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个“国际红树林中心”落地深圳——探寻湿地生态保护背后的红树林基金会成长密码

八天后，缔约方大会审议通过了由中国牵头提出的《关于在<拉姆萨尔湿地公约>框架内设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的决议草案》，这意味着，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国际交流合作的“国际红树林中心”落地深圳。《环球财经》了解到，国际红树林中心将焦距全球热带和亚热带滨海区域红树林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与合理利用，搭建国际合作平台，开展全球红树林保护修复的国际合作和协调行动，支持“湿地公约”战略计划的实施，助力实现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等全球治理与发展的相关目标。

红树林，是由红树科植物为主体的常绿乔木或灌木组成的湿地木本植物群落，生长于热带、亚热带地区的陆地和海洋交汇处，是连接陆地与海洋的重要枢纽,集海洋与陆地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于一体，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凋落的花果、树叶、枝条及地下部分死亡的细根经微生物的分解,为底栖动物提供了丰富的有机碎屑型食物；红树林的呼吸根、支柱根、树干及松软的滩涂为底栖动物提供了多样的栖息地和安全的庇护地,为数以千计物种提供了生存、觅食、繁衍的环境，其中受威胁物种达341种。因此红树林被公认为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和生产力最高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也是生态服务功能最高的生态系统之一，与珊瑚礁、海草床并称为地球三大生态系统。

除此之外，红树植物对盐土的适应能力比任何陆生植物都强，可在海水中生长，具有“泌盐”“拒盐”的本领，还因为其根系发达健壮，能使树体牢牢地固定在淤泥中，对减轻洪水、海啸和风暴等自然灾害的破坏力有着较为明显的作用，权威机构指出，每千米红树林成本是造堤建坝的千分之一，500米长的红树林带可以减少50%~99%的波浪高度，因此红树林有天然“海岸卫士”“海上森林”的美誉。

红树林的作用在2004年岁末发生的印度洋海啸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场海啸给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等印度洋周边国家的沿海居民造成了巨大灾难，遇难者人数超20万，50多万人无家可归。但海啸过后，各国发现了一个共通的现象：在红树林植被茂密的地方，海啸所造成的灾害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如在斯里兰卡南部的卡普亨瓦拉（Kapuhenwala），该地周边环绕着200公顷的红树林和灌木林，在2004年印度洋海啸中，该地区仅有两人死亡。相对应的是，因为对红树林的生态价值了解不够,卡普亨瓦拉等地以外的斯里兰卡的红树林在人类经济活动中遭到了侵占与破坏，在印度洋海啸爆发前，斯里兰卡一半以上的红树林已经消失。在红树林退化严重的斯里兰卡南部的万都鲁帕（Wanduruppa），海啸造成了5000~6000人死亡。

大面积红树林遭受破坏，斯里兰卡并非个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指出，红树林覆盖率在过去的40年中减少了一半，世界上超过四分之三的红树林正在面临威胁。中国也不例外，红树林面积从建国初期的近五万公顷，下降到2001年的2.2万公顷，减少超过一半。1998年，南澳、深圳、珠海、惠东、阳江等地海域先后暴发大面积赤潮，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近亿元。赤潮发生后，广东的生态专家一致认为，赤潮泛滥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红树林的大面积减少。

其实和2004年印度洋海啸相似的一幕，在新中国历史上已经数次验证。1958年8月23日，福建厦门遭受罕见的强台风袭击，风暴潮几乎吞没了整个沿海地区，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但在离厦门不远的龙海县角尾乡海滩因生长着高大茂密的红树林，堤岸安然无恙，农田村舍损失甚微。1986年广西沿海又发生了百年未遇的特大风暴潮，合浦县398公里长的海堤被海浪冲垮294公里，但分布有红树林的地方，海堤几乎未损。席卷多国的印度洋海啸给全球敲响了警钟，世界各地对红树林的认识也不断加深，一些国家在印度洋海啸后开始致力于红树林的恢复，但远远不足以改变“世界上超过四分之三的红树林仍面临威胁、所有依赖红树林维系的平衡也因此岌岌可危”的颓态。

