英国欣克利角C项目合作)的阶段,而距“造船”出海(自主知识产权技术产品出口)尚有一段时间。这是因为中国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核电技术知识产权。“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给中国核电企业走出去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贺禹说。

    而在孙勤看来,中国核电之所以现在还难以走出去,很大程度上是核燃料技术的问题。因为中国核燃料技术尚未实现自主化,而是依赖从法国进口。他说,中国现在只能跟着国外走出去,并且充当“小伙计”的角色。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科技委主任赵志祥说,从中国核电出口的角度看,中国核电在国际市场上还不具备一定的竞争力。他说,目前除了巴基斯坦恰希玛30万千瓦压水堆核电站是中国自行设计和建造的商用核电站外,在大型百万千瓦级的核电的出口领域,中国还是空白。

    国核技董事长王炳华亦表示,相比世界其他核电强国而言,中国还是一个核电大国。

    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可以回溯到1986年。这一年,苏南核电站突然下马。按照1983年时的计划,苏南核电站的建设模式是:中外合作、引进技术,高起点起步。但在1986年却突然改成自力更生。老一辈的核工业人士对本刊记者说,这是核电在中国行进中走错的第一步,也是最大的一步,中国提高核电技术水平输在了起跑线上。

    同在1986年,邓小平与美国国防部部长温伯格谈核电问题时说:“核能是个好东西,不能抛弃。可是我们在这方面起步太晚了。”

    为了迎头赶上,早在1978年12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法国外贸部部长一行时表示,决定向法国购买两座核电站设备。这被称为是中国第一轮引进国外核电技术的标志,并确立了以“引进+国产化”为主的核电路线。但中国最终放弃了这一模式。

    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进入了第二轮引进国外核电技术的年代,相继从法国、加拿大、俄罗斯引进了三种二代技术堆型,并在法国堆型的基础上改进出两种堆型(二代加)。至此,11台建成和在建核电机组中,除秦山一期30万千瓦机组为自主设计外,其余10台皆为引进技术。

    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上述两轮引进核电技术期间,水电部、核工业部、机械部、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等多个部委均有介入,而管理层对核电发展的管理主导权、技术路线、发展方式、发展速度等多次反复——“这阻碍了中国核电的发展。”原国务院核电领导小组办公室前副主任汤紫德对本刊记者说。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国目前运行和在建的核电站尚未形成自主化、标准化系列。基于此,2003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出席在杭州召开的全国核电建设工作会议上提出,为摆脱“起步早、进步慢、差距大”的被动局面,要采用先进技术,统一技术路线,统一组织,统一领导,确保核电自主化各项目标的实现。

    2006年12月,国务院决定成立国核技以承担从美国引进的AP1000自主化的任务。该技术的一个特色是,模块化设计,是的核电站的建造时间缩短为36个月。这使得AP1000具有较好的竞争性——减少建设投资资本。

    但AP1000的依托项目眼下的进展并不顺利。而试图通过自主化后的AP1000走出去更是为时尚早。这也使得AP1000在中国遭到一些人的冷嘲热讽。

     与狼共舞

       在业界看来,存在已久的国内三家核电公司技术路线分歧,很大程度上耗散着中国核电的竞争力。

    尽管国际核电市场是如此之大,但包括起步远晚于中国的韩国在内,世界各个核电列强都正在把触角,伸向世界上任何一处打算新建核电站的角落。

    与中国不同,法国、日本、韩国在核电起步阶段,其技术和设备均从核技术开创国和核技术强国的美国引进,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是正确的。现在,这三个后来居上的国家,已经在国际市场上可以与它们的“祖师爷”——美国正面较量,而且屡次在短兵相接中“击败”对方。

    韩国已跻身世界级核电强国,成为继美国、法国、俄罗斯、加拿大和日本之后,全球第六个能够完整出口核电工程的国家。在过去几年,韩国在国际核电市场上屡斩大单,仅是2009年的阿联酋核电项目订单总额就达到400亿美元。而中国直至去年才确定在巴基斯坦投资65亿美元承建核电站。

    同样的还有日本。日本也在过去几年“砍”下类似韩国在阿联酋的大单。2013年2月3日,日本与土耳其签下了一个数额高达220亿美元的核电项目。

    此外,俄罗斯也是中国核电走出去的劲敌。去年12月,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总裁谢尔盖•基里延科表示,俄罗斯与印度核能领域合作“路线图”规定在印境内建造15个发电机组。

