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数字时代的改革 需要专业科学的决策

2019年的大部分热点都和中美关系有关。贯穿全年的贸易战直到年底才结束第一回合的较量，中美都不想让步、又都必须让步的状况没有改变，中间夹杂的华为事件、科技脱钩带来的警钟长鸣和中国对基础研究的空前重视，都在为这场大国博弈增加新的丰富内涵。

很多人将这场博弈与美苏争霸相提并论。但至少在经济上，两次博弈不能同日而语：不考虑物价在期间发生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末美苏年均贸易额为20亿美元，今日中美贸易额则是每天20亿美元。中美双方在产业链上的深度融合也远超当年的美苏，在芯片和5G通信等关键技术领域，人们甚至很难区分哪一块属于商业范畴，哪一块又触碰到了国家安全的红线。

同时，在全球多个市场，中国企业都在重新寻找定位：2017年，中国手机企业传音控股超过韩国三星，成为非洲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品牌，印度第三方支付公司Paytem背后有阿里巴巴的支持，腾讯去年的领投则让印度尼西亚出行软件企业Go-Jek获得了12亿美元融资。

这当然不是画面的全部。除去代表着数据时代富矿的八亿网民和相当于美国三倍的入网终端设备，中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密集的工程师人才。2019年，中国有460万工科研究生活跃在职场中，人口大约为中国四分之一的美国，在这个数据上只有前者八分之一的体量。

就像中国人认为美国人打通了市场经济的任督二脉一样，美国人现在也开始认为中国找到了市场、技术和管理的平衡。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差不多十年前，中国宣布要“引领高速铁路技术”，如今就拥有了世界60%的高铁通车里程；2014年，中国政府呼吁万众创新，企业孵化器数量随之就从当年的1400个飙升到现在的超过8000个，社会风气也为之一变。

中国公司确实在快速迫近他们的美国同行，但中美之间的差距仍旧巨大。以互联网企业而言，除去体量的差距，各领域最先进的技术基本都掌握在美国公司手中，最主要商业模式和技术理念的演进也几乎全都发生在美国，中美之外的第三国市场也基本被美国公司占据。

作为国际关系学者，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阎学通倾向于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待这场博弈。经济潜力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从来不是阎学通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他更看重的是让潜力得到挖掘、增长得以实现的因素，他将这称之为改革以及推动改革的政治家领导力。

阎学通认为，在科技领域，中美之间的差距确实存在，但中美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差距都在拉大，这和现实世界其他领域的情况如出一辙。只要中国能持续改革，差距终能被弥补，科技领域也不例外。《环球财经》和阎学通教授的对话，就从这波围绕数据展开的竞争开始。

数字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将继续上升

《环球财经》：您最近提出，网络和数据已经成为全球竞争中的新资源和新焦点。这样的结论在商业世界已经很流行，但在国际关系领域其实并不那么主流。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如果这个结论成立，那么围绕传统资源展开的竞争将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阎学通：网络是竞争手段，数据是财富资源。将数据资源转化成为财富需要技术，因此数字技术竞争的不是数据资源，而是将数据转化成为财富的技术创新能力。技术创新力强的国家不竞争自然资源，但不意味着多数国家都不竞争自然资源，技术创新力弱的国家还得依赖自然资源生存，还得进行自然资源的竞争。例如，日本和德国不竞争自然资源，因为他们可以通过技术创新制造新产品以此换取自然资源，而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还得依赖自然资源。

今后，技术创新竞争和自然资源生产竞争将并行存在。数字创新力强的国家相互竞争将各种产业数字化，进行数字经济竞争；缺乏数字创新能力的国家继续进行传统的自然资源生产竞争。数字创新能力将把国家分为高数字化国家和低数字化国家。前者数量很少，但他们创造财富的全球占比将不断上升；后者数量众多，但他们创造财富的全球比占将日益下降。

世界目前尚处于数字经济时代初期，数字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还小于传统经济。但过去15年，数字经济增速是全球经济增速的2.5倍，这意味着数字经济占全球经济的比重还会上升，传统经济的占比仍将下降。目前，中美是数字经济规模最大的两个国家，两国GDP总和约占全球的40%，中美日德英五国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54%。今后，数字技术强国所占财富比重会越来越大，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将越来越重要，传统自然资源的竞争则相反。