而且，红树林遭到毁坏后并不容易恢复，如菲律宾曾种植100万株红树林树苗，但很多已种下的红树林树苗死亡。在我国，也曾出现年年种树不见树的情况。究其原因，红树一旦死去，复生不易，种植新苗虽然有助红树林的恢复，但将关注点仅焦距于红树这一物种本身并不足以保证其成活率和保存率，红树林的恢复要充分考虑其生态系统。科研人员指出，单纯的有林地保护是不够的，只靠有林地不可能单独完成初级生产力的转运、分解，并最终转化为各级生产力（注10），红树林与鱼类、底栖动物、浮游动物、鸟类、昆虫及微生物间相互影响，它有完整的生态循环系统。红树林健康与否不单单靠它自身，还要看这个生态系统里的物种是否平衡。

换句话说，红树林的保护、恢复要着眼于它的生态系统。因此，为提高人们对红树林这一“独一无二、特殊和脆弱的生态系统”的认识，并鼓励寻找可持续管理、保育和使用红树林的解决方案，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将每年的7月26日设定为“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而且，这个国际日的保护对象并不只是红树林这一物种，而是整个红树林生态系统。

而从这一年开始到全球首个“国际红树林中心”落地深圳，整整过去了七年。但深圳为这一时刻的准备工作，远远不止七年。

历史上，我国沿海人民在与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的斗争，早已形成朴素的、自觉的对红树林的保护观。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国历史上最早有文字记载的红树林管理保护条例修于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的海南省《林市村志》，其中有10条保护红树林的规定。而针对新中国成立后红树林显著减少的年份，中国科学院科普云网站刊文《红树林的悲衰》指出，“红树林是我国保护物种，近10多年来，先后建立了国家级(3个)、省级(4个)、县级(8个)红树林保护区15个，并制订了相应的保护法律法规。然而，得到10多种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保护的红树林并没幸免刀俎之灾”，究其原因，“不能简单地用环保意识差、对红树林生态系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或法制观念不强等原因来解释。而是有更深刻的原因——急功近利，经济利益的驱动”。

在2001年我国首次红树林资源调查后，我国不断完善红树林保护国家法律制度体系，全面强化了红树林保护修复工作。至2021年，我国的红树林面积增加到2.71万公顷，增加了约5.1千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

首个“国际红树林中心”落地中国深圳，最现实的原因，一方面得益于深圳自身的湿地资源禀赋，另一方面得益于“十八大”以来深圳的红树林保护、修复及科普教育工作成效显著，初步探索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并进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为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深圳挂牌成立了中国第一所自然学校（2014年），并计划创建中国第一个“自然教育之城” ，深圳目前已设立38个自然教育中心与22所自然学校。在COP14大会上公布的全球首批23家“湿地教育中心星级奖”中，深圳市的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广东深圳华侨城国家湿地公园是中国大陆三家获此殊荣的两家，深圳独占两席；在2021年，“深圳湾红树林湿地修复项目”入选中国自然资源部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发布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中国实践典型案例》，此后深圳福田红树林湿地先后被列入“国家重要湿地”名录、“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在2022年召开的第七届全球地方政府和城市峰会上，基于深圳在超大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的探索实践及其良好的城市与生态空间关系，深圳荣获首届“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称号，并入选“自然城市行动”平台。

值得关注的是，深圳取得的这一系列成绩，既有相关政府部门的科学统筹、积极作为，更有社会力量积极支持、主动参与。“十八大”以来，深圳市政府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发展理念，在红树林的保护与修复过程中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引入了有实力、有活力的社会力量参与，形成了政府部门与社会力量联动的良好格局，并且在逐渐提升的信任中不断拓展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从而有效促进了深圳红树林生态系统功能的提升。

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本文下称“红树林基金会”）就是深圳红树林保护体系中社会力量的代表。

红树林基金会成立于党的十八大前夕，成立以来乘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东风扬帆远航，成为过去10年深圳红树林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的见证者、亲历者和参与者，也创造了多个深圳甚至全国第一。而且，国际红树林中心落地深圳，离不开红树林基金会贡献的智慧与力量。