    “福岛以后,拿到订单最多是俄罗斯,韩国和日本也都拿了一些,中国还没有。”国家能源局前局长张国宝今年2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中国核电很想走出去,但目前还很被动。“毕竟你是第一次,除了巴基斯坦,其他人不放心你。”他说,“所以我们要比别人做出更艰苦的努力,让别人相信你。”

    2012年,中广核和国核技各自高调联手法国阿海珐和美国西屋参与竞购英国Horizon核电项目。在这一次“与狼共舞”中,开始时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可以胜出,但最终的胜利者却是日本。

    现在看来,日本获胜的一个客观因素之一,似乎是中国国资委因为担忧这两家核企在海外存在难以预测的风险,而不得不把这两家企业早早召回。但在业界看来,存在已久的国内三家核电公司技术路线分歧,很大程度上耗散着中国核电的竞争力。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由于中国核电“各干各的,诸侯割据”,难以形成合力,因而失败。

    而从管理的角度来看,业界普遍认为,中国核电在走出去方面还没有得到“统一组织”和“统一领导”,缺乏统一的部署。孙勤也承认,中核与中广核在海外也曾被国外企业“希望你哥俩残杀一下,最后渔翁得利”。

    在这方面,以上核电强国的做法正好相反。业内专家指出,这些国家通过有关部门的统一安排和协调,把走出去的企业组成一个“国家队”,通过用同一种技术路线来达到“一个声音”和“一个步调”说话走路,以免相互砍价造成损失。

    “回顾我国核电建设走过的历程,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没有理顺核电的管理机制。” 汤紫德在《核电在中国》一书总结道:机制不顺是导致中国核电“起步早、进步慢、差距大”的首要原因。

    除此之外,中国核电走出去还缺乏经验。“毕竟我们走出去也那么几年。”原国家能源部副部长陆佑楣对本刊记者说,“我们对当地的政治和社会等等都不太熟悉,总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贺禹表示,与其他重大能源项目一样,核电项目不仅投资大周期也长,而且对签约国政治、经济、法律的了解也极其关键。“这么长的建设周期当中会不会发生一些问题?”

     未竟的国家任务

        “俄罗斯、法国、日本、韩国等都把核电出口作为政治外交的一种手段。”

    正如赵志祥所说,中国在核电出口领域还是一片空白。要想给中国核电在海外总结一个成功的案例,还得从他国的身上寻找。据一位去年到法国参加国际核电展览会的业内人士回忆,在展览会上,俄罗斯抢尽了风头,相比之下,中国显得没那么自信。

    上述这位人士对本刊记者说,这不单是俄罗斯拥有雄厚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更重要的是,俄罗斯将其“当作一项国家任务”。

    对此,张国宝举例说,为了得到土耳其的核电项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亲自出马,在2013年两次造访了土耳其。“哪个国家的元首会一年两次访问一个国家?就是为了争得自己国家的订单?”他说,“这一点我们开始有了好的开端,我们的领导人现在出去也推销了,推销我们的高铁,推销我们的核电。比如广核在罗马尼亚走出去,就是李克强总理亲自去推动的。”

    “俄罗斯、法国、日本、韩国等都把核电出口作为政治外交的一种手段。”孙勤认为,国内的核电企业应该在政府的指导下,加强协调合作,建立市场开发秩序。

    这也是更早之前中国核电联盟,以及今年“两会”联名提案推动“华龙一号”走出去的由来之一。2013年之前,中国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核电产业联盟,去年年初,“中国核电产业联盟”才得以建立。该联盟是由中核、国核技及中广核三家核电企业联合发起的,其成立的背景正是中央政府鼓励核电“走出去”。

    孙勤说,尽管现在核电走出去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国家也已经加大了核电外交的力度,但国家层面应进一步加大组织协调的力度。中国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是配套政策的“碎片化”,如果能够有一个平台,根据“走出去”项目的需要,打包形成技术输出、人才培训、资金支持等方面的政策“集装箱”和“手拉箱”,将是对企业的有力支持。在此基础上,中国核电企业应该通过强强联合的方式到海外去“与狼共舞”。

    而王炳华看来,要改变中国核电在海外的落后现状,则需要做以下努力:一是要建立国家主导的核能基础研究科研体系;二是坚持标准化、批量化、系列化发展思路不动摇;三是以国家战略推动CAP1400走出去。

    “中国人就这个特点,谁都不会让的。”张国宝表示,中国核电走出去,需要政府的统一协调。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哪一种核电技术都可以向外推出。