《环球财经》：就像最重要的传统资源石油也有品质和开采成本的不同，因而有经济价值的高低，数字资源是否也有类似的优劣之分呢？如果有，我们又应该首先谋求竞争何种资源？

阎学通：数据资源与自然资源的性质不同，后者具有排他性且总量越用越少，前者没有排他性且总量越用越多。例如，所有司机都可以同时收听一个新闻，却不能同时烧一桶油。而且，司机听的新闻越多则产生的数据总量就越多，他们消费的油越多则剩下的石油总量就越少。
数据本身没有优劣之分，但处理后的数据确实会有质量之别，优质数据的价值要大于劣质数据。优质数据来自高水平的数据处理技术，数据处理技术是创造数据价值的手段，因此拥有高水平的数据处理中心就非常重要，那代表着数字经济竞争的一个重要领域和关键指标。目前，美国拥有最多的高水平数据处理中心，我国在这方面与美国还有比较大的差距。

《环球财经》：您提到了中美两国在数字领域里的差距问题。我们每个人其实也都会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目前，中国的本土互联网企业数量更多，这些企业正显著地改变中国的面貌；但美国的全球互联网公司更多，也更多提出先进理念，这会否导致两国有不平等的竞争地位？

阎学通：2018年，全球前十大互联网公司是谷歌、微软、亚马逊、百度、阿里巴巴、缤客、腾讯、脸书、雅虎和京东，其中美国六家，中国四家，其他国家则一家没有。同时，美国企业的总市值是中国企业总市值的几倍，差距很明显。全球互联网格局和中美两国在互联网领域的对比，和综合国力的状况有点类似，即我国比美国差很多，但其他国家与我国也差很多。

这也是我一直强调的，两极格局已经在世界上出现。尽管在很多国家，提两极格局都是政治不正确的，推动多极格局在政治上才是正确的。可不久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António Guterres）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相隔三天的两个不同场合都承认两极格局正在形成。要知道，从政治正确的角度上讲，联合国秘书长就不应该说两极格局，因为联合国是全球性机构应该推动多极格局；法国总统在政治正确的角度上也不应该说两极格局，因为多极化是法国前总统希拉克2（Jacques René Chirac）在1995年当选总统时就提出来的政治主张。

当然，我国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国家政策发展起来的，中国企业垄断了中国市场。这种保护对中国企业的前期发展可能是有益的，但如果这些企业只靠14亿中国消费者市场，而无力通过国际竞争去开发全世界70亿人的消费市场，其实力将永远赶不上美国对手。

目前，全球70个最大数字平台的经济规模总量中，美国企业占了68%，中国企业占了22%。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距，正是因为美国企业提供的平台供全球使用，中国企业的平台主要供中国消费者使用。我国网络企业如何走出国门是个战略问题。我不是企业家，提不出专业化建议；但从消费者角度讲，我认为不提供外文服务就根本不可能提高国际竞争力。

年轻人的意识形态越符合数字时代的特点和规律，创新能力就越强

《环球财经》：最近这段时间，我们还谈论了很多由网络引起的意识形态问题。但您最近提到，意识形态在竞争中的作用在下降，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认识意识形态在新时代的作用？

阎学通：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内部在意识形态上都已经发生了分裂。美国人自己都说不清楚，他们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还是反建制主义，欧洲人也说不清楚他们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还是民粹主义。如果这些国家不能有一致的意识形态，又怎么可能以共同的意识形态在国际上进行竞争呢？所以，我们看到绝大多数国家的对外政策制定都不再以意识形态为标准了，而是以具体利益目标为标准。特朗普（Donald Trump）发动了针对苏莱曼尼（Qassem Suleimani）的暗杀，结果不仅得不到欧洲盟国的支持，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Benjamin Netanyahu）都不表示支持，美国国内还发生了以年轻人为主的反战示威游行。意识形态的作用体现在哪里呢？

另外，在所有现代化国家，家长们都感到代沟严重，难与孩子们沟通。在高数字化国家里，这种现象更加明显。从历史规律看，后辈人常比先辈人有更进步的思想观念，年轻人常比老年人有更强的创新能力。但先辈们总认为自己的思想观念比后辈正确，这就是鲁迅先生说的“九斤老太太”现象。可是，“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如果每个家长都无力在家庭生活中塑造子女的意识形态，塑造下一代意识形态对一个国家而言就是不可能成功的努力。

我们需要注意到，数字时代的技术创新是年轻人实现的，他们的意识形态越符合数字时代的特点和规律，创新能力就越强。反之，如果以旧意识形态约束他们的思想观念，其创新能力就会减弱。在数字时代，各种新意识形态层出不穷，在竞争中符合时代特点的思想观念成为主导观念的可能性最大。因此，我认为，要想淘汰阻碍社会进步和国家强大的意识形态，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让不同意识形态展开充分的竞争，这是我对意识形态作用的认识。

