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范志毅“吐槽”中国足球:症结是足球与社会的联系被切断

现在更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把足球界的传承重新建立起来,能不能允许别人踩着我们的肩膀走上去。如果通过我们的工作,有一批孩子能知道如何待人接物,知道怎样观察球场上瞬息万变的形势,知道怎么在压力下做出更合理的决定,甚至只是知道怎么更合理地对待输赢,让他们知道赢是目标、输要接受、过程要享受,那足球的意义就够了————范志毅

专访 | 范志毅“吐槽”中国足球:症结是足球与社会的联系被切断

本文刊发于《环球财经》2020年12月刊

记者 | 刘洋

编辑 | 章琦

 

(2020年)5月,国足和申花的内部教学赛打得很被动。因为疫情的原因,这是国家队今年组织的第一次封闭集训。和这支组建仓促的国家队相比,俱乐部的备战已经有了一段时间,球员的身体状态、精神面貌和配合的熟练程度都比国家队好不少,场面上的主动因此并不意外。

但国家队主帅李铁还是有点着急。因为疫情,国家队今年很难有清晰明确的备战计划,如果还想在不知道何时重启的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上取得好成绩,联赛备战期组织的集训就显得非常重要。李铁需要这种接近实战的机会了解球员,然后组建满足战术要求的队伍。

中场休息时,范志毅找到了李铁。过去几场比赛,这位刚上任几个月的上海足协副主席都在现场,李铁请他来就是想看看能不能有点和技术团队不同的思路。范志毅对李铁说,他清楚国家队想用双前锋和菱形中场,“但韦世豪和金敬道对边路的利用太多,单后腰吴曦和前腰张稀哲的压力太大了”,他把比赛背景放到了预选赛,“如果面对的是连续四场不容有失的比赛,那国家队就得考虑要不要放手一搏,如果决定孤注一掷,那就要考虑高中锋了”。

“李铁是我很多年的国家队队友。中国足球都这样了,我们得支持他。”几个月以后,在华漕村委会旁边的上海老克勒队主场,范志毅再次谈起这件事,他把这种做法看作一种传承。他喜欢从传承的角度理解足球,也从传承被破坏的角度分析中国足球遭遇的低谷

多年以来,范志毅保持着老牌足球运动员的特点。例如,相比于媒体铺天盖地宣传的技战术创新,他始终认为足球在过去这些年的变化非常有限,“更多是名词创新,不是战术革命”;同样,他也很少谈论足球产业和体育市场这样的概念,他谈论的都是传承,是足球和社会的联系以及足球的教育意义。在他看来,中国足球的崛起需要每个人重新建立和社会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和李铁显然在一个战壕里,“我们根本就不分彼此”。

范志毅渴望这种传承,他原本应该是中国足球传承的重要一环。球员时代的“范大将军”是中轴线的主角,身体素质惊人且没有技术短板,在成为国内顶级后卫前拿过联赛最佳射手,两次中国足球先生和一次亚洲足球先生的荣誉之外,范志毅还在几年的旅欧生涯中担任过球队的队长,并且在代表水晶宫队和利物浦队的足总杯比赛中征服了对方——他差一点就加盟了利物浦队。更何况,他在欧洲时就获得了欧足联B级教练证书,2010年时又成了职业级教练。

尤其重要的是,在很多球员眼里,范志毅是中国足球的“大哥”,他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应该成为中国足球的重要财富。球员时代同样以作风硬朗和脾气火爆著称的李玮锋很推崇范志毅,两人同时在场时,只要被问及对某些安排的意见,他总会把手伸向范志毅说:“大哥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但他的职业生涯末期经历过太多波折,最后几年在几家俱乐部之间的辗转一度让范志毅感到迷惘。他会想起那些在英国联赛效力的球员不论选择退役后做教练、球探、经理人、经纪人、官员还是评论员,都能得到球员工会的帮助,他也希望中国足球里能有这样的支撑体系。但当时的中国足坛没有机构承担类似的责任,球员的职业转型缺乏系统性支撑。

所以,当选上海足协副主席对范志毅是个崭新的开始。世纪之交那批国家队成员相继回归职业舞台,也许是中国足球过去几年最大的变化。作为主帅,李霄鹏和李铁相继获得成功;作为经理人,李明成了北京国安掌舵人,李玮锋则在天津权健短暂的历史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作为职业足球管理者,杨晨和邵佳一都在中国足协开始了工作;李金羽则成为了足球评论员。

和其他几位队友相比,范志毅的角色更靠近幕后。现在,他的大多数时间都和师傅徐根宝在崇明的足球基地里度过,那里有06、07和08年龄段三支梯队的70多个孩子要培养。如果一切顺利,未来两年还会有两个梯队被组建起来。当选上海足协副主席时,范志毅就承诺将在五年内向中国足球成建制地输送一批优秀的年轻球员,他的底气来自于这些孩子。

