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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当前管理学领域的热门课题之一，“中国管理”在国际上受关注的程度与日俱增。近些年来，国际顶级管理学期刊上发表的中国相关学术文章迅速增加。例如有国外学者统计了业内重要期刊《国际商务研究》（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上发表的文章，发现1970年~1993年之间，与中国相关的管理学文章总共只有11篇，所占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1995年之后的20年里，中国作者发表的文章已经占该期刊文章总数的10%左右。然而，许多学者指出，目前针对中国管理的研究，大多是将西方已有的理论在中国进行验证，而较少探讨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

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优秀的中国企业不再满足于生产产品、占领市场，而是迫切希望提升自身的管理体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需要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的阶段。”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著名管理学家杨杜老师在接受《环球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

自1978年考入人民大学，杨杜与中国工商管理教育的摇篮——人大商学院结下数十年不解之缘。1996年，作为参与起草《华为基本法》的“人大六君子”之一，杨教授在华为这家优秀中国企业的成长历程中书写了重要一笔。从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到优秀企业的实践案例，在历时一个小时的专访中，杨教授向《环球财经》介绍了他对中国管理的重要思考和心得。

中国管理包含三个重要方面

【过去西方经济学管理学上有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等，这些理论都不太适合中国】

《环球财经》：您在管理学领域从事多年的研究，对华为等优秀的中国企业有深入了解。您认为中国管理有哪些特色？要管理好一家中国企业，最重要的是哪些方面？

杨杜：我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需要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阶段，企业在生产产品的同时，也生产了自己——也就是形成了独具特色和有效的管理理念和管理体系。之所以强调“中国管理”，一方面是因为国外管理理论有些并不适合国内企业，我们要找到诞生于中国的，经检验是成功的，符合我国企业目前发展阶段的，并且具有传播价值的管理理论；另一方面的需求是，当我们的企业走向国外的时候，由于宗教、习俗和文化背景的不同，可能会产生一些误解和冲突。企业需要向外界解释清楚自身的管理理念和方式。因此，有必要对中国特色的管理做出归纳和总结，形成普适性的理论。

那么，中国管理的特色是什么呢？首先在行为思维模式上东西方是不一样的，从文字来看，欧美文字是拼写出来的，中国使用象形文字，是画出来的，这影响着人们的线性和平面的行为思维方式；从工作来看，中国人非常勤奋，“白加黑”“五加二”地工作，所以工程推进的速度特别快。这种精神在发达国家有过，比如日本公司的“企业战士”“猛烈社员”，但现在已经比较少见；从进步来看，中国人非常善于学习，这跟我国的尊师重教传统有关，和我们国家过去100年里落后于世界，形成了这种拼命学习和奋力追赶的文化有关，学习过度了，以至于形成了“山寨”文化。不过现在正迅速往创新文化转变。

其次，从管理学的角度，就要思考如何把这种具有竞争力的特色在企业管理理论中体现出来。因此，我提出了奋斗人的假设。过去西方经济学管理学上有经济人假设、社会人假设等，这些理论都不太适合中国。在中国，由于存在很多奋斗者，只要把这些人聚集到企业中，给予他们应有的激励和提升机制，企业就会产生向上的强劲势头。

以奋斗者为本的中国企业，其管理机制包含三个重要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包括团结互助、讲究秩序等；二是来自西方的市场竞争观念，讲究建立游戏规则，强调创新；三是最独特的，即共产党的组织领导给企业带来一种信仰，希望为国家、为组织做出贡献。这种爱国情怀和组织意识不仅存在于国有企业，也存在于民营企业，中国人在成长和受教育的过程中自然形成了这样一种追求和志向。传统文化、市场文化和政治文化这三者组合起来，共同造就了中国企业管理的独特机制和优势。片面强调任何一个单独的方面——例如家族酋长式的权威独断、彻底自由的市场竞争、或是单纯的爱国情怀和信仰等，都不是中国特色的管理体系或模式。这个几乎成为正三角形的包容性的管理机制，是中国企业的独特竞争优势之一。

优秀企业中的“奋斗人”

【从奋斗人假设产生的管理，从具体的、有着特定身份和立场的人出发，从其特定需求、动机与企业目标、使命一致认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并进行制度设计，从而更具有企业的活力和管理体系的竞争力】

《环球财经》：能否请您具体解释一下“奋斗人”的概念？是什么促使您提出这个假设？ 

杨杜：西方学术界对于人性提出了很多假设，比如经济人假设，他假定人做事情前要考虑值不值；社会人假设，强调人的情感和社会关系；竞争人假设，讲究人和人之间要争输赢；决策人假设，认为人的所有行为都是一种决策选择。但我在华为这样的优秀企业看到的跟这些理论都不太一样，那里有一群“奋斗人”，华为公司叫奋斗者，我用管理学的概念就叫“奋斗人”。他们做事之前并不忙着计算利害得失，社会关系也没有在他们的工作中起决定性作用，他们并没有整天想着干掉竞争对手。奋斗人眼里的竞争，是要比对手做得更好，而不是想办法消灭对手；是以客户为中心，而不是以竞争对手为中心。如果拿体育比赛来比喻，西方理论中的竞争人像拳击手，要把别人打倒才算赢，奋斗人则是长跑选手，目标不是打倒对方，而是跑到终点。西方理论中的经济人是交易的思维，交易合适成本节约的事情才做；奋斗人则是投资的思维，是为了将来做长远考虑并舍得投入，而不是只顾现在值不值，也不把节约成本放在第一。因此作为奋斗人的中国人可以为了美好的未来而承担暂时的苦累，也愿意为将来的收益承担风险。

从奋斗人假设产生的管理，从具体的、有着特定身份和立场的人出发，从其特定需求、动机与企业目标、使命一致认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并进行制度设计，从而更具有企业的活力和管理体系的竞争力。每个人生来都会有奋斗的基因，要生存，要吃饭。但后来生存压力没有了之后，有些人的奋斗观念就会变得比较弱。这时就需要施加适当的环境和机制影响：当周边的人都在奋斗，就可以互相承认、互相鼓励；如果一个奋斗者的团队中有人不劳而获，就会影响其他人的奋斗热情，这时必须把惰怠者淘汰出团队。与此同时，企业的激励体系也要向奋斗者倾斜。这些就是企业管理要做的事情。

企业的成长目标分为“三段九做”

【在国际竞争中，对手都很强大，我国的企业丝毫没有从小到大慢慢成长的时间，必须依靠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有核心竞争力的强大组织力来参与国际竞争】

《环球财经》：您曾说过，中国经济已经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卖劳动力、卖资源；第二阶段卖产品、做贸易；第三阶段卖设备、卖技术。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四阶段，需要思考如何通过卖规则、卖标准、卖文化来参与世界竞争。您认为中国企业是否已经具备了这种竞争能力？在国际竞争中，大型国有企业主要发挥何种作用？

杨杜：企业的成长目标是分阶段的，分指标的。我认为可以包括三段九做：第一段是做大、做快、做多；第二段是做优、做强、做新；第三段是做局、做人和做久。

目前，我国优秀企业应该多去想一想做局的目标，也就是标准层面和规则层面的管理问题。中国企业在做大、做快、做多的阶段已经做得非常好，甚至有些过头了，所以现在才要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把该去的产能去掉、该关的工厂关掉后，留下来的企业下一步就是要做优、做强、做新。做优，就是要提高质量、塑造品牌；做强，就要考虑企业的战略，不要只看营收；做新，就是不满足于山寨模仿，要充分发挥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创新传统。如果能够实现做优、做强、做新，那么企业在下一个阶段也会有很好的发展。

部分优秀的中国企业已经走过了第二阶段，它们现在开始做局——进行战略布局；做人——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做久——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通过做局、做人和做久，企业就可以进入引领世界技术和管理潮流的阶段。只有一部分优秀企业能够达到这个阶段，但它们对于中国经济的牵引力和导向力将是非常强的，也会为中国企业打开巨大的未来空间。管理者应该根据不同的成长阶段来调整企业的机制、企业的目标和企业的考核指标，把握战略大方向，而不只是被动地抓商机，找缝隙。

有关国有大企业的地位和管理，许多人喜欢在政治层面上讨论所有制问题，比如国外有人认为他们的企业和国企竞争不公平，这没道理！你那跨国公司不是比国企厉害得多，早早就占据了垄断地位，还联合起来搞技术封锁。中国企业没有的，你卖天价；中国企业一旦创造出来，你就说倾销，你那是公平竞争？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角度来讲，企业的成功与所有制无太大关系。在国际竞争中，对手都很强大，我国的企业丝毫没有从小到大慢慢成长的时间，必须依靠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有核心竞争力的强大组织力来参与国际竞争。不论国有、民营还是混合所有制，中国一定要保持住这些优秀组织的竞争力。在已经形成寡头垄断的国际市场上，如果中国企业的实力跟其他国家相差太远，就没有办法争得一席之地。弱国无外交，弱企无活路！

创新重在可积累

【囤积金钱不能创造社会价值。可以积累的东西一个是技术进步，另一个是管理体系】

《环球财经》：最近几年，在国家提倡“双创”的背景下，诞生了许多创业创新企业，它们多数是一些小公司。创业公司往往人员流动很大，很多员工都有多次跳槽的经历。如何更好地帮助年轻人找到自己的定位？您对这些创业创新型小企业有哪些管理方面的建议？

杨杜：评价公司的大小有许多指标，有些公司从人数、营收、设备、厂房等方面来看确实小，但是如果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年轻人头脑中的知识和创意或许蕴含巨大的能量，有可能突然膨胀长大。在知识经济时代，很多小企业按照传统标准来看是很小，但吸引和调动资本的能力非常强，因为它们的未来性、成长性很强。这些知识集约型、创意集约型企业的扩张模式跟传统的资本集约型、装备集约型企业大不一样。过去式点到线，线到面的发展，现在有了技术的支撑，点很快就能到网状的、立体的、边际成本为零的发展。

与此同时，年轻人在互联网时代的确面临更多的职业选择。许多人不愿意在一个大公司里“排队”等待晋升为职业经理人，也不想一眼就能看到自己未来二十年的发展后，还在那里等着。现在有些年轻人一旦能够看清未来的阶梯，就会勇于走上创新的道路，积极参与创新创业。那些“不觉明厉”的成功故事，由于极快的信息传递，也刺激着年轻人。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当下，在任何时期都出现过。只不过从前的机会少，现在给年轻人做“创客”的机会非常多，社会的宽容度在提高，已经不愁吃穿的他们承受失败的能力也更强。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现在是供给充足，这是全世界都很羡慕的优势，同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新的创业机会也很多。

所以，年轻人经常跳槽并不是大问题，重要的是你必须在每段工作经历中学到东西。如果不断换工作，总抱怨怀才不遇，但自己什么都没有学会，那么这个人的判断力就出了问题。一方面可能是自身的能力经验积累有问题，另一方面可能受到浮躁气氛的影响，只想着明天发横财的态度有问题，那样终将一事无成。

对于那些创业创新的企业，我认为必须要有某种新技术或新模式做支撑。如果只是比别人勤奋，工作的时间更长，“抢”了别人的工作，那不能算创新。互联网时代的创新应该着眼于提高效率，实现共赢。如果技术只用于金融层面的炒作，例如最近很热门的比特币等数字货币，不能跟实体经济结合起来提高效率的话，那么就更像是一种变相的赌博，不能创造新的价值，光吹泡泡是长久不了的。

创新进步的标准应该是为社会增加了可积累的东西，别人在你创新的基础上能更上一层楼。许多东西虽然很重要，但难以或者根本不能积累，就难说有什么创新。比如道德是不能积累的，没有人生来就是圣人，每一代人都要重新接受道德教育，你写的道德文章汗牛充栋也积累不了道德；还有金钱，事实上也是不能积累的，囤积金钱不能创造社会价值，币值一变会一文不值。

技术进步是一个可以积累的东西。现在各行各业都有许多非常年轻的技术骨干，他们并非单凭自己的能力取得如此多的成就，而是在前人技术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不需要从零开始；另一个可以积累的东西是管理体系，包括各种规则、法律、准则等，中国的企业管理体系随着企业的发展、时代的推进而不断完善，能否形成社会的积累，成为世界管理理论丛林中的一棵大树，应该成为管理创新的一个衡量标准。我们的任务和使命，就是要让后人能够在这些技术和管理创新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再多的金钱和道德说教也会成为后人的过眼烟云。

奋斗人的精神不可积累，奋斗人的管理机制可以积累。我们希望优秀的中国企业能够建立和不断完善“奋斗人”的管理机制，成为激励一代一代奋斗人的沃土，实现中国企业的可持续成长。以奋斗人假设为基础的中国管理理论也将因此而雄立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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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美（本刊记者） [‹‹摘要阅读] [新窗口阅读››]

去年12月10日，南美洲第二大国阿根廷迎来了一位出身豪门的新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Mauricio Macri）。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位“从CCTV5来到CCTV1”的传奇人物。1995年~2008年，马克里担任阿根廷博卡青年队足球俱乐部主席长达13年，帮助其成为南美最成功的足球俱乐部之一。从绿茵场走向政坛，马克里和他的“共和国方案党”（Republican Proposal，简称PRO）终结了基什内尔（Kirchner）夫妇先后长达12年的左翼执政，阿根廷政治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马克里政府就职后动作频频，引人注目的进展之一就是与国际债权人的谈判。2016年2月29日，阿根廷新政府与国际“秃鹫基金”达成总额为46.53亿美元的违约债务偿还原则协议。该国终于解决了长达15年的债务违约问题，重返国际债券融资市场。外交方面，新政府缓和了与美国僵持10年的关系。3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阿根廷。在奥巴马备受瞩目的古巴之行后，这次访问在中国的关注度不高，但被分析人士看作白宫“重返拉美”的重要支点。

另一方面，前总统基什内尔夫人（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留下的某些对外协定，却成为部分研究者眼中新政府的“难题”，理由是这些协定违反了信息透明原则。例如，今年1月，阿根廷当地媒体报道称，新政府正在考虑叫停中国公司承建的“內斯托·基什内尔（Néstor Kirchner）”和“豪尔斯·瑟鹏尼（Jorge Cepernic）”这两个水坝的建设工作。马克里政府属于中右派，其政治、经济、外交政策与上届政府有许多不同之处，有人担心，这些差异或许会对中阿关系造成不利影响。

阿根廷罗萨里奥国立大学的爱德华多·丹尼尔·奥维多（Eduardo Daniel Oviedo）教授认为：尽管政治轮替形成了阿根廷对华政策的区别性，但新政府和国家都需要中国的市场和投资，保持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将是阿根廷的国策；然而，这项政策在阿根廷国内尚未得到广泛的政治社会共识。虽然两国政府高层通过互访建立了密切关系，但民间的相互了解依然有限。奥维多教授举例道：某中文百科词条曾经错将马克里总统配上了他父亲的照片——当然，这跟老马克里（Francisco Macri）在商界的巨大影响力不无关系。

接受《环球财经》记者专访时，奥维多教授呼吁中阿两国进行更深层次的互动交流。这位中文流利的阿根廷学者曾于1988年~1993年在中国学习了五年，在北京大学获得法学硕士学位，此后多次来华访问。目前，他担任罗萨里奥国立大学当代国际关系史正教授，兼任阿根廷科技研究委员会研究员。

“任何政治制度都需要人民的支持”

《环球财经》：您对政治轮替与国家政策的关系进行了许多研究，阿根廷自去年12月10日以来的这次政治轮替跟前面几次相比存在哪些区别？

奥维多：如何以特定的方式实现最高领导人的权力转移，民主国家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党派连续执政，例如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进行过一次连任；二是将国家权力交给另一个政党，有中国学者将之翻译为“政党轮替”，我认为“政治轮替”这种译法更加准确。

阿根廷自1983年结束官僚威权主义制度以来，已经有过三次政治轮替，分别发生在1989年、1999年和去年。1989年，阿方辛总统预定于12月把权力移交给梅内姆总统，但由于国内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不得不提前六个月，7月9日就进行了权力移交，那不是一次完美的政治轮替。1999年，德拉鲁阿总统上台，当时许多阿根廷学者非常乐观，认为我们已经实现了亨廷顿教授（Samuel P. Huntington）所说的“二次轮替”，即民主政治制度已经得到了巩固。然而，仅仅两年后，2001年，德拉鲁阿就因为经济和社会问题结束了任期。

2015年12月，基什内尔夫人将国家权力移交给马克里总统。新政府就职以来，颁布了影响经济和社会的一些新规定，在农业政策以及整个经济的开放性等方面做了一些调整。特别是通过谈判解决了外债问题，避免国内政策继续受到国际金融封锁的制约。现在阿根廷已经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相信这些政策变革可以帮助马克里总统稳定局面。希望明年的议会选举过后，马克里政府的权力能够得到巩固。（编者注：阿根廷议会分参、众两院。众议员共257名，由各省和首都按人口比例直接选举产生，任期4年，每两年改选二分之一；众议长每年由众议院选举产生。参议员共有72名，每省和首都各选3名，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2015年议会改选后，马克里总统领衔的“共和国方案党”占据41个众议院席位、6个参议院席位，均为少数派。下一次议会改选将在2017年进行。）

《环球财经》：阿根廷拥有十分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工会的力量也比较强大。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关系方面，阿根廷的经验能够给中国带来哪些启示？

奥维多：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学者这样分析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比较发达的制度，但中国的经济力量比较落后，所以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推动经济发展。现在，中国经济的规模已经很庞大，如果社会制度还是保持原样，没有同步走，就可能对经济发展形成障碍。中国工会的运作方式跟阿根廷不一样，但不论如何，劳动者的要求都在提高。经济发展会带来社会秩序的很大变化，中国也出现了庞大的中产阶层，还有新兴的企业家和富人阶层。社会如此分层之后，对中国领导人就提出了很多新要求。

阿根廷近些年面临的问题跟中国不同，并不是社会制度需要调整，而是现代化没有跟上。任何政治制度都需要人民的支持，最近5年来，阿根廷的经济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导致人们开始怀疑本国的制度。虽然民主投票是一件好事，但如果经济始终不能发展，老百姓又有什么动力去投票呢？在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人们的生活得到很大改善，老百姓感觉到祖国很强大，政治制度也会获得更多支持，这正是中国的现状。阿根廷必须加快现代化发展，这样才能巩固民主制度。

“基础建设是发展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需要外资参与”

《环球财经》：有传闻说，阿根廷新政府正在考虑叫停中国公司承建的两座水坝工程。从吸引外资的角度，新政府是否会对特定国家的资金采取不同的态度？

奥维多：新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对世界多方外交的一部分，阿根廷跟所有国家的关系都有发展余地，不存在厚此薄彼的问题。现在外资对阿根廷必不可少，凡是可以提供就业的项目，政府都愿意推动。新政府计划在不同的领域对外资提供便利，虽然暂时还没有出台细节政策，但在宏观经济领域，我们已经把过去的一些障碍铲除了。阿根廷适合外国投资的行业有很多：采矿行业、食品行业、畜牧业、农业、房地产等。现在，许多国家提出愿与阿根廷推动经济关系发展，鼓励本国企业到阿根廷投资。现在阿根廷出口的大部分是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外国企业有两种投资方式：一是到阿根廷来设立工厂，出售制成品；二是直接投资初级产品的生产。在这两种投资方式里，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投资者都会在阿根廷找到很多机会。投资项目的执行需要一个过程，期间会遇到各种问题，但只要遵守相关法律，各国投资者都会受到欢迎。

但在两座水坝这个具体案例里，争议焦点并不是外国投资问题，而是宏观经济政策的改变。新政府希望搭建一个吸引外资的平台，让外国企业遵循市场规律来投资，企业能够在评估投资的风险后做出决策，而不是依靠政府之间签署协议。当然，基础建设是发展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需要外资参与。部分基础建设项目需要由国家来领导，但一些项目例如高速公路等，可以由企业来建设，通过收取高速公路费来实现盈利。

《环球财经》：在阿根廷、巴西等南美国家，经常出现工会领导罢工的新闻，这是否会影响外国企业前往投资？

奥维多：在南美地区，除了墨西哥和智利之外，其他国家——包括阿根廷和巴西等国的工人薪水都比较高，这个问题导致我们的商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能力。工人的薪资待遇要求是外资企业需要跟工会协商的一件事情，我相信政府也会协助外国企业跟工会进行讨论，在遵守阿根廷劳动法的前提下，确保投资项目顺利开展。

20世纪60年代以来，阿根廷保护劳动力的法律越来越完善，不论是医疗、假期还是加班等方面，工人和职工的权利不断扩大。在项目落实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工人突然罢工等意外。但只要愿意遵从法律规定，这些都可以解决。不同行业有不同的利润率，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工人不同意让企业家拿走所有利润，但肯定也不希望企业无法发展。另外，由于近年阿根廷的通货膨胀水平较高，也发生了多个行业工会集体要求提高奖金的事件。在政府的干预下，工会的要求得到部分满足，事件得以平息。在法规透明的基础上，工会制度不会变成阻碍企业发展的因素。

“中国与阿根廷存在很多互补性，可以实现共赢”

《环球财经》：今年以来，美国与拉美国家的关系有很多进展。3月20日，奥巴马总统访问古巴，成为88年来首位访问该国的美国总统。结束古巴之行后，奥巴马立刻前往阿根廷访问。您认为阿根廷新政府与美国的关系是否更近了一步？

奥维多：与上届阿根廷政府相比，本届政府跟美国的关系显然走近了。基什内尔夫人执政期间，很少跟美国开展对话。马克里总统上任后，改善了与美国和欧洲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付清外债后，更扫清了与外国发展关系的一大障碍。此前影响阿根廷对外关系的重要阻碍就是债务问题，解决了这个问题之后，许多外交活动得以开展。马克里与奥巴马两位总统已经在一些不同的场合见面，并互相致电，就两国之间的很多问题交换意见。尽管阿根廷和美国都是农业出口国，但对阿根廷产品而言，美国市场存在很多机会，我们非常重视与美国的经济关系。

但问题在于，从北部的墨西哥一直往南，拉美各国反美情绪越来越强。阿根廷国内曾经有过一项统计，90%的被调查者反感美国；另一方面，55%的老百姓喜欢中国。阿根廷要发展跟美国的关系，社会的反美情绪是一个大问题。这种情绪从19世纪末就开始了，阿根廷和美国都是从殖民地状态独立出来的。阿根廷脱离西班牙、美国脱离英国之后，两个国家在19世纪末的国际政治舞台上都占据重要地位。直到20世纪40年代，阿根廷与美国互为重要竞争对手。两国都需要出口农产品和发展工业，并利用两次世界大战推进工业化进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国之间的分歧终于从经济摩擦转变为政治问题。从那时起，历史遗留的情绪就成为两国关系的一个障碍。