《环球财经》：您提到目前这轮竞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非自然地理领域为主战场的竞争，中美两国经验都不多。但我们知道，美国和德国、日本以及苏联都曾有过非常激烈的科技竞争，和日本竞争的激烈程度好像比今天和我们还厉害一点，这是否构成美国的一个竞争优势？

阎学通：美国是数字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虽然在5G方面可能略比中国差一点，但其总体数字技术仍是最先进的。美国不仅在技术创新上拥有巨大优势，在许多其他领域也都具有很大优势，连体育都不例外。明年奥运会上，我国与美国在金牌总数上的差距就有拉大的危险。

但正因为美国的优势巨大，我国才有大于美国的改革诉求。在任何领域，我国只要不进行比美国更深刻的改革，双方的实力差距就会拉大，改革是赶超美国的惟一路径。只有进行比美国更深刻和更广泛的改革，我国才能缩小与美国的差距，这是道义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

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崛起国之所以能在各方面都不如霸权国的条件下缩小与霸权国的国力差距，就是因为崛起国的领导组织改革的能力强于霸权国的领导。鉴于改革才是提高一国实力的决定性因素，领导的改革能力才是决定大国战略竞争成败的关键自变量。

我在《领导力与大国崛起》一书中将道义分为三个层次——个人道义、国家道义和世界道义。个人道义是指个人品行，国家道义是指对本国百姓利益负责，世界道义是指对人类整体利益负责。道义现实主义理论讲国家道义，即一国政府对内要向本国百姓负责，对外要对自己的承诺负责。对内负责是指不断进行改革以实现民富国强，能做到就是有道义的，否则就是不道义的；对外获得广泛支持是有道义的，遭到广泛反对是不道义的。对于高数字化国家来讲，领导的道义体现在该国数字能力提高的速度上，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百姓的财富和安全。

非科学化和非专业化的决策机制，不可避免地会增加决策失误率

《环球财经》：过去几年，您一直强调领导力的重要作用，最近又提出不能让“深水区的改革比浅水区更难”这样的臆断影响改革决心，并建议继续勇敢改革。那么，您认为我们现在改革面临着哪些有利条件？又面临着哪些不利条件？怎样的改革才是勇敢又富于智慧的？

阎学通：横向比较，美国、俄罗斯、日本、德国、英国、法国这些大国，在当前国内改革中面临的困难似乎没有比中国大的，但也看不出有比中国小的。纵向比较，文化大革命后造成社会凋蔽、百业待兴的困难和极左余毒对国家建设的破坏和干扰，连民企能否雇佣七个工人都要看是不是符合《资本论》中的标准，那个时期的改革难度一点也不比现在的改革困难小。

所以，不同时期改革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都不同，不同时期的改革没有难易之分，只有成败之别。上世纪80年代，苏联改革失败，中国改革成功，并不是因为苏联的改革难度大于中国，而是戈尔巴乔夫领导改革的能力不如邓小平，这才让两国有了不同的改革结果。

当前我国改革有很多有利条件。首先，我国的物质力量可以满足百姓吃、穿、住、行的基本需求；其次，我国的科技能力已经超越多数发达国家，我们是数字经济第二大国，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第三，我国的军事实力已经位列三甲，没有外部入侵和世界大战的危险；第四，民智已开，坚持改革开放的原则深入人心，自由和民主也列入核心价值观；第五，我国的国际地位上升到世界第二，与绝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广泛联系，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增强。

我不能穷尽所有有利于改革的条件，但如果说哪个有利条件最重要，我认为是我们40年改革的经验教训。以往的经验教训是今后成功的重要资本。如今俄罗斯军队能打胜仗，主要是因为其拥有丰富的实战经验。与其他大国相比，我国改革经验最丰富，因此改革成功的概率也大于他们。
当然，我国的改革也面临着很多困难，其中最大的困难是改革方向问题。改革是向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进步方向变化，逆历史规律的变化是倒退而非改革。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是分工越来越细，且不会逆转。文革就是非专业化和非科学化的决策导致重大战略失误，进而造成了灾难。于是，中央提出党政分工，向决策科学化和干部专业化的方向改革，这一改革有效降低了各层级决策的失误概率，提高了成功率，这是我国改革成功的重大原因之一。

但现在，决策非专业化和非科学化的趋势再次出现，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再次出现。2019年10月28日，中山大学出台文件规定全体师生的学术文章对外投稿前要做行政登记，否则即使发表也不承认是学术成果。执行这个规定客观上就是搞行政领导审批制。这种非科学化和非专业化的决策机制，不可避免地会增加决策失误率、降低了决策成功率。如果不扭转这种趋势，我国改革的成功率就会下降。

（本刊记者：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