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特约撰稿 刘佳
特朗普二度上任后的首个30天内，跨大西洋关系接连遭受美国关税威胁欧盟、美俄跳过欧盟私了乌克兰谈判、美国抨击欧盟民主制度三重打击。在此期间，欧委会主席屡次示意要释放中欧合作空间，中国外长也密集出访了欧洲国家。欧美关系的加速失衡结合中欧关系的迅速回暖，欧美僵局看似的确为中欧破局创造了条件。作为牵制平衡中美对抗的关键变量，欧盟自身角色定位的切换又会如何撬动中美欧复合不对称三角博弈，是否真的会有利中国？
欧盟战略对冲
欧洲智库国际政治经济中心（ECIPE）主任、全球贸易专家鲍尔（Matthias Bauer）对笔者表示：“欧盟可以承受与美国、中国同时发生贸易冲突，这就是为什么（欧美嫌隙）不会把布鲁塞尔推向北京。尽管中国可能试图通过提供市场准入或其他激励措施来利用跨大西洋紧张局势拉拢欧洲，但欧洲的战略担忧——产能过剩、不公平补贴、安全风险，仍然没有改变。”
相较中国国内认为跨大西洋裂痕会把欧盟推向中国摆脱美国的乐观预想，欧美主流观点更认同布鲁塞尔最近的对华接触主动谋求合作，实则为衡量美国威胁后采取的对冲策略。
应对大国关系复杂走势，源于金融领域的“对冲”概念，近年来不断应用于大国博弈理论范畴。根据国际关系理论，国家行为主体的战略选择传统上可归纳为“制衡-追随”两极二元模式（又细化为依附性制衡、追随以及主动性制衡、依附）。同时面对崛起国和霸权国也会出现选边、对冲及疏离等多个选项。
当合作与冲突同时存在，对冲策略是一套混合接触、束缚、防范、牵制、制衡等不同工具和手段的战略组合，具有显著多元和灵活特点。对冲战略也可划分为“补充性对冲”和和“自主性对冲”，具体战略模式的选择取决于决策者的威胁认知和角色定位。对抗性竞争关系的对冲空间较小；反之，包容性竞争关系中的对冲空间相对较大。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Atlantic Council）全球中国中心非常驻高级研究员、《Trade War》作者罗伯茨（Dexter Roberts）向笔者分析称：“鉴于特朗普的大量威胁给跨大西洋关系注入了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欧盟几乎肯定会试图挑起中美之间的对抗，或是说进行对冲。”
欧盟贸易委员在华盛顿与特朗普团队的首次交锋中，强调对全球产能过剩及世贸机制被非市场经济体利用的担忧，虽未指明个别国家，但外界普遍理解为欧盟试图将焦点引向第三方目标，通过转移矛盾寻求与美国协同共作对抗其他目标。“他没有明说是中国，但他的意思就是，”罗伯茨补充说。
由此可见，欧盟本轮谈判实际采取了一套涵盖“制衡、接触、牵制”等多手段的混合对冲战略。具体而言，欧盟一边利用中美矛盾通过联合美国制衡中国缓和欧美冲突，另一边又不放弃对华接触同时以中欧互动平衡牵制美国。这种对冲类似于欧盟机构与欧盟成员国与中国周旋时经常采用的“双轨外交”，最终会扩大欧盟对目标对象的谈判筹码。
原中国欧盟商会主席、现美国DGA Albright Stonebridge集团合伙人伍德克（Joerg Wuttke）对此辩解称：在中美之间，欧盟几乎没有选择余地。
伍德克列举了一堆数据并分析说：“贸易战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好处，欧盟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远远高于中国市场。因为我们对美国的出口在增长（最新数据显示 11 月增长 5%），而对中国的出口则大幅下降（11 月下降 13%）。11 月欧盟 27 国对瑞士的出口额（175 亿欧元）都高于对中国的167 亿欧元。去年欧盟对美国的出口额为 4900 亿欧元，对中国的出口额仅为 1960 亿欧元。去年对美国的 FDI 为 1900 亿美元，投资存量为 2.4 万亿美元；欧盟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约 100 亿美元，投资存量大概 1850 亿美元。”
欧盟的“胡萝卜与大棒”都有中国牌
根据美国商务部数据，2024年美国对欧盟的商品贸易逆差总额为2356亿美元，而美国对欧盟的服务贸易则呈现顺差。如果合计商品和服务贸易，美国与欧盟的贸易逆差在 500 亿美元左右，大约占欧美每年 1.7 万亿美元贸易规模的3% 。欧美这一轮的贸易摩擦其实主要围绕美国对欧盟的商品贸易逆差展开的关税威胁。