《环球财经》：在您看来，阿根廷与中国的关系是否存在隐患？

奥维多：阿根廷和中国在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冲突，我们两个国家距离很远，不是邻国，也不存在任何一种会让我们变成敌人的利益纠葛。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在两国发展现代化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小问题。例如阿根廷要发展某个特定的工业领域时，如果中国的产品更便宜，就会对我们构成挑战。在阿根廷的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一方面会给予很多协助，另一方面也会成为厉害的竞争对手。不过，这并不是本质问题，两国存在很多互补性，可以实现共赢。

“阿根廷的债务隐患并未完全消除”

《环球财经》：马克里政府通过与国际债权人达成协议，终于解决了多年的债务问题，这将给阿根廷的外部融资带来哪些变化？阿根廷的债务隐患是否得到了彻底解决？

奥维多：2001年，阿根廷发生经济危机，宣布无法负担外债，造成了国际金融体系对阿根廷的孤立政策。2005年，阿根廷和主要债权方已经达成一致，解决了大部分债务问题。2010年，剩余的债权人也大部分愿意跟阿根廷政府重新谈判。只有很小的一些债权方在纽约提起诉讼，他们赢了官司，但当时的阿根廷政府不愿按照纽约法庭的判决支付。导致阿根廷继续处于世界金融体系的孤立中。

在这种孤立状态下，国际金融体系拒绝向阿根廷提供资金。如果阿根廷想要建筑铁路线，欧洲国家可以帮助设计，但资金需要我们自己去找。在封锁下，融资成本非常高，需要接受10%~15%的利息。除了无法向国际金融体系贷款外，当外国企业要在阿根廷投资，向当地银行申请贷款时，银行也会以项目位于阿根廷为理由拒绝贷款。这时，中国的基础建设相关领域飞速发展，中国公司愿意来帮助我们建设，同时由中国的银行提供贷款。这造成了阿根廷对中国的单方面融资依赖——当我们需要资金时，只能到北京寻找。

现在，新政府解决了外债问题，阿根廷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申请贷款。除了中国之外，还可以向美国和欧洲，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贷款。通过这种方式，阿根廷就可以推动跟欧洲和美国的一些项目合作。这样在融资领域，从单方面依赖中国转变为对整个国际金融体系的多元依赖。

然而，阿根廷的债务隐患并未完全消除。就目前来看，政府有能力负担外债，债务占GDP的比例不像从前那么大。但造成债务的原因依然存在：即政府花钱比收入多。之前遭受金融封锁时，要在借债的前提下解决赤字问题，只能通过内部的通货膨胀。但现在新政府致力于控制通货膨胀，要弥补预算缺口就必须通过贷款。如果政府赤字长期持续下去，国家迟早又会陷入债务问题中。

“中阿文化战略需要更具内容的交流和更具分量的活动”

《环球财经》：近年来，中国在面向世界的文化推广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在您看来，中国和阿根廷应该如何实现更有效的文化交流？

奥维多：在文化领域，中国实施了非常积极的对外战略。在阿根廷，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孔子学院。目前中国人已经在全世界建立了500多所孔子学院，我认为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讲，孔子学院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文化战略。但从阿根廷的角度来讲，并不一定如此。例如问题之一就是，孔子学院的活动冲击了当地其他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研究机构的招生工作。

通过孔子学院这样的形式，固然可以推动阿根廷国内的汉语教育，帮助阿根廷人了解中国文化，但两国的文化战略需要更具内容的交流和更具分量的活动。孔子学院推动的语言教育，目前只是中国单方面对外输出，阿根廷没能做出对应的政策。这或许只是文化交流的一个历史发展阶段，比起20世纪70~80年代，两国交流已经有了很大进展。或许几年后，包括阿根廷在内的拉美国家也会发展出相应的文化战略。例如，按照跟孔子学院同样的模式，阿根廷也可以在中国大学里设立一些机构。拉美国家没有中国这样的实力，不可能在全球设立500所“阿根廷学院”。但是我们可以在中国开设一些文化活动，传播西班牙语文化。

除此之外，文化交流不应该仅仅体现在语言教学上。两国学术界应该进行更多的共同研究项目，这些项目应该更深入。要避免那种两个国家派出代表团，交流两三天就回国的旧模式。这一次我来到中国有两项工作：一是作为国际儒学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来参加委员会主办的会议；二是作为阿根廷科技代表团的成员，参与阿根廷科技部和中国农科院共同设立的食品科技研究中心的工作。后者就是一种新的交流模式，即形成一个共同的研究平台，利用两个国家的学术力量来合作研究问题。这是科技领域的合作，在文化领域，我们也要认真思考，如何才能进行更深入的互动交流。

作者: 刘美（本刊记者） [‹‹摘要阅读] [新窗口阅读››]

2016年11月19~20日，第28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峰会将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这是该国继2008年之后第二次举办APEC峰会，这个近年来经济增速位居拉美前列的发展中国家再次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跟许多拉美经济体一样，秘鲁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外贸易。因此秘鲁一向积极参与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它是七十七国集团、十五国集团、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里约集团、拉美一体化协会、南美洲国家共同体、安第斯共同体、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成员国。1998年11月，秘鲁正式加入亚太经合组织。2016年2月4日，秘鲁作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12个成员国之一，正式在美国奥克兰签署了TPP协议。

从2014年开始，中国超过美国成为秘鲁第一大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国。秘鲁是最早与中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拉美国家之一。在两国近年的投资合作中，有望打破巴拿马运河垄断地位的“两洋铁路”是一项引人注目的构想。2014年7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西首都会见秘鲁时任总统乌马拉时，明确表示中国、巴西、秘鲁三国将就开展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两洋铁路合作共同发表声明，并建议三国组建联合工作组。

秘鲁APEC峰会即将召开之际，针对中秘两国的贸易及经济合作前景，《环球财经》专访了来到中国讲学的秘鲁著名经济学家卡洛斯·阿基诺·罗德里格斯（Carlos Aquino Rodriguez）。卡洛斯教授来自南美洲历史最悠久的高校——秘鲁圣马科斯国立大学（UNMSM），担任该校经济研究所所长。20世纪80~90年代他曾在日本学习和工作多年，对东亚经济有深入研究。

“拉美国家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对外贸易上依赖一个大国是非常危险的”

《环球财经》：今年11月，APEC峰会将在秘鲁召开。而今年早些时候，包括秘鲁在内的12个国家正式在美国签署TPP协议。您对国际贸易新秩序有何看法？中国和秘鲁在经贸合作关系方面，可以通过本次APEC会议取得哪些进展？

卡洛斯：APEC成立于1989年，在那之后，国际贸易秩序发生了很多变化。许多国家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区域合作计划也不断被提出。2014年的北京APEC会议上，中国宣布将启动亚太自贸区（FTAAP）进程，我们都期待看到新的进展。各国为深化全球贸易联系做出了许多努力，其中之一就是TPP。秘鲁是TPP成员国之一，而中国不是。在亚洲，存在另一个对应的提议，那就是东盟提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涉及16个国家，包括中国。在亚太地区，各国应该遵循TPP模式还是RCEP模式？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问题。

TPP和RCEP存在许多区别，TPP不仅希望在商品贸易领域实现自由化，还在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以及国内市场等方面有很多要求，一些国家欢迎这种改变，一些国家则不喜欢。亚太地区有许多经济体，每个经济体的实际情况并不相同。我认为应该采取综合性的政策，利用TPP解决一部分问题，利用RCEP解决另一部分问题。以便实现各经济体的共同利益。

中国应继续大力推进RCEP的相关工作。这是不容易的事情，牵扯到印度、日本等利益各不相同的国家。但中国要扩大地区影响力，RCEP这样一个区域性贸易合作机制是很重要的。RCEP涵盖全球超过一半的人口， 经济和贸易规模占世界的30%。在中国的努力下，它有潜力与TPP齐头并进。

11月，习近平主席将访问秘鲁，参加APEC峰会，但我们的目光不应只聚焦于峰会本身。因为除此之外，习主席还将对秘鲁进行国事访问，与新任总统库琴斯基（Pedro Pablo Kuczynski）举行会晤。他们将探讨两国的一系列合作事宜。我想外界感兴趣的项目之一就是穿越秘鲁和巴西的“两洋铁路”。这项计划已经提出了一段时间，或许已经到了将有重大进展的时刻。

《环球财经》：资料显示，库琴斯基总统出生于犹太移民家庭，在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受教育，并长期生活在美国，在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以及多家美国投行任职。他担任秘鲁总统后将给中国、秘鲁以及美国之间的关系带来哪些变化？

卡洛斯：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库琴斯基总统是一位优秀的经济学家，曾担任央行行长、经济和财政部长等职务，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客。他曾经在美国工作多年，跟美国政界有紧密的关系，他的妻子是美国公民，所以有人认为他是“亲美派”——在中国和美国之间会偏向于后者。然而，就在他当选后不久的一次采访中，他不仅强调了继续跟中国保持紧密关系的愿望，还表示自己希望上任后访问的第一个国家是中国。

就在几年前，秘鲁最大的贸易伙伴还是美国。但2014年以来，我们从中国进口以及向中国出口的商品更多。现在中国是秘鲁最大的贸易伙伴，去年秘鲁出口中有22%流向中国，进口中有21%来自中国，而对美国的进出口份额降到了20%以下。未来，秘鲁和中国的贸易依存度会继续提高。但秘鲁出口的大部分商品是铜矿、石油、水果、肉类等初级产品。库琴斯基总统表示他希望秘鲁能出口更多的工业产品，并在这方面得到中国投资的帮助。我对这种表态感到高兴，这意味着中国和秘鲁的合作关系一定会向更大规模和更紧密的方向发展。

现在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正如曾经的英国一样。但至少在秘鲁国内的采矿和石油领域，中国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秘鲁不会完全依赖任何一个国家，现在秘鲁的对外贸易结构十分多元化，中国、美国和欧洲都占据很大的份额。拉美国家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对外贸易上依赖一个大国是非常危险的，如果那个大国切断或减少贸易联系，就会摧毁依赖于它的那些经济体。

“我们需要中国投资和中国公司的帮助，也需要在教育领域向中国学习经验”

《环球财经》：现在中国在秘鲁的投资以采矿业和石油领域为主，很多是国有企业做出的，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经济合作关系，中国需要在哪些领域加大对秘鲁的投资？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货币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正在积极扩大人民币的影响力，今年10月，人民币将被正式纳入SDR货币篮子。您对人民币的未来有何看法？

卡洛斯：中国在秘鲁的投资集中在采矿、制造业、石油等领域，其中采矿和石油这些资源型投资是国有企业为主，但制造业领域有很多中国私营企业到秘鲁投资。去年李克强总理访问秘鲁时，曾表示中国很愿意助推拉美的工业化发展。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企投资于秘鲁的制造业。

目前秘鲁最需要的就是基础建设投资，包括机场、公路、铁路等，以及相关的运营设备。自1989年以来，我曾多次访问中国，去过北京、上海、天津、广州、西安等大城市，亲眼目睹了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飞速发展。这一次我受邀到四川大学讲课，四川只是中国的一个省，就比大部分国家还要大，修建了许多大型机场、铁路等交通设施。秘鲁非常需要这些。目前的当务之急是两洋铁路，除此之外，我们还希望得到更多来自中国的基础建设投资。

秘鲁农业也很需要中国的投资，中国正在积极寻求海外的农业投资机会，两国可以实现互补。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国需要更多的粮食、肉类和其他农产品。而秘鲁在发展农业方面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技术条件。特别是灌溉领域，现在秘鲁的葡萄举世闻名，而且出口增速极快，但20年前秘鲁并不出产葡萄，是因为引入了安第斯山脉的水源灌溉，才创造了种植葡萄的良好条件。秘鲁的森林资源十分丰富，拥有热带雨林、亚马逊河、安第斯山脉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此外作为沿海国家，我们的渔业十分发达。欢迎有资金、有技术的中国公司到秘鲁来种植、养殖和捕鱼。

秘鲁还是一个著名的旅游国家，希望有更多的中国游客前来旅行。众所周知，中国游客的消费能力很强，所以每个国家都希望他们能来旅游。但秘鲁每年接待上百万的外国游客，其中只有2万中国人。背后的原因之一是交通问题，中秘之间的交通还很不方便，需要通过美国或欧洲来中转，航空公司应设法缩短两国之间的交通时间。二是基础设施建设，除了交通领域外，秘鲁还需要建设许多为中国游客服务的设施。最后，中国人到秘鲁旅行的手续还比较麻烦，一些南美国家如智利已经出台政策，中国人只要有美国或欧洲签证，就可以免签入境。秘鲁也应采取类似的做法。

秘鲁和中国存在很深的历史渊源。有研究认为，5%的秘鲁人有华裔血统。秘鲁的华裔社区是拉美规模最大的，已经传承了好几代。这里遍地都是中国餐馆，秘鲁的中国菜或许是中国以外的国家里最正宗的，希望中国游客前来品尝。

关于人民币的使用问题，正如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需要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也需要多元化，不能过于依赖美元。秘鲁有必要通过人民币贷款、货币互换等手段增加人民币储备。希望人民币可以帮助国际货币体系变得更加稳定。

《环球财经》：您刚才提到，中国企业可以在拉美工业化过程中发挥作用。事实上拉美过去已经经历了一次工业化，之后又去工业化的过程，您认为拉美经济体这一轮“再工业化”应采取哪些措施，以避免重蹈覆辙?

卡洛斯：30多年前，拉美经历了一段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但当经济对外开放后，拉美国家国内的公司普遍不具备竞争力，大量外国廉价商品——包括来自中国的产品涌入拉美国内市场，摧毁了原本的制造业发展。我们现在开始“再次工业化”，修建机场、铁路和公路，并修建制造业工厂，在这一过程中类似的问题已经再次出现，即本国制造业缺乏竞争力。我们缺少技术，更重要的是我们缺少工程师。

我曾经思考过，同样是对外开放，为什么拉美发生了去工业化，而中国制造业发展如此之快？当中国刚进行改革开放的时候，工业水平也不高，同样缺乏技术。但中国人十分重视教育，特别是理工科教育，中国学校的教学质量也非常高。经合组织（OECD）每年都进行一次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2015年公布的报告考察了65个国家15~16岁学生的数学、阅读和科学知识水平。在三项考核内容里，中国大陆的学生都是第一名；排在二、三位的有中国香港、中国台北的学生，这些地区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此外名列前三的还有新加坡学生——在我们看来也大部分是华裔。

另一个数据也能说明问题，拉美国家每年用于科学研究的经费占GDP的比例不足0.5%，中国的这一比例则高达2%。考虑到中国GDP的体量，2%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数字。在中国大学里，49%的学生学的是自然科学、工程和数学，只有24%学的是人文学科。在拉美，50%的学生学的是文科和法律，只有不到20%的人学理科。所以，为什么拉美无法工业化？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工业人才。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拉美学生不愿意学理科?原因之一是拉美高校理科教育的水平很低，很多学校缺少实验室和教学设备，一些学校甚至没有配备电脑。在中国和日本，大学教授的地位很高，他们有极高的权威，可以从很多渠道获得科研经费，充裕的资金帮助他们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就。这就是包括秘鲁在内的拉美国家欠缺的地方。

在过去20年里，秘鲁经济发展很快，许多其他拉美国家如巴拿马、哥斯达黎加等也实现了较快的增长，拉美“再工业化”进展令人欣慰。但基础建设不足、技术和人才缺乏的问题依然很严重，我们需要中国投资和中国公司的帮助，也需要在教育领域向中国学习经验。

“毛泽东主席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中国应该继续保持这个优势”

《环球财经》：您曾经在日本学习和工作多年，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创造了经济奇迹，但随后陷入“失去的十年”，经济发展停滞。有人分析称，中国或许也将重复日本的轨迹，您如何看待这种说法？

卡洛斯：正如一些学者所说，现在的中国和当年的日本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中之一是人口结构的变化。日本的老龄化很严重，26%的人口超过65岁，2008年以来人口一直在减少。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很健康，因此寿命很长，这对个人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对于国民经济，人口老龄化甚至减少，不仅意味着劳动力不足，也意味着消费减少和经济衰退，这是许多国家面临的严峻问题。

中国也在经历类似的过程，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更加重视健康的生活方式，人均寿命不断增加。中国政府意识到了老龄化的危险，因此改变了独生子女政策。但人们怀疑，即使中国允许生育二胎，很多年轻人可能还是不愿生育。生育率低存在很多原因，在日本，女性受歧视是一个重要因素。我在日本生活多年，发现这个国家的女性很难取得职业成功。因为日本商业社会不愿意在育儿方面给女性雇员提供方便，家庭中大部分男性也不愿帮助照顾孩子。于是很多职业女性在生育后选择做家庭主妇，有事业心的女性则不愿结婚。

欧洲的情况截然不同，例如当法国政府发现女性在职场遇到困难，立刻组织进行研究，后来做出很多政策改变。例如给予年轻母亲更多的带薪假期，鼓励各个公司允许女性将孩子带到工作场所，还提供场地，方便女性在工作的同时照顾孩子。

现在，日本要重振经济，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女性的职业发展。现在一部分日本女性为了工作无法生育子女，另一部分则为了照顾孩子无法工作。如果让女性能够在工作的同时方便地照顾孩子，将很大程度上缓解劳动力短缺问题。另外，日本还可以推迟退休年龄。现在的规定是65岁退休，已经比较晚了。但日本人均预期寿命很长，男性是85岁，女性是86岁，存在进一步推迟退休的空间。

中国人亲眼目睹了日本遭遇的这些问题，我相信中国政府已经着手进行研究，以避免走上日本的老路。很有趣的一点是，有人说日本之所以歧视女性，是因为儒家文化的影响。但事实上儒家文化起源于中国，而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远远高于日本。这是因为中国执政党已经改变了人们的观念，正如毛泽东主席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

秘鲁近20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女性劳动参与率提高密不可分，20世纪70年代我在圣马科斯国立大学读书时，学校里约70%是男生，30%是女生。现在我们学校中约47%是女生。很多秘鲁女性选择出国留学继续深造。女性普遍参与劳动，有很好的职业发展，这是社会的进步，中国应继续保持这个优势。

1985年我获得日本政府的奖学金，到神户大学学习，专业是东亚经济以及东亚与拉美的合作研究。那时国际上东亚经济领域的学者大多在研究日本，现在则大多在研究中国，我见证了这个研究重点转移的过程。除了人口老龄化外，日本还存在一个问题:日本公司的技术水平虽然很高，但比较封闭，缺乏竞争。30年来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年整个世界都依赖美国和欧洲，现在“金砖五国”——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和俄罗斯都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面对不断变化的世界，每个国家都应采取开放的政策，不可固步自封，日本如此，中国和拉美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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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洋（本刊记者） [‹‹摘要阅读] [新窗口阅读››]

“未来其实已经在我们身边，只不过它没有平均分布在我们周围。”2015年年底，当67岁的法国数学家让–皮埃尔•布吉尼翁（Jean-Pierre Bourguignon）第一次走进欧洲研究理事会主席办公室时，一定会对美国科幻作家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这句话感同身受。接下来几年时间，布吉尼翁的任务就是更高效地寻找并更有力地支持那些散落各处的研究。

此前，作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研究员和巴黎综合理工学院教授，布吉尼翁曾长期领导该学院的数学中心，并同时执掌一家半公立研究机构——巴黎高等科学研究院长达19年。正是执掌巴黎高等科学研究院时表现出的杰出领导能力和卓越科学素养，让布吉尼翁接班社会科学家海尔加·诺沃特尼（Helga Nowotny）成为欧洲研究理事会创立七年来的第三位主席。

每当危机降临，科学总被人们寄予厚望。1945年，为解答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关于科研体制革新的一系列疑问，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将美国在“二战”中解决疾病和安全等难题以及培养科学家时积累的经验汇集成书，正是这本名为《科学，无尽的前沿》的经典促成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成立。也是在这本书中，布什提出了著名的“用基础研究支撑应用研究，用应用研究支撑工业创新，用工业创新支撑经济发展”的“线性模型”，该模型至今仍被视为阐述基础研究重要性的重要理论依据。

欧洲研究理事会也是如此。在欧洲，诞生在欧债危机阴影中的欧洲研究理事会承担着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相似的使命：两个机构都希望通过政府出资、个人竞标的方式将资金投入到最有价值的研究项目中去，这些项目将在一个极长周期内对社会经济和所在区域的竞争力产生深远的影响。按照规划，欧洲研究理事会将在未来六年拥有总计至少130亿欧元来推进数千项重要的科学研究，能在危机阴霾中拨出如此巨款对今天的欧洲各国着实不易。

幸运的是，用集体力量挑战关乎命运的科学难题在欧洲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1974年，欧洲共同体部长理事会就决定在科技领域里制定和实施共同政策，这也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作为共同科技政策的支柱，欧洲从1984年又开始启动欧洲技术研究与开发框架计划。与1984年制定的第一框架计划相比，去年开始实施的第八框架计划的规模扩充了数倍之多。而从几年前的第七框架计划开始，欧洲研究理事会就一直肩负着制定计划的重任。

这并非一件简单的工作，因为科学、科学研究和科学社群在过去几十年中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布什思想主导的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50年代，现代科学研究虽已初具规模，但仍是少数人的消遣——当时，全球科学家总数不过只有几十万。此后，这个队伍不断膨胀——现在，仅是活跃的科研人员就有大约七百万。社会对科学的重视让科研变成了竞争最激烈的行业。在中国、欧洲和美国，每个研究岗位都有几名最优秀的博士在竞争。

但竞争并不总是最优的，很多科学家都在激烈竞争中失去了方向。生物科技风投资本家有一个经验法则：一半公开发表的科研成果都无法复制，这还是最乐观的估计。2012年生物科技公司安进发现，在关于癌症研究的53项重大成果中，只有6项可被复制。稍早前，拜耳制药公司的一个团队重新实验了67篇有重要影响力的论文，最终成功的只有四分之一。本世纪最初十年，应用于临床的研究专利大约有80000份被撤销，因为它们都是错误的。

布吉尼翁就在这个背景下开始了新的旅程。他需要确保那些最能代表未来的研究可以得到充足的资金支持，也需要确保这些研究能够惠及欧洲各国从而增强欧洲整体的竞争力，而他最大的资本就是作为一名科学家和科学基金的管理者所积累下来的数十年宝贵的经验。

即便如此，布吉尼翁的角色仍需要发生转变，他首先需要学会如何在这个重要而庞大的组织中像一个小角色那样开展工作，因为他不只需要领导一个成熟的体系和庞大的机构，还要劝说那些深陷在危机中的国家继续大力支持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而且这些研究都很难在短期之内看到成效。这对于一贯倡导科学独立性的布吉尼翁而言，绝非一段惬意的旅程。

2016年7月7日，《环球财经》记者在西班牙巴塞罗那通过Skype联系上布吉尼翁先生，并对其进行了采访，此后，又通过邮件对他进行了追访。

基础研究和生活的紧密关系，以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环球财经》：为什么政府通常都看不见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对高科技产业以及国家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或者即便看见这层关系，很多政府还是不愿意在这些领域进行持续的投资？

