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职业足球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利益，只有有了钱，才会有更好的足球比赛和更健康的职业足球联赛。在此前的中国，足球俱乐部在电视转播上的收入很少，这导致很多优秀人才没办法进入职业足球领域，因此影响了职业足球的发展，我们欣喜地看到问题正在解决，付费看球的文化正在建立起来，这对中国职业足球的长期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记者 | 刘洋

编辑 | 章琦

表面上看，特巴斯(Javier Tebas)是在西班牙足球最好的日子里成为职业联盟主席的。那之前的2008~2012年，西班牙足球在连续三届大赛——两届欧洲杯和一届世界杯上连续夺冠，他们的足球风格为世界所承认，他可以在前所未有的知名度基础上开展工作。

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国家队和联赛之间有太多不同。而在联赛层面，西甲正处于巨大的动荡之中。2010~2011赛季开始前，马洛卡俱乐部的债务高达8500万欧元，这一数字是俱乐部年收入的三倍。作为惩罚，欧足联控制与纪律委员禁止该俱乐部参加欧洲联赛，因为其“不符合必要的准入标准”。也是在这一年，对联赛利益分配不公长期不满的西甲球队终于团结起来向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逼宫”，迫使两家俱乐部放弃独立出售转播权的资格。

而且，自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完成到当时不过20年，西甲已数次遭遇球员罢工困扰，因为囊中羞涩的俱乐部总是无法满足按时发放薪水的基本要求。当时，欧洲足坛的债务总和不过70亿欧元，西甲就占了其中六成，这些球队还拖欠和逃避着总计7.5亿欧元的税款。

上世纪90年代的俱乐部私有化改革没能解决问题，反而带来了新的挑战。当马德里竞技俱乐部宣布私有化改造时，时任俱乐部主席希尔（Jesús Gil）直接将95%的股份划归自己所有，但他并无意于俱乐部的长期发展，因为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解散了俱乐部的青训，少年劳尔（Raúl González）被迫出走；作为希尔的辩护律师，塞维利亚俱乐部主席德尔·尼多（Del Nido）也曾被检察机关指控涉嫌腐败、挪用公款等多项罪名，甚至连联盟主席阿斯蒂亚萨兰（Luiz Astiazaran)也曾涉嫌在皇家社会俱乐部做假账；当试图拥有一家体育俱乐部的印度富豪阿里·赛义德（Ali Syed）被英格兰的布莱克本俱乐部以“不具备持续投入资金的能力”拒绝后，很快就在几乎没有任何审查的情况下成了西甲桑坦德经济俱乐部的老板。

特巴斯上任时，西甲20支球队中只有五支没有亏损。考虑到人口超过50万的西班牙城市仅有五个，这五个城市中已经拥挤着八家职业足球俱乐部，其余12家俱乐部都没办法对比赛日收入寄予更多期望。而按照惯例，这部分至少应该贡献俱乐部三分之一以上的营收。

职业联赛的经营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促进竞争与维护公平之间的平衡需要小心维护才能实现。但在西班牙，法律将比赛转播权赋予各俱乐部，后者需要独立与电视台谈判确定主场比赛转播权价格。结果，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在2006年分别获得了一份七年11亿欧元和10亿欧元的转播合同，而他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瓦伦西亚的转播收入还不到一半。

英国人在这方面做得好得多。他们坚持打包出售联赛整体的转播权，并拒绝做出任何让步。2005年，刚刚购得曼联的格雷泽家族也曾试图学习西班牙同行，“格雷泽家族商业计划的核心就是打破英超集体协议的框架，独立进行转播权谈判”。但英超联盟很快就扑灭了他们熊熊燃烧的野心，英超首席执行官斯丘达莫尔（Richard Scudamore）说：“分家是不可能的。要是他们这么干，20家俱乐部中就会有14家跟进，你无法想象之后的情况。”

特巴斯的改革遵循着相同的思路。他希望西甲能从一个点入手尝试解决系统性的问题。以此衡量，他的工作无疑是成功的：2013~2014赛季开始前，西甲整体签订电视转播权的方案通过，俱乐部的经营状况迅速好转，破产的阴影几乎已经从所有西甲俱乐部的头上消失。

但能做到这一点，一个重要的前提在于，现代职业足球的职权分立已经非常成熟，职业联盟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对联赛中错综复杂的利益进行重新分配和深度开发，而不必处处受制于政府层面的足球运动管理者，这正是“官办分离”的价值。

《环球财经》和西甲联盟主席特巴斯的对话，也就从中国足球已经探索了很多年却始终不见成效的“管办分离”开始。

“对职业足球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利益”

《环球财经》：每当提到职业足球，我们都会提到“管办分离”，也就是让足协只负责监管部分，而将职业足球赛事的运营交给一个单独的机构来负责，中国足球也在向这个方向发展。从您的职业经验来看，为什么我们要在职业足球发展过程中推动“管办分离”这种做法？