     

  • 作者: 刘美(本刊记者 ) [‹‹摘要阅读] [新窗口阅读››]

    继去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流量878亿美元的历史新高,成为第三大投资国后,今年中国投资者“走出去”的步伐继续加快。11月19日,商务部发布数据称,今年1至10月,中国境内投资者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695亿美元,同比增长20%。

    在今年新增的对外直接投资中,不乏引人注目的成功案例。9月26日,双汇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完成对美国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的并购,涉及总金额71亿美元,这是有史以来中国企业对美国企业的最大并购案,并直接使中企在美雇员数翻了一倍以上。

    有专家指出,双汇收购史密斯菲尔德的顺利成功,表现出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环境正在回暖。但也有人认为,这起收购案更多得益于中美两国在肉类市场上的互补,而在其他领域,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之路依然荆棘密布。华为在美国的投资并购因对方提出的“国家安全”原因屡屡受阻,中铝增持澳大利亚矿企力拓失败的案例也并不遥远。目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呈现出多个国家、多个领域全面扩张之势,特别对采矿、建筑、房地产等行业投资的迅速增长,使中国投资者所面临的外部风险更加复杂和前所未见。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最新公布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CROIC,Country-risk Rating of Overseas Investment from China)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做好风险预警,进行正确识别并有效应对,是中国企业保持经营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提高海外投资成功率的必要保障。”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在11月18日举行的报告发布会上表示。

    各具特色的国家风险评级

    目前金融市场上的国家风险评级产品纷繁复杂,但因制定评级标准的机构有各自不同的出发点,其中尚没有一种可满足中国对外投资企业的全部需要。此次社科院制定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体系,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制定的评级体系的代表,将在这一领域发挥独特作用。“传统上主要对主权债投资风险的关注已经无法满足当下中国企业的实际需求,因此本评级体系在兼顾主权债投资所面临的国家风险的同时,重点关注的是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风险。”张明介绍道。

    据参与设计CROIC评级标准的社科院专家介绍,之前已有的国家风险评级体系中,标准普尔(Standard&Poor)、穆迪(Moody’s)、惠誉(Fitch)这三家居于垄断地位的评级机构,占据了全球90%以上的份额。这三家机构主要针对的是主权债务的综合风险,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对主权国家政府足额、准时偿还债务的能力和意愿进行综合性评估,具体表现是一国国债的违约概率、预期损失和回收率。

    然而,主权债务风险并不完全等同于国家风险,很多研究者认为,后者涵盖的范围更大。除主权债务违约风险外,国家风险还跟许多要素相关,例如知识产权保护、税收政策的稳定性、法律机制、经商环境等。主权债务风险和国家风险呈正相关,但并不绝对,像美国那种主权信用很高的国家,并不意味着其外商投资环境必然优越。

    于是在三大评级机构之外,又诞生了一些各具特色的国家风险评级机构,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经济学人情报单位(EIU,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国际国别风险评级指南机构(ICRG)、环球透视(GI,IHS Global Insight)等。

    EIU是英国经济学人集团下属的独立智库机构,成立于1946年,同时为集团的《经济学人》杂志和外部客户提供经济预测与咨询服务。EIU的国家风险服务主要落实在具体的金融资产或部门上,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直接金融敞口风险,包括主权风险、货币风险、银行部门风险;第二类是非直接金融敞口风险,包括政治、经济结构风险,也称为一般性风险。

    ICRG是美国政治风险服务集团(PRS)下属机构,自1980年开始定期发布国际国家风险指南。目前该指南的国别风险分析覆盖近140多个国家,并以季度为基础进行数据更新并逐月发布,是各大评级机构中更新最为频繁的。

    GI成立于2001年,是一家付费咨询机构,分析的风险对象范围极广,包括国家的营商风险(Country Risk)、主权信用乃至一国某个地区的运营风险。

    三大评级机构与这些特色风险评级机构大部分是美国或英国公司,在进行评级时难免带有偏好,即与西方模式比较贴合的国家的信用等级偏高。尤其三大评级机构对政治因素较为强调,将西方的自由化程度、私有化经济、民主政治观念等作为评价的核心标准,忽视具体国情,导致中国的主权风险常常被高估。

    在这种情况下,首个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信用评级企业——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应运而生,大公成立于1994年,基于新兴经济体的立场提出了自己的主权信用评级标准和方法,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具有现实意义。但跟三大评级机构相比,大公的规模、经验和影响力还有待发展。另外大公跟三大评级机构一样,主要考查的是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