《环球财经》了解到，建设“国际红树林中心”的设想源于深圳市政协委员、红树林基金会荣誉理事长孙莉莉1在2021年提交的一份政协提案。这份提案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此后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称“国家林草局”）及深圳市相关政府部门的牵头下，在北京林业大学东亚-澳大利西亚（Australasia，指大洋洲一个地区，包含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周边太平洋岛屿）候鸟迁徙研究中心、红树林基金会等相关机构的参与配合下，其方向不断具体、蓝图不断清晰。孙莉莉也因此荣获2022年度深圳市政协“特别贡献奖”。

十余年前，时任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将深圳市的一些企业家召集到一起聚会，聚会的主题是“企业的社会责任”，其中谈到了“深圳坝光盐灶村红树植物——银叶树”的保护。

银叶树，是典型水陆两栖的半红树植物，也是一种珍稀的红树树种。在深圳市坝光社区盐灶村的海滩上，保存着一片我国乃至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树龄最大的天然银叶树群。根据《深圳市坝光盐灶村古银叶树保护小区生物多样性研究报告》，在2009年该处银叶树群分布面积为0.7公顷，其中树龄超过200年的银叶树有32株（胸围大于140cm为200年以上树龄，其中最大胸围3.93m），树龄100余年的银叶树有20余株。

然而，因为长期以来该古银叶树群并未得到科学且有效的保护，盲目的围海造田、围塘养殖和毁林建餐馆等造成该地生境（物种或物种群体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恶化，宜林地大大减少。前述的研究报告指出，仅在2000~2003年间，坝光镇盐灶村就有近1000㎡、100多株银叶树毁于开辟鱼塘和建餐馆；另外，城市化、环境污染以及由此导致的气候变化和病虫害等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深圳的银叶树种群已处于严重受威胁状况，亟需保护。而且在2005年，坝光镇一度成为深圳设立精细化工园区的首选地。

彼时坝光镇盐灶村的古银叶树生境只是一个缩影，相关情况在《中国环境报》、深圳新闻网、《晶报》等中央或深圳本地媒体撰写的如《一座城市容不下一片红树林？》《坝光：15年跌跌撞撞正在我们眼前消失》《深圳红树林减少六千亩，面临工业建设等威胁》《深圳红树林保护陷困境，面积降至不足2000亩》等报道中多有描述。

古银叶树的生境触动了深圳的企业家们，企业家们想为生态文明“做点事”。加之，红树于2007年7月24日成为深圳市的市树，“坝光精细化工园区”计划也于2011年1月下马。天时、地利、人和，以前述的聚会为契机，企业家达成共识，扎根深圳，参与到以红树林为代表的湿地生态系统的保护当中。

2012年7月11日，由深圳市32名企业家及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共同出资的红树林基金会正式成立。基金会参照了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的做法，1/3 的理事和监事由市民公选产生。这个制度设计，在当时全国数千家公益基金会中是第一个。因此在红树林基金会的治理团队中，不仅有时任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深圳市团委干部、WWF中国区CEO等社会贤达，还有通过公开推选产生的两名市民理事、两名市民监事。红树林基金会发起人、终身荣誉理事陈劲松3指出：“基金会一开始就参照国际标杆，且不依赖某一企业，开放吸引公众参与理事会，步入专业、开放、透明的正规道路上。”红树林基金会现任秘书长闫保华4告诉《环球财经》：“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深圳市民代表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来。同时，也是保持了我们这样一家公募基金会的透明性以及管理上的规范性。”

透明、规范是公募基金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同样重要的还有红树林湿地的具体保护工作。

为让基金会成立后有的放矢，发起红树林基金会的深圳企业家们在2011年12月份就赴中国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下称“米埔保护区”）进行考察，一方面了解深港两地保护区的差距以及如何持续对红树林进行保护，另一方面了解红树林群落在自然生态环境中的重要意义。

米埔保护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湿地生物多样性自然保护区，与深圳市的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区（下简称“福田保护区”）仅一河之隔，两者共同构成深圳湾（港称后海湾）湿地生态系统，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中途停息地和越冬地。米埔保护区总面积约380公顷，其中红树林面积约300公顷，拥有香港最大面积的红树林，也是全中国第六大受保护的红树林片区。而因为红树林湿地可为鸟类提供栖息地和食物补给，米埔保护区吸引了大量的鸟类，其中约16％的品种为留鸟，其余大部分是旅鸟或候鸟，它们长途跋涉后在米埔保护区歇息、觅食甚至繁殖、换羽，也让米埔保护区成为香港的“雀鸟天堂”。

