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闫保华:环境保护不是区域性议题,而是全球性的

回顾中国生态保护的历程可以发现,如世界自然基金会、湿地国际、大自然保护协会、保护国际等国际组织在支持中国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将很多资源、专有技术带入了中国。随着中国的发展,我们也会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为全球的生态保护做出贡献。

专访闫保华:环境保护不是区域性议题,而是全球性的

本文刊发于《环球财经》2023年05月刊

作者 | 王维
编辑 | 林鹰、王维

澳大利亚科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给一只准备迁徙的大滨鹬量了体重,并做了个“环志”放飞。两周后,在深圳的红树林截住了这位客人,经过长途飞行,这只从澳大利亚飞来的大滨鹬在达到深圳时,体重从起飞时的278 克“缩水”了一半,只有 140 克。而如果它不在深圳补充能量,就可能没有办法完成自己一年一度的迁徙之旅。

 

类似于大滨鹬这种迁徙路线为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上的候鸟(绝大部分为水鸟),如果不能在迁徙途中找到安全、食物充足的停歇地栖息,可能造成迁徙或者后续繁殖的失败,甚至死亡。

 

而且科学家们发现,候鸟的迁徙停歇地选择存在某种路径依赖,因为多种原因也造成迁徙停歇地不能想换就能换。因此,当迁徙停歇地发生栖息地丧失时,会造成候鸟数量的减少。

 

红树林湿地是候鸟的重要中转站和越冬地,迁徙候鸟依赖高产的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停歇和觅食,为其下一阶段的迁徙补充能量。而且,含候鸟在内的鸟类与红树林湿地的生态安全密切相关,相互依存,因为鸟类是红树林害虫的重要天敌,保护候鸟对“生物控制”中国的红树林虫害具有重要意义。

 

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本文下称“红树林基金会”)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刊登题为《深圳红树林生病了》的文章曾指出,“红树林虫害的发展趋势已经威胁到了整个红树林生态系统的维持和发展,”相对在中国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尽管也会有同样的虫害,但通过其天敌和数量众多的食虫鸟进行调节,并不会对米埔的红树林生态系统造成大的伤害。”

 

自2015年以来,红树林基金会开始协助有关部门对深圳湾内的高大海桑属植物进行治理,修复改造鱼塘,为鸟类营建合格的栖息地,从而吸引了大量候鸟来此栖息。深圳河口区域的鸟种由92种上升到167种。2019年,红树林基金会联合其他机构发起成立了勺嘴鹬保护联盟,并启动了“拯救勺嘴鹬”项目,开始在海口、防城港、盐城、湛江等地参与当地的外来物种治理或候鸟栖息地营建等。

 

值得一提的是,红树林基金会的勺嘴鹬保护工作已经拓展到海外,并于2020年成为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伙伴协定(East Asian-Australasian Flyway Partnership, EAAFP)正式成员。红树林基金会加入EAAFP的意义是什么?《环球财经》对红树林基金会秘书长闫保华女士进行了采访。

 

专访闫保华:环境保护不是区域性议题,而是全球性的

闫保华:现任红树林基金会(MCF)秘书长、全国自然教育网络理事长、广东省林学会自然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IUCN 教育与传播委员会委员等;曾参与编写和出版多部湿地/自然教育书籍

《环球财经》:非常感谢您刚结束出差就接受我们的采访。您这次到澳大利亚出差是参加什么会议?

闫保华:这次是到澳大利亚参加EAAFP的第11次伙伴会议(MOP11)。

红树林基金会是2020年10月在世界候鸟日到来之际加入EAAFP的。同年加入EAAFP的还有中国香港观鸟会(HKBWS),中国香港观鸟会与红树林基金会是EAAFP的第38、39个官方合作伙伴。

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是全球九大候鸟迁飞区中的一条,覆盖的国家最多,有22个国家。其路线是从俄罗斯远东和美国阿拉斯加,向南穿过东亚和东南亚,一直延伸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我国的路线是从东北、华北到长江中下游,然后一直到华南。

全球九大候鸟迁飞区有四个途经我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每年有逾5000万只候鸟往返于迁飞区。而更重要的是,该迁飞区也是濒危候鸟种类最多的一个,比例远高于其他八条候鸟迁飞区。

