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东深圳”，在更广阔的土地上书写科创新篇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主席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是我国应对中美科技与经济竞争的关键举措，承担着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重任。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之一，深圳宜不负中央厚望，主动挑大梁，在更广阔的土地上书写创新故事，提升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强化大湾区融合发展战略实施力度，更加积极地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

中国奇迹背后的奥秘

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创造了人类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奇迹，除了生产要素价格较低、政府积极有为等比较优势之外，产业集群是拉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引擎。从交易成本理论来看，产业集群即诸多同一行业内不同规模企业的协同发展不仅具备规模经济效应，还可以大幅提高生产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增强企业竞争力。与此同时，产业集群能为社会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带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集群内技术人员的流动能够促进知识和技术的外溢，从而在产业链上孕育更多创新企业；集群内个别企业的创新可以带动其他企业的转型，实现产品大规模更新换代；集群内企业能够在互利共赢中形成全产业链，抵御经济危机风险，构建地区经济竞争优势。产业集群战略推动中国从比较优势出发，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成功构建了国家竞争优势。

作为最高形式的产业集群，中国经济特区融合了有为政府、国有银行和公用事业等代表的传统资本、民营科技企业等代表的创新资本，构建了独特的混合经济模式，形成了聚焦经济发展的政商合作生态。经济特区政府充分利用了赋予特区的特殊权力构建了有助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都能发挥各自优势的经济体制，在社会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上推动创新科技发展，并形成有益于吸引国内外投资者的营商环境，在国家基本法律和制度框架下，把混合经济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中美经济和科技竞争

面对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中美都把科技领先地位视为促进经济增长和捍卫国家安全的核心能力，美国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不惜对华采取大规模制裁。2021年，美国哈佛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多位知名学者联合撰写了研究报告《伟大的竞争：21世纪中国与美国的较量》，明确指出中国已成世界上最大的高科技产品制造国，在包括量子信息、半导体、生物技术、人工智能、5G通信、清洁能源等领域在内的领导能力将逼近或超越美国，对美国在前沿科技领域的垄断地位构成重大挑战。

为了赢得与美国的科技战，中国既要采取深化体制改革、人才激励、金融支撑等系统性举措，也要学习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实施的“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政策，从地缘经济角度重构新局，发挥重点城市的科技和经济“领头羊”作用，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把核心技术和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深圳面临的困难

面对全球化逆转的国际环境和经济进一步转型升级任务，深圳要顺利完成中央赋予的使命，并非易事，当前面临诸多风险和挑战，包括土地面积有限、房价高昂、医疗服务不足、教育资源缺乏、制造业成本攀升、内需萎靡不振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利于吸引科技人才，不利于年轻人创业，不利于中小微企业成长，不利于中产阶层扩大，不利于制造业升级，不利于创科产业发展，对城市未来发展产生了强大阻碍作用。在所有问题当中，土地缺乏首当其冲，它既是深圳现有困局的根源，也是深圳未来发展的最大瓶颈。

截至2023年末，深圳全市总面积为1997.47平方公里，是上海的三分之一、北京的八分之一；常住人口为1779.01万人 ，常住人口密度约为8908人/平方公里，远大于北京的1332人/平方公里、广州的2532人/平方公里和上海的3923人/平方公里。深圳当前土地开发强度已经达到50%，加上多山的地形和农业用地红线的存在，未来的产业、生活和生态空间已经严重受限。

客观存在的地理环境和主观上经济发展的需要，导致深圳不得不采取“多生态用地、多工业用地、少住宅用地”的土地供应政策，这使得居住用地在城市总面积中仅占11%，因此深圳成为全国购房难度最大的城市，普通商品房自有住房率仅有不到30%。2024上半年深圳房价收入比为34.9倍，位居全国第一，大量包括经理人、工程师、律师、会计师、高级技工、产业工人等在内的中产阶层无力购买商品房，这无疑给深圳未来的发展前途蒙上了阴影。