布吉尼翁：我知道这种说法在某些层面上很流行，很多国家的政府也确实曾在某些历史时期忽视了基础研究对经济和社会发挥的巨大作用。但现在，我并不认为这个结论还能成立，因为所有政府都在国际竞争中看到了基础科学的巨大价值，科学已经变成了一切进步的基础。

在这方面，中国是一个特别成功的例子。我与中国和中国科学家的交往可以追溯到30多年前，因此我积累到很多中国政府积极方式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的案例。特别值得关注是，中国政府最近几年又在理顺科学与创新关系的同时，努力推动了基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

与中国一样，韩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韩国在基础研究领域并非传统强国。但过去几年，韩国将大量资源投入到基础研究中，因为韩国特别希望在高科技领域中更进一步从而维持其知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从我掌握的情况看，韩国一些私人企业近年来也一直在游说政府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从而为韩国接下来将要推进的工业革命做好技术储备。

《环球财经》：差不多60年前，万尼瓦尔·布什曾提出线性模型来试图概括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再到商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您认为这个模型描述的结论今天是否依然适用？

布吉尼翁：在科技政策从无到有逐渐发展起来的历史上，布什先生确实是一个里程碑似人物，他根据美国各个机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协作经验提出的很多科研政策思想——比如机构竞标政府资金比政府直接组建科研机构更能促进科学发展——直到现在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包括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欧洲研究理事会在内的很多机构都从中受益匪浅。

但我想说的是，当今世界的形势一直在变，而且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因此，线性模型在某些方面来讲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比如科学和科技发展对工业进步的支撑作用，这对苏联模式而言尤其如此。但这一模式现在已经不再适用了，因为基础科学已经颠覆了很多理论。

很多年前，我们觉得量子力学课程对于培养工程师来说完全没有意义。但由于芯片技术在电话等领域的广泛应用，量子力学变得越来越重要，即便工程师也必须掌握它。此外，现在许多经济活动都依赖大数据的存储和分析。从大数据中获取有用信息是一个技术活儿，这就需要高等数学知识。因此，在大数据时代，数学也是很多技术人员必须的知识背景。

以医学为例。之前，我们要做一项重要检查可能需要在一个大机器里面呆两三分钟。但是，让一个婴儿或孩子呆两三分钟不动非常困难，特别是当这项检查非常痛苦时。但现在，如果运用智慧数学改进了算法，也许还是用同一台机器，但是检查时间只要几秒钟就够了。

再比如GPS。现在，包括几家中国汽车和科技企业在内的很多国际企业都在推进无人驾驶汽车项目，大家也都认可这将是下一个可能出现颠覆式创新的行业。但无人驾驶技术的实现有一个必备的技术前提：GPS的精度必须大幅提升，只停留在米的级别肯定是不行的。要实现更精确的定位，算法的改进仍然是必不可少的，技术人员们因此还是需要学习数学。

我举这么多例子是想说明，基础研究和生活的紧密关系以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我们因此必须让政府以及社会中的每个人看到其中复杂的关联。一旦我们看到这些关联并按照这些规律去推进研究，我们可以发现，高尖端科技人员的研究一定是能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的。
对大多数科学家而言，各国政府的资助仍是至关重要的

《环球财经》：大概从几十年前开始，欧洲领导人就曾经屡次像您今天这样强调科研对欧洲的价值。十几年前，《里斯本战略》又提出要在2020年前将研发投入与GDP的比例从当时的1.8%提升到3%，这在当时看来是个雄心勃勃但切实可行的项目。但最近这些年，欧洲的科研投入无论在绝对数量上还是相对比例上都没有出现大幅提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布吉尼翁：是的，《里斯本战略》里的《欧洲2020计划》确实曾提出要将科研经费提升到GDP的3%。我也承认，我们现在离这个目标非常遥远。现在，欧盟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大概只有2%。而且，有限的研发投入在各个国家的分配也非常不平均。例如，英国、德国和法国的研发强度大约都是2.2%，西班牙的研发投入只有约1%，这个比例确实太低了。

欧洲的问题非常简单，就是在受到经济危机冲击后，不少国家都在财政预算中率先砍掉了研发经费。当然，在不同国家，情况仍是略有不同：在西班牙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基础研究经费的规模相较危机之前出现大幅萎缩；在奥地利、荷兰和芬兰等一向重视科研的国家，政府对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其实并没有因为危机而有所降低；英国的情况就更加积极，政府在危机期间还加大了对研发的支持，但英国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会带来什么影响还不好说。

不过，我们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在这里提到的经费都来自政府的公共开支。但在欧洲，很多私营经济部门实际上也都在以极大的精力支持科技研发。当然，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欧洲对研发的支持确实已经陷入停滞不前的窘境之中，这是不争的事实。

欧洲研究理事会确实精心选择并资助一些科学家进行研究，但我们的财力和定位决定了我们对科学家的覆盖能力非常有限。因此，欧洲研究理事会即便取得再成功也不能完全取代欧洲各国政府的作用。至少现在，对大多数科学家而言，各国政府的资助仍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无需谦虚，她正在向更现代的教育体系蜕变

《环球财经》：与欧洲相比，中国的情况有点不同，中国的科技投入在这些年中获得了极大提高，其研发强度也在去年超过了欧盟，很多学科的科研水平也已跃居世界前列。但中国也有自己的问题，比如没有诞生过属于自己的世界级科技品牌，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布吉尼翁：这个问题都带有批评性质，而且也是当今中国社会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但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说一些我和中国之间的故事，这可能有助于中国的朋友理解这个问题。

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981年，那一年可能你还没有出生。当时，中国刚从“文革”中走出来。对于许多科学家来说，他们刚刚渡过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代。因为在“文革”中，许多科学家受到打击，许多研究也被耽误甚至停止，那并不是一个尊重科学和拥抱科学的年代。

“文革”之后，中国对科学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人们越来越尊重知识，大量学生投入到科研之中，我就曾指导过不少中国学生。再加上近年来中国不断建造的高精尖仪器，科研水平的大幅提升完全可以期待。所以，中国没有必要那么谦虚。而且，就像我们刚刚说的那样，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尽管现在中国还没有在商业领域获得巨大突破，但只要加大对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的支持，伴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当然，中国的教育体系、创新机制和科研体制可能确实面临着一些问题。但世界上没有什么制度是完美的。中国现在向更现代的教育体系蜕变，这就是发展之路。现在，中国已经有些大学走在了世界前列，中国鼓励尖子生的教育体系也被证明了是颇有成效的。

建立机制，保证科学家不会受到过分干扰

《环球财经》：是的，正如您刚才所说，中国正在经历深刻而迅速的变革。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科学家都一直在呼唤科学的独立。最近几年，您也曾在多个场合谈论过这个问题。那么，究竟什么才是科学的独立性？我们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您有哪些经验可以和我们分享？

布吉尼翁：这是又一个整个中国社会都非常关注并时时提及的话题。确实，学术需要相当程度的独立性，这是科学——这样一个探求知识和追求真理的学科所必须的要求。但我们要知道，“科学独立”绝对不是一个僵化的概念。时代在变，科学和科学研究也在变，其内容必须根据社会需要进行调整，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推动社会循序渐进地向良性的方向发展。因为与大学等研究机构相比，政府更有责任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因此也就会面临一些迫切的科技需求，这就需要所有研究机构的配合，这种政府和研究机构间的互动不会危及科学的独立性。

当然，这有一个度的问题，我们因此还是需要建立很多机制来保证科学家不会受到过分干扰。例如，尽管欧洲研究理事会会在分配科研资金时要求科学家所在机构提供配套资金，但我们还是将资金直接分配给科学家而不是其所在机构，这样科学家受到的干扰就会小很多。因为只要这些科学家不满意现在的平台，就可以带着这批资金去新的平台继续研究。

在这方面，中国同样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这些经验很值得全世界学习。不久前我在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领导交流时了解到，这些学校已经在周边催生了许多经济产业链。依托于学校的研究，这些大学的师生在国家政策帮助下成立了许多研究所和公司。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仅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周边就拥有几千家类似公司，这些公司既有助于科学家获得资金和了解最现实最迫切的需求，也有助于推动了研究成果的商业化和产业化。

所以，我认为学术独立性在现代社会完全不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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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一清 [‹‹摘要阅读] [新窗口阅读››]

“美国教育中心”总部位于纽约曼哈顿华尔街2号。其主人陈麦克（Max Chen）先生，是位参加过1977年那场著名高考并被录取于四川师范大学就读的“奇人”。“奇”之处是，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即创办了四川函授大学和中国农民大学，两校学生曾达10余万人之多，是中国民营教育的先行者。旋赴美，曾读哈佛大学金融专业，留美创业约30年，在金融和教育领域打拼，创办多家上市公司，并拥有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多家学校。现任美国国会全国贸易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哈佛管理联合公司和华尔街创投中心总裁、美国教育中心总裁、中美高教联盟执行长。领导上百所美国大学、中学与中国教育界交流合作。在美国华人圈，陈先生是位著作等身的学者，近期在国内出版了《论中美教育》，成为“洛阳纸贵”的一部畅销书。

5月21日，《环球财经》杂志委托在美国巡访、曾与陈先生有过多次交流的一清先生，在“美国教育中心”总部办公室采访了他。

美国教育界对中文教育越来越重视

一清：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纽约地区的法拉盛。我曾在微信朋友圈里发文说，在法拉盛要找一个美国人很难，乌泱泱的几乎都是中国人。这当然只是一种移民现象。我想问的是，中国移民这么多，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能给美国社会呈现出一种“中国因素”？另外，美国教育界有没有受“中国因素”的影响，从而加大对中文学习的安排？

陈麦克：目前，纽约已有近200万华人。法拉盛现象，表明了中国移民的增长，也反映了中国人喜欢抱团取暖的传统文化。但是，对一个国家的政治或经济生活有无影响，主要不是人数多少，（当然人数多少也是有影响的），更主要的是看人口质量，即他们在当地的能力、影响。至于你说的“中国因素”，应该是指全球化教育中的中国因素，这是个值得一说的话题。为了迎接中国崛起的“挑战”，美国的大学和教育界近10年来，对中文教育越来越重视。美国各大学有关中国和东亚的研究，比十年前多了几倍；教授中文的中小学近5000所。整个教育行业中的中国留学生逾40万之多。

一清：这显见得是一种变化。

陈麦克：是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巨大体量的经济体，不予正视是不可能的。因此，学习中文、学会与中国人沟通，对美国来说尤其重要。我反复给在美国出生的两个女儿讲，中文很重要，会成为重要的人生资产。我的话，大女儿听进去了，她的中文很流利，在哥伦比亚大学上到最高级别的汉语班。

一清：这是否意味着在美国社会学中文是一种大趋势？

陈麦克：全美目前有1/5的高中和大学、即4000所高中、1000多所大学开设了中文课。在学习汉语的美国学生中，非华裔学生大约有300万人。

一清：除去中国崛起的因素外，这么多人学习中文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陈麦克：我讲个事给你听：“量子基金”创始人之一的罗杰斯（Jim Rogers）认为，对孩子最好的投资就是让孩子学中文。“我花费了很多时间、金钱和心力，一定要让我的女儿把中文学好。”他还自豪地说：“我的大女儿已经连续两年获得全国中文讲演比赛冠军。而她的妹妹更棒。”他的看法反映了很大一部分美国中上阶层的态度。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前发言人马克·罗斯（Marc Ross）说：“对华盛顿、纽约和洛杉矶精英阶层家长的民意调查显示，他们让子女学中文的兴趣显然是百分之百。”

对青年的培养决定了未来竞争力的高下，中国教育界应重视“通识教育”

一清：美国学生和家长积极主张中文学习与教育，这当然是件好事。在您看来，在当今全球化的教育中，中国教育与美国教育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陈麦克：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预计，2016年中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个预计是不是有些太过乐观我不做评述。但我想，2020年超过美国，这种可能性是有的。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认定，不久的未来有可能出现1500年以来第一次世界权力中心东移现象。

世界权力中心的主体是现今的青年。2005年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做了一期题为《两样青春 同一世界》的“中美顶尖高中毕业生对话”节目，节目播出后，因为中美高中生在“对决”中表现出的巨大差异，引发了一场对中国教育和中国高中生整体素质的“愤怒声讨”。后来也有人出来解释这是因为节目流程安排和剪辑所导致的问题。具体是非我不清楚，仅以个人观感来论，我当时最被触动的感受的确是，倘若高中教育以“钱”“权”为追求目标——有朋友甚至惊呼这是“最大的伪劣产品”，那么如何与以“真理”“智慧”为人生追求的其他地区的高中教育一争高下呢？在美国的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核心的关键词通常是“世界公民”“领导能力”“前瞻眼光”和“行动能力”。不论是商业、娱乐、政治或科学诸领域，对青年领袖的能力、眼光以及理想的不同方向的培养，恐怕是决定决定未来竞争高下的关键。

一清：明白了。您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当前最亟需改进的是哪一环？

陈麦克：在过去的十年中，我访问过许多中国高校，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等，到一些民办大学，约近百所，我能强烈地感受到中国高等教育渴望做大做强的雄心。但是，我个人看法，中国的高等教育与西方大学或美国大学相比，最缺少的是通识教育（Liberal & Arts）。形成这样结果的原因我们得在时间上往前找。我认为从1952年中国进行“院系调整”、照搬苏联模式有关。当时的院系调整将私立学校变成公立学校，学校主体从多种办学形式变为只有一种，以技能训练取代现代教育模式，重工忽理，其结果就是隔断了多学科的交融。更为重要的是，它抑制了人文科学，只注重培养科技人才，而忽视能产生大师的人文素养的培养。如1952年前，政法学生人数占大学总人数的25%，到1962年仅占0.46%。源源不断孕育人文资源的大学传统被隔断，导致了几代人在人文精神教育上的欠缺。今日某些国人在许多场合中表现出的缺乏社会公德的现象，与国内大学缺乏“通识教育”是息息相关的。

一清：您这一观点我未必全部同意，但是通识教育的缺位，确实造成了人文精神的缺失，这急需引起国人的重视。

陈麦克：“通识教育”在西方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至今已形成非常完善、成熟且不断更新的系统。“通识教育”即“文理教育”。从一般意义上来说，大学文科的人文科学（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加上外语，数学和自然科学（生物、化学、物理）都属于通识教育，而那些主要为就业预备的学科，例如商业、工程、建筑等都不算通识教育。

一清：通识教育理论的支撑基础在哪里？

陈麦克：它背后的哲学在于，注重的是批判性思考，而不是特定职业的技能培训。它认为，大学教育应该通过批判性思考、批判性阅读、有效的写作、定量分析、独立学习以及创造性思维来开发个人智慧，这样才可以使受教育者一生受用不尽。

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不在于引进了多少诺奖教授，而在于培养了多少诺奖教授

一清：谢谢您的阐述。我想问个比较幼稚的问题，伴随着30多年经济发展，国人也希望看到自己在文化教育上的明显进步。在您看来，中国还需要多少年才能出一所真正让世人尊重、享誉全球、排名领先的“名校”？

陈麦克：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有些不易，可能会伤害一些人或机构。这样说吧，全世界的大学排名有很多标准，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到《泰晤士报》各有不同，中国近年也在做自己的标准，比较有名的是上海交通大学的世界大学排名。哈佛大学已经连续12年排在了这个榜单的榜首。在这个榜单前20名中，美国院校占16所。所以，联合国经济指标调整将美国教育水准列为世界第一，这是有根据的，因为全世界前500所大学，美国几乎占了100所。北京大学在这个榜单中排名118位，上海交大为第121位，清华为128位。从领域上看，科学、工程、生命科学、医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前五名，除剑桥大学在生命科学领域位列第二名外，其他全由美国院校所包揽。五个学科，即数学、物理、化学、电脑和经济，除剑桥大学在化学这一学科上排名第五外，剩下的前1~4名全部由美国院校包揽。

一清：可见，中国名校建设之路还漫漫修远。

陈麦克：2012年5月，美国著名评论家萨卡拉（Fareed Zakaria）在哈佛礼堂讲演，我当时在场。他说，“最好的大学几乎全在美国。在中国或印度，没有能与哈佛相比的大学，即使再过数十年甚至更久，也不可能有。”萨卡拉不是个对中国有明显偏见的人，他曾在2008年写过一本书，名为《后美国世界》，力证中国的崛起，被誉为描写国际新秩序的里程碑之作。所以，他对有关中国教育的描述值得重视。虽然承认起来让我也有些沮丧，但是我还是认为，在未来50年内，中国怕是还很难出一所类似哈佛这样的世界名校。

一清：作为华尔街知名教育投资家，您在促进中美教育联系方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打算，或者做过什么样的努力？

陈麦克：促进中美国教育交流一直就是我努力的方向，并且也自信做过很多有意义的事。从2002年开始，美国教育中心最早代表美国上百所大学在华招生，最多时一年输送上千学生到美国。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在于帮助中国学生对美国名校的申请和留学后服务，包括实习工作等，这种趋势反映了中国学生和家长对优质教育和留学后的需求。也是从2002年起，我回国投资教育，一路走来，始终如一。我对中国教育充满热情，希望能为中国教育的国际化做出贡献，成为中国教育国际化的推手。

一清：为此，您有什么样的计划？

陈麦克：我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在中国成立一所国际化的私立大学。世界顶级大学多为私立大学。亚洲只有三所二流大学，即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日本的筑波大学。我们的北大、清华处在什么位置呢？说出来还是有些令人尴尬的。前些年，北大宣布，要在2018年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这个愿望当然是好的，但如期实现的可能性不大。决定大学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师资、大师级的人才和顶级学科带头人。北大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开始下工夫从海外挖角，这种做法值得肯定，但是如果与之配套的学术自由、教授中心及专家学院跟不上，即使能出重金聘请一流人才入校，仍难打造出一流大学来。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不在于你引进了多少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而在于你培养了多少诺奖教授，这是个重要的问题。

直白地说，像北大这样的著名大学，今天之所以培养不出真正的大师，是因为缺少培养大师的氛围，缺少有志气、有理想的一大群人——理想主义是如今大学最稀缺的资源！

在中国成立一所国际化私立大学的梦想

一清：受教了，特别是您“世界一流大学不是说你引进了多少诺贝尔奖的教授，而是你培养了多少诺贝尔的教授”这句话的分量。我们还是接着谈您的“梦想”吧，谈关于在中国成立一所国际化私立大学的事。

陈麦克：在中国建立一所国际化私立大学的事，我已经想了很久。近来，我的策略有所修正，拟创办一所中美联合大学，这样可能进展会更快一些，也更实际一些。我曾与上海来的周旭东教授等人讨论创办中美联合大学。后来，周教授给我发来有关近年上海六大高校毕业生去向的资料。这六所高校是复旦大学、上海交大、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华东师大和同济大学。看了这些资料，内中有些数据值得一提，那就是学生出国留学的比例：复旦约为30%，上海交大为27%、同济大学23%，上海外国语大学为21%，上海财经大学和华东师大分别为18%、14%。上海一流大学平均的毕业生出国比率与北京差不多。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问我们，中国的教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何有如此多的人选择出国留学？所以，我记起了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先生去世前握住当时国家总理的手发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钱老的这个“世纪之问”我们可以换成这样的表述：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世界一流的大学？

一清：这个问题我也想问啊！（笑）

陈麦克：在北京，我曾率美国的校长访问团访问清华大学，并当面向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顾秉林院士请益。顾校长的一段话令人深思。他说，“我很惭愧，清华大学实际上仍然是‘留美预科学校’。八国联军侵华，清朝割地赔款，只有美国，将庚子款留在了中国，办起了清华学堂，名为‘留美预科学校’。时隔一个世纪，清华仍然是留美预科学校，我们的毕业生有1/3以上到美国留学，国家花巨款扶持清华，我们的高考状元比北大还多，但就是留不住人，学生还是要去美国。”这话听起来真的是让人无法不生出感慨。

一清：“中美联合大学”如果顺利成立，您认为有望挤进世界一流大学的名单吗？

陈麦克：我拟议中的“中美联合大学”是设想将美国的二流大学的顶级专业集中几十个，放在一个校园里，以期以较短时间跻身世界排名前50名。

一清：为什么不是将一流大学的顶级专业放在中美联合大学，而一定要选择二流大学呢？这有没有骨子里对中国教育的歧视呢？

陈麦克：绝对没有。我们得实事求是地说清楚问题。美国的一流名校常春藤大学，例如哈佛，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文凭贬值，校友反对，不大可能到中国办学，其他名校也有这些方面的考量。但是将二流大学，如纽约州立大学，这个拥有46万学生，64个分校的全世界最大的公立大学，将排名靠前的几个专业拿到中国来办学，这是有可能的。作为该校代表，我征求过他们的意见，他们对此持肯定态度。我也征求了逾20所美国大学的意见，均获得了肯定。这样，将超过30个一流专业放到中美联合大学，学术上包括师资、资金及研究人员都会随之而至。而且美国大学将中美联合大学作为他们的中国校区，将派本校生赴华留学，用美国的学费在中国读书，从经济上来说，联合大学将会受益。

一清：这个计划看起来颇有意思，我们预祝您未来在中美国教育交流方面做出更大的成就！

陈麦克：确实，中美教育需要更大的交流与合作，我们一起来努力吧！

作者: 本刊记者 刘美、林鹰 [‹‹摘要阅读] [新窗口阅读››]

从1994年至今，理查德·斯托曼已经十次来访中国，这些访问既不是官方邀请，也不是商业活动，多数是他的自由软件理念中国追随者的自发行为。作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他到中国来不是参见达官大商；作为天才程序员，他也没有乔布斯、艾伦·马斯克（Elon Musk）等IT巨贾的显贵风流。他更多的时候是去大学演讲，向中国学子传布他的“自由软件”理念。只是，大学们通常不会为他的演讲支付费用，据多次邀请斯托曼来中国的哲思自由软件社区创始人徐继哲先生介绍，在他的记忆中，只有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等少数学校负担了部分费用。

这一次斯托曼来到中国，是因为他的传记《若为自由故》中文版出版。4月19日上午，当天下午即将离开中国的他在下榻的燕山大酒店客房里，接受了《环球财经》记者的专访。

我的目标就是让人们获得“计算的自由”

《环球财经》：我们知道您是在1983年创立了GNU项目，32年来整个世界从中获益匪浅，许多优秀的自由软件（free software）来自这一项目，您如何看待自己的成功？

斯托曼：32年这个时间并不准确，我在1983年9月宣布了GNU项目，1984年1月开始相关工作，因此确切地说，我是31年半以前宣布了GNU项目，31年前开始相关工作。不过，32年前我已经在思考我将要投身的事业。30多年过去了，目标仍然没有实现。我的目标不是提供给人们一些自由软件而已，如果人生以此为目的，那么将是一种失败。我的目标是让人们“自由”地使用计算机，至今我们还没有实现这个目标。只有少数人能够自由使用计算机，大部分人不能。所以，我们取得了某些成就，成功“解放”了一部分人，但我们还需要“解放”所有人。这个目标远远没有达成。