除了最早公布的（3月12日生效）25%进口钢铝关可视为2018年特朗普应用232条款的延伸，其他陆续透露的包括汽车（或于4月2日起征）、半导体芯片、医药、木材等品类的提税计划基本参照美国贸易逆差规模而定。对美国贸易赤字贡献最大的德国汽车出口商、爱尔兰制药企业（虽然其中很多一部分为美国企业）因此成为首批关税攻击目标。此外，美国对等关税计划中，针对国别的适当税率研究预计会在4月1日完成，此后180天完成详细财务影响评估详细报告，届时可能会有更精准布置。
实际上，早于特朗普重返白宫，欧盟就已经根据特朗普第一任期举措以及竞选承诺分析排列了几种欧美合作冲突可能性相应制定了一揽子应对方案，主要涉及安全、贸易、中国三方面的让步与反制。从贸易维度看，这些具体让步规划包括：
a. 增加美国液化气、国防用品、农产品等采购以抵消欧盟对美国的贸易顺差；
b. 对照美国2.5%税率削减目前10%汽车进口最惠国关税；
c. 开启行业贸易协定或是有限的自贸协定谈判；
d. 简化欧盟碳边境机制（CBAM）给予美国碳税豁免权。
如果欧美双方无法达成缓和关税计划，或是欧美贸易关系再平衡谈判崩裂，欧盟同中国一样也已准备了一套具体行业报复性关税清单，反制手段还包括启动反经济胁迫措施（ACI），利用现有法律手段压缩美国企业在欧盟发展空间。
除直接对美贸易关系修正，欧盟软硬兼施、双管齐下的另一张王牌便是欧盟对华政策导向是否会给美国打配合。结合欧盟最近的立法规划更新，这部分承诺依然奏效，具体有：
a. 加快推进欧盟经济安全议程（包括出口管制、对外投资审查、网联汽车信息安全等）；
b. 承诺欧美密切协调贸易防御政策（包括信息共享和协调案件）；
c. 涉及俄罗斯与中国台湾，配合美国联合威慑。
更有专家建议欧委会加紧设计新的贸易防御工具（TDI），考虑到反制报复关税可能力度不够，或是出现不适用于启动欧盟反胁迫措施（ACI）的情况。不难预测，如果欧盟在本轮应对欧美贸易争端时萌生了打造新防御工具的念头，那未来这项新措施或许还会运用于其他类似贸易纷争，其中当然也可包括针对中国。
北京可能的获益
客观而言，在中欧关系自身核心利益冲突得不到解决的先决条件下，欧盟对华政策很难因欧美关系恶化而一朝翻篇重回经济安全战略颁布前的蜜月期。另一方面，欧美贸易争端得以缓解也并非对中国全然负面，也存在一些积极效用。
布鲁塞尔Geradin Partners律所合伙人反垄断律师索姆斯（Trevor Soames）曾担忧说：“如果美国企业受到了欧盟过分监管的不合理攻击，我不会意外美国总统肯定会很快报复欧洲企业。而且新采取的报复行动甚至可能会从欧美溢出，波及到欧中、美中。”
除了关于动摇欧盟税收根基增值税（VAT）的诉求，特朗普此前要求欧盟监管机构停止伤害美国的反垄断措施，尤其是计划利用《数字市场法案》（DMA）和《数字服务法案》（DSA）对美国科技企业采取的巨额罚款，此问题并不在欧盟已备的让步清单上，但欧盟也很有可能迫于压力妥协。
鲍尔解释称，保持 DMA 的有效性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非有效性。欧盟应该出于自身利益废除可能阻碍欧洲数字经济发展的过度监管。虽然执法在技术上与贸易谈判是分开的两个议题，但监管压力的调整仍可用作更广泛的谈判筹码。数字服务税也是如此。
那么，中国的大型科技企业将来也可能有机会受益于因美欧谈判欧盟放松过分监管数字经济市场的让步。
而本轮欧美贸易冲突带给中国的最大额外收获，或得益于自欧盟对美国的降税承诺。一位世贸经济学家匿名解释道：按照世贸组织规则，欧盟降低关税应该遵循最惠国待遇原则，即对其他贸易伙伴都降低基础关税。如果要绕过这一规则，可以签署地区性贸易协定，但这类协定需要涵盖大部分贸易，不能仅对一两个产品签订协议。
换言之，欧盟一旦主动降低汽车进口最惠国关税，那此前被征收高额反补贴关税的中国电动车企也会自动享受到降税待遇。
欧洲国际政治经济中心 (ECIPE) 创始人埃里克森（Fredrik Erixon）回复笔者提问时分析说：“欧洲愿意降低汽车进口最惠国关税，这个看似提议背后的逻辑是它已经与许多大型汽车生产国（包括欧盟的最大进口汽车国日本）签署了将关税降至零的自由贸易协定，而且这个（基础）关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大型汽车生产国并没有太大的保护价值，还是有其他贸易防御手段来处理布鲁塞尔认为的贸易问题或风险。”
目前关于这个降税福利究竟会对中国电动汽车出口欧盟产生多大影响并无法预计。有一种最乐观的评估是它将有效削弱此前的附加惩罚关税的力度。若出现这种估算，那欧盟很可能在北京的周旋与多个成员国的共同施压下，与中国达成价格承诺方案，提前结束惩罚性关税。欧委会一位负责国际合作的官员匿名表示，这种猜测并非完全不可能。
挑战特朗普关税的合法性