土地价格上涨以及由此而生的劳动力要素价格上涨，提高了企业运营成本和进入门槛，恶化了经营环境，对深圳制造业产生了庞大的挤出效应，导致深圳的第二产业一度面临空心化的危险。源于土地匮乏的高成本正在削弱深圳创新创业的土壤，抑制了大量的中小微企业健康成长。

从现实需求出发，深圳应建设并维护实体经济与金融产业相辅相成的发展生态。这既是中央赋予深圳的历史使命，也符合深圳市民自身的利益。要实现这一目标，深圳应该在制造业领域做加法，不断把制造业做大做强，同时带动金融创新，这就必然要求获得更多的土地资源。土地要素价格上涨也破坏高新技术企业的集聚效应，不利于深圳科创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为了避免出现香港式高房价支撑金融资产、驱赶制造业的道路，深圳必须尽快采取有效措施遏制制造业比重持续下滑的现象。

深圳具备的优势

深圳用40多年时间走过了国外一些国际化大都市上百年走完的历程，堪称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根据英国拉夫堡大学“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的最新分类，2024年深圳再次入选世界一线城市，高居全球第30位。深圳瞄准国际创新中心定位，推动以大国重器、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为代表的高端制造迅猛发展，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发源地之一。

深圳始终是中国深化改革的排头兵。深圳自1981年起开展了九轮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造了1000多项全国第一，积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机构职能体系，形成独特有效的大部门管理体制，以权责统一、权威高效为核心，推进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以完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和协调机制为重点，不断优化行政运行机制，为全国行政体制改革积累了优良经验。

深圳是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标杆。2024年，深圳市各类创新载体超过4000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达到2.5万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20年、国内专利申请量连续6年位居全国城市第一位。从本世纪初开始，深圳市政府有意识地引导产业集群从要素导向和投资导向往创新导向转型，支持龙头企业面向市场形成独立的技术研发能力，使得深圳在基础科学研究、工程技术研究相对薄弱的环境下，成为全国乃至全球企业研发最发达的城市。

深圳企业研发能力和氛围突出，能够全面释放人才、资本、信息等要素充分供给及流动的潜能，提高科研成果市场化的效率，解决国家大量科技成果长期停留在实验室、专利局和论文期刊的历史痼疾。这有助于从市场领域支持中央政府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完善我国科技资助研发体制，为国家突破“卡脖子”关键技术，打破美国对华技术制裁和经济脱钩图谋。

建设“东深圳”

为了不辜负中央和广东省的厚望，深圳有必要在广东省的支持下继续向东扩张，获得更多土地资源，大张旗鼓地建设“东深圳”。这样深圳不仅能够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周边地区也有机会搭上经济发展快车，从而发挥深圳作为大湾区经济引擎功能，切实有效地推动区域合作协同发展。

具体而言，可以考虑如下措施。

第一，在深汕合作区基础上，把惠州市惠东县管辖的稔平半岛、汕尾市管辖的海丰县划归深圳。这样既为历史文化名城惠州保留了海岸线以及经济重镇大亚湾和惠阳，也尊重了珠江东部地区的历史延续性。未来深圳可以通过桥隧工程把大鹏半岛和稔平半岛连为一体，与东深圳形成一个完整的地理单元。

第二，坚定不移地支持深圳成为全球最大的科技创新中心城市。深圳在以5G、6G通信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生物医药、生命科学等领域已经拥有国际竞争力，中央政府宜顺势而为，顺水推舟，支持深圳科技企业成为全球科技的引领者，率先取得科技创新的前沿突破，获得最前沿创新能力的领先权以及国际规则的制定权。

第三， 完善粤港澳大湾区总体发展布局，为香港和澳门经济多元化提供平台，为“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做出贡献。香港和澳门的发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都遇到不少发展障碍，需要大湾区给予鼎力支持。大深圳横空出世后，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周边地区可以在四大中心城市的带领下齐头并进，由香港带领江门，澳门带领珠海，广州带领肇庆、佛山、中山，深圳带领东莞、惠州、河源、汕尾、梅州，培育和打造新质生产力发展高地，建设全球一流湾区，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