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因为水质污染、红树林砍伐等问题，米埔遭遇了红树林面积减少、生态功能退化等问题，并进一步导致米埔的生物多样性下降。

1983年米埔保护区成立，并于同年交由WWF(香港)管理。此后，WWF(香港)对米埔自然保护区内的生境进行了科学的管理和维护，促进了生物种多样性的提升。WWF(香港)也非常重视自然教育，在香港政府以及其他基金组织的支持下，WWF(香港)自1985年以来大力开展注重趣味、参与及亲身体验的自然教育活动，并针对小学生、初中生等开发了不同的自然教育教材，以培育新一代大自然的守护者。

在WWF(香港)及各界的努力下，米埔保护区的生态系统得到恢复，记录到的水鸟数量也从1979年1月的12830只增加到此后的近10万只。1995年，香港米埔保护区被《湿地公约》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这是在湿地生态保护方面规格高、分量重的一项荣誉。

香港米埔保护区的成功给予深圳企业家们很大的启发，找到可参考样板也是红树林基金会此后能成功的原因之一。

比如，红树林基金会在2013年的基金会年度检查中只得到了“基本合格”的评定。根据深圳政府在线“政民互动”的解答，违反《基金会管理条例》等情节轻微的，确定为“年检基本合格”；情节严重的，确定为“年检不合格”。而凡是“基本合格”和“不合格”的基金会，由登记管理机关当责令其限期整改，并视情况依据《基金会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此外，隔行如隔山。对于红树林湿地的保护，在商场上游刃有余的企业家们跨界后明显有些力不从心，体验了一把“理想饱满，现实骨感”。

用孙莉莉的话说：“刚发起这个基金会的时候，并没有觉得管一个基金会有如此之难。那时觉得连上市公司都创办了，领导一个基金会又有什么难的呢？但当真正投入到这个工作的时候，发现还是非常不一样：它的人才方向不一样，工作方法也不一样。最重要的是，当时我们招不到一个特别专业、专职的秘书长。”

另外，红树林基金会是混合型的基金会，因为很多项目或具体工作需要基金会的员工直接参与，往往在工作人员数量上有更多的需求。但为确保捐赠者的资金更多地用于具体项目中，《基金会管理条例》第29条明确规定：“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和行政办公支出不得超过当年总支出的10%。”在硬性指标下，红树林基金会无法像操作企业一样千金买骨，甚至无法按照工作量配置人才。通过梳理基金会的相关报告可以发现，人力资源紧张是红树林基金会成立以来至今都在努力克服的挑战。

就是在这种局面下，当第一任秘书长因故离职时，孙莉莉自告奋勇，以零薪水接手了这一岗位。接任时，红树林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只有两名，且均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她坦言：“其实当时落差还蛮大的。从一个比较舒适的、成功的圈子，到了一个前途未卜、未知的圈子。”

孙莉莉是于2009年开始亲身参加公益活动，彼时也正是其自言内心非常困惑的时期。她曾在大学任教，在最高法院当过五年法官，在深圳市地方税务局工作十余年，2006年加入深圳市同洲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并于同年成功助力该公司在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至2010年时，她既是公司的董秘，也从副总经理升任为副董事长。然而，在外人眼里一帆风顺的她说：“我就是困惑。”

但在2010年，从女企业家身份功成身退后投身于多个公益事业的刘小钢女士的经历让孙莉莉茅塞顿开，“原来作为一个企业家可以这样活，可以这样坚定、阳光地向前走”“我忽然觉得人生找到了方向”。

在了解了刘小钢的经历后，孙莉莉下定决心“我要做小钢”。在2012~2014年间，孙莉莉陆续辞掉了她在上市公司的职务，也沽清了所持的全部股份。

然而，从成功的企业家到成功的公益基金会运作者，不单是一腔热血就可以胜任的。她曾向深圳有关部门提出希望借鉴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由WWF(香港)托管的方法，协助管理福田保护区。但是，无论是专业还是资历的缺失，结果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这一落差让她意识到，政府“不会（将这么重要的一件事）一夜之间委托一个基金会，还是这么年轻的一个基金会”。