当然，跟30多年前相比，我们已经离它越来越近。1983年，这项事业的进展几乎为零；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获得了“计算的自由”（freedom of computing）。

《环球财经》：您如何定义“计算的自由”？在中国，很多用户使用盗版软件，这是否也是一种“计算的自由”？而且如今软件业已发生了很多变化，如微软宣布允许用户免费升级到Windows 10，“私有”似乎正在变得更加隐蔽，这是否将对自由软件构成挑战？

斯托曼：获得“计算自由”的人，指的是那些拒绝使用专有软件（proprietary software）的人。“专有”（Proprietary）不仅仅具备商业含义，它就是“不自由”，专有软件致力于“降伏”（subjugate）人们。

至于盗版软件，完全是另一种情况。将专有软件盗版并不能使其变成自由软件，盗版的专有软件同样不能赋予用户自由。如果你使用Windows操作系统，不论正版还是盗版，微软公司都有控制你的权力。所以，盗版Windows跟正版一样，是“邪恶”的。

如果你想要自由，就要拒绝使用Windows。这并不难，只是需要下决心。你还要拒绝使用苹果电脑，拒绝使用“i-things”（注：指苹果公司出品的硬件和软件产品）——我认为它们是怪兽，所以称之为“i-things”。你还应拒绝使用安卓（Android），一部分安卓系统是自由的，但另一部分是不自由的，你可以到网站“replicant.us”上查询自由的安卓软件。

至于Windows 10的免费，与自由软件完全无关。我们现在讨论的是“自由软件”，而不是“免费软件”，价格不是要考虑的因素。我们要将“自由”的概念传达给用户，在中文里，这个概念很容易传达，因为“自由”和“免费”是不同的词汇。但在英语里，为了区分这两个“free”，我们有时把自由软件称为“libéral software”，libéral是一个法语单词，意为“自由”（记者注：英语的liberal一词更多被用于描述政治上的左派，与法语含义不同）。我们需要向外界澄清，我们倡导的是“自由”，从来不是“免费”。当我使用英语表达“免费”时，我会说“gratis”，而避免混淆地使用“free”。当你们从我这里听到“free”这个单词，一定是“自由”的意思。

Adobe公司的Flash player就是“免费”而不“自由”的一个例子，它是“免费”的，但它被戴上“数字手铐”——DRM（内容数字版权加密保护）；有追踪功能，可以帮助网站追踪用户。这就是“免费”毫不重要的例证。

《环球财经》：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计算机行业出现了许多新名词，“云计算”（cloud computing）就是其中之一，您认为云计算会对自由软件产生怎样的影响？

斯托曼：首先，使用“云计算”这个词是错误的，我建议贵杂志永远不要使用“云计算”这个词。因为它是很模糊的，可以从许多个角度进行定义，它包括经由互联网计算的很多类型的工作，其中有些是自由的，有些是不自由的。之所以推广这个词，就是为了让人们不去注意其中真正重要的那部分。如果我们要让人们清晰地思考，就要进行明确的区分。

让我举两个例子，它们都被称为“云计算”，但性质完全不同。第一个例子：租用一个虚拟服务器，你能够把任何软件都放在服务器上，让用户通过客户端访问，这没有问题，我也会这样做，这跟租用物理意义上的独立服务器是一样的。例如一家公司租用一个虚拟服务器，员工把工作相关的数据存储在服务器上，互相交流和处理，这是符合道德的（ethical），因为公司理应拥有这些数据。

第二个例子，他们也称之为“云计算”，就是让别人直接计算你的数据，我们称之为SAASS（service as a software substitute，用服务取代软件）（记者注：通用术语为SaaS，Software-as-a-Service，意为“软件即服务”，Richard反对将服务等同于软件，故自创了另一个术语）。你拥有数据，想进行一项计算，但你没有在自己的电脑上运算，而是把数据传送到别人的服务器上，让他进行计算，将结果传回。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它剥夺了你的自由，使你丧失了对数据的控制，我建议你们永远不要做这样的事。

当人们说“云计算”时，并不能确切地告诉你这是什么意思。或许通过所谓的“云计算”，你的数据就被传送到别人的服务器上，被你完全不认识的人获取。这是一件好事吗？在我看来“云计算”的意思就是用一朵乌云挡住你的眼睛，让你盲目地信任陌生人和陌生的计算方法，这是很愚蠢的，应该称之为“小丑计算”（clown computing）。人们应该抛弃“云”的概念，标识清楚谁拥有该服务器、如何进行运算、服务器在哪个国家、哪国政府有权对该服务器进行检查，让用户判断对方是否是值得信任的，并决定该如何应对。

所以说，“云计算”这个词是典型的混淆概念，它太过笼统和模糊，并不是一个适合借以思考和讨论问题的名词。

《环球财经》：随着技术越来越能够满足服务于人们生活的愿景，保障用户的自由与满足用户的需求似乎正处于一个悖论之中，人们使用“非自由”的软件往往是看中它们的某些功能，单凭自由软件能够满足人们的全部需求吗？

斯托曼：谁知道呢？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专有软件能做多少事情？这取决于有多少人接受它。如果人们接受一种专有软件，愿意为它付钱，软件公司就可以雇用更多的程序员，专有软件就能做更多的事情，它就能降伏（subjugate）更多的人。

如果人们愿意把钱给自由软件的开发者，那么自由软件也可以做很多事情。理论上，专有软件和自由软件哪个更能满足需求，这个问题是由用户决定的。自由可以变得很方便。

然而，如果你信仰自由，就会同意自由需要牺牲。我的牺牲就是——我完全不用任何专有软件。如果有些事情只能通过专有软件来做，我就不做。比如，我不使用skype跟人聊天。

所以，自由需要牺牲，但不过是很小的牺牲。

《环球财经》：您所创立的GPL与专有软件厂商的专利对抗多年，但现在，公司的商业模式发生了改变，社交网站等大型平台网站现在大多通过把持流量获取商业利益，而不再通过专利来盈利，面对这种新情况，自由软件界应如何应对？

斯托曼： GPL是一个缩写，全称应该是GNU GPL，我希望在媒体报道中使用它的全称。至于商业模式的转变，对我的工作没有什么影响。那些专有软件公司在干坏事，已经干了30多年了，至于他们是怎么干的，又有什么区别？商业模式的转变并没有使我们的工作变得更艰难，我选择忽视他们。

但是，有一件事确实很糟糕，那就是一些硬件设备开始不允许使用自由软件。在个人电脑上，人们可以卸载所有软件重新安装，你们可以卸载Windows，安装自由的操作系统，至少在过去，这是可以实现的。苹果电脑也可以进行刷机，不使用MAC OS，重新安装自由软件。但现在，许多手持设备上，例如iphone以及大部分“i-things”，还有微软出品的终端设备，人们无法安装任何自由软件。更危险的是，这种情况很有可能也将发生在个人电脑上。这些禁止安装自由软件的设备都是跟“i-things”一样的怪兽，它们是电子垃圾，应该被扔进垃圾堆里。

商业成功不能使一个人变得伟大

《环球财经》：我们知道，您对比尔·盖茨的评价是“聪明而贪婪的商人”，对乔布斯的评价是“邪恶的天才”，您对硅谷取得成功的年轻一代企业家，比如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等有何看法？

斯托曼：你所说的“成功”，指的是商业成功。我不了解那些取得商业成功的人，因为我从来不关注他们。早在30年前我就发现，美国出版的许多名人传记都是关于他们如何取得商业成功。对我而言，商业成功并不是关注或羡慕一个人的理由，那并不能使他变得伟大。美国社会追逐这种无关紧要的东西，这一点让我十分失望。

一个伟大的人应该做伟大的事情，赚很多钱并不是伟大的事情，也不是值得追捧的成就。我们应该有更高的追求。

《环球财经》：您这些年在许多中国大学进行了演讲，您认为中国是否有足够的基础去推广您的自由软件理想？

斯托曼：我不知道，这个问题问错人了，只有你们中国人才更了解中国。我的任务并不是评估自己取得了怎样的成功，我的任务是不断把自己的成功向前推进。

我第一次到中国是在1994年，当我在一家大学发表了关于自由软件的演讲后，一名学生问我：“这个怎么赚钱？”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他不能理解人生中除了赚钱之外的任何东西。

《环球财经》：许多中国年轻人羡慕美国的创业环境，因为科技领域许多优秀的领军人物都出自美国，您认为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优势来自于哪里？

斯托曼：我想一部分原因是美国在计算机发展早期比较发达，在1960~70年代，世界上哪里能找到计算机？大部分都是在美国，欧洲有一部分，但起步较晚。互联网也起源于美国，数年后欧洲才开始使用互联网，亚洲就更晚了。直到1990年代，计算机和互联网才传播到大部分发达国家，例如日本就是从1980~1990年代开始使用个人电脑。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普及个人电脑的时间更晚，或许比日本还要晚15年。

现在，中国人都在使用计算机和互联网。因此，中国也有机会诞生伟大的人物。不过，有些人或许可以变得伟大，也有可能变得“邪恶”。从美国的经验来看，许多人原本有机会取得伟大的成就，却在做“邪恶”的事情——比如盖茨和乔布斯。

《环球财经》：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过度依赖Windows XP等非自由软件的危险，表示将扶植国产操作系统，您对此有何建议？

斯托曼：我认为，选择自由软件是一个更为经济可行的做法，从零开发的成本太大。

我不是权威，不会强迫人们做任何事情

《环球财经》：一些报道把您描述成反权威的人，但您本身又是自由软件领域的权威，您怎么看待这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悖论？

斯托曼：关于我是不是一个“反权威”的人，是，也不是。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事实上，我们需要政府去做很多事情。例如，我们需要政府阻止富人压迫穷人；我们需要政府为每个人提供食物、住房、医疗；我们需要政府建立学校、资助科学研究、修建公路等等。政府部门毫无疑问是必须存在的，但它们应该确保每个人的自由，并在必要的时候向人民提供帮助。

至于我本人，我不认为自己有太多“权威”。不错，我获得了很多尊重，许多人愿意听从我的意见，但我不会强制他们做任何事情，所以这不能算权威。

《环球财经》：您对为GNU贡献了Linux内核的李纳斯·托瓦兹有何评价？

斯托曼： GNU是个操作系统，就像Unix一样，它拥有数千个应用程序，Linux只是其中之一。我认识托瓦兹，但我们不是朋友。我们的理念在很多方面都有不同。他不是一个自由软件支持者，虽然Linux是自由软件计划的一部分，但托瓦兹不支持自由软件运动，他倡导“开源”。“开源”和自由软件有很大的差异，我和他价值观不同、目标也不同。

前几天有人发给我一篇文章的摘抄，是由O’Reilly出版社刊登的。O’Reilly出版社一向倡导“开源”，但不赞同自由软件，这篇文章给我提供了证明两者差别的好证据，文中写道；“20年前开源只是一个项目(course)”——这种说法是错的，“10 年前开源被认为是失败的(underdog)，现在开源随处可见，软件工程师几乎在所有项目中都使用开源语言和工具。”这充分证明了开源背离自由软件世界有多远。不错，软件工程师都在使用自由软件，但用户呢？使用他们通过自由软件开发的产品的人们，却不能享有自由。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自由和开源的目标完全不同。但许多人不知道开源和自由的区别，为了让公众认知这一点，我必须持续写作。

《环球财经》：最近几年，美国传出一些自由软件世界的坏消息，例如亚伦·斯沃茨（Aaron Swartz）的自杀，去年我们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该事件的文章（参见2014年10月刊《被误读的“互联网之子”》），您如何评价这起事件？年轻人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应当如何坚持信仰并保护自己的安全？

斯托曼：亚伦·斯沃茨事件并不是一起跟自由软件相关的事情，但的确跟自由相关。美国政府正变得越来越强势，并失去公平性。亚伦·斯沃茨受到了太大的压力，在应对诉讼的过程中，他没有从别人那里得到正确的建议。他不应该被审判，也不应该死去，这是美国政府的“邪恶”所导致，他们总是代表富人的利益去伤害穷人，我们更应该用聪明的方式进行反抗，每次行动之前要仔细考虑，做好计划。

《环球财经》：您在未来几年内的工作计划是什么？

斯托曼：我没有工作计划，因为我不是“权威”。如果我有一只军队，就可以做出计划，命令他们去攻打哪些目标。但我没有，所以不能做出计划。我可以做的，就是不断发表文章，告诉人们该如何正确地思考。

至于编程项目，有时我发现很难招募到合适的志愿者，这不是钱的问题，有很多志愿者愿意为我工作，但我很难找到可靠的人去实现程序中某些特定的部分。不过，现在我发现我们或许可以通过众筹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正在为我们的第一个众筹项目做计划。从前我没有做过众筹项目，因为大部分众筹网站有一个严重问题：要向其捐款，就必须使用专有软件——java，如果不运行java，就无法捐款。

但现在有一家众筹网站不需要用户使用“非自由”软件，它就是crowdsupply.com。这家网站一般只做硬件项目，但他们已经答应我，愿意为我们做软件项目。这给我们提供了做众筹项目的机会，我正在跟自由软件基金会团队讨论这件事。

这就是我的“工作计划”之一。大概两年前，我发现几乎所有众筹网站都有这个问题，于是开始积极行动改变这种情况。我去游说网站运营者，希望他们不再使用非自由软件；我们还招募了一些志愿者，开发一种页面插件，帮助网站的使用者绕开非自由软件进行捐献，虽然进展比较缓慢，但这项工作马上就要完成了。只要网站使用者在火狐浏览器上加载我们开发的插件就了。这将带来一些有趣的结果，我们并没有事先通知这些众筹网站的运营者，不知他们会如何看待我们的行动，或许他们会不喜欢。如果有人不喜欢，那是一件好事，可以证明我们行动的价值。

不要背叛全世界

《环球财经》：世界上有少部分极为优秀的人，可以像您一样享受自由的生活，并致力于为自由软件事业做出贡献。但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他们需要为生活和赚钱奔波。您能否站在普通人的角度给他们一些建议？

斯托曼：赚钱从来就不是坏事，我不会劝说人们不去赚钱。我只是认为，人们不应被其他人“降伏”。我过去也靠工作赚钱，但我随时可以辞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就是自由。

《环球财经》：通过您的传记和报道，可以看出您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您遵守自己的原则并不被世俗干扰，所以事实上，您“追求自由”是在您非常自律的基础上的。然而大部分其他人或许并没有您这样的自律性。您如何看待自律与自由的关系？

斯托曼：我的确有一些基本原则，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考虑其他人，每个人都要与外在世界和其他人发生接触。我通过思考得出结论：专有软件是邪恶的，所以我拒绝使用它们。这同样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与其他人相处的模式。我要采取行动帮助其他人更容易地使用自由软件，这就是社会的职能——社会通过设立机构，引导人们的行为。然而现在，社会在引导和鼓励人们使用专有软件。所以，我希望对社会机构施加影响，使它们改变引导人们的方向。

专有软件是对计算机软件行业的控制，并已经建立了一种压迫人民的体系。我们应该意识到，我们需要摆脱它们。就像旧社会的中国一样，广大人民被富人压迫，因为他们有权有势，能够制定规则。斯诺登就很好地揭露了美国政府利用专有软件对人民的压迫。他是个伟大的英雄。

《环球财经》：正如法国哲学家卢梭说过的：“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那么，您对自由的终极定义是什么？

斯托曼：“自由”就是可以控制你自己的生活。我认为“绝对自由”不是一个概念，我不明白它是什么意思。自由就是控制自己的生活，这种控制当然不是绝对的。你生活在世界上，这个世界还有其他人存在，有些影响别人的事，你就不能去做。所谓的“绝对自由”是对自由的扭曲，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你去讨论自由的“绝对”与否，那将陷入愚蠢的思维陷阱。你不可能“绝对”控制自己生活的所有方面，但你可以尽可能地控制生活。例如在这座城市里，我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虽然我不能随便进入别人家里，虽然我走路时必须要遵守交通规则，但我依然可以“自由”地走来走去。在每天的生活中，我可以自由地做出计划，干自己想干的事情，虽然当我向别人做出承诺就要履行，但我依然在“自由”地干自己想干的事情。这就是自由的定义。

说句题外话，你们知道我和打印机的故事吧？（注：斯托曼在MIT工作时，被获准修改打印机编码以方便互联，然而有一台打印机不允许修改编码，当斯托曼致电打印机厂商，对方程序员拒绝提供源代码。这件事促使斯托曼开始思考软件的自由问题，并最终发起了自由软件运动）那个打印机程序员不愿向我提供源代码，后来我意识到，他其实不被允许向任何人提供源代码，这就是背叛了整个社会。1977年左右，我读了著名的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里面曹操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宁可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当那个程序员签下源代码的保密协议时，他已经背叛了全世界，他就是“曹操”。

作者: 本刊记者 张鑫 [‹‹摘要阅读] [新窗口阅读››]

2015年2月，关于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项目“透明桌面系统”涉嫌“抄袭”引起的巨大争议，把一个对于业外人来说陌生的名词——GPL带到了公众面前。确实，“抄袭”一词用得并不准确，正如“透明桌面项目组”在2月3日的声明中所说：“透明桌面项目组在研发过程中遵循开源代码重用协议GPL，使用了bVNC和aSPICE的部分开源代码。这是一种合法的使用……”引发这段争议的源代码开发者、加拿大软件工程师约丹诺夫（Iordan Iordanov）在接受果壳网的采访中也表示，尽管“透明桌面”在学术领域的原创性另当别论，但是只要项目组愿意将他们的完整成果按照开源软件协议公开源代码，就不算是违反了软件业的原则。

事实上，与“外行看热闹”不同，业内质疑的核心不在于项目是否使用了其他工程师开发的开源代码，而是项目获奖者张尧学在此前公布的“透明计算”成果演示视频中，第四、第五部分注明“透明计算知识产权归中南大学、清华大学透明计算实验室所有”——显然，这不符合GPL协议精神。

“知识产权”一词，正是GPL之父——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M. Stallman）最为痛恨的字眼。他曾经对前来采访的记者抱怨不要使用这个词，因为“知识产权”是欺骗，它掩盖了其背后诸如版权、专利、法律等一系列阻挡了人们自由分享的手段。

而这些手段，却是“聪明而贪婪的商人”（斯托曼评语）比尔·盖茨成就的基础。

美好时光

在1976年盖茨发表著名的《致电脑业余爱好者的一封公开信》(“谁会从事专业的软件开发却分文无获?哪有业余爱好者会花费三年的精力去编写软件，去修正软件，编写使用手册，却免费发放给别人使用?”）、标志着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伯尔尼公约》框架下软件步入版权时代的时候，比他大两岁、但同于1974年离开哈佛（盖茨退学）的斯托曼还在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人工智能实验室（AI Laboratory）里，继续与一帮黑客营造着“一个没有管制的世界”。他在哈佛读书期间，就受到这个专门为顶尖的人工智能研究而设立的实验室吸引，并得到在这里工作的机会。这里与哈佛计算机实验室的刻板、官僚流程完全不同的自由和协作氛围，深深吸引了他。“在那里总算能呼吸到新鲜空气了。人工智能实验室里，人们更关心手头的工作，而不是各自的地位状态”。作为一名“素不相识的外校学生”，一开始他并不知道，AI开放的氛围得益于当年参与了国防部资助的MAC项目的一批人，他们中间的多位如格林布拉特（Richard Greenblatt）、高斯伯（Bill Gosper）等，这些名垂世界计算机青史的黑客们，最蔑视的就是低劣的软件、学术官僚主义和自私自利的行为。在这里，黑客可以用各种办法——撬锁、爬通风管道，甚至用手推车撞开教授们紧锁的办公室门，去“解放”被囚禁的计算机终端，然后连续几十个小时坐在显示器前，协同作战。

这无疑是斯托曼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妙的时光。在这里，他接受了黑客的世界观，在年少轻狂的“坚持个人自由”之上注入公共责任的概念。尽管从70年代开始，原本用作计算机课研究的国防经费开始捉襟见肘，为了寻求更多的资金，实验室和大学都转向私人领域；一些教授开始对文件的安全保护提出要求，系统管理员开始要求程序员需要使用用户名、密码登陆——而斯托曼至今都坚持认为任何一台计算机都不应该有用户名和密码，但他们仍然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抗争并获胜，继续在“伊甸园”里畅游。那时AI实验室里还没有几个人读过盖茨那一纸充满怨气的宣言，更不会意识到早期互联网最重要的精神——自由与分享，正在瓦解。

宣言前奏

就在盖茨发表声明的那年，斯托曼被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一个叫做E的编辑器所吸引。这是早期几个“所见即所得”的编辑器之一，可以根据用户的输入，适时更新显示器上的内容，让用户看到最新的修改结果。斯托曼决定把这个功能加到AI实验室的TECO编辑器上。他开发出“宏”，黑客们可以通过宏更快捷地使用各种组合，最后发展成为一个允许用户自己扩展的“所见即所得”编辑器，这在当时是个突破。在加入“宏”之后，各种创造接踵而来，大家互相分享、不断改进、再分享。这些宏越来越强大，并涵盖了很多常用操作，俨然成为一套单独的系统软件。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宏，把各种宏加到ECO编辑器上，两年后几乎每个人手上都有自己的一套宏，各种兼容问题形成了沟通障碍。斯托曼和另外一位黑客一起开发出了“宏编辑器”Emacs。本着分享精神，斯托曼在源代码里写上了使用条款，用户可以自由地修改和分发这个软件的代码，但需要把所有的改动都发回来。斯托曼称之为“加入Emacs公社”。Emacs具有极强的扩展性，这增进了用户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根据斯托曼的使用条款，如果用户不把自己的修改贡献出来，就用不到最新的版本，用不上最新的功能（如今，GNU Emacs的用户遍布世界各地，并集合大家之力扩展得异常强大，功能齐备，以至于后来的Emacs开发者甚至找不出词来概括它的功能）。毕业于MIT的博士、后协助斯托曼成立自由软件基金会的哈尔·埃布尔森（Hal Abelson）认为，“Emacs既可以让程序员不断添加新功能，又不会影响整个系统。斯托曼的经验为未来大规模合作开发的软件工程铺平了道路，它结构稳定，可以接受世界各地的人贡献代码，这种松散的大规模协作开发前无古人。”

但后有来者。事实证明，Emacs只是斯托曼更伟大的“GNU宣言”的前奏。

史诗工程

从20世纪70年代走到80年代，软件版权的商业行动已经变成新时期的“政治宣言”，里根政府所主导的刺激扩张政策，必然要求清除市场上前任们为了避免竞争而制定的种种限制。唯利是图的商业市场刺激着程序员写出更多的软件，同时也带来了更多使用许可证、禁止用户复制或修改的专有软件充斥市场。新的计算机用户们不再是当年的技术精英，他们并不关心软件的源代码，只关心“用户体验”。曾经让程序员引以为傲的黑客精神，一下子在商业化的冲击下显得怪诞而不合时宜，甚至被认为“有违美国精神”。AI实验室里的顶级黑客早就是各大公司垂涎的对象，被纷纷挖角，最后只剩下斯托曼一人坚守。面对“换了人间”的现实，斯托曼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和其他人一样，扔掉对自由软件的坚持，接受专有软件；要么创造一套独立于各种专有软件的自由的操作系统，帮助自己和有意愿的人可以逃脱专有软件的枷锁。