《环球财经》:EAAFP主要开展哪些工作?红树林基金会在EAAFP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闫保华:在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区有超过210种迁徙候鸟,没有一个地区或国家能独自保护迁飞区内所有的候鸟,因为候鸟是不分国籍的,它们要从一个国家飞到另一个国家。而且每一种候鸟都有其独特的生活习性、食物以及栖息地需求,因此国际合作至关重要。

EAAFP就是基于这一需求而成立的促进合作伙伴间交流与合作的平台,致力于合力解决保护工作中的具体难题,并为全球受胁物种如勺嘴鹬、黑脸琵鹭、大杓鹬等制定保护行动计划。目前,EAAFP设有九大工作组和七大行动组,由这些工作组具体推进保护事宜。

MOP大会是EAAFP的最高决策机制,伙伴间共同讨论迁徙候鸟及其栖息地保护等。上一次的MOP10于2018年底召开,其后由于疫情原因,两年一度的MOP大会一直都没有召开,直到今年。

所以我们这次是第一次参加MOP大会,抱着学习的态度,了解这个机制怎么运行,包括红树林基金会在其中如何为整个迁飞区的候鸟保护做一些工作。

在MOP11期间EAAFP进行了换届选举。红树林基金会成为了EAAFP管理委员会的成员(共有七个成员),开始正式加入到EAAFP的治理工作。管理委员会类似于一个机构的理事会,主要监督伙伴关系的实际运作,促进政策的有效实施,并为合作伙伴提供支持。我们之前也加入了其他国际组织,但只是普通会员。

《环球财经》:除红树林基金会外,中国还有哪些机构或组织加入了EAAFP?

闫保华:目前,EAAFP的官方合作伙伴由18个国家的政府机构、联合国粮农业组织等六个政府间组织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等构成。代表中国加入EAAFP的政府机构是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红树林基金会是中国大陆首家加入EAAFP的非政府成员,也是目前惟一一家。此外也有一些成员是作为观察员(observer)参会。

《环球财经》:您刚刚有提到中国香港观鸟会也加入了EAAFP,我国的鸟类保护组织没有加入EAAFP的原因是?

闫保华:因为EAAFP从事的是整个迁飞区尺度的保护工作,所以申请加入EAAFP的前提必须是国际组织。如果只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开展鸟类保护工作的话,不能被认定为国际组织,必须要在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开展保护项目才能够申请。

红树林基金会是以国际非政府组织的身份加入EAAFP的。因为红树林基金会不仅在中国,也在中国以外的其他迁飞区路线上开展保护中国,比如俄罗斯和缅甸。这与机构的工作定位有关,红树林基金会先是立足深圳,然后在全国开展保护工作,同时,我们的定位也是要做一家国际的专业机构,在全球开展工作。

相对,国内虽然有很多做鸟类保护、鸟类监测及教育相关的机构,但他们主要是在本土从事保护工作。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伙伴能够积极地去参与国际性的环境治理,代表中国为全球的环境治理做出贡献。无论是迁徙候鸟还是红树林保护,都不是区域性的议题,而是全球性的。

比如深圳湾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一个重要中途停歇地和越冬地,处于迁飞区的中点位置。候鸟在秋、冬季节时来,到了春季会继续迁飞到它们的繁殖地进行繁殖。

那么在繁殖地的保护情况是怎样的?迁飞过程中有没有面临其他的挑战?这些都决定了我们的保护效果。因为即便在深圳湾将候鸟保护得再好,如果其他威胁因素没有消除,候鸟可能还是回不来,它的整体数量会处于下降的趋势。因此从繁殖地到越冬地,再从越冬地到繁殖地,整个迁飞路线需要“接力”,需要整个迁飞区的所有伙伴通力合作。

在大家共同努力下,目前非常令人振奋的是,有一种叫黑脸琵鹭的琵鹭属鸟种已经从极度濒危的物种发展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物种。黑脸琵鹭这种鸟的繁殖地是在韩国和朝鲜之间的“三八线”区域,在大连也有一片繁殖地。但它的越冬地分布在咱们中国台湾以及深圳湾(中国香港称之为“后海湾”),中国台湾是黑脸琵鹭的全球最大越冬地。

每年1月,EAAFP黑脸琵鹭工作组都会统筹协调开展全球黑脸琵鹭的越冬调查,在这一过程中,黑脸琵鹭越冬的所有可能地点都会有人同时展开调查,最后进行数量统计和披露。20世纪90年代的同步调查显示,当时全球的黑脸琵鹭仅有300多只,在2022年已突破到了6000只,这是整个迁飞区涉及到的所有国家和地区相关部门、保护机构、科研机构等多年共同努力的成果。

《环球财经》:候鸟数量的调查方法是怎样的,能请您介绍一下吗?