认识到专业性缺失的孙莉莉很快就调整了工作思路。她率先开始完善团队的专业性并扩充团队，秘书处专职工作人员在2014年增加到八人，红树林基金会也迎来了第一位博士——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取得环境教育学博士学位的闫保华女士。在回国前，闫保华已有三年在美国的基金会工作的经历。2014年她加入红树林基金会后，主抓“自然教育”板块业务。与此同时，孙莉莉在商场上开拓业务的“闯劲”也很自然地运用到了基金会的工作上，她带上名片马不停蹄地拜访国内外红树林湿地保护领域的专家，“我一定要把自己‘改造’专业了”，还走访了美国的黄石公园、中国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中国台湾关渡自然公园等国内外几十个自然保护区，拜访了所有国际公益机构驻中国的首席代表，不请自来地参加了如“滨海湿地蓝图项目”启动会等，通过“行万里路”恶补专业知识与技能，同时也广结人脉。如在“滨海湿地蓝图项目”启动会上，她结实了项目组组长雷光春（现任红树林基金会理事长、国家林草局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北京林业大学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徙研究中心主任）等专家，并与保尔森基金会等国内外的项目发起方或资助方建立了联系，这些专家和机构在此后红树林基金会的成长过程中，都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并且在一路前行的过程中，孙莉莉意识到现有的科学研究较为分散，需要一个平台将科研人员与红树林湿地的保护工作联系起来，并将科研成果用于红树林湿地的保护实践。

为此，红树林基金会将优秀的国际国内专家聘为基金会的顾问，并通过项目资助等形式与专家建立深层次的合作关系，以为红树林湿地保护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其中，厦门大学环境与生态学院教授王文卿7是红树林基金会最早引入的顾问专家之一，王文卿很早就指出“我国红树林保护并不乐观，忽视了湿地本质和生态系统，单纯的有林地保护现象甚为突出”，并呼吁“对红树林湿地要更专业更科学的保护和管理，保护中尤其是要体现它的整体性”。2018年，由红树林基金会、保尔森基金会等共三家基金会共同发起、王文卿担任项目研究专家组组长的“中国红树林保护及恢复战略研究”项目启动。此后该项目成果中的一些理念及建议，在我国《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2025年）》中都有所体现。

孙莉莉还邀请深圳相关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到米埔保护区等地参观，介绍香港在红树林湿地保护及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从而让主管部门深入了解米埔模式以及社会组织在其中发挥的作用。2014年7月，红树林基金会与WWF(香港)签订“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能力提升方案项目”合作协议，以引进专家、技术支持福田保护区湿地管理能力提升；同年9月、11月又与WWF(香港)在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共同举办了“中国红树林滨海湿地管理培训班”，共有11个国家级和省级红树林保护区、湿地公园等23名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了培训。

同年11月，由红树林基金会与上海仁渡海洋公益发展中心共同发起的“中国海岸线垃圾清理与监测项目”启动，项目在全国11个沿海省市展开，其中，仅在深圳市就有23家企业、市民、 政府机构组成的队伍共约600人参加，清理垃圾约1200公斤。

在2015年1月6日，红树林基金会与深圳市相关部门签订《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合作框架协议》,双方达成五年战略合作框架内容。其中，合作成果最为显著的要数鱼塘改造项目。

鱼塘是红树林湿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鸟类提供了高潮位栖息地，对鸟类的保护具有积极的作用。但潮位、鱼塘水深、水域开阔度、植被高度等因素也直接影响着鸟类的觅食与栖息。为将鱼塘改造成适合鸟类栖息、觅食的湿地，并满足不同水鸟生境，红树林基金会征求王文卿教授、WWF(香港)文贤继博士、广东内伶仃福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王勇军研究员等专家的意见，制定了《保护区1-4号鱼塘改造总体设计方案》，在前述的设计方案获评准后，红树林基金会与相关部门合作，并在WWF（香港）的技术支持下，通过借鉴米埔保护区的鱼塘管理经验对保护区内的2~4号鱼塘进行了改造，并建成总面积22公顷的涉禽高潮位栖息地。