斯托曼选择了后者。

与盖茨通过宣言瓦解了斯托曼的自由世界一样，1983年9月27日斯托曼也发布了一则宣言——《重写UNIX系统》，称将开发GNU工程。与七年前盖茨顺势建立了商业帝国的宣告相比，斯托曼表达的仿佛是一个堂·吉诃德式的理想，在精神早已消解的黑客圈中也只能得到敷衍的认同。然而，他以犹太先贤希肋耳（Hillel）的话来表明决心：“我不为我，谁人为我？我只为我，我为何物？此时不为，更待何时？”

由于担心MIT要求产品的所有权，给产品强行加入销售条件，最终又成为专有软件，1984年1月斯托曼辞去了在MIT的工作，专职开发GNU，仅靠兼职咨询师来维持生计。买不起电脑，他就每天晚上溜回以前的AI实验室去工作。而实验室主任温斯顿（Patrick H. Winston）一直就没把斯托曼的辞职当真，继续提供各种支持。为了避免法律纠纷，斯托曼拒绝了任何机构拥有GNU系统，一开始甚至把自己隔离在社区之外。

1984年9月，斯托曼着手开发GNU版本的Emacs编辑器、在撰写GNU Emacs版权许可证的时候，斯托曼完美地运用法律语言，“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向他所挑战的世界保证了许可证的表述中，不存在任何可能被别人利用进而把其变成专有软件的漏洞的可能。“不自由”的现实无法阻挡他向人们诠释什么是黑客和黑客精神。

1985年，斯托曼发表了著名的《GNU宣言》，在这个宣言里，他直接回答了盖茨当年的那个反问——“难道程序员们的这些创造就不值得什么物质奖励吗”——“创造本身的确是一种有益于社会的活动，但前提是这个社会可以自由地使用那些创造出来的东西。”

1987年GNU C编译器（GCC）的诞生，一举奠定了斯托曼无可撼动的传奇程序员地位。GCC原本只能处理C语言，但很快扩展，变得可处理C++、Fortran、Pascal、Objective-C、Java、Ada，以及Go与其他语言。许多操作系统，包括许多类Unix系统，如Linux及BSD家族都采用GCC作为标准编译器。苹果电脑Mac OS X 操作系统也采用这个编译器。程序员出身的企业家迈克尔·蒂曼（Michael Tiemann）的评价，也许代表了当时程序员们的心声：“就像所有的作家都梦想要写出一部伟大的小说一样，20世纪80年代，每个程序员都在梦想要写出一个伟大的编译器，斯托曼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了这项工作，这实在是很让其他程序员蒙羞。”

在开发GNU工程的下一个里程碑——源代码调试器时，斯托曼移除了许可证中的Emacs字眼，使它变为一个保护所有GNU软件版权的许可证。因为意识到自己在Emacs公社的权威地位，并担心未来的源代码维护人员可以用他们的权力迫使自己做出妥协，为了自由软件的精神不遭受破坏，斯托曼自我限制权力，更改了原有的Emacs公社协议要求，程序员修改Emacs并仅供自己个人使用时，只需公开衍生作品的代码即可，而无须再把代码发给斯托曼。这意味着用户从此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对软件进行创新，并保证了整个社区可以获得相同的软件版本。

1989年斯托曼发布了GPL（GNU通用公共许可证）1.0版本，在许可证序言里，他写道：

“通用公共许可证被设计成确保你拥有分发或出售自有软件的权力，确保你可以获取软件的源代码，确保你可以修改软件或在别的自由软件中使用这个软件，并确保你了解你拥有以上权利。

为了保证你的权力，我们禁止任何人剥夺你的以上权力或者要求你放弃这些权力。这些限制条件也作为你分发或者修改这个软件时所必须承担的责任。”

历史证明，GPL是斯托曼最伟大的创造之一，它在现有的版权法律的框架中创造了一种平等的社区系统。它从诞生开始就在自由软件社区中产生了“地心引力”，吸引越来越多的优秀软件程序开始使用。它普惠众生——程序员们一看到GPL这个词，就知道不用担心授权的问题。尽管这套完美的法律语言，对斯托曼来说不过是“只防君子不防小人”，因为他从未拿起过法律的大棒来“制裁”那些违反协议者，宁愿只让这类人遭受道德的诘难。

独一无二

与IT前辈相比，1953年生人的斯托曼没能赶上贲张的史前年代；与同行相比，这位AI实验室的“最后一个黑客”固执得不合情理，斯托曼得到在技艺上的尊崇，却难得到在信仰上的追随；与学弟盖茨这类商业奇才相比，斯托曼为今天的世界无私且精湛地予以奉献，却从不讨要世俗功名；甚至与后辈——因Linux而暴得大名的李纳斯·托瓦兹（Linus Benedict Torvalds）相比，虽然在GNU/Linux整个系统中，GNU项目贡献了30%的代码，67%的代码来源于其他方面，Linux内核只占整个系统的3%，不受厂商和开源绑架的斯托曼也是“被边缘”的那个……

但是，并非没有人认识到他及自由软件运动的价值。有人坚信斯托曼的作品未来会像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美国第三任总统）的《独立宣言》那样伟大。斯坦福大学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教授则在2001年出版《思想的未来》一书中详解道：

GPL堪称是现在“数字大众”的主要保障，通过把很多社区开发的软件、网络和电信标准聚集起来，在过去的30年中，带来了Internet的指数级增长。与其他Internet先驱相比，如万尼瓦尔·布什等让大众看到计算机技术发展的人相比，斯托曼的影响更为内省，并且独一无二。

斯托曼把这些争论从“是不是”变为了“应不应该”，他让人们看到危机，并且他创造了一种方式让这些理想得以延续……这更多地是让人们去认识Internet的某种特殊价值，我觉得这样的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本文部分材料引自《若为自由故——自由软件之父理查德·斯托曼传》，人民邮电出版社，2015年4月第一版）

作者: 环球财经杂志社 [‹‹摘要阅读] [新窗口阅读››]

2014年11月4日，美国两年一度的中期选举尘埃落定。继2010年中期选举落败众议院后，本次中期选举中，民主党继续“溃败”，共和党取得了参议院多数席位，牢牢掌握了对美国国会的控制权。由于本次中期选举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两年后美国大选的风向标，对美国未来政治格局走势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11月15日，《环球财经》记者在北京专访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杨明杰，请他对此进行解读。

民主党“不战自败”

《环球财经》：中期选举一直被看作是美国公众对总统执政满意度进行评判的重要指标。2010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失掉在众议院的领导优势，当时美国媒体分析指出，这一选举结果显示了美国民众对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强烈不满，以及对奥巴马和民主党的失望情绪。但如今，美国已经渐渐走出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阴霾，开始了稳步的复苏，并退出了QE,为什么奥巴马领导的民主党仍无法赢得公众认可？ 

杨明杰：美国中期选举的结果基本符合选前预测，对于民主党而言，最好的结果就是双方势均力敌，但共和党控制国会的悲观论调，在民主党内也早就产生了。虽然这两年美国经济出现复苏，失业率降低，一般外界也认为奥巴马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民主党在选举中的颓势依然很明显，我认为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美国现在的经济好转是一种没有真正找到方向的复苏，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一直试图用种种新的概念来提振经济，诸如制造业复苏、产业回归等。但实际上对美国经济起到刺激作用的依然是其擅长的金融手段：通过三次量化宽松，把金融危机给美国带来的影响转嫁给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现在又通过结束QE3，放出加息信号，把这几年其他国家的发展红利吸引回来。另一方面，通过改变GDP统计的一些算法，把包括娱乐产业在内的许多内容囊括进来，实现了表面上的经济增长。但被很多人寄予厚望的领域，如页岩气革命、产业回归等，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效果。老百姓的切身感受和经济数据之间存在差距，导致选民对经济前景感到担忧。

第二，民主党内部派系斗争。奥巴马当年能够顺利当选，是民主党内多个利益集团妥协的结果。第一个任期由奥巴马出任总统，前总统夫人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形成了一种微妙的组合。但到了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希拉里为了备战2016年的总统大选，从执政集团撤了出去，同时也撤走了大量党内资源。现在美国民主党内很多人在为2016年大选做准备，并没有全力应对中期选举。政治家讲究的是现实利益，奥巴马在第二次任期中已经体现出弱势，民主党内有政治野心的人不愿再把资源倾注在他身上，而是更愿意尽早开始支持未来的总统候选人，这是美国政治中容易出现的一个现象——个人利益超越党派利益的体现。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反常现象。例如中期选举之前，奥巴马的三位前政府成员——两位前国防部长盖茨和帕内塔，以及前国务卿希拉里先后出书指责奥巴马的政策。一位总统还在任的时候就出现这么多反对的声音，决不是简单的个人恩怨，而是党内政治斗争。这对民主党的中期选举有重大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战自败。

第三，共和党作为在野党的这段时期，政治投入很大，做了长远的战略部署，把民主党的“票仓”——尤其是南方各州悉数攻破。共和党近十年来利用南方城市选民对美国人口结构变化的不满，一直在民主党的老巢布局。民间对政府作用的争论升温，保守派批评奥巴马的“大政府”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在移民改革、税收政策、医疗改革这三方面，共和党的观点对于传统的美国社会阶层更具吸引力，有些选民虽然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但涉及个人利益的时候，还是选择投共和党的票。

美国“国本”并未动摇

《环球财经》：本次中期选举体现出了美国政治格局的哪些变化？您认为这些变化将对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造成怎样的影响？

杨明杰：近些年美国政治两极化严重，从前在保守派、自由派和温和派中，一直是温和派的数目占绝对优势。但最近的统计显示，美国的“极端派”——即明确宣称自己是保守派或自由派的人，从十几年前的10%上升到了2012年的21%。美国两党政治有适应美国国情的优越性，但由于第三股势力不存在，政治容易走向极端。

现在美国遇到了社会分化的严重问题，1%的富人占有90%的财富，而且这个趋势正在加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过一个研究，给近十年来新政策和新法案的受惠者做排序，发现受惠最多的还是富人。美国选举政治原本依赖基层民主来制约权贵阶层，但现在这种制衡的效果越来越差，资本控制国家的力量越来越强。

这次中期选举是1942年以来选民投票率最低的一次，只有 36.4%。1942年的投票率是33.9%，当时正值二战，很多成年男性在前线作战，没有参与投票。现在美国不存在那样的问题，驻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主要军队也已经撤回，投票率还这么低，这才是本次选举中最值得美国人担忧的问题。投票率的含义比较复杂，过高不是好事，那说明人们对政治关心太多，体现出一种危机感；投票率过低则体现出一种失望感，选民们认为谁当选无所谓，现状不会有什么改变。

不过，在任何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都难免遇到波动。美国的国力是在衰减，但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后是否将回升，还很难判断。曾经被神话的美国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经济发展模式遇到了根本性问题，但并没有完全影响到美国的“国本”——科技创新、军事实力和美元的地位。

第一，科技创新方面，个人认为现在流行的大数据、新能源、3D打印等并不是能够推动美国发展的根本性变革，真正的革命性新技术仍然在酝酿中，还没有找到突破口。我认为突破点有可能是在人工智能、信息化与机械的结合等方面，更具智能化的技术一旦出现并迅速带来市场膨胀，美国的整体国力就会提升。

第二，人口结构方面，美国的移民政策是一个无情的吸纳器，吸引着全世界的青年精英。现在美国除了一代移民外，二代和三代移民人口也在上升，这些人大多来自拉美、亚洲、非洲等经济条件欠佳的地区，为了改变自身命运，奋斗的动力很强。

与此同时，美国政治在年轻化，中期选举后，国会议员的整体年龄结构年轻了5~6岁。值得注意的是，13个年轻集团的新国会议员中，只有一个来自共和党，其他都来自民主党。从这一点来看，民主党的前景存在乐观的一面。共和党虽然大获全胜，但其保守派理念更适合相对年长的人，并不能吸引年轻人。此外，共和党迄今最大的缺憾在于还没有出现一位极具号召力的领袖。

现在很多新移民参与政治的热情比较低，因为他们还没有到争取政治权力的时候，更多还在解决经济权力和生存权。但2016年总统选举时，情况会发生改变，那时两党花在宣传上的钱会更多，还会在海外的使馆、军事基地等设立投票站，投票的来源不一样，政治玩法也不同。

亚太政策将得到强化

《环球财经》：奥巴马的两届总统任期中，民主党先后失去了两院控制权，您认为奥巴马本人要负多大责任？在剩下的两年任期中，他在政策上还有哪些操作空间？

杨明杰：在评价奥巴马时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他是一位临危受命的总统，就任时面临着金融危机后国内外形势都十分严峻的时刻，他从第一次任期开始，首要目标就是反危机，这偏离了正常的政治决策轨道；第二，他上台时美国的两场“反恐”战争都面临困境，选择非常艰难；第三，美国政治里种族的概念依然很深，虽然有所谓的“政治正确”，人们不去公开谈论这个话题，但实际中存在很多潜规则。奥巴马作为有少数族裔血统的总统，面临的政治压力不小。在这种情况下他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复苏的势头，还在形式上对两场战争做了某种意义的总结，贡献还是很大的。

本次中期选举中奥巴马面临很多问题：第一是党内可以动用的资源有限；第二选民资源也被分化；第三美国的选举政治中，给选民展示的“愿景”很重要，奥巴马只剩两年任期，缺乏可以用来“许愿”的东西。

虽然形成了这种不利的格局，奥巴马还是有一定政治机会的。首先，本次选举之前两党分别控制两院，形成了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党争激烈，造成了诸如政府关门等负面后果。现在共和党同时控制两院，国会的责任感将增强。在美国的三权分立体系中，立法是共和党惟一的政治资源，如果一些真正有利于民生的法案无法通过，将由共和党背黑锅。所以在一些与两党根本利益无关的政策上，奥巴马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另外，尽管美国的两极分化在两党政治中非常明显，但近十年来，美国政治在“堕落”——两党的主张越来越接近，治国理念没有创新，两党的政策交集区域很多。这些交集也将为奥巴马提供一定的空间。

现在整个国际力量格局发生了变化。中国、俄罗斯、印度、东盟、巴西、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在崛起，给美国和西方盟国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于美国国家利益而言，是相对合理的选择。在奥巴马的第二个任期中，虽然很多事情牵引了他的注意力，如中东局势的变化、乌克兰危机、伊斯兰国等，但他依然紧紧握住亚太不放，这体现了比较明确的战略意识。

美国每任总统即将走出白宫时，都会总结一下自己的遗产是什么，未来两年就是奥巴马的“遗产塑造年”。在他的任期内，中东“大民主”计划造成了乱局，导致伊斯兰国发展壮大；对俄政策上，乌克兰危机将长期化，尽管制裁会取得一定效果，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非洲，应对埃博拉病毒的过程中，美国始终无法找到战略存在感，美国民间出于对病毒的恐惧，强烈反对政府派人前往救援。所有这些政策都难言成功，无法作为奥巴马的“政治遗产”。惟有亚太再平衡战略能够为奥巴马带来一定的成果。除了制衡中国外，亚太地区眼下的主旋律就是增长，奥巴马不用付出太多努力，也能搭上这一地区发展的“便车”，得到丰厚的回报。

对能源和环境政策影响有限

《环球财经》：有分析认为，中期选举结果将给美国能源和环境政策带来重大影响，由于共和党较民主党在能源政策上更倾向于传统化石能源，一些久拖未决的化石能源项目有望上马，而减排举措落实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则可能遭遇更大阻碍和变数。您怎么判断？在页岩气革命助推下，美国原油产量大幅增加，有望在明年取代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成为世界上最大产油国。您认为美国能源出口将带来怎样的影响？

杨明杰：中期选举对美国能源和环境政策会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是有限的。一般认为共和党国会议员代表了美国传统能源巨头和军工集团的利益，所以这次中美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他们表达了反对。共和党控制两院，对传统能源产业一定会加强保护。

但另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美国能源产业结构的变革已经悄然发生。对“能源利益集团”的理解也跟从前不同，不能简单理解为一个“冒黑烟”的集团，现在的清洁能源和新能源技术领域同样是共和党的票仓所在。除此之外，共和党控制两院以后，政策选择会相对理性，将开始为2016年总统选举布局，不可能不顾新兴产业和年轻人的诉求。

页岩气、页岩油的发展使美国在能源战略中的主动性大大增强，但能源出口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一个复杂的过程。现在美国对中东、拉美依然存在能源依赖，美国的“油气出口”其实是一个类似期货的概念，只不过这一期货的确定性很强，因此增强了美国的战略信心，在应对中东乱局、乌克兰危机、油价波动等问题时比较游刃有余。

然而，美国的能源出口不仅充满复杂性，还存在不可知性。如果向日本、欧洲出口天然气，成本如何计算?采取哪种路径?都是需要在实践中摸索的问题。如果美国开始大规模能源出口，和它的中东“友好国家”如沙特、伊拉克——或许未来还有伊朗，将变成直接竞争对手，到时这些外交关系将如何协调?美国对此也没有完全的把握。日本方面，该国目前在军事上已经依赖美国，如果要求其在能源上也依赖美国，日本从国家利益和民族情感上能不能真正接受？因此美国的能源出口是一幅美好图画，可一旦开始实际运作，情况就会不同。

作者: 叶书宏（本刊特约撰稿人） [‹‹摘要阅读] [新窗口阅读››]

阿根廷的“中国共识”源于中国投资战略的重大转变

今年7月，正值阿根廷饱受经济衰退和债务违约危机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席访问阿根廷。期间中国与阿签署了20项具体经济合作协议，涉及基础设施、交通等多个领域，总投资近70亿美元。习近平在会见阿根廷副总统兼参议长布杜和众议长多明格斯时强调，中国和阿根廷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已满10周年，目前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升级，中国已经从一个投资目的地国转变为投资输出国。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年对对外投资规模已经超过外商对华投资。这一外溢效应正在使拉美国家成为重受益者。而在拉美国家中，阿根廷是中国投资外溢效应最重要的受益者之一。

阿根廷国际关系委员会（Cari）2013年底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已成为继美国和西班牙之后的阿根廷第三大投资来源国，继南共市之后阿根廷第二大贸易伙伴，2013年双边贸易额达148亿美元。据中国驻阿根廷经商参处最新统计，截至今年6月，中国在阿根廷实际投资存量金额约83亿美元，涉及石油和天然气、铁矿、金融、通信设备、远洋渔业、农业等行业，中国企业为阿根廷创造1.1万个直接就业岗位和近3万个间接就业岗位。

阿根廷战略规划研究所所长豪尔赫·卡斯特罗（Jorge Castro）博士是一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10月1日，他在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胡安多明戈贝隆大街的办公室应邀接受了本刊特约撰稿人的专访。

中国投资是南美大国实现工业化的关键变量

《环球财经》：近年来，中国与拉美的经贸往来逐年高涨。据中国政府公布数据，1990年中国在拉美出口目的国中位于第17位，今天中国已成为拉美第二大出口目的国。目前中拉贸易额为2616亿美元，2013年中国对拉美投资已占到中国900亿美元对外投资总额中的20%。您如何看待这一发展趋势？而在中国的拉美投资中，哪些国家将成为最重要的受益者？

卡斯特罗：当前中国正进入从投资接纳国向投资输出国的转变期，根据中国政府的计划，未来中国将对外投资5000亿美元，这对任何国家来说都将是一支巨大的经济推动力。所以，拉美国家都在密切发展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希望依托中国的投资摆脱过去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为导向的进口替代工业化，重新整合进世界工业分工体系。面对这样的机会，拥有完整工业制造体系的阿根廷将与巴西、墨西哥一道，成为中国重要的投资对象国。

中国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同样在进行新一轮工业化运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找到各自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位置，融入世界工业价值链条。能否实现这一转换，关键在于中国的直接投资能否抵达这些领域。所以未来五年，中国投资都将是这几个南美大国实现工业化的关键变量。

《环球财经》：这几个国家与中国合作的特点各什么不同？

卡斯特罗：在南美洲，巴西和阿根廷与秘鲁和智利的状况不同，后者是中国重要的铜供应国，双方都与中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双边的关系主要以资源为导向。但是，巴西和阿根廷拥有自己的工业基础，并且两国都拥有巨大的消费市场，是中国运用其资金、技术研发和制造能力发展以市场为导向投资的最佳平台。

期待中国投资早日进入阿根廷的工业制造领域

《环球财经》：同为“金砖国家”，巴西与中国的合作似乎更占据了天时地利。中国已在在2010年成为对巴西投资第一大国（巴西FDI首位），有报道称“相比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巴西政府‘请进来’的迫切性有过之而无不及”。您认为与中巴合作相比，中阿合作在哪些领域还有深入合作的空间？

卡斯特罗：中国与拉美合作共赢的未来，不仅仅建立在对资源和大宗农产品的需求上，中国的发展未来将更多依赖对外部市场的拓展，中国的技术研发能力和制造能力也都会随着投资的外溢转化为国际竞争力，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投资何时能够进入阿根廷的工业制造领域，就像在巴西一样。迄今为止中国在阿根廷所进行的投资主要还是农业生产和油气开发，近些年在基础设施领域开始有新的并且规模较大的投资，比如生物能源、核能、水电项目以及现在的贝尔格拉诺货运铁路等，但是却没有发展像在巴西那样的工业生产投资项目，例如奇瑞汽车和正在圣保罗建设的富士康工厂等。阿根廷工业基础需要依靠国际投资，特别是中国投资，重新整合进国际产业价值链，这是阿根廷经济转型的关键。

阿根廷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实施进口替代战略时就逐渐建立起先进的农业食品加工工业体系，这些区域主要集中在帕拉纳河沿岸重要港口城市比如圣菲港、罗萨里奥港以及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的圣尼可拉斯港，如果中国的投资进入这些工业生产领域，必将依托现有的工业设施基础和阿根廷大宗农产品供应，打造出世界级的农业食品加工基地。

《环球财经》：除了农业食品加工所带来的投资机会，中国与阿根廷工业体系的整合机会主要还体现在哪些领域？

卡斯特罗：油气开发行业。美国通过页岩气开发降低能源成本进而复苏工业生产，类似的情况也可能在阿根廷发生，目前已经探明的南部内乌肯省瓦卡穆埃尔塔盆地（Cuenca neuquina）拥有非常规油气资源，中国投资可以依托这里丰富的油气资源进行本地化的提炼，打造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石化工业。

