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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发于《环球财经》2023年07月刊
李斯特生于1789年，即西方经济学体系的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逝世前一年。1825年作为政治流亡者移居美国后，他注意到美国的经济发展经验与斯密描述的英国式自由贸易存在冲突，在反思和批判斯密经济学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他用生产力发展来替代斯密的价值交换理论，作为解释经济活动的最基本概念。在李斯特看来，一些对价值交换“不划算”的政策——例如保护性关税，对于国家生产力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他发展出“以民族主义为识别特征”的经济学理论，强调民族国家作为“个人主义和全人类主义之间的中间利益代表”所应发挥的重要作用（注1）。在李斯特的理论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应致力于发展本国生产力，这使其与凯恩斯主义存在本质差异。后者虽然也重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仅限于“市场失灵”情况下的逆周期调节。
计量经济史学家麦迪森（Angus Maddison）比较了马克思和李斯特这两位德国思想家在经济政策领域的不同：“马克思对如何延续资本主义的生存不感兴趣，所以除了涉及劳工运动的部分外，他不太关心具体的经济政策……他的分析也主要聚焦于当时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情况，而不是（像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所做的那样）考虑其他国家追赶领先国家时的政策问题。马克思这样看待领先国家与其他国家、主要是贫穷国家的关系——后者是商业资本主义背景下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简言之，马克思揭示了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本身），而李斯特则尝试说明这些国家应该如何（在不推翻资本主义的前提下）追赶领先者。
因此，李斯特及发展其思想的学者们——其中有些人自称“新李斯特经济学家”，长期以来主要关注落后的“追赶型国家”。最常被提到的成功例子包括19世纪末的德国、日本和沙俄，以及20世纪70~80年代日本和韩国的制造业发展。主导沙俄19世纪90年代工业发展政策的财政大臣维特（Sergei Witte，1892~1903年担任该职）或许是最著名的李斯特“粉丝”之一。按照他的说法，当时“德国所有大学都在学习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这本书也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案头书”。自称“东洋俾斯麦”的日本明治维新主要领导人大久保利通也被认为受到李斯特的深刻影响。二战后李斯特在韩国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由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发扬光大，他出版于2002年的获奖著作《踢走梯子：历史眼光下的发展策略》，其书名“踢走梯子”直接引用了李斯特对自由贸易鼓吹者虚伪性的揭露：“任何凭借保护性关税与海运限制政策使本国制造业能力和航海业实现高度发展……的国家，这时最明智的做法莫过于把它赖以实现伟大目标的梯子踢开，然后极力向别国鼓吹自由贸易的好处。”（注2）
然而，让很多“新李斯特经济学家”始料未及的是，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带头竖起保护性关税和贸易限制“梯子”的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西方领先者。不论是2016年英国全民公投支持退出欧盟，还是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实行的一系列“逆全球化”政策，以及当前拜登政府旨在促进高端制造业投资和技术回流美国的多项立法，都与李斯特保护和发展本国制造业的逻辑异曲同工。因此，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有必要重新审视李斯特经济学理论的本质和影响。
后发工业国家的幼稚产业保护
林硕的《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对我国工业发展的启示》一文从历史角度回顾了李斯特经济学理论的产生、发展、在不同国家的实践和对中国的启示。1825年，36岁的李斯特居家移居美国，身为媒体人兼实业家的他立刻被卷入一场经济论辩中。根据当时最流行的亚当·斯密经济学，美国是个“命中注定的农业国”，因为那里拥有最富饶最便宜的耕地。拿现在的话来说，美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比较优势”就是农业。然而，李斯特赞同美国东北部沿海地区的做法，即通过对工业品征收高额关税，以保护本国在国际竞争中不占优势的制造业。他指出，一个国家的“文明和力量”只有依靠建立自己的制造业能力才能取得并得以维持。否则，通过出口初级产品获得的物质财富将很容易因为国家无力保护而丧失——他提醒美国人不要忘记美国和英国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跟同一时期的贸易保护主义者相比，李斯特最可贵的一点是诠释了制造业保护的“度”。根据他的理论，保护制造业并非为了某个产业或某家公司的利益，而是为了增强国家整体生产能力。一方面，如果被保护的产业已经足够强大，就应放开外国自由竞争，以防止本国产业界变得“懒惰”（他举出意大利城邦在保护中衰落作为反例）；另一方面，如果被保护的产业过度弱小，特别是严重缺乏技术基础的产业，就需要暂停保护性措施，设法引入外国先进技术。李斯特提出的标准是：某种技术型工业如果不能通过最初40%~60%的保护税率得以建立，或不能在20%~30%的长期保护税率下稳定发展，就应该放弃保护（注4）。
全球化背景下的产业竞争
时过境迁，在全球化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全面而广泛的制造业保护已经不具现实可操作性。多数产业实行自由贸易，少数特殊产业进行保护，这种做法逐渐成为国际潮流。另一个新情况是，产业保护不再是后发国家的特征，很多发达国家也加入这一行列，特别是工业4.0时代极端重要的半导体领域。2022年8月9日，美国《芯片和科学法案》正式签署生效，开启了美国几十年来少有的产业政策支持。2023年4月，《欧盟芯片法案》也敲定了最终内容。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政府的产业政策如何才能有效实施？
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假设：若有意“遏制美国发展”，应采取什么手段？他认为，惟一的方法就是“设法将大西洋沿岸各州的人口、资本和知识力量赶到内地去”。这样一来，在耕地辽阔、土壤肥沃的美国西部，相当一部分制造业资本和人才会被吸引去从事农业，工业技术将无法继续进步。换句话说，资源、技术和人才的集中，是某个行业加速进步的必要条件。
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就如同19世纪美国的广袤西部，企业和人才的注意力容易分散。在这种情况下，产业发展就需要公共部门的介入和引导。日本被认为是受李斯特经济思想影响最早、最深远的一个国家。1870年，日本大藏省官员就开始在文章中引用李斯特的观点；1889年，《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有了日文版。英国经济史学家莫里斯·铃木（Tessa Morris-Suzuki）认为日本决策层在19世纪末期已经普及了李斯特的理论。
二战后的日本同样延续了这一传统。早在美国和欧盟提出半导体产业政策的几十年前，日本就在该领域开展了集中研发的成功实践。王维的《联合创新如何走向成功？——日韩的经验与教训》一文回顾了这段历史。从中可以看到，由于半导体产业的各个环节存在高度专业性，加上不同公司之间竞争激烈，在该领域组织集中研发并不容易。日本的VLSI技术研究合作社取得了成功，韩国的类似机制则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可给当前的芯片领域国际竞争带来启示。
1.（德）李斯特 著，邱伟立 译，《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著者自序，华夏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
2.同上，第四部分第33章；
3.同上，第一部分第9章；
4.同上，第二部分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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