鱼塘生境修复后，2号、3号、4号鱼塘的水鸟群落物种和种群数量发生明显变化，成绩斐然。根据红树林基金会的年度报告，鱼塘改造后水鸟物种数量和种群数量分别增加了28种和13737只，春、秋迁徙季水鸟群落的物种和种群数量也明显增加，而且水鸟群落的多样性水平有明显提高。最多记录到91只黑脸琵鹭（黑脸琵鹭是全球濒危物种之一，2021年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同时在此栖息，约占全球总数量的2.3%（2018年全球普查数量3941只，香港观鸟会数据）。

此后，红树林基金会又与主管部门合作，持续开展了自然教育、防治病虫害和外来入侵物种清理等工作。如以无瓣海桑为代表的外来红树在深圳湾扩散，侵占滩涂、导致鸟类觅食和栖息区域减少，还占领了乡土红树的生存空间，红树林基金会联合多方于2017~2022 年对无瓣海桑等外来入侵物种进行了清理，其中累计治理18公顷海桑属植物。海桑属植物的清理和控制在中国大陆尚属首次，为其他地区提供了经验和示范。

上述工作整体上也作为“深圳湾红树林湿地修复项目”，于2021年入选中国自然资源部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共同发布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中国实践典型案例》。而且，通过鱼塘生境改造和管理的工作，红树林基金会的团队基本实现和梳理了一套鱼塘作为候鸟栖息地的生境管理方法，为此后基金会在保护地拓展等方面的工作奠定基础。

2015年是红树林基金会捷报频传、多面开花的一年，取得了多项突破。继年初签订《福田红树林自然保护合作框架协议》，深度参与福田保护区的保育等工作外，在2015年12月，红树林基金会成功托管刚刚建成不久、面积有38公顷的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下称“生态公园”），成为中国大陆地区第一家运营城市生态公园的民间环保公益机构。

王石对此非常兴奋，他在公开演讲中指出，这是红树林基金会成立时既有的梦想，“今天终于实现”。王石同时认为，由专业的民间组织管理生态公园，从社会治理改革层面看，这是迈出了一大步，将政府管理转变成委托运营将是未来政府职能转型的一个方向。

生态公园的第一任园长是孙莉莉，她带领闫保华等团队成员在园容管理、生境提升和公众科普教育方面展开了探索，为此后生态公园摘得全球首批“湿地教育中心星级奖”奠定了基础。与王石的看法一致，孙莉莉也认为，将生态公园委托给民间组织运营实际上打开的是一扇创新社会治理的大门。

据悉，生态公园等公共服务引进社会组织委托运营是深圳市福田区2015年政府改革创新中的一环。自红树林基金会与深圳市福田区政府签订的第一次五年合同期满后，双方已经续签。红树林基金会也努力在服务增量方面下功夫，提供了自然教育以及生态修复监测等政府拨款不会覆盖的内容。自签订合同以来，相关部门对该委托运营成效的评级年年都是“优秀”。

根据深圳市《自然教育中心建设指引（试行）》，自然教育是指在自然中体验学习，建立与自然的联结等，以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种教育，自然教育注重户外体验和感受，关注情感启迪和提升，让教育融于自然之中。

闫保华告诉《环球财经》，自然教育与保护工作相辅相成，合理科学的保护是自然教育工作的重要保障，而成体系的、科学的教育方式，则可以引导、带动更多人亲身走进自然、了解自然，进而参与保护，最终形成闭环。

闫保华指出，自然教育的意义主要有三个：第一是让公众或志愿者与自然有一个新的联接；第二是公众可以通过自然教育这种更亲近自然的方式，让大家在实践中理解自然的价值观和自然的知识体系，在了解后公众会更清晰自己该做什么、怎么做，而不会走弯路；第三是让公众更能够理解和支持那些致力于环境问题改善的项目或机构。

红树林基金会一直将含导览在内的自然教育当做其工作重点以及与市民建立连接的桥梁。红树林基金会于2013年就开始开展公众导览服务。但从2015年年初起，红树林基金会的自然教育服务全面升级，并对标国际标准，开展CEPA活动(传播、能力建设、教育、参与及意识推广)。

如为高标准打造自然教育的服务队伍，红树林基金会专门与我国台湾环境友善种子机构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委托后者为红树林基金会的员工、志愿者进行培训。