当前阿根廷国内对中国投资存在前所未有的共识

《环球财经》：您认为与过去相比，中国对阿根廷投资最重要的变化是什么？

卡斯特罗：中国对阿根廷投资最重要的变化可以概括为——数量从少到多，投资领域从市场导向转为战略导向，合作眼光也在从简单的资源需求向长期国家发展演化。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对于来自中国的投资，当前阿根廷国内存在前所未有的共识。你知道，在阿根廷这样一个意见分裂、利益割据、舆论分散的国家，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能够达成共识的名词，这是多么地不容易。这意味着，中国投资在阿根廷不但没有受到抵制，相反受到了朝野民众的广泛欢迎，更主要的是，中国投资开始被认为是推动阿根廷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础力量。

《环球财经》：您认为形成这种共识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卡斯特罗：源于中国在阿根廷投资战略的一大转变——注重长远的战略性投资。当中国在阿根廷的投资还是简单的资源需求时，非常容易引起公众舆论的情绪反弹和不良反应，而当来自中国的资金不再被认为是简单的资源“掠夺”，而是将转化为阿根廷经济未来的增长动力的战略性投资时，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互利共赢，是受到阿根廷社会普遍欢迎和接受的。今年你们习近平主席访问阿根廷期间签署的两大项目——南部圣克鲁斯省总投资47亿美元的水电项目和中北部省份的贝尔格拉诺货运铁路项目，对于优化阿根廷经济结构、从根本上解决阿根廷工业生产成本过高的问题，将产生重大影响。

贝尔格拉诺铁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到北部和西北部地区，几乎穿越了阿根廷大部分领土，最关键的是，货运铁路线所穿越的区域都是阿根廷经济上举足轻重的工农业产区，包括科尔多瓦、圣地亚哥德埃斯特罗，一旦货运铁路更新后重新启用，从这些农业省份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港或罗萨里奥港的物流成本会极大降低，阿根廷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也会大幅提升。

不仅如此，中国对阿根廷货运铁路的投资，还将改变阿根廷对外贸易的生态。过去阿根廷全国的外贸几乎都是以布宜诺斯艾利斯港或罗萨了港为出口，也就是说，贸易格局以东部为中心，贝尔格拉诺货运铁路启用后，西部萨尔塔等省乃至全国工农业对外出口能力还可以通过铁路向西部省份汇集，然后越过安第斯山通过几百公里之外的智利港口进入亚太市场，这将极大激活阿根廷经济的出口能力。

作者: 本刊记者 雷蒨（发自都灵） [‹‹摘要阅读] [新窗口阅读››]

春末夏初，在明媚的5月中旬，我应都灵国际书展组委会的邀请，来到都灵。此前，除了知道这里是著名足球队尤文图斯的主场和菲亚特汽车的诞生地之外，对都灵知之甚少，毕竟从旅行的角度，罗马、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等意大利城市较都灵更负盛名。进入都灵，已是入夜时分。都灵的街道大多保持着古朴的样子，没有经过现代化的拓宽和改造，虽窄，却延伸到很远。历史遗迹的留存和现代都市建筑互相交织，构成了这座古城独具魅力的风韵。汽车向东行驶，一条宽阔的河流映入眼帘，河流右侧的丘陵上点缀着的古堡在低垂的夜幕下依稀可见，河流左岸则是平原地区，被古老的柱廊包围着的王宫和城堡灯火通明。原来这就是意大利最长的河流波河。波河的流经给都灵增添了梦幻般的灵动意境。如果不是酒店订在菲亚特汽车总部边上，我很难想到这座古老的城市和高速发达的工业有任何联系，但的确，都灵是意大利第三大工业城市，在整个欧洲有着极其重要的经济地位。

在当地朋友的私人城堡聚会上，有幸采访到了曾担任过多年都灵市文化局长，现任都灵阿尔贝蒂娜艺术学院（Accademia Albertina di Torino）院长的Fiorenzo Alfieri先生。老先生亲身经历了都灵现代工业的蓬勃发展和转型期的阵痛。说起都灵的历史和现状，立刻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

从300年的故都到工业重镇

   《环球财经》：都灵作为意大利第三大工业城市，却保留着如此古老的建筑和城市风貌，很难得。作为都灵人，你怎么看都灵的过去与现在？

Fiorenzo Alfieri：要说都灵的现在，必须从都灵辉煌的历史说起。都灵在意大利具有非常重要和特殊的地位。首先，都灵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穿越阿尔卑斯山之后，南下意大利半岛最先面对的城市。历史上都灵是兵家必争之地，法国人曾多次想占领都灵。

其次，政治地位突出。从历任王朝首都到成为19世纪意大利统一以后的第一个首都，都灵在长达300年间都是作为首都存在的。都灵现在仍然保留着的历史遗迹、王宫和古典式建筑、巴洛克建筑，例如圣乔瓦尼巴蒂斯塔教堂、瓦尔登西安教堂、贵妇宫等等都还能依稀可见其当年的辉煌，也是最早作为首都的反映。

《环球财经》：政治中心的都灵是如何成为工业重镇的呢？

 Fiorenzo Alfieri：由于宗教等多方面原因，意大利首都从都灵搬到了佛罗伦萨，最后定都罗马。在失去了政治中心地位之后，为了巩固其地位，都灵进行了快速的工业化。先后在1899年和1906年成立了汽车厂商菲亚特和蓝旗亚。菲亚特是世界上最早也是最先进的汽车工厂之一。FIAT（菲亚特）这几个字母缩写的全称即为“都灵的汽车工厂”之意。

由于大力发展汽车制造业，都灵在20世纪初期成为了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主要的工业中心。这也使它获得了“汽车之都”的称号。当时，菲亚特拥有世界最先进的生产流水线，菲亚特大楼的工厂里，每层都是一格一格的，每一格是生产汽车的一个环节，逐层往上，到了顶层，一辆汽车就制作好了。

二战期间，都灵是同盟国的重点轰炸目标，整个城市遭到严重破环，原因也在它的工业生产，如菲亚特为轴心国生产航空器、坦克和汽车。战后，都灵迅速重建，并成为了意大利经济奇迹的标志。成千上万的移民涌入城市，成为汽车产业工人和其他企业工人。1960年，市区人口达到100万。1974年，市区人口达到120万。要知道，之前都灵人口从最早的几万增长到60万，花了几百年的时间，而第二个60万人口的增长只用了数十年。

转型期的阵痛

   《环球财经》：随着20世纪后期经济危机的爆发，都灵的工业发展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吧？

    Fiorenzo Alfieri：的确是这样。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汽车制造业危机沉重地打击了都灵，很多南方来的移民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导致都灵市区人口急剧减少了1/4。前100年政府全力支持工业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单一追求，导致大家渐渐忽略了文化和历史积淀下来的精神财富。直到危机来临以后，大家开始思考：是和菲亚特一起死亡，还是开始新的生活？

   《环球财经》：那么，应对危机的措施和出路在哪里呢？

 Fiorenzo Alfieri：转型。从自然环境建设到社会精神文化建设层面，都灵开始全面转型。工业逐步从工业生产转变为创意设计和研发。

为了实现这一转变，我们大力兴办教育产业。因为只有抓好教育，才能为转型提供人才储备。都灵工业学院成为很多创新型企业孵化器，文学院，艺术学院的开设，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培养人才。除了大学教育以外，都灵现在还拥有意大利最好的文科、理科高中和基础教育学校。

新都灵的重生

《环球财经》：你刚刚提到经济危机以后，都灵开始从自然环境到社会精神文化建设层面的全面转型，那么现代都灵的城市发展主要定位在哪些领域呢？

  Fiorenzo Alfieri：我们在巩固已有的工业发展基础的同时，开始向第三产业转型，着重发展旅游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在这方面，都灵有着良好的基础。人文方面，拜数朝古都所赐，都灵留下了不少历史遗迹，并得到良好的保存。自然景观方面，无论是终年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还是意大利最长的河流——波河，都为都灵赋予了丰富的旅游资源。

《环球财经》：不过，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显示，98%的中国人来都灵是因为商务的原因，这意味着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把美丽的都灵作为旅游目的地。在他们眼里，一想到意大利的旅游，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罗马等城市。那么与意大利其他更负盛名的旅游城市相比，都灵如何脱颖而出呢？

Fiorenzo Alfieri：为了改变都灵在世界人民心中工业城市的定位，让人们一想起都灵，不仅仅是和菲亚特联系在一起，而是更多地了解到都灵的文化、历史、自然风光，我们2006年2月成功举办了第二十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并在同年3月举办了第九届冬季残奥会。我们派出工作人员前往世界各地，开展都灵冬奥会和都灵旅游的推广工作，当然也去了中国。这一届冬奥会举办得非常成功，对都灵的城市形象和历史文化起到了很好的推广作用。

为了发展旅游业，我们充分利用自然风光，围绕阿尔卑斯山，开发了一些很有特色的旅游风景区，并进行宣传推介活动。另外，我们大力发展博物馆旅游，创新博物馆的经营模式，增加都灵的人文和艺术魅力。

作者: 刘洋（本刊记者） [‹‹摘要阅读] [新窗口阅读››]

1979年，当气势恢宏的改革开放开始改变中国，日本大分县知事平松守彦开始在辖区内倡导“一村一品”运动，这场运动要求各地根据自身条件发展特色产品，这场运动使大分县农民人均收入在2002年达到2.7万美元，这一数字已经超过当年美国农民的人均收入。

35年后，当中国将城镇化视为新的发展契机时才发现，如何保护农村土地、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如何增强农业竞争力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问题，而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将直接关系到城镇化进程的成败。我们希望能从日本的历史中寻找到某种借鉴，但事实真能如我们所愿吗？带着这样的疑问，《环球财经》专访了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

日本农协的神圣信仰

《环球财经》：城镇化被视为未来若干年中国经济的动力。但在城镇化过程中，人们也在担心农业用地会不会被大幅占用。我们注意到日本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比较好，其工业化进程中并没有出现农村用地的大幅减少。那么，日本的历史经验可以为我们所用吗？

刘军红：日本跟中国的情况不好直接比较，因为两国的历史背景、现实情况都极为不同。日本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其战后的土地改革实际上是战时改革的延续。1942年，日本通过了《借屋借地法》规定佃农或者其他无房无地的人在跟地主和房东签订合同后，只要这些人不终止合约，地主和房东就不能解约。日本希望通过这种制度稳定后方，从而保证前方战争。战后农地改革也继承了这一思路，农地的不可侵犯是日本社会的共识。

政府主导，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对金融的控制和土地制度都是在战争期间形成的。战后，美国曾试图按照自己的想法对这些体制进行修改。但最后，美国也只是改变了政治制度，宪政制度因此在日本得以建立起来。但对经济和社会的改变，美国所做的可以说是远远不够。早在1947年，对财阀的解散就已经停止了。因为当时，冷战铁幕已经落下，美国放松了对日本的管制，日本在战时形成的经济体制因此得以在战后相对完整地保留下来。

日本也逐渐认识到需要因时制宜地改变法律。1993年修正的《借屋借地法》就赋予了租赁双方以相对更平等的权力，但对于土地流转，新的法律仍然只是做出了程度非常有限的调整。例如，新法律开始允许农民合作成立农业公司，但对于城市工商资本进入农村仍要求了两个极为重要的条件：必须经营农业且必须经过当地农协、而不能与农民直接进行联系。

《环球财经》：农协是一种什么样的组织？为什么这个组织会在日本社会具有如此巨大的影响？

刘军红：农协名义上是农民自发形成的互助组织，但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全面负责农民生产生活的组织。农民和农协之间的关系就是社会主义，后者代表农民组织农产品流通、与金融体系沟通，还负责向农民提供市场信息，也负责帮助农民完成农具、农药等农业物资的采购，甚至还负责向农民发放政府的补贴。他们绝对不会欺压农民，这简直就是一种神圣的信仰。

正是因为农协的存在，农民才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从而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进行农业生产。每到农忙时候，如果没有农协，日本的农业生产很难持续，农民权益也很难得到保障。甚至那些符合农业发展趋势的改革——比如现代生产要素进入农村，也必须征得农协同意。

更重要的是，农协强大的能量不是政府借助行政手段赋予的，而是农协依靠自身的服务逐渐争取到的。这些权力与农业金融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日本的农村社会，这个农村社会是日本政治力量最看重的票源。因为日本城市选民的投票率并不高，农民才是最积极的政治力量。

脱离农民就意味着结束政治生命

《环球财经》：可是我们知道，日本经济并没有二元结构，它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体。作为一个工业国，农业在日本经济中所占比重应该不大，为何农民会成为日本社会最重要的政治力量？

刘军红：是的，农业总产值在日本GDP中所占比重不过1%。所以，在日本也有很多年轻议员曾提出，为了这么一点产值而占据那么多土地，并因此牺牲了经济发展空间还给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包袱，这是得不偿失，应该废掉现行土地制度。但一旦改革起步，大家就会发现改革很难推进下去，因为这些GDP后面是农民，再后面是农村，而农村是日本社会的基础，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在日本，农业产值很小，农民力量很大，农村社会影响非常深远。

《环球财经》：所以，农村在中日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实有很大不同？

刘军红：是的。人们经常低估农村，尤其是工业国中农村的价值。但上世纪80年代，日本伴随信息革命浪潮进行产业调整时，很多人因为产业结构的迅速升级和大幅转型而失业，正是农村接纳了这些被淘汰的劳动力，从而令日本经受住了产业结构剧烈调整带来的冲击。

2013年10月29日，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宣布与日本农业协同工会（农协）合作成立工作小组以加强两大组织间的合作。农协的万岁章会长和经团联的米仓弘昌会长将出席会议，这也是两大机构第一次共同召开会议，也是自2011年11月以来两大机构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面。在2011年的那次会议中，双方就日本加入TPP协议所需条件达成了共识。

《环球财经》：农村怎样影响日本？

刘军红：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研究日本社会、政治和经济比较成功的学者，都是从日本农村而非城市开始自己的研究，他们通常也会把最多的时间用于研究日本的农村、农业和农民。

长期以来，日本内阁大臣家里都有地，每个国会议员都是由地方选举出来的，他们都不可能离开农村的支持，因为脱离农民就意味着结束政治生命。在日本访问时，我们经常在国会大厅看到农民。只要对政策不满意，这些人就会来国会找他们议员。他们的抗议活动简单平静但力量巨大，他们只要组织几十人绕着国会大厦来次游行就好了。议员一定老实接待并认真帮助这些农民解决问题，因为如果这些农民因为不满意再来次游行，议员就地位不保了。

此外，日本实行长子继承制，父母在就是父母说了算，父母不在就是长兄说了算。由于长子在农村，家就一定在农村，一个家庭只在城市而在农村没有根的非常少。除长子外的所有孩子，逢年过节都必须回乡。日本的高铁和高速公路网都非常发达，但新干线和高速公路每到新年时仍然堵得一塌糊涂，因为所有人都必须回到农村，这就跟我们的春运是一个道理。

我有一个朋友是朝日新闻的事务局长。因为母亲在农村，他就准备辞职回到农村。我建议他把农村产业卖掉然后把母亲接到城市，但他说不能。因为祖祖辈辈的家业都在农村，这些家业没卖前是财产，一旦卖了就会因为高税率让你破产，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回乡务农。

《环球财经》：但我们知道，日本正在经历人口的老龄化，那么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如何保障？

刘军红：在日本，一个在城市年轻人的年薪不过300万日元左右，但一户农家的年收入可以轻松超过2000万日元。获得这么高的收入也不需要种很多地，日本很多农民已经几十岁了。所以在日本，只要家庭还有没卖掉的土地和一定劳动力，他们就不会卖掉土地退出农业生产。

除农协外，日本还有一个跟农业有关的社会力量——国产主义者。这些人知识背景各异，年龄各不相同，甚至宗教信仰也千差万别，他们惟一的共同点就是对本国农产品推崇至极。日本国产农产品不管品相和价格一定都可以卖得出去，就是因为这些国产主义者的存在。更重要的是，这些国产主义者会因为推崇本国农产品而义务投身农业生产。每到节假日，他们就会主动到农村并尽心竭力地帮助农民，只要农民愿意管饭并让他们在仓库里居住就可以。

正是在这些社会力量的帮助下，日本才能够依靠老年人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还有，日本很多农民虽已是耄耋之年，但你千万不要低估他，因为他们很可能是名校毕业而且很有社会地位。我认识的一个老人是早稻田大学经济系学生，他毕业后不久就做了农协主席。

《环球财经》：但如果是经济利益的话，我想总是存在帕累托改进（指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的空间。农协和农村金融系统的力量虽大，难道就不可能在城市与农村、工业和农业、市民与农民之间寻找到新的均衡吗？

刘军红：举个例子，日本各地邮政局长是公务员，但局长这个职位却是世袭的，这些人平时也都真心为人服务。日本人不论身份，都会在新年前给亲朋好友寄送明信片，邮局要保证在新年第一天将这些明信片送到目的地，绝不提前也绝不滞后。自民党看上邮政局长这个职位，就是因为各地选票都是由邮局系统派发并回收，这也是日本社会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

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很多封建传统都在日本社会被完整保存了下来，在农业领域更是如此。现在，日本很多组织的生存发展都与农村、农业和农民息息相关，这些组织极具社会影响力但又很难具体化为某个人，它们更多时候都是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农民的心态。比如，各种神社覆盖全部农村社会，很多改革因此就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因为一旦农民都走了，他们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和价值；负责保护文物古迹等资产的文化财同样是控制日本社会的重要力量，因为它们既控制着大量土地，又控制着那些可以影响精神活动的重要建筑物，它们同样不愿现有的社会秩序和环境受到破坏。这些机构都是阻碍日本变革农村的重要力量。

集体主义经济模式利弊

《环球财经》：所以，日本目前正在实行的市场经济其实与我们理解中的市场经济有很大不同？

刘军红：是的，我们在日本可以看到很多与我们印象中的市场经济完全不同的现象。例如，员工的职业升迁都在企业内部完成的，日本没有像广泛而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日本也没有大股东，他们的企业都通过交叉持股等方式形成了一种集体主义的经济模式；大藏省和日本银行则是日本经济的最后堡垒，也是日本所有经济实体的共同后盾；重视出口的日本企业在海外市场追求的也不是利润而是份额，因为市场份额越大越有助于日本国内就业的解决。

这种体制非常有助于帮助实现经济赶超，因为它让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服务于国家的长期战略。但同时，这种经济体制也会让企业面临灵活性不足的弊端。因此，日本近年来对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其核心思想就是放松管制。但遗憾的是，类似改革并没有进行到底，劳动市场的改革甚至没有真正开始，世界级的治理型人才几乎从未进入日本企业的核心层。

泡沫经济破灭后的20多年中，日本历届政府均曾试图对这种独特的经济体制进行调整以刺激本国经济重新走上发展的轨道。但事实上，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动摇这些社会力量。

作者: 刘美（本刊记者 ） [‹‹摘要阅读] [新窗口阅读››]

跟建筑节能打了近四十年交道，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主任江亿教授从不认为节能减排的理念是新近才兴起的“舶来品”。“我自从参加工作，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从来没有离开过节能这条主线。我们这一行几十年来追求的目标，就是如何在最少的能源消耗下，满足工农业发展和社会民生对室内环境的要求，这一点从来没有变过。”江亿院士对《环球财经》记者表示。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江亿教授就曾负责研究北京地铁的温度控制问题，其后，他又深入农村，研究苹果与大白菜的产地储存方法。现在，建筑节能更多地跟城市建设、工程设计等结合在一起，看似“高端大气”了很多，但在江亿看来，其基本理念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还是要从实际出发，以最少的能耗实现最舒适的室内环境。这位在中国建筑节能领域执业界牛耳的专家，依然拥有和蔼可亲的笑容和朴实无华的言辞。

“过去我们研究如何在不使用那么多空调的情况下，让地铁在夏天别太热；如何不使用冷库，利用自然条件来储存苹果。这些工作的目标都是节约能源。”江亿向记者推荐了他主持编写的《中国建筑节能年度发展研究报告》，自2007年开始，这份报告每年都要出一本，至今已有七年历史，报告详细分析了我国的建筑能耗现状与发展、节能潜力和节能任务，归纳了各种建筑节能技术和政策，并对这些节能措施应用于不同地区和不同建筑时的适宜性做出总结。

立足中国自身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按照中国特有的建筑使用模式来开展节能工作，是江亿教授眼中建筑节能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中国在建筑节能领域做的事情，很多都比发达国家要好，当然他们的先进经验我们也要学习，但很多时候是他们要向我们学习才对。”江亿教授笑着对记者说。

慎防被西方建筑节能技术“忽悠”

《环球财经》：您认为中国目前的建筑节能技术应遵循什么样的发展战略？

江亿：在中国搞建筑节能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目前中国城镇的人均建筑运行能耗还不到美国的六分之一，差不多是欧洲和日本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中国的单位建筑面积能耗是美国的40%，是欧洲和日本的60%~70%。也就是说，跟发达国家相比，不论是人均建筑面积能耗还是单位建筑面积的能耗，中国到目前还都相对较低。这一点非常重要，只有搞清楚这点，中国的建筑节能工作才能不走岔路。

我们不能被西方的所谓建筑节能技术“忽悠”，而要考虑到这些技术出现的历史原因。人均建筑能耗受人均建筑面积的影响大，所以考察建筑节能技术本身时，一般以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为指标。美国在二战结束后经历了单位建筑能耗迅速上涨的20年，直到1970年~1972年才逐渐稳定下来。而中国现在的建筑能耗水平跟美国上世纪50年代初时的水平类似，如何避免重走美国的老路，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重大挑战。

从1950年~1970年这20年，美国的单位面积建筑能耗翻番，这是因为建筑使用方式的整体思路发生了变化。如果追溯二战后到50年代初的历史，会发现那时美国不论商业建筑还是住宅，窗户都是能打开的；但现在美国建筑物的窗户大多数不能打开了。建筑物的窗户能不能打开，是决定能耗大小的重要标志。如果窗户全部可以打开，那么室内通风、采光、温度调节等就可以尽可能多地通过自然条件来完成；如果窗户不能完全打开，就要采取机械手段来实现上述功能。这些机械手段看上去是高技术，实际上一切依靠机械系统，必然大规模增加了能源消耗。

中国目前还没有出现这个大变化，这是中国建筑能耗较低的主要原因。但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从中可见两种建筑使用方式造成能耗的显著不同：北京装分体空调的住宅，夏天每平方米的空调耗电量约为2~3度；而使用所谓“高技术”、“高效率”的中央空调的住宅，夏天每平米的空调耗电量可以达到20度，是普通住宅的10倍。通过这个对比，就不难理解为何中美两国的建筑能耗差距如此之大。

继美国之后，日本从1965年开始，韩国从1995年开始，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建筑能耗迅速增加的现象。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这几个国家当年还要快，如何不重蹈覆辙，不仅仅是某个部门的责任，而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应维持绿色的建筑使用模式

《环球财经》：中国不但经历了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而且正处于城镇化迅速推进的历史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控制建筑能耗，最核心的任务是什么？

江亿：中国要避免美国式的高建筑能耗，核心在于维持一种绿色的、节约的，或者称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建筑使用模式。近年来围绕这个问题出现过很多争论，比如住宅空调应该使用分体式还是中央式，南方冬季是不是应该集中供热，等等。