    CROIC的五大指标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研究室制定的“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体系”(CROIC)在已有评级方法的基础上,综合考虑了中国对外投资活动中显著的国别特征。例如我国对外债权、股权等金融市场投资和直接投资并举,在发达国家以国债购买为主,在新兴市场以直接投资为主。另外,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其他国家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以及民间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也都会对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产生影响。

    根据CROIC报告描述,该评价体系共纳入经济基础、偿债能力、社会弹性、政治风险和对外关系五大指标,共37个子指标。

    第一,经济基础指标,包含10个子指标(见表1)。其中GDP、人均GDP、基尼系数衡量了一国的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衡量了一国的经济绩效;GDP增速的波动系数衡量了一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另外的三个子指标分别是贸易、投资、资本项目三个方面的开放度。

    第二,偿债能力指标,包含8个子指标(见表2)。其中公共债务占GDP比重、银行业不良资产比重两项用于衡量一国国内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债务水平;外债占GDP比重、短期外债占总外债比重两项衡量了一国外债的规模和在短期爆发的风险;财政余额占GDP比重衡量了一国的财政实力、外债占外汇储备比重衡量了一国的外汇充裕度、再加上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重以及贸易条件,共同反映了一国的偿债能力。

    第三,社会弹性指标,包含8个子指标(见表3)。其中教育水平衡量了一个国家基本的劳动力素质;社会、种族、宗教冲突的严重性以及犯罪率衡量了一国的内部冲突程度和社会安全;环境政策、资本和人员流动限制、劳动力市场管制和商业管制反映了一国的经商环境。劳动力素质越高、内部冲突程度越低、社会安全和经商环境越好,企业投资的风险越小。

    第四,政治风险指标,包含8个子指标(见表4)。其中任期还剩多少年、政府执行所宣布政策的能力以及保持政权的能力、军事干预政治三个子指标反映了一国政府的稳定性;政治体系的腐败程度、政府对民众诉求的回应、公共服务和行政部门的质量反映了一国政府的治理质量;法制水平是契约和产权保护的重要保证。一国政府的稳定性和治理质量越高、法制环境越健全、外部冲突越小,中国企业在其投资的风险越低。

    第五,对华关系指标,这是CROIC有别于其他评级体系的特色指标,包含3个子指标(见表5)。第一个子指标是双方是否签订了投资协定(BIT)以及该协定是否已经生效。如果中国与该国签署了BIT,将有助于降低中国企业在当地的投资风险。第二个和第三个子指标采用德尔菲法进行的专家打分,分别衡量了投资受阻程度和双边政治关系,较低的投资受阻和较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有助于降低中国企业的在当地进行投资的风险。

    中国对外投资德国风险最低

    首次发布的CROIC报告选取了中国真实海外投资金额较大的26个国家作为评级样本,全面覆盖了北美洲、大洋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按照五个指标分别评分后,通过加权平均得到国家风险的整体评级(见表6)。结果显示,中国海外投资风险最低的三个国家依次为德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风险最高的国家为苏丹,美国则排在26个国家中的第六位。

    经济基础指标中,美国排名第一,但该国在对华关系指标中排名靠后,中美之间战略互信不足,影响了美国在CROIC体系中的整体排名。

    偿债能力指标中,韩国出人意料地力压德国摘得桂冠,CROIC报告显示,韩国在各项指标中皆表现良好且均衡,中韩政经关系日趋密切,但韩国面临朝韩局势的不确定性,因此最终在总排名中屈居第五位。

    政治风险指标中,德国获得第一,该国各项指标都表现出色并且十分均衡,与中国的关系也处于蜜月期,但CROIC报告也提示,德国目前要求进行国内结构调整的外部压力较大。

    社会弹性指标中,加拿大获得第一,该国经济与中国存在很强的互补性,但澳大利亚对中国国有企业资源类投资的政策环境可能将趋紧,使该国在对华关系指标上相对靠后,最终排名第三位。

    对华关系指标中,排名前三位的依次为巴基斯坦、柬埔寨和俄罗斯,但前两者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且巴基斯坦的社会安全隐患突出,柬埔寨的偿债能力较弱。俄罗斯虽然与中国存在很强的经济互补性,但其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能源出口,营商环境也有待改善。俄罗斯在26个国家中排名第十,好于除韩国外的其他新兴经济体。