在教育活动方面，红树林基金会面向社会大众推出了如“探访夜精灵”“自然笔记”“观鸟季”“打绿怪”等自然教育活动，为公众开启了生态密码，深受深圳市民的喜爱。

不仅如此，红树林基金会还有将自然教育纳入学校教育的梦想。2017年，红树林基金会的团队自行研发了18套课程，同时与北美水教育基金会合作，引进了北美著名环境教育课程——水教育（ProjectWET，简称PW），从超过90个经典教案的PW课程中，选择了20个进行本地化落地，以将其作为与学校合作的基本课程。

从2019年5月起，红树林基金会这一梦想开始逐步实现，与福田区相关部门连续多年共同启动了如“福田区中小学生科普教育活动”等项目，2019年面向学生在福田保护区开展了80次户外自然教学课。2020年全年共组织28所学校、60个班级共2808名师生走进红树林湿地，参与湿地教育课程，2021年这一人数为2418名。

福田保护区自然教育中心成立后，红树林基金会又陆续在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深圳湾公园等场所创建和运营自然教育中心/自然学校，并基于不同场域的不同自然特色与人文特质，深挖教育内涵，因地制宜地开发极具场域特色的自然课程体系，探索出了一种名为“场域式自然教育”的模式。

在成功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红树林基金会开始着手推动建立基于场域的自然教育中心相关标准和培训认证体系，并于2017年受深圳市城管局的委托，在自然教育中心的经验基础上，结合香港、新加坡等国际化城市的先进经验，撰写符合深圳市自然及历史特点的《深圳市自然教育体系构建研究报告》，拟定《深圳市自然教育中心创建指引》,通过实践与理论，推动了深圳自然教育体系的建设，也助力深圳市创建“自然教育之城”。据悉，此后全深圳市的已授牌自然教育中心及试点均以前述的“指引”为参考，进行动态考核。

目前，红树林基金会的自然教育工作已从过去环深圳湾自然教育中心的创建和运营为主，拓展、深化到在全国范围支持以湿地为场域的自然教育中心的建设。自然教育也成为了红树林基金会“走出去”的主要切入点，为有场域的城市湿地或保护地类型的滨海湿地提供可复制的自然教育模式。2017年5月，红树林基金会与保尔森基金会达成合作协议，由前者承担“中国沿海湿地保护网络”秘书处落地以及支持网络年会的举办等，共同推动滨海湿地保护。

据了解，中国沿海湿地保护网络是在前述的“滨海湿地蓝图项目”结项后，基于后者形成的实体网络。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湿地管理司（原湿地保护管理中心）、保尔森基金会于2015年6月共同倡导发起，涵盖我国11个沿海省份的95个湿地管理部门及保护组织。

2018年7月，红树林基金会与保尔森基金会再签新协议，双方计划推动成立“中国沿海湿地保护网络湿地教育中心”项目。同年9月，这一计划实现，由国家林草原局湿地管理司、保尔森基金会、老牛基金会和红树林基金会共同发起的“中国沿海湿地保护网络湿地教育中心项目”（下称“湿地教育中心项目”）启动。湿地教育中心项目旨在：一，制定符合中国湿地情况的湿地教育中心标准体系；二，在三年内培养3~5个中国湿地教育中心的样板点；三，搭建中国湿地教育中心交流、研讨的专业网络，为众多湿地教育中心的建立和发展提供支持。

为了实现项目目标，网络湿地教育中心项目组形成了中国第一本湿地教育中心建设指南——《中国湿地教育中心创建指引》，编写了配套的《中国湿地教育中心创建指引实践手册》，在此过程中，项目组也确立了海口五源河湿地公园、北戴河国家湿地公园、盐城珍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个湿地教育中心样板点。

红树林基金会与上述三个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区展开深度合作，其中依托海口五源河湿地公园的海口五源河湿地教育中心已于2019年10月成立，该湿地教育中心将开发针对不同受众，具有地域特色的湿地保护课程体系。

湿地教育中心项目是红树林发展历程中重要的里程碑。它不仅拓展了红树林基金会的业务空间与“朋友圈”，也标志红树林基金会已开始从最初扎根、服务深圳的地方性公益组织，向行业组织者、国家行动计划的推动者及落地执行者的角色延伸，项目网络也拓展到全国多地。该项目成为红树林基金会与国家林草原局互信合作的桥梁。