现在,这些孩子中有相当一部分在练习四步带球和七步带球,一些基本功更好的孩子已经在尝试连续一脚传球。范志毅也经常鼓励他们进行六对六的对抗,这种包括门将以及一侧中后卫、边后卫、后腰、前腰和边锋的对抗是演练技战术的最基本单元,这种对抗也能增强他兑现承诺的底气,“对比武磊那批球员,现在这批球员起点更高,起点越高就毕业越早嘛”。

老帅徐根宝的工作非常细致,他已经开始有意识地让球员适应真实的比赛环境。例如,他会偶尔让裁判吹偏哨,“就是让一方输掉比赛”。除了让孩子们学会接受失败,他也需要这样的指导刺激孩子们训练,“要想获胜,就要尽快取得进球,就要让足球尽量远离本方禁区”。

和徐根宝一样,范志毅也逐渐有了包含大量细节的训练方法,他对足球运动的理解和对足球规律的认识都能通过这些细节表现出来。例如,他比以前更了解小孩子的发育周期,知道成长期的孩子每天必须要吃好、睡足,“根本是练不动的”;他也发现,让孩子观看全球强队的比赛录像远不如让他们分析自己的比赛录像有效果,而且每周的技术会议的时间也不能太长,“孩子的注意力很难保持超过25分钟,20分钟以内的会议因此是效果最好的”;另外,这些十几岁的孩子目前只接受技术训练,“要形成肌肉记忆”,“暂时还不太需要力量训练”。

但他也知道,更好的苗子可遇不可求。在老克勒球场边,他会经常想起二三十年前的上海足球,想起速度很慢但灵性十足的申思和祁宏,想起绝对速度不快但折返跑能力突出的吴承瑛,他知道在体系化球员的培养带来成绩后,中国足球还得找到一批特点鲜明的天才球员。

“你知道吧,这不是足球问题,是教育问题。”来到球场前,范志毅参加了一场校园足球活动。在那里,他受到了非常热烈的欢迎,很多人都等着听他怎么争取教育界对足球的支持,还有很多人想听听他对校园足球的看法。但穿着运动鞋上场的“范大将军”,竟然只在发言最后非常平静地告诉大家:“最重要的是让孩子们出来运动,是不是踢球一点都不重要。”

中国足球的症结是足球和社会的联系被切断

《环球财经》:过去20年,我们看到了世界足球突飞猛进的发展,科技对足球的渗透日新月异,崭新的技战术思想层出不穷。但同时,中国足球好像陷入了举步不前的泥沼且无法自拔。那么,是不是足球的创新已经快到远远超过中国足球的能力,进而导致了我们的长期落后呢?

范志毅:我从不认为足球运动的哲学或者理念在过去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中出现了革命性变化,足球仍然是关于两个重要时刻的运动,这两个重要时刻就是攻和防。前段时间,我还和徐根宝指导提起,我们在1995年夺得甲A联赛冠军时倡导的抢逼围就是今天风靡足球圈的高位逼抢,我们那时候倡导的小快灵与接传转和现在每个人都熟悉的传控足球也差不多。

当然,随着科技的进步、训练的改进和医疗的发展,现代球员确实可以更好地执行战术。可如果回头看1998年东亚四强赛,那场中日之间比赛的节奏之快和技战术水平之高即便今天也仍然很难在亚洲看到,当时的日本队里还有中田英寿和中山雅史这样后来的世界名将。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现在没能力拿好成绩,所以必须静下来做最没有趣味的基础性工作。中国足球的症结不是国家队那几支队伍,而是足球和社会的联系被切断,这个系统因此不能成建制地找到好苗子。所以,我们不能总想着大环境的改变,而要想着从小环境入手改变中国足球的土壤。我们要组织更多更好的青少年比赛,要把足球和社会的联系重新建立好。

《环球财经》:这就涉及到一个谈论中国足球时绕不开的问题,那就是作为足球运动管理者的足协。2001年,中国足球首次打进世界杯时,我们都认为那是中国足球辉煌的起点,没想到竟然是中国足球在相当长时间里的巅峰。您认为,足协需要为中国足球过去的低谷负责吗?