关于后一个问题，北方之所以采取集中供热，是因为北方的主要能源结构是煤，煤需要集中烧，才能更加清洁和高效。但北方的集中供热也带来一系列问题，例如浪费：热源提供三份热量，屋子保持温暖其实只需要两份，另外的一份或者因为供热不均，或者因为开窗散热而被浪费掉了。所以北方需要进行热改，目的就是避免过量供热。但从1999年开始，北方热改已经提倡了14年，基本上没有进展，因为涉及到机制、文化和社会公平性等复杂问题，要实现变革十分困难。

南方的供暖能源是天然气和电能，本来就适合分散式供热。如果强推集中式供热，不但不适合当地情况，还会引入集中供热的各种坏处。这些年我们在集中供热呼声较高的南方省市如江苏、浙江、湖北、重庆等都进行过调查，发现80%以上的家庭都有各类不同的采暖设备，如热风空调、电暖气、天然气壁挂炉等。这些设备如果每天打开20个小时以上，一定能保持室内温度在20度以上。但实际上，一个冬天这些设备的平均开启时间不到10%，一般为了节约电费和燃气费，上班的时候就把家中的取暖设备关掉了，这其实是一种消费模式的选择。

从经济性上考虑，南方分散式供热设备维持一个一百平米的住宅20度的室温，一个冬天可能只需要不到2000元。而北方同样面积的住宅，集中供热的费用是2000~3000元。可见集中供热并不节约，只不过把选择权交给个人时，很多人更倾向于省钱。另外南方喜欢开窗通风的生活习惯也是冬天室内温度偏低的原因之一。

当然，现在分散式供热在技术上还有一些问题，例如热风空调的风贴着屋顶走，造成上面热下面凉的情况。已经有很多企业看到这个市场，开发出采取不同的热辐射方式的供暖设备。如果觉得家里空调不暖和，可以换一台，并不会增加太多消费。可一旦搞集中供热，就会造成极大的能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中国建筑节能工作的四个方面

《环球财经》：具体来讲，您认为中国的建筑节能工作应该如何开展？

江亿：首先建筑的总量必须控制，现在中国城市每年的竣工面积超过20亿平方米，我认为降到10亿以下——大概7~8亿平方米比较适合，这才是健康发展的速度。正是每年超过20亿平的竣工面积加上飞速发展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导致中国的钢、水泥等建材产量居高不下，造成中国碳排放量和能源用量不断增长。要解决这个问题，简单的产业结构调整是不够的，核心要把建筑总量控制住才行。

第二，不要盲目地跟从西方国家搞他们的节能技术，比如现在有人要求南方搞冷热电三联供、集中供暖、集中供冷等，把集中供冷当成节能减排的大工程，是大错特错。美国的集中供冷能够节约能源，是由他们长期高能耗的生活习惯决定的，如果美国公寓楼装分体机，每家每户都会全天打开空调以保持恒温恒湿，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中央空调更省电。但中国的情况截然不同，两国的建筑使用模式不一样，盲目引进美国节能技术的结果将适得其反。

总体来说，中国的建筑节能工作可以分为四大部分：第一，北方城市冬天的采暖问题，这是占建筑能耗最大的一块；第二，非居住建筑，即商业建筑和公共建筑除采暖外的耗能；第三，住宅建筑除采暖外的能耗；第四，农村建筑耗能。这四方面构成了中国主要的建筑能源消耗，但这四部分的特点不一样，各有各的应对方法。

第一，北方采暖。现在的集中供热模式下可挖掘的节能潜力非常大，需要抓住核心技术大规模提高目前热电联产方式的能源利用效率，并开发各类高效清洁的新型热源方式；同时继续把热改推进下去，但要根据实际状况适当调整我们的技术模式，使其更适应实际的建筑和系统使用条件；还要提倡低温末端采暖，为高效热源的充分利用创造条件。这几方面做好后，可以使北方采暖用能强度降低三分之一，就是说以后的建筑面积再增加百分之五十，能耗总量可以保持不变。

第二，非居住建筑，也就是商业建筑和公共建筑，具有同一功能的不同建筑，能耗差别有可能非常大，比如最近几年盖的办公楼比以前的那种办公楼会多耗能3~4倍，原因就是这些新办公楼往往采用大型的玻璃幕墙、全封闭方式、完全依赖机械方式实现室内环境控制。要解决这个问题，城市应该大力发展朴实、节能的商业建筑。每个城市建几座“标志性建筑”，装点市容，适应文化需求，这无可非议。但如果到处都是那种“国标”、“市标”、“地标”和“街标”，不仅将造成我国的建筑能耗地大幅度增加，而且是对城市环境、城市文化的一种亵渎和破坏。

第三是住宅，中国的住宅实际能耗很低，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是生活习惯造成的。例如美国家家都有带烘干的洗衣机，衣服完全靠烘干机烘干，美国人一年用来烘干衣服的耗电量几乎要赶上中国一个家庭全年的耗电量。而中国人习惯在阳光下晒干衣服，所以没有广泛使用带烘干的洗衣机。但如果年轻人追赶美国的生活时尚，慢慢开始喜欢这种家用电器，中国的节能底线就会被突破。还有一些公司推广欧洲的室内空气净化设备，拿北京的PM2.5太高为理由，让人们把住宅封死，使用欧洲的集中的机械通风和净化系统，这样会导致家庭耗电翻番。事实上净化室内空气并不一定要走这条路线，我们可以在房间内摆放空气净化器，在出现严重的空气污染时通过屋子里空气通过净化器的循环实现净化，而在室外干净的时候仍然开窗通风换气。这样做不仅灵活可控，实际的能源消耗量也很低。把住宅改为机械通风方式，把窗户封死，就慢慢扬弃了我国传统的“自然优先”的住宅环境营造模式，逐渐转为目前美国和欧洲的模式。一旦那样，中国的住宅能耗就会大幅度涨上去。

第四是农村，农村的建筑能耗问题十分令人担忧，因为现在的新农村建设倾向于用城市模式改造农村的基础设施。原来农村的商品能耗很低，传统上都是用生物能源——如秸秆等生物质能源来解决做饭和取暖的能源问题，但最近这些年此类能源使用比例慢慢降下来了。城市里的燃煤很方便地引入农村，秸秆就没有用了，只能在地里焚烧，结果既污染了环境，又大幅度增加了燃煤的消耗。同时，燃煤也带来农村新的空气污染和环境固体废弃物污染。煤渣和各种包装袋合起来形成一天天增大的“村子的新围墙”，已经使原本“山清水秀”的农村不再存在。

农村应该大力发展生物质和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包括沼气，秸秆压缩等技术。这些年发展的是“分散沼气”、“集中的秸秆颗粒压缩”，现在看来这条路有些问题。根据我国农村的实际状况，大概应该是“集中沼气”和“分散秸秆颗粒压缩”。根据我们的分析，秸秆产生的能源可以解决农村房屋的基本用能，包括炊事、热水、和北方农村的建筑取暖。如果不够，可以用太阳能和电力辅助。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需要空间，有人提出在城市推广太阳能，但中国的城市高楼林立，根本没有空间利用太阳能；有人提出拿农村的秸秆发电、制油来解决城市供电和汽车用能问题，这种想法更是舍近求远。应该先用农村产生的资源解决农村自己的需求，国家应该把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和补贴向农村倾斜，提倡建立“无煤村”，实现农村自身能源的良性循环。（实习记者李梦竹对本文亦有贡献）

作者: 张鑫（本刊记者） [‹‹摘要阅读] [新窗口阅读››]

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七项实物性资源已日渐萎缩

《环球财经》：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人们对此非常期待，因为这是对今后十年改革定基调的一个重要会议。对于未来的改革方向，您有何建言？

李慎明：未来十年需要统一筹划，考虑长远。光考虑眼前经济运行和稳增长还不够，要解决可持续发展，我认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要考虑深化财富占有和收入分配改革。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高速增长10%以上有30多年了，这30多年增长主要是依靠七个实物性资源：

第一就是土地，2亿多亩耕地卖出去了，现在有些省要不卖地，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去。但我国去年进口的农副产品折合成耕地是9亿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一位副主任对我说，这一数据是经过他们认真计算的。我国现在却只有18亿亩耕地呀！今后，我们不可能再卖多少年的地了。

第二是城乡居民存款虽然高达40多万亿元，但基本上都被各级政府贷出去了，贷出去的往往是二三十年收不回投资的，这40多万亿元再投入的资源没了，再投入就要通货膨胀了。

第三是物资资源。过去我们是粗放型发展，产能单位消耗水量比发达国家高出500多倍，木材高出8倍，包括铁矿砂、石油进口的比例都非常高。我们有限的物资资源不可能支持目前这种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方式了。

第四是环境资源，淮河、长江都污染得很厉害，不久前看新华社消息，长江沿岸不少地方往里排污，渤海都无法养殖了，现在不仅不能先污染后治理，过去欠的债要还了。

第五是市场资源，我们GDP变成第二，无非是三个出路：一是出口，而目前正在深化的国际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经济危机而不是金融危机，他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危机，是推迟多年，推迟多次不得不爆发的，掩盖不了了，绝不是三五年能轻易走得出去的。原来我们的年出口都是20%以上的增长，现在不仅不能这样，有可能还要继续下滑。另外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我们长期搞“铁，公，机”，各级政府办公大楼，包括各部委在京郊的培训中心都盖得差不多了，西部高速公路没有车跑，高速铁路和民航的竞争开始了……还有小轿车产业，都堵成这样了，确实不行了。修地铁是真正利国利民的好方向，但是这是公益事业，收回投资很难。现在铁道部变成了总公司了，亏了本不干，去西部修铁路，很难。所以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地投入也难。第三个出路是城乡居民消费，这是真正需要启动的内需，但这个内需很难真正启动。因为养老、医疗、住房、教育改革都到位了，一个小孩选一个好的幼儿园要十万元，你有点钱还敢花吗？不敢花！内需启不动，还反映在典型的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问题上。比如钢铁、水泥、平板玻璃、光伏产业等，都严重过剩。普通城乡居民内需启不动，所有问题都解决不了。不解决分配问题，内需无法真正启动。

第六个是劳动力资源。现在普通劳动力平均月工资是2000元人民币上下，而越南、东南亚和非洲是700元人民币，一些企业原来赚的就是血汗钱、低工资钱，现在办不下去了干脆就走了。所以低工资这一劳动力资源也逐渐没了，吃了30多年的红利了，现在没有了，进入准老龄化社会了。

第七个资源是外资资源，以上六个资源丰厚，外资进来赚钱非常容易，以上六个资源一旦萎缩和相对萎缩，外资必然走。

调结构可能需要过一段苦日子

《环球财经》： 近一段时间以来，亚洲首富李嘉诚在香港和内地连续抛售资产的举动，引发外界的广泛争议和担忧。而坊间也开始流传关于某外资连锁企业可能撤资的传闻。尽管现在这些传闻还很难证实，但是今年以来印度、南非、印尼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动荡，无一不是因为外资大规模撤离而引起的。

李慎明：我个人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尚未见底，中国经济困难还没有真正开始。什么时候开始？等外资大规模撤资那天。当然，我们各项改革举措包括部分国有企业“货币化”，完全能够在几年甚至一些年内释放红利，在一定时段内维持和促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并设法留住甚至吸引新的外资。但资本项目下的热钱，也有可能在房市、股市、期货、汇率等各种金融衍生品领域，炒上你几轮。到低点时，你救市，他跟你进入；股市抬上去了，他就抽，抽上你几轮，赚上几笔，必要时候，他随时可以撤走。外资大规模撤资的那一天，可能就是我国经济困难真正到来的那一天。

《环球财经》：倘若这样的情形发生，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李慎明：上面我谈到七个资源在未来十年内都可能会出现萎缩或者相对萎缩，因此真正靠得住的还是我们自己，靠我们启动自己广大老百姓的内需。这就必须从解决收入分配入手。科学发展观非常好，调整经济结构调整了20多年了，但很难调。真要调整，就有可能要过一段苦日子。上下一起过苦日子，没有过不去的难关。真正的创新，应是国家和企业两条腿走路。企业主要是讲效益的，搞大的创新很难，创新往往要冒风险。企业怕钱白投了，它承担不了。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搞创新，主体不仅仅是市场和企业，政府也非常重要。创新就是政府与企业并重。我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其重大的历史作用，这支撑了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绝对不能否定，但是现在确实需要继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通过深化改革收入分配来解决我们经济中出现的大量问题。

未来机遇前所未有，挑战非常罕见

《环球财经》：一方面是我们的经济结构需要调整，收入分配需要改革，另一方面是美国为了维护其利益，必然要遏制中国的崛起——对于这一点，目前国内很多人还不能接受，还不以为然，甚至斥之为“阴谋论”思维。对此，您怎么看？

李慎明：中国与美国有合作、竞争，背后有博弈，甚至有较量，在经济领域也同样，小布什在2006年就讲过，中美关系有三大障碍：第一是人民币汇率，第二是知识产权，第三是信仰自由即意识形态。美国的“软实力”绝不仅仅体现在意识形态，金融、知识产权也是他们的软实力，所以我们要综合应对。具体经贸项目，你让一点，我让一点，共赢，但是根本战略目标呢？美国、英国、欧元区、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他们之间串得非常厉害，他们的共同战略目标是，让我国步苏联的后尘，最终把我国肢解为七到九块。在这一根本的战略目标上，我们绝不可能共赢。

为什么人们说美国的制度好、价值观好？根本原因就是发展中国家把物美价廉的产品运给它，它给你美元，这就相当于给你打一张借条放在你这儿，然后他们让美元贬值，让你本币升值。从一定意义上讲，发展中国家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就白送了。剩下的，要拿回来也非常困难。发展中国家去买它的高科技产品、新技术、优质资产，绝对不容许，说是贸易自由，根本不是，且极不平等的。

我个人觉得，未来三至五年，最多十年里，确实机遇前所未有，挑战非常罕见。因此，希望国务院综合部门在考虑运行经济、技术经济时，在考虑今年、明年和后年的同时，考虑一下我国的中长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问题，至少要规划十年。我们是任期制，美国也是任期制，但美国资本家是终身的，其财产还可以嫡传，你给它眼前利益牺牲它的长远利益，资本家绝对不干，而我们这个任期制，就有可能牺牲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和全局利益为我这一任谋福利，而我这一任搞好了，上上下下都满意，我就可以升官了，然后就给后任留下一堆包袱，让子孙后代来还债。干部体制上，因为所有制不同，所以也有根本的不同。建议收入分配应早一点考虑，不考虑，各种矛盾都会跟着来，把一些战略问题研究透，这太重要了，不研究战略，仅仅在技术和运行操作方便考虑问题，就会吃亏。

作者: 刘美（本刊记者 ） [‹‹摘要阅读] [新窗口阅读››]

全球化的另一面

《环球财经》：您曾表示中国，而非美国，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是什么让您做出这一判断？

科塞多夫斯基：虽然美国在GDP上大于中国，但这个国家的实体经济已经衰落了。事实上西方国家都在衰落，工厂、公司正在倒闭。但为什么它们的GDP看上去依然庞大呢？这是因为西方从中国进口时按照工厂价（factory price），这个价格非常低，跟终端零售价的比例可以达到1:10，如果一件中国产衬衫的工厂价格是3~4美元，在美国商店里价格可以卖到30~40美元。当中国GDP增长了1美元，美国GDP则增长了10美元。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量非常大，有人说美国人的服装中有80%是中国工厂生产的。由于两种价格的差距，美国在实业衰落的情况下仍可实现经济增长，这是一种重要的机制。

我在《贫困全球化与世界新秩序》（The Globalization of Poverty and the New World Order）一书中阐述了这一观点，这本书于1996年首次出版，2003年又出了第二版。我认为用会计方法定义经济体规模的方法是不正确的，虽然GDP的概念得到了广泛的接受，我依然主张用实体经济的规模来衡量经济体的大小，在这种意义上中国才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环球财经》：全球化研究中心发表过很多反对全球化的观点，一些中国读者并不理解，因为在许多主流媒体上，“全球化”是被作为正面例子加以赞扬的，更有人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从全球化中受益匪浅，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科塞多夫斯基：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究竟获益于何处，这个问题我不想简单做出评价。我想要强调的是，美国实际上也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受益很多。在美国人享受中国廉价商品的同时，中国产业工人的工资依然很低。虽然我知道中国工人的收入已经比很多其他发展中国家要高，但我认为他们应该获得更好的报酬。

因此我认为中国应当发展国内市场，中国的人口几乎等于所有西方OECD（经合组织）国家的总和，但人均收入相差甚远。如果中国在发展出口的同时发展国内市场，必将获得更大的增长，与此同时，中国也应该提高工资，我认为中国劳动者工资依然偏低。

美国正从很多方面威胁中国

《环球财经》：中国政府也十分关注提高劳动者收入这个问题，并提出了“收入倍增计划”。但有人认为，工资上涨将带来通货膨胀，并且给私人企业的成本造成巨大压力。您认为是否会出现这样的危险？

科塞多夫斯基：我认为中国的工资上涨不会带来通货膨胀。从数据上看，中国商品的出厂价和它们在西方的零售价之间有非常大的差距，即便中国的人力成本翻番，在这些商品的利润中也只占很少一部分。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商品销往中国国内市场，将帮助提高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促进经济发展和就业。随着市场扩容，经济规模也会增大，中国尚有广阔的增长空间，通过出口企业的转型，完全可以实现企业与劳动者的共赢。

《环球财经》：您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所面临的的主要威胁来自哪些方面？

科塞多夫斯基：首先，我认为美国正从很多方面威胁中国。从军事上，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了很多军事基地，这是因为美国在经济上十分依赖中国，需要借中国商品来维持本国的消费水平。去年年底进行的美国大选中充满了对中国的敌意，奥巴马说“中国偷走了我们的工作”，这是谎言。其实是美国公司自己在窃取美国人的工作，是这些公司主动关闭美国的工厂，将业务外包到中国。这不是中国的决定，而是美国公司管理层和贸易商的决定，只不过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和商品更便宜。

现在美国陷入了较为严重的社会危机，失业率居高不下，奥巴马必须提供一个解释，责备中国是很容易的。除此之外，他们还在挑动中国周边国家，如菲律宾、日本、越南等与中国发生纠纷。奇怪的是，我发现中国反日情绪高涨，但从来没有反美情绪，事实上，你看看近些年的外交事件，美国也在不断向中国挑衅，但中国的媒体很少表现出挑战美国的意图。

《环球财经》：您的意思是，美国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冲突的幕后黑手，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阴谋论”观点，您如何看待这个说法？

科塞多夫斯基：我不想称之为“阴谋论”，但背后一定有情报机构的活动。美国虽然自己跟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看上去与之无关。然而菲律宾、越南等国家，自明朝甚至之前就跟中国有贸易关系了，数百年来一直相安无事。但美国势力进入这一地区后，与之结成军事联盟，这些国家就立刻跟中国有了领土争端。观察美国在中国周边的军事行动，在澳大利亚卷入之前，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国家、西部接壤邻国都已经布局多年。柬埔寨、越南几乎可以算得上美国的殖民地，柬埔寨人甚至不使用自己的货币，而使用美元作为官方货币。中国领导人应该了解并警惕这种情况。

我认为中国应该对美国的某些海外行动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例如之前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中国在利比亚有很多利益，美国实际上是想利用这次行动将中国驱逐出利比亚。在非洲其他地区，同样的情况正在发生，中国与非洲国家签订了很多商业合同，但并不想在政治上影响这些国家。这跟西方对非洲的态度截然不同，他们是将非洲视为殖民地的。现在西方国家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它们不愿中国进入它们曾经的殖民地，因此中国在非洲的商业活动面临着严重的潜在威胁。

中国政府必须采取行动来保护本国的实体经济和金融业

《环球财经》：您如何看待中国金融领域的对外开放？现在中国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国资本市场还不够开放，一种认为已经开放得过头了。

科塞多夫斯基：在签署加入WTO的协议时，中国承诺将允许外资银行逐步进入中国——首先是外汇市场，四至五年后，它们也可以开展人民币零售业务——我认为这个承诺是历史的错误，中国不应该给外资银行和中国银行同样的权利。在加拿大，外资银行从法律意义上并不存在，所有开展业务的银行都必须在加拿大注册，都受加拿大央行的监管。

西方银行在操纵股票、债券和衍生品价格方面驾轻就熟，我认为，为了中国市场的稳定，外资银行应当被禁止从事人民币零售业务。在美国，银行有能力操纵政治，诱发严重的腐败行为。当这些银行进入中国，难保会如法炮制，例如付钱给中国代理人，让他们去影响立法过程。当然从表面上看一切行动都是合法的，银行不会告诉外界谁收了他们的钱，但这无疑是政治腐败。

如果中国想要融入国际金融市场，必须首先保护好自己的金融机构。中国想要对外敞开大门，但美国会对中国开放吗？会让中国用手中的美国国债购买大量的美国资产吗？我想那些认为“中国应该赋予外资银行更多权限”的人，或者他们不懂经济学，或者他们已经成了外资银行的代理人。

《环球财经》：中国的海外投资受到很多阻碍，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中国企业大多有政府支持，因此引起外国的猜疑，您认为该如何破解这种困境？

科塞多夫斯基：首先，美国政府也在支持自己的公司，保护本国企业在某些领域的地位。所以他们才会说不让中国购买某些公司，其实这是跟WTO规定相违背的，恰恰是美国在不断地违反国际法则。现在中国拥有大量的美国国债，是美国最大的债主。但美国是世界最大的军事体，所以虽然中国拥有美债，但难以将之转变为资产。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中国政府的态度不够强硬。例如，如果美国不让中国企业去投资，那么中国就向高盛说“再见”。中国政府必须采取行动来保护本国的实体经济和金融业，这样才能抵御西方资本的不断渗透。

作者: 刘洋（本刊记者） [‹‹摘要阅读] [新窗口阅读››]

蒋奕：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研究领域包括公共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环境经济学，长期从事项目影响评估研究，发表《影响评估最新进展评述》（蒋奕DB，2012），《怎样帮助穷人？——评介“穷人经济学：关于对抗全球贫困的激进再思考”》（世界经济文汇，2012.5），《影响评估与以证据为基础的预算绩效管理——美国实践的启示与借鉴》（财政研究，2013.4）等文章。

影响评估将提升发展资源的有效配置

《环球财经》：极度贫困为何难以消除，以至于变成了全球进步中挥之不去的顽疾？

蒋奕：贫困是个多维的概念，因此消除贫困也需要多管齐下，例如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改善社会内部的资源和收入分配、政府和国际社会提供有针对性的援助等等。然而，对怎样通过这些手段来有效地减少贫困，经济学界的认识还很有限，就像克鲁格曼（Paul R.Krugman）所说的“经济学家并不知道怎样使一个穷国变富”。对大多数以减贫为目标的公共政策或者发展项目，我们都不知道它们实际效果如何。