根据美国宪法，贸易决策权由总统与国会共享，两者共同拥有征收关税权。美国《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授权总统针对违反贸易协定或不正当、不合理或歧视性的行为征收关税；《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第 203 条授权总统在贸易逆差威胁到国家安全时征收关税；《1962 年贸易扩展法》第 232 条授权总统对经调查确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
特朗普首个任期内频繁滥用232条款征税已经被世贸组织判定为不合理使用。布鲁塞尔VVGB Advocaten律所合伙人维默斯特（Edwin Vermulst）也同意这种观点，特朗普的低者提税或高者降税逻辑看似简单，却会拖累整个多边系统。
谈及特朗普单边提出的对等关税计划引发世贸裁决将让位于国与国的双边谈判，美国乔治敦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主任希尔曼（Jennifer Hillman）教授向笔者评述道：“我认为只有欧盟、中国、印度、巴西等大国联合起来改革世贸组织，并且一起讨论特朗普行动背后的根本问题—美国与其他多国的平均税率差距太大，否则世贸多边体系就会随之加速衰落。”
考虑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普遍受益于现行世贸制度，团结其他成员国共同维护改革世贸体系非常符合中国的利益，欧盟与中国存在拓展双方在多边体系的合作动机。
未来几个月中美欧三方领导层也将进入互动高峰期。波兰已邀请特朗普出席四月华沙三海倡议峰会，特朗普计划还会出席如期六月荷兰北约峰会、加拿大G7峰会。有消息称欧盟首都可能计划在五月筹备中欧峰会庆祝建交50周年，这将是2023年后的首次中欧领导人峰会。而特朗普也在近日透露已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美国。
如果中美领导人举行峰会，中美贸易谈判还面临一个比直接征收关税更棘手的矛盾：在特朗普公布评估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PNTR) 后不久，参众两院于1月24日提出了旨在撤销中国PNTR的《恢复贸易公平法案》。
鉴于共和党控制两院，外界预测该法案通过可能非常大。终止对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等同于中国出口至美国商品将无法享受最惠国待遇税率，届时非战略商品最低征收35%从价关税，战略商品征收100%关税，税率将在五年内分四阶段累增，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所有商品都会面临成倍提升的关税成本，且波及面和冲击度都极大。 美国目前最惠国简单和加权平均关税分别只有3.3%和2.2%，而非最惠国待遇平均税率为42%。
但埃里克森却认为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迄今为止，本届政府在贸易方面的沟通一直很混乱。美国商务部长刚得到确认。新任美国贸易代表尚未得到确认。一旦团队到位，我们可能会开始看到美国贸易政策更加连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态度将不那么激进和对抗，但它将超越行政命令，可能会深入到支撑美国贸易政策的法律框架，包括对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中美欧大三角关系一直处于动态不对称复合博弈中，后期更多的重复互动（repeated interaction)为未来蒙上了更多不确定性和可塑造性。
正如大西洋理事会的罗伯茨所言：“欧盟未来也同样可能试图与中国寻求共识反对美国。特朗普在贸易政策上强硬、无所顾忌的做法为中国提供了巨大的机会，中国很可能会利用这一契机达成自身目标。”
“北京不会因为跨大西洋冲突而受益，在特朗普首个任期就没有受益。但北京会受益于美国退出全球舞台。我呼吁欧洲填补这一（权力）真空，我相信北京会迅速有效地填补，就像今天的 G20 一样，” 伍德克说。
（本文刊发于《环球财经》2025年2-3月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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