范志毅:理想情况是,从13岁到23岁,每个年龄段的国家队都要有自己的建制。而且,我们做这些事情不能继续从备战大赛出发,而要从培养球员出发。我们过往的经历证明了,15岁的冠军并不能保证同样一批孩子在成年后还是冠军,小孩子每长一岁的变数都是很大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许确实在错进错出中间浪费了10年时间, 87和88年龄段的球员在中超赛场上很少,2006年的孩子也可能比2005年的孩子先开始打洲际比赛。以前,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不好;但幸运的是,这些错误的观念正在被纠正,情况会慢慢变好。

这段时间里,我们对职能部门有很多批评。但我们也要知道,我们在2001年冲出亚洲时,职能部门负责了、球员付出了、教练尽力了、球迷的支持和媒体的关注也都有很大的作用,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我们成功把握住了运气带来的机会,才完成了冲出亚洲的梦想。

所以,足球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不能把责任单独推给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我们是在体制内成长起来的球员,但这并不意味着原来的体制就比现在的市场化方式更好,因为国家队和各俱乐部当时可以在几万人中选拔球员;但现在,能够供选拔的足球苗子真的太少了。

我一直说,如果我们做好传承,如果全社会能意识到足球在小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如果我们的凝聚力更强,中国足球都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我有时候觉得这次疫情是个好事情,它让我们看到我们民族蕴藏的那种凝聚力,这对足球运动的崛起同样是有帮助的。

只有率先从小环境入手开始做出改变,中国足球才能重回正轨

《环球财经》:您一直倾向于从教育的角度理解足球运动的意义。其实,很多知名足球运动员的成长都伴随着无尽的伤病和巨大的付出,高薪和全球关注显然不是足球运动的全部。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职业观念,我们想知道的是,您认为快乐足球的理念是正确的吗?

范志毅:这个问题上,我想我们全社会都要有思想上的提高。就好像我们提了很久的快乐学习,但学过习的人都知道,学习的结果可能是快乐的,但学习的过程不可能快乐,不然就不会有“十年寒窗苦读““学海无涯苦作舟”这样的说法出来,而这些说法都已经流传了几百上千年。

同样,我们也不要认为足球是快乐的。我很小就接触大运动量的训练,17岁开始几乎每天都在徐根宝指导的带领下进行半小时的加练,那是很辛苦的,绝对不是快乐的。和我们那时候相比,现在的孩子们确实有了更好的环境和支撑条件,但苦本身并没有什么变化。

每天下午两点,夏天上海的地表温度经常达到四五十度,普通人连走路都困难,但那些十二三岁的孩子就必须训练。没有这些艰苦的训练,他们就没办法形成帮助他们应对场上竞争和身体对抗的技战术基础,就没有办法在足球的道路上获得成功;但因为这些训练,他们就要忍受酷暑和汗水,还要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伤病甚至直到退役都可能挥之不去的痛苦。

只要看到过这样的场景,每个人都会意识到,足球怎么可能快乐的呢?又有哪个父母会认为,自己的孩子在这样的高温下刻苦训练是快乐的呢?但崇明基地里那些十二三岁的孩子,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度过了整个夏天,而且还要在职业生涯中度过好多个这样的夏天。

《环球财经》:好多个这样的夏天也许正是青训艰难的地方所在。毋庸置疑,青训也许是足球系统中最默默无闻的工作,徐根宝指导也是用了很多年时间才在中国足球的低谷中证明了自己。那么,作为有着辉煌旅欧生涯的前亚洲足球先生,您真的能放下身段去做青训吗?

范志毅:这些个人荣誉都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人们也许在茶余饭后还会谈起,但这些20多年前的事情对我们今天从事的事业没有多大的帮助。刚走进崇明足球基地时,很多孩子甚至都不知道范志毅是谁,也不知道他以前干过什么。对我来说,那只是球员生涯的一个符号,但在球员生涯结束之后还天天拿这个当回事,我们就注定一事无成了。

和杨晨、李玮锋、邵佳一还有曲波,我们有很多交流。大家都曾经是运动员,现在都意识到必须为中国足球做最基础的工作。踢过球的人都知道,胜败和荣誉都会随着时间消失,足球最后剩下的就是朋友和兄弟。我还记得,当年崔龙洙在江苏队执教时,在快入场时看到我马上就抱了上来,我们都动了感情。足球没有国界,但足球需要仪式感,也需要凝聚力,更需要传承,日韩在这方面确实比我们做得好。

所以,现在更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把足球界的传承重新建立起来,能不能允许别人踩着我们的肩膀走上去。如果通过我们的工作,有一批孩子能知道如何待人接物,知道怎样观察球场上瞬息万变的形势,知道怎么在压力下做出更合理的决定,甚至只是知道怎么更合理地对待输赢,让他们知道赢是目标、输要接受、过程要享受,那足球的意义就够了。

确实,现在的小孩子哪还知道范志毅是谁啊,但他的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还认识我就好,我们就能逐渐把足球和社会的联系重新建立起来,就能让中国足球的基础稳固起来。要是我们这些人都摆不正自己的位置,那中国足球就真的没戏了;只有我们率先从小环境入手开始做出改变,中国足球才能重回正轨。最重要的就是,中国足球绝对不能再分你、我、他了。

本文刊发于《环球财经》2020年12月刊,刊发标题为《必须为中国足球做最基础的工作——专访上海足协副主席范志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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