另一方面，我们对贫困者的行为、需求和心理的了解也还不够深入或者准确，这妨碍了我们设计有效的减贫公共政策和项目。有人认为穷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正确判断和选择。但近些年的大量实证研究发现，穷人和普通人一样懂得如何追求效用最大化。但是他们面临的挑战却比普通人大得多：他们往往需要自己采集净化饮用水，在高度竞争或者不稳定的行业中谋生，用微薄的收入获取足够的营养，在没有银行愿意提供小额储蓄的情况下找到存钱的办法……他们要做的关于生存和生活的选择比一般人多得多。人们在不确定条件下做决策都会犯一些固定模式的错误，这些错误的频次和影响却在贫困者的生活中被放大。

越来越多的研究还表明，因为获得信息的渠道较狭窄，穷人经常缺乏一些关键性的信息，因而也就易受一些不准确说法的影响；给穷人提供金融、保险等服务的市场在许多国家是缺失的；即便存在，这些服务的价格也要高于普通收入者的市场。

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穷人常生活在一个所谓“预期偏差”的环境中，人们对他们、他们对自己、以及他们对可能影响自己的人有着过高或过低的预期，这种预期偏差常常不是被纠正，而是自我强化，最终变成“预言”在现实中实现。

这些研究和仍存在的许多未知提醒我们，在设计政策和项目时要充分考虑对象的行为和反应；对实施的政策和项目要进行科学、定量的评估来确定它们的实际效果，找出效果不佳的症结，从而不断改进它们。

《环球财经》：去年的世界银行年会上，金墉行长提出要让世界银行变成“提供解决方案的银行”。金行长提出这种转型，是否也与全球贫困治理的步履蹒跚密切相关？你又如何看待和评价这种指导思想的转变？

蒋奕：提出“提供解决方案的银行”可以说与减贫发展面临的一些困境有关。过去，许多减贫措施的设计是自上而下式的，凭借的是良好的愿望或者未经证实的理论。结果，大量资源投下去却没有产生持续的积极作用，贫困状况未获改善，这些措施显然不是好的“解决方案”。

金墉行长解释，“提供解决方案的银行”就是要响应捐助者和受助对象的要求，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比以往更专注于发展服务的最终投递。这并不是说世行已经有了解决各种问题的办法，实际上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常常来自于那些每天都在应对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人们，他们是发展工作者最好的老师，他们的见解需要更好地被听取和付诸实践。世行的角色是将世界各地的利益相关者联系、聚集起来，促成彼此间知识的交流，以证据和经验为基础找到综合的发展解决方案。

注意里面提到的两点：一是以“每天都在应对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人们”为师、二是“以证据和经验为基础”提供解决方案。它们总结了近年来国际发展捐助国以结果为导向、提高发展援助效率的要求，也与发展经济学日益注重关于发展项目的实证研究这一趋势相呼应。作为国际发展领域的排头兵，世行提出“提供解决方案的银行”这一概念会促使国际发展领域的指导理念向更加务实的方向转变，套用国内流行的说法就是“更接地气”。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和成功经验将受到更多的重视。

《环球财经》：在具体操作层面，这种指导思想的转变会让世界银行的工作内容发生哪些转变？

蒋奕：首先，世行贷款援助项目的准备过程可能会缩短，同时项目执行将得到强化，以确保实现预期的项目产出。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加强发展中国家的项目设计、管理能力，改进政府的治理，减少腐败。其次，对项目成效的科学评估，业内称为影响评估，会有进一步的加强。在影响评估方面，世行已经做了很多工作，1999年到2010年间，世行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的影响评估多达460个，评估对象包括世行资助的贷款项目，非世行资助的发展项目，以及世行向各国建议实施的政策。评估结果正被广泛运用到项目决策，机构战略设置和与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政策对话中。可以说世行已经将影响评估确立为整个机构的一个重点，一套围绕影响评估的运行架构也已经建立起来，下步要做的是继续开展大量高质量的影响评估，并将评估结果在机构运行中的作用系统化、常规化。

这些举措可以提升世行内发展资源的有效配置。例如：一些得到严格证据支持的政策和项目会被推广，证据显示有效果但不够显著的项目会被改进，而那些被证明无效的项目将不再得到资助。世行还可以通过与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政策对话及能力建设活动，带动这些国家的国内发展减贫资源的优化配置。

项目产出只是手段，项目影响才是目的

《环球财经》：您多次提到对发展项目的“科学评估”和“严格的证据”，这与我们目前的项目监测评价有什么不同？ 

蒋奕：现行的项目监测评价关注的是项目的产出，比如一个就业项目培训了多少人，医疗保险项目覆盖了多少家庭，小额贷款项目给多少借款人发放了贷款等等。了解项目的产出是否兑现很重要，但我们更需要知道项目取得了什么样的效果或者说影响：参加就业培训的人是否找到工作、工资水平怎样，获得医疗保险的家庭健康状况是否改善，小额借款人是否增加了收入和消费，等等。为什么项目的影响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因为项目产出只是手段，而项目的影响才是做这个项目的目的。只关心产出而忽视影响，就如同企业只关心产品生产，不关心利润。

扶贫发展项目，包括慈善捐赠，都属于公共投资，它们不以财务回报为目标，但都面临着怎样用有限的资源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的问题。私人部门的投资活动受市场机制的约束，错误的投资决策会导致企业亏损甚至倒闭。但公共投资却没有相应的考评反馈机制，考察公共项目的产出也不能告诉我们投资的回报率如何。所以，对公共项目，必须准确衡量它的影响，并将衡量的结果货币化，才能比较评判它们的资源使用效率。

项目的影响该怎样去衡量？概念上看，项目带来的影响是项目对象在项目实施下的状态和没有项目下的可能状态之间的差别，但后者是一种假设状态，无法直接观测，因此要准确衡量项目的影响不是件容易的事。有时候我们也看到关于公共项目影响的讨论，如举个别正面的例子或者将个体在项目前后的状况作个比较来证明项目效果显著，这些都不是科学、严谨的评估项目影响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往往具有严重的偏差。现代发展经济学越来越强调用科学的方法、大量细致的数据评估项目影响，减少评估结果的偏差。这样获得的评估结果才能称为严格的证据，才对政策制定有真正的价值。

影响评估“烧钱”，但能避免更大的浪费

《环球财经》：这种追求严格证据的项目影响评估在全球贫困治理和发展实践中普及，还有哪些障碍要突破？ 

蒋奕：影响评估的必要性和作用在国际发展领域越来越得到认可，除了前面说的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和其他众多的国际组织、研究机构都已经参与到其中，有的提供评估资金，有的为研究者与项目实施者合作开展评估研究搭建平台，还有的致力于推广评估成果。我个人认为，接下去的挑战在于让发展中国家政府接受以证据为基础的发展理念，培养它们开展影响评估的能力。

国际发展援助资金与一个国家用于发展减贫的国内资源相比，是非常微小的。用科学评估获得的证据来指导、优化资源配置这样一个理念需要以各国国内的公共资源为推广目标。这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公共资源的配置基本上是个政治而非经济的决策过程，各种部门、团体都会来争这块蛋糕，它们的出发点是各自的利益诉求，不是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推广这一理念关键是要使决策者接受并贯彻下去。

影响评估要求经济学、统计学、社会学等多领域的专业人才参与，是个“烧钱”的活动。一项评估研究花费可以高达几十、上百万美元，然而高质量的评估结果可以避免上千万、上亿美元的公共资金浪费，这样的评估研究应该是物有所值的。世、亚行等组织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影响评估资金，同时帮助各国培养自己的评估人才，后者会最终降低影响评估的成本。

用证据指导公共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

《环球财经》：中国的公共政策正从促进增长逐渐转向改善民生。上述国际发展的新思维新理念对我们有何借鉴意义？我们应该从哪些角度来改进我们的公共政策？ 

蒋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另一方面，中国仍有一亿多贫困人口。我们的公共部门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如果能用好这些资源，使其发挥尽可能大的效益，那我们的贫困人口将会更快速地减少，大众的生活水平会更快地改善。近几年国内的公共支出正逐渐从建设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变，后者更侧重教育、医疗、就业等公共服务领域，多以个人、家庭、学校、社区等主观能动的个体为对象，从项目产出的实现到取得效果，中间要经过服务对象的反应和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换句话说，政策制定者不能想当然地认为项目产出实现一定能带来期望的积极影响。因此，我们的公共政策管理应更注重对公共项目的科学评估，掌握大量的关于项目影响的严格证据，用这些证据指导公共政策制定和资源分配。

近年来，国内一些机构开始积极从事影响评估。例如，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评估了陕西省贫困县儿童营养补充和家长营养知识宣传项目、防止西部贫困县中学生辍学的助学金项目、和解决儿童贫血问题的六省补铁项目，基于评估结果的政策报告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最近，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对其实施的全国农村学校营养午餐项目进行跟踪和评估。然而，相对于中国数量庞大的公共项目，这类评估还属于零星活动，有必要在更大范围内、更系统地开展。同时，我们可以参考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例子，把这些评估的结果运用到公共资源的分配中。

另外，我注意到当前国内的慈善活动搞得热火朝天。慈善资金是一个社会宝贵的公共资源，同样存在如何有效配置和使用的问题。慈善项目的设计者和执行者应该有科学评估他们的项目成效的理念，积极引入影响评估，从而提高项目的社会回报。慈善捐赠者既需要关注慈善组织的行政效率，如行政费用高低，更应关注它们能否提供项目有效性的科学证据。

（以上访谈仅代表受访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其所在机构的官方立场或看法）

作者: 刘洋（本刊记者） [‹‹摘要阅读] [新窗口阅读››]

“通往地狱的道路，都是用善意铺成的”。2006年，当小额贷款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被授予诺贝尔奖时，他一定无法理解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的这句话。尤努斯善良而睿智，他不但催生了“穷人银行”的概念，还为小额贷款制定了严格的规定，比如贷款利率不超过35%，以保证小额贷款的实施。小额贷款在当时也是成功的，它被广泛视为既能改变贫困人口的生活面貌，又有巨大商业潜力的事业。

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V.Banerjee)和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却在这时注意到，证明小额贷款巨大减贫作用的证据大都由一些个案构成，这些个案多由小额贷款银行本身及其支持者发布，与小额贷款有关的严谨系统的第三方论证几乎一直处于空白状态。当两位研究人员向小额贷款组织提议合作对贷款影响进行评估时，他们遭到了拒绝，理由是“证明小额贷款成功的案例已经足够多了”。

但小额信贷显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治贫模式，质变首先在印度发生。在印度，小额信贷经历了毫无节制的商业化操作后变成了印度最赚钱的行业，其利率一度高达100%。一位印度银行界高管说，在巨额利润诱惑下，印度银行业至少为小额信贷准备了40亿美元，印度的基金和风投资本也都在将小额信贷公司作为营利性社会企业来操作。

处在食物链低端的普通民众则成了这一商业模式的受害者。小额信贷要求贷款被投入生产而非消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贫民摆脱贫困。但在提升当前生活水平的巨大诱惑下，鲜有人能够遵守承诺。由于市场巨大且利润可观，小额贷款公司也无意加强监管。

悲剧很快发生。2010年10月，就在印度小额贷款公司SKS成功上市仅两个月后，57名在SKS贷款的印度农户自杀，印度地方政府指责集体自杀源自SKS巨大的还贷压力。随后，印度安德拉邦在九个月内又有14364人选择自杀以逃避债务，一系列惨案令小额信贷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也让这种全新的治贫模式在民众眼中迅速变成了避之唯恐不及的洪水猛兽。

尽管SKS等公司辩称这些农民中的很多人并未拖欠贷款，因而其自杀行为也与小额贷款无关，但已无济于事，印度政府迅速通过专门法律限制小额贷款的日常运作，这被众多借款人理解为无需还款的行政指令，整个产业因此遭受巨大损失。缺乏关于贷款影响的系统科学的评估，可以说是小额贷款公司无法为自己提供有力辩护的一个重要原因。

福祸相依的故事在这里再次上演。小额贷款公司突然陷入困境，反倒推动了学者和公司之间的合作。对小贷项目作用的最新评估研究表明，小额贷款既非包治百病的灵丹，也非闻之色变的毒药。小额贷款仍是减贫的关键政策工具，它帮助一些家庭维持生计，进而改变了这些家庭的消费结构。但同时，它并没有给这些家庭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庭的教育和医疗支出没有增加，妇女（小额贷款的主要对象）在家庭内的地位没有提升，小生意也没能帮助这些家庭最终走向富裕。

尤努斯是近年来治贫领域最杰出的明星，但小额信贷在印度遭遇的溃败却足以说明，我们距离真正理解穷人的行为仍相去甚远。穷人之所以贫穷，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如何判断和选择。恰恰相反，他们更多时候甚至比富裕阶层还懂得如何优化决策，“穷人是比富人更苛刻的客户”（出处：http://www.knowledgeatwharton.com.cn/index.cfm?fa=viewArticle&articleID=2490）。但对于如何服务这些“苛刻”的客户，经济学界的意见却并不统一。

“世界集体良心上的污点”

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30年，极端贫困人口在每个发展中地区都有所减少。现在，发展中世界约有21%的人口，即12亿人生活在贫困线——每天生活费1.25美元以下，这一比例已经远远低于1981年时的52%。但这一特殊群体的存在仍令全球在此期间取得的巨大进步失色良多，以至于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将这一群体称为“世界集体良心上的污点”。

中国的情况也不乐观。此前，中国一直实行着1196元人民币的贫困线标准，该标准仅相当于世界银行1.25美元贫困线的40%。由于贫困线过低，中国在2009年时的贫困人口比例仅为2.69%。而当时，全球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比例都在10%以上。2011年11月，随着中国把贫困线提高至2300元，中国的贫困人口迅速由2688万人飙升到1.28亿人。

相比于富裕国家和新兴市场，极度不发达国家的止步不前更令人忧心。非洲“惟一未能摆脱贫困大陆”的帽子不知何时才能摘除，撒哈拉以南现在也依然还是全球孕妇死亡率最高的地区，尼日尔约1/7的妇女死于分娩，而英国的分娩死亡率只有1/8200。《财富》统计显示，除南非以外的非洲大陆2001年的真实人均收入比1960年时还少315美元。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n)举了欧洲奶牛的例子来说明非洲的情况：欧洲奶牛每头平均每天得到2.5美元补贴，而75%的非洲人每天生活费低于这个数。

对于贫困的原因和贫困的治理，经济学界的共识与实践中的成就同样稀缺。

联合国秘书长千年发展目标顾问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认为，一国的贫穷主要源于自然环境导致的生产力低下，克服这些困难需要巨大的初始投入，但落后国家因为贫困而无法提供如此大规模的初始资本投入，所以只能长期陷“贫困陷阱”之中而无法自拔。因此，克服贫困必须借助国际援助，因为只有后者才能给这些国家提供巨大推动力，帮助它们脱离“陷阱”，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则坚决反对萨克斯的主张。这些经济学家认为，当前的富裕国家也曾经历贫穷，所谓“贫困陷阱”因此完全是无稽之谈。国际援助的价值也远没有想象中那样显著，它不但无法持久改善生活，反而会削弱人们战胜贫困的动力，进而导致不发达国家的制度缺损，成为战胜贫困的永久性障碍。伊斯特利认为，战胜贫困只能依靠不断完善的市场制度，因为只有后者才能提供正确的激励。

在贸易背景下，慷慨国际援助的价值往往大打折扣。2002年，布基纳法索得到美国10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但其出口由于棉花价格下跌损失了1370万美元；乍得得到美国570万美元经济援助，其出口损失也与此相当；多哥得到4O0万美元经济援助，却损失了740万美元的出口所得。这一系列事实，使贫困问题看起来更加错综复杂。尽管人类努力良多，但贫困迄今为止仍是横亘在人类发展之路上的一块巨型拦路石。

人们害怕贫困，因为贫困可以轻易摧毁一个国家。哥伦比亚是全球最著名的毒品王国，其根源是经济发展的迟滞和贫困人口的激增。在卡克塔省，农民在教会帮助下实行农作物替代种植，其纯利润约为4.52%；如果没有教会提供的生产资料支持，农民种植传统作物时就会面临49.25%的亏损。但如果种植毒品，平均利润率却高达49.07%——这足以让人们铤而走险。毒品贸易于是趁虚而入，成为哥伦比亚贫民的“福音”。

每个人都知道，在哥伦比亚战胜贫困的惟一办法就是加强教育。如果一个孩子到了14岁的时候还不会阅读或者基础数学，所有其他努力就都是徒劳的。让这样的孩子继续接受与其水平不相符的教育不但于事无补，而且已经无异于一场犯罪：没有人跟他们说话，整个班级都在听课，他们却什么也听不懂。但要纠正这一积弊，绝非想象中那么简单。

来自贫困治理的困境和窘境，迫使人们去重新思考根除贫困的办法。恰恰是在这里，善良的人们遇到了最严峻的挑战：世界上不存在一招制敌的治贫良策，一个好的减贫措施往往依赖于一系列复杂的约束条件，随着约束条件的改变，“橘生淮南则为橘，生淮北则为枳”的例子并不少见，对同类项目在不同环境下作持续严谨的评估因此显得尤为重要。

以证据为基础的贫困治理

班纳吉与迪弗洛决定尝试迎接这一挑战。2003年，两人共同创立了“贫困行动实验室”（Abdul Latif Jamee Poverty Action Lab，J-PAL），主要采用类似医学研究的随机实验法对各类减贫发展项目的影响进行评估，项目领域包括教育、公共卫生、小额信贷和政府治理与改革等等。他们当初的希望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到治理贫困的终极路径。

为实现这个目标，实验室在世界上51个国家开展或者已经完成了400多个评估课题。借助这些课题研究，班纳吉和迪弗洛发现一些大而抽象的问题其实是由许多小而具体的问题所组成的，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并认真实施的项目，人们可以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经他们和其他“贫困行动实验室”的学者评估确认高度有效的项目，如去除在校学生的肠道寄生虫，给农村家庭提供饮用水加氯器，给落后学生提供补习等项目，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推广，迄今为止，已令全球6300万人受益。

将贫困研究的重心从宏观转入微观，正是以班纳吉和迪弗洛为代表的学者在发展领域做出的重大贡献。对众多具体问题的分析和对具体项目的评估，使人们对贫困的原因和贫民的行为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也让人们更有信心去战胜贫困。现在，这种研究方式正以极快的速度扩散蔓延。2011年，班纳吉与迪弗洛将一系列研究成果有机组合成《穷人经济学：关于对抗全球贫困的激进再思考》一书。该书一出版即广受好评，在获得《金融时报》图书大奖后，又被《经济学人》选为2011年度书籍。

然而，两位经济学家坦承，这种以证据为基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发展理念，并未成为发展和扶贫实践的主流思想。他们评估发现无效的一些项目还在大规模地实施，而他们看好的一些项目却被束之高阁。一方面，许多学者还在忙于就一些“大是大非”问题展开辩论，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可靠的政策建议，政策制定者只能凭借未经证实的理论、不准确的经验乃至自身秉持的意识形态来制定政策、分配资源。

同时，政策制定者本身的动机和利益也是许多发展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减贫离不开公共投入，但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公共项目资金最终流入了私人口袋，因此，许多经济学家相信，如果没有好的政治体制和制度，研究怎样设计和执行政策或项目都是徒劳。

班纳吉与迪弗洛不认同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对细节的关注常会有助于制定和实施好的政策。深入了解每个人做一件事的动因及面临的制约，可以更好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逻辑，进而找到改进现有政策的办法。

发生在乌干达的一件事足以佐证这一观点。乌干达政府曾以学生人数为标准向各学校分配教育经费。但调查发现，大部分经费在到达学校前遭到地方政府的“截留”，只有大约13%的经费最终进入学校账户，一半以上的学校甚至没有收到一分钱。研究结果发布后，乌干达财政部决定通过全国性报纸公布每月向当地政府拨付的教育经费金额，这一简单的举措收到奇效：随后的调查发现，学校平均获得的拨款占到经费总额的比例已经上升到八成以上。

“我们可能需要走一百步，而且只有每步都正确才能实现某种预期目标，想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贫困问题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班纳吉认为，人们在战胜贫困的过程中必须尽量避免某些习惯性出现的错误，“消除贫困的三个敌人是意识形态、无知愚昧和惰性，这三个问题对应的接口则是专家、援助工作者和当地决策者。”

一旦克服这些问题，好的治贫方案就可能出现在人们面前。

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

一次成功的全球实践

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的出现，说明人们正在用一种全新而实用的视角去看待贫困治理。与通常强调的慈善不同，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在将现金支付给贫困家庭的同时，也会附加条件要求这些家庭向其子女做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

在细节上，这一制度往往要求定期对儿童的健康和营养状况进行检查，监测他们的生长情况，并让5岁以下儿童接受计划免疫；孕产妇要接受围产期的保健并定期参加健康讲座。而在教育方面的条件通常包括入学，80%~85%的学校出勤率，偶尔也会考察学生的学习成绩。大部分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往往把钱给母亲或在某些情况下直接给学生本人。

在墨西哥，该项目在1997年刚开始实施时的服务面仅有约30万家庭，现在却已覆盖到500万家庭（该项目在2001年更名为Oportunidades，机会）。在该项目执行过程中，墨西哥政府积累了大量一手数据，这些数据为科学评估这一项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巴西，巴西利亚市和坎皮纳斯市开展的学校奖学金项目同样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在许多方面，巴西的情况都与墨西哥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学校奖学金项目凸显出联邦制的特点，条件设定循序渐进，更多强调收入再分配而非人力资本的形成。据称，1100万家庭的4600万人口因该项目收益。

在智利，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的运作方式又有不同。这个名为互助项目的治贫计划只针对占智利总人口5%的赤贫人口，并“因户制宜”地设定转移支付的条件。受益家庭首先与社会工作者合作，弄清什么样的行动可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然后他们承诺实施依据各自不同情况而具体确定的行动计划，作为领取现金的前提条件，所转移支付的现金本身仅用于激励受益家庭使用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到目前为止，这一项目仍在全球独树一帜。

这些项目的共同点是项目设计、实施与评估平行进行，政府不仅采集了详细的微观数据，还邀请专家参与对项目成效的科学评估。评估表明，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提高了受助家庭的食品支出，和高品质食品所占的比例；儿童健康、营养和教育得到改善；一定程度上帮助这些家庭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另外，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并未引起成人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这一点曾是计划开始之初非常令人担忧的。非但如此，此类项目的实施还使童工数骤降，这也正是许多项目最重要的设计初衷。

这些严格可信的评估发现使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很快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获得认可，印度尼西亚、摩洛哥、巴基斯坦、菲律宾、南非和土耳其等国家相继引入这一项目。在一些国家，人们称赞该项目是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有效途径，拉丁美洲曾是世界上收入最不平等的地区（其基尼系数为0.45~0.60，而亚洲为0.32~0.58）；但过去十年，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均得到了缓解，基尼系数甚至下降了0.29。

对于治愈贫困和贫民的心灵创伤，类似的研究与政策的积极互动，以及以证据为基础的公共政策也许才是真正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