闫保华:首先是确认候鸟的分布地点。鸟类爱好者、专业机构对黑脸琵鹭的分布地点还是比较了解的。在鱼塘、滩涂或是其他大家认为可能有黑脸琵鹭的地方,会安排小分队过去。

因为黑脸琵鹭的体型比较大,而且它的觅食方式也比较可爱,容易分辨,基本是用单筒或者双筒望远镜观测。但也有一些不容易观测到的区域,比如在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的南区,因为有树遮挡等原因,无人机就会发挥很大的作用。

人工与无人机等是在同一时间进行观测,这样就避免了重复计数。最后统计的数字会汇总到黑脸琵鹭工作组,工作组会对数字进行进一步统计和确认,然后发布。发布的数据就是全球认可的数据。

《环球财经》:据您了解,红树林基金会与鸟类保护组织在候鸟保护侧重点上存在差异吗?

闫保华:红树林基金会虽然不是一家专门从事鸟类保护的机构,但我们关注的是红树林湿地及其生物多样性,换句话说不是保护某一种物种,而是保护它的整个生态系统。

迁飞区尺度的候鸟保护的意义也是如此。迁飞区尺度的保护也不仅仅是关注某一独立的物种,也是要关注这些物种的生态系统,关注生境及和当地人的关系,这些都是相互关联的。

我们与鸟类保护组织间在专有技术(Know-How)和具体工作的落足点上可能稍有不同,但在工作中我们也是共同去开展的。

实际上,任何一家机构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包括我们在国内从事的勺嘴鹬保护工作,也是通过联合全国各地的鸟类保护机构共同发起成立“勺嘴鹬保护联盟”,才可以在全国展开同步调查。而且勺嘴鹬与黑脸琵鹭的调查难度还不一样,黑脸琵鹭比较容易观察到,但勺嘴鹬是鹬科勺嘴鹬属的小型涉禽,它的体长在14~16厘米,个头非常小,就像麻雀一样,很难识别出来,因此对调查员的专业能力要求非常高。

勺嘴鹬保护联盟能够做这件事,正是因为有200多位调查员,涉及几十个机构和保护地管理局,支撑着大家共同行动。

《环球财经》:红树林基金会加入EAAFP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闫保华:回顾中国生态保护的历程可以发现,如世界自然基金会、湿地国际、大自然保护协会、保护国际等国际组织在支持中国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将很多资源、专有技术带入了中国。随着中国的发展,我们也会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为全球的生态保护做出贡献。因此,红树林基金会不仅要支持我们中国自己的环保机构做大做强,也应该走出去,协助政府、联合相关的伙伴到国际上参与环境治理,共同做好这件事,为全球其他区域的生态保护做出一些贡献。

拿候鸟保护来说,我们与很多国家处于同一个迁飞区,不可能说候鸟来了我保护它,它离开这儿了就和我没有关系了,不是这样的。还有如红树林湿地保护,现在也有很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与保护冲突的问题,那是不是有一些创新的方式能够实现保护和发展之间的和谐共处?我觉得这些都是咱们中国的专业生态保护机构可以走出国门到国际上去参与、做贡献的。也是我们红树林基金会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国际化视野是红树林基金会的发起人在基金会成立之时就带给我们的。包括王石主席、莉莉姐(孙莉莉),都很有国际化视野和思维,一直鼓励我们为全球做贡献。而且在为全球做贡献的同时,可以与很多国际机构交流。基金会从一开始的定位就是社会化参与,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湿地,走进湿地,参与到湿地及其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这个“社会化”不分国内外。国际交流能够让我们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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