特巴斯：在足球的世界里，管办分离是通行规则，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中国足球终于向这个方向前进了一大步。在我看来，我们之所以要推定这样的制度，是因为现代足球的运行过程会牵扯到很多方面的利益，几十支职业足球俱乐部、大型的赛事赞助商、电视转播机构以及其他的商业机构都需要在日复一日的比赛中获得各自的利益，我们因此必须用一套很好的体系来平衡各个方面的利益，并共同开发更大的商业空间，而管办分离被认为是最好的选择。

《环球财经》：制度保障是第一步，但还有很多细节支持才能让制度成功。您在成为西甲主席时，联赛运营状况并不好；现在，破产的阴影已经从西甲俱乐部的头上散去，这说明即便是很成熟的联赛也仍然可以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对您来说，你怎样提升联赛的影响力呢？

特巴斯：对我们来说，西甲既是一个拥有历史传统的本土品牌，也是一个有竞争力的全球品牌，这个品牌提供着全球独一无二且高质量的内容形式。因此，当我们面对中国和非洲这样新兴但巨大的市场时，就要努力通过一系列商业运作增加联赛的曝光度，提升联赛的影响力。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在比赛中增加了很多科技元素，从而可以让观众用不同的视角观看比赛，也能通过对很多比赛中技术细节的显示让观众看懂比赛。2018年，我们在伯纳乌的一场比赛就让远在世界各地的观众可以借助虚拟现实技术身临其境地观看比赛，这是个突破。

另外，我们竭力避免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打造联赛品牌，而是希望以集体精神为基础提升联赛的形象。我们对外出售的是20支西甲球队的形象和这20支球队共同奉献的精彩比赛。

《环球财经》：很高兴您提到利益问题，这是现代职业足球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您在任内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对拥有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这样强势俱乐部的联赛而言绝不是轻松的任务。我们很好奇，您是怎样说服这些强大的成员让渡利益以换取联赛发展呢？另外，你怎样看待西甲和英超在联赛收入上的差距？对中国联赛的商业开发，您有怎样的建议？

特巴斯：平衡利益不可以这样理解。当我们组建西甲联赛时，就必然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出现大型的、中型的或者小型的俱乐部，造成差别的原因可能是所在城市的规模有大有小、竞技水平有高有低、或者其他各种各样的因素。但不论是多大规模的俱乐部，他们都应该有相同的机会参与比赛，因此都应该有机会因为联赛的发展而受益。我们应该致力于提升联赛的竞技水平和观赏性，让联赛的参与者在竞争中获得更多的利益，这样才有利于整个联赛的进步。

你要知道，英国的人口规模大概是西班牙的两倍，国内转播收入也差不多是西班牙的两倍，英超和西甲因此在这部分其实是没什么可比性的。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不断提升我们的联赛知名度，让更多国际范围内的球迷知道西甲，对我们的联赛、我们的比赛风格感兴趣。因此，我们率先开始采用流媒体技术、率先考虑给非现场的球迷带来不同的观赛体验。

当然，对职业足球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利益，只有有了钱，才会有更好的足球比赛和更健康的职业足球联赛。在此前的中国，足球俱乐部在电视转播上的收入很少，这导致很多优秀人才没办法进入职业足球领域，因此影响了职业足球的发展，我们欣喜地看到问题正在解决，付费看球的文化正在建立起来，这对中国职业足球的长期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至于具体的建议，我们可以考虑西班牙足球的做法，成立一个包括七名专家的执行委员会。这些人要负责评估不同的商业模式和商业计划，要向外界更好地传播联赛的形象，要充分利用社交媒体，要用更先进的设备提升转播的质量，这样才会有更多球迷观赏自己的联赛。

“没有好教练，就永远没办法培养出好球员”

《环球财经》：但足球离不开荣誉，巨大的荣誉会刺激职业足球的发展，西班牙就是如此。2008年到2012年，西班牙连续赢得三届大赛冠军，这也是青训的胜利，当时那批球员在2008年时都非常年轻。所以，西班牙究竟怎样推动青训，西甲又准备怎样推动中国的青训？

特巴斯：在西班牙，希望成为职业球员的小孩子们从小就会参加选拔，选拔的标准在不同的球队各有不同，但都围绕身体素质和对足球的理解展开。但从10岁、最晚11岁开始，这些球员就会进入足球学院接受系统培训。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对青训教练的培训和对球员的培训是同步展开的，这同样是非常基础的培训，没有好教练，我们就永远没办法培养出好球员。

在和中国合作培养年轻球员方面，我们此前已经和教育部签署了协议去培养青少年球员的成长计划，和中国足协也进行了深入的合作，中国足协也在马德里设置了常设机构来培养青年球员，我们从今年（2019年）开始，每年也会把西班牙最好的六支球队要求到中国，和中国最好的青年球队联合参加“西甲希望杯”，我们希望这些做法可以帮助中国的年轻球员获得成长。（本文刊发于《环球财经》2019年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