    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评级结果普遍高于新兴经济体。这是因为发达国家一般经济基础较好,政治风险较低,社会弹性高,但债务水平偏高,金融危机已经将高负债发展的弊病暴露无遗。不过对于中国而言,发达国家的债务问题恰恰意味着投资契机,除了可以用较低的价格收购资产外,也可去争取获得某些高端技术。

    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基础较为薄弱,政治风险较大,社会弹性较差,偿债能力分化较大,但对华关系指标上一般表现友好。新兴市场的增长潜力很大,回报率高,中国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存量也较大。但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实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大量资金流入新兴市场,造成复苏假象,掩盖了这些地区的结构性问题。一旦量化宽松放缓,新兴市场必然面临极大考验,在这些市场投资的中国企业需提前预防。

  • 作者: 叶雷(华中师范大学副教授) [‹‹摘要阅读] [新窗口阅读››]

    过去三年,华人首富李嘉诚的李氏家族累计海外并购额高达1445亿港元,约半数的公司资产已转移至欧洲。对此,李嘉诚说:“大中华区好似一个商业围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而城里的人却想逃出来。”那么,当前我国企业家“走出去”的投资动态和当前的投资环境究竟怎样?在宏观内部经济增长乏力的大背景下,该怎样看待企业家投资方向从内向外的做法?

    第一个问题先从个人谈起,李嘉诚的“大中华区好似一个商业围城,城外的人想冲进去,而城里的人却想逃出来” 是否是目前许多企业家的现状?严格地说,这不是对大多数企业家而言的,只是对成功的企业家而言的。有野心的人,都想征服世界。随着财富的增加,欲望和诉求也会增加,从经济需求上升到政商交融,很难有人能超脱此间。中国人口众多,市场庞大,没有一个商人会完全放弃,想进入围城很正常;华人企业家,在“围城”内取得一定的成功,但又实现不了想要的“野心”,于是将目光转向其外以寻求新的自我实现,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第二个问题,据统计资料显示,今年1至4月,中国海外投资额同比增长了27%,也说明了企业向海外投资热潮已经临近,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单从企业家的角度,在哪里投资,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要有钱投资,二是看得见的投资吸引力。过去,我们缺钱,所以更多地是吸引外资;经过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我们有了向海外投资的可能。资本重视试图追求利益最大化,随着国内人力成本、土地成本、租金成本、物流成本的不断上涨,各地重复建设的产能集中释放,加上外资的涌入,市场已经处于白热化竞争的状况,投资回报的风险不断增加;而与此同时,由于欧美经济低迷,资产价格处于历史低位,中国人惯有的“抄底”心态会让很多企业家抑制不住海外投资的冲动。

    第三个问题,在全球金融危机仍在持续、国内经济发展遇到瓶颈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的“海外抄底”热潮能延续多久?这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周期密切相关,当经济周期由盛转衰的时候,资本的逐利需求、资金的避险需求,都会推动海外投资热潮;相反,当一个经济体经济见底,步入复苏阶段,内部“抄底”机会频现,投资回报率提升,不仅海外投资热潮会消退,而且还会吸引资本回流和外资涌入。中国这波海外投资热潮会持续多久,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取决于政策法规的因素,是进一步放宽还是会收紧;二是取决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何时能够确立明晰的成功图景;三是取决于海外投资目的地的经济形势与投资环境。

    第四个问题,如何理解这种海外“投机”行为?我们有两点需要明白:一是在市场条件下,不仅适当的投机是必要的,而且即使想禁止投机,也没有可能;二是投资与投机就像手心与手背,难以明确区分。很多时候,明明是奔着投资去的,但遭遇了失败,就会被他人分析定性为投机;相反,有时候,明明是奔着投机去的,但却意外大获成功,结果又被他人分析定性为精明的投资。

    然而,投资与投机,在出发点上,确实还是有些微区别的,投资大师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1894~1976)曾说:“详尽的分析、本金安全、满意回报、有保证的操作,满足这些就是投资,否则就是投机。”所以,我们企业家的海外“抄底”投资,应多一点投资思想,少一点投机的想法。