2021年，红树林基金会与国家林草原局湿地管理司共同发起了中国“湿地教育中心行动计划（CWC）”，该计划并不仅限于沿海湿地，而是面向全国范围内的湿地。截至2023年初，全国已有43家湿地类型保护地和38家开展湿地教育的相关公益组织成为CWC的主要参与者。

值得一提的是，勺嘴鹬保护联盟在成立时，其成员还有俄罗斯与东南亚等国的机构参加，针对某一物种保护成立跨多区域的联盟在我国并不多见。虽然该联盟不是实体机构，但类似于前述的中国沿海湿地保护网络、CWC，将迁徙路线相关，特别是将勺嘴鹬栖息地相关的资源结合到了一起，有利于“拯救勺嘴鹬”的展开，更有利于服务迁飞区尺度的候鸟保护。例如，为进一步了解勺嘴鹬在中国范围内越冬种群的数量和越冬生境质量，联盟每年于春、秋、冬三季展开勺嘴鹬的同步调查，调查从辽河口一直到海南岛，遍布辽宁、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市海岸线的 33 个调查点，参与的专业调查员超过200人。此后，该调查进一步扩大到俄罗斯、东南亚等国。

勺嘴鹬有“鸟中大熊猫”之喻，是全球极度濒危物种。该联盟是以条子泥湿地和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为重点工作区域，通过整合多方资源，促进对勺嘴鹬协同保护的一个联盟，短短几年间，该联盟已成为在全球勺嘴鹬保护领域内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勺嘴鹬保护团队，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孙莉莉也于2022年当选勺嘴鹬特别行动小组（Spoon-billedSandpiperTaskForce，简称SBSTF）主席。

通过勺嘴鹬保护联盟这一平台，红树林基金会深入参与到迁飞区尺度勺嘴鹬的保护工作中，并在防城港、盐城、湛江等城市启动相关保护项目，项目网络范围进一步拓展，其“拯救勺嘴鹬”项目成功入选“生物多样性100+全球典型案例”。

也因为勺嘴鹬保护工作，红树林基金会进一步走出了国门，于2020年启动了与俄罗斯公益组织——BirdsRussia的合作，在俄罗斯勺嘴鹬繁殖地开展人工繁殖、增加种群数量的工作；还支持相关机构在勺嘴鹬的最大越冬地——缅甸Montana湾开展勺嘴鹬越冬同步调查。也因为其国际化视野和贡献，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于2022年委托红树林基金会开展“勺嘴鹬国家保护行动计划”和“黑脸琵鹭国家保护行动计划”，以期为迁徙水鸟及其栖息地的保护规划保护路径，并整合各方资源、形成合力。基于同样的缘由，红树林基金会于2020年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伙伴协定（EAAFP）正式成员，这也是中国大陆首个以民间组织身份加入的伙伴机构，并且于2023年以全票通过的成绩成为EAAFP管理委员会的成员，亦是七名成员中两名非政府成员中的一名。

2023年2月2日，中国国际湿地公约履约办公室在2023年世界湿地日中国主场宣传活动上宣布，广东深圳福田红树林湿地列入《湿地公约》的“国际重要湿地”名录。十年磨一剑，红树林基金会已从成立之初的“追寻偶像”豹变为“自己就是偶像”。从初出茅庐时的无所适从到与最高级别主管单位合作，成为国家行动计划的推动及落地执行者；从以深圳为起点，到将项目网络拓展到全国多地，进而走出国门，红树林基金会在这十年间，补短板、锻长板、成样板，不断成长。

国际红树林中心落地深圳后，国家林草局与深圳市政府联合成立了“国际红树林中心”筹建工作领导小组，由国家林草局副局长、深圳市市长担任组长，孙莉莉在该工作领导小组担任办公室执行副主任一职，负责运营工作。孙莉莉告诉《环球财经》，深圳的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同时深圳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海洋中心城市，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未来基金会将建立红树林保护专项基金，整合社会各界力量全力支持国际红树林中心的落地，为全球红树林保护和治理做出更大的贡献。

人与湿地，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