    第五个问题,据统计数据看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变成目前是1/3成功、1/3失败、 1/3不赔不赚的尴尬局面,而美、日、韩等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成功率基本稳定在80%左右,这样的巨大反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企业层面来看,缺少投资经验、企业家精神的欠缺、品牌影响力不够、核心技术竞争力不强、跨文化思维与交流能力不强,等等;从国家层面来看,现在全球商业体系,是以欧美国家为主导的,美国本身是主导者,成功率较高很正常。日、韩等由于融入西方市场经济体系的时间比我国早,海外投资的经验也比我国丰富,对西方的商业环境不陌生,在一些企业的品牌影响力和技术竞争力上面也比我国强;更重要的是,在国家层面,日、韩一开始就坚持的“请进来、走出去”两条腿战略,而我国长期以来是“请进来”的单条腿走路,现在鼓励和提倡“走出去”,多多少少包含了被迫的无奈,中国企业“走出去”后会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成功率暂时较低是可以理解的。

    第六个问题,目前这么多种海外投资模式中行之有效的是哪种模式?采取这种模式要注意什么?海外投资模式是不断丰富与创新的。目前,我们熟悉的海外投资模式,如建立海外营销渠道的投资模式、海外加工贸易的投资模式、海外创立自主品牌的投资模式、海外并购品牌的投资模式、海外资产并购的投资模式、海外股权并购的投资模式、海外研发的投资模式、国家战略主导的投资模式等,这些投资模式很难说孰优孰劣,都有成功的案例,也不乏失败的教训。

    从我国目前的实力与经营管理水平的现实看,海外加工贸易的投资模式和海外股权并购的投资模式的成功率要稍微高一点,自建海外营销渠道和海外创立自主品牌涉及到对文化的深层理解,并不容易;海外并购品牌、资产,像联想并购IBM的某一品牌,是因为IBM自我转型的需要,这样的机会并不多。中国企业目前并购的多数品牌大都是没落中的品牌,并购的资产多是“带病”的资产,国外难以起死回生,我们难度更大。

    海外研发的投资模式,主要是极少数国际化已经毕竟成功、技术实力本身比较强的少数企业,国家战略主导的投资模式主要是大型国有企业。海外加工贸易的投资模式或者是海外资源收购开发模式,过去我们主要考虑的一是成本比较优势,二是地缘政治因素,但系列的“安全事件”也曝出了巨大的“冲突风险”,因此这种海外投资模式,今后要更加注意公共关系处理的平衡,要更加注重企业在当地的社会责任。

    海外股权并购的投资模式,过去我们习惯追求控股,但对我国目前的大多数企业来说,应以投资收益和学习借鉴为主要考虑因素,控股实非必要因素。

    第七个问题,未来企业家走出去的趋势如何?无论是从应对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挑战,还是为了分享全球市场和知识积累,还是解决企业发展与区域市场的矛盾,中国都会在更广泛的领域、更高层次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企业走出去是无可逆转的大趋势。至于未来企业家走出去的阶段趋势,有如下几点基本明确:

    一是基于国内外投资环境的比较和企业发展战略的需要,海外投资在短期内还将提速;二是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虽然已经拓展到不同层次、多个领域,但短期之内,在立体化趋势增强的同时,基础设施领域、房地产领域、资源领域、设立研发中心仍将是投资的重点选择;三是随着对海外市场与文化理解的深入,有长远计划的理性战略投资会增多,短期非理性的投机可能会逐渐减少;四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本土化进程会加快,会逐步走出中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传统思维,管理团队、管理理念、运营模式和企业文化都会加速国际化,“管”与“放”更加平衡,海外本土公司的意识会进一步增强;五是跨国并购仍将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形式,但海外股权并购与股权投资的模式会逐渐增多。

    第八个问题,对于海外投资现状,中国企业家应该注意些什么?在这里向我国的企业家推荐美国康奈尔大学管理学教授斯图尔特·L·哈特(Stuart L.Hart)的《十字路口的资本主义》一书,该书的重心之一就是探讨如何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性企业,其提出的“伟大的向下跳跃”“超越绿色”“本土化进程”三个努力方向,是中国企业可持续发展本身就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日、韩企业的海外投资成功率高,而中、日、韩三国在传统文化上又有很多相似点,所以我们企业在“走出去”之前,不妨好好研究一下日、韩企业“走出去”的历程、教训和经验,并向他们学习。从政府层面,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战略不能变,在放宽和支持海外投资的同时,精简审批手续,缩短审批时间,审批监控要更加法治化。同时,政府要在政策层面要加强引导协调服务,有比较明晰的产业政策和行业导向,积极传递有关国外一般性商务信息和政策法规的情报,特别是要进一步通过资金支持和技术援助鼓励和支持有创新能力的企业积极海外投资;还要创新制度,加强对企业和企业家海外投资利益的保护,要引领舆论,创造条件认可积极赴海外投资的企业和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