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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更谨慎地思考农业面临的中长期风险”——专访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杨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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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劳动力整体外流的趋势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这会倒逼我们推动农地流转，为农业的规模化和机械化奠定基础。农业的规模化和机械化不但会提升农业的效率，还会让那些拥有较好知识储备的年轻人回到农业、回到农村，推动农业真正走上高科技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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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更谨慎地思考农业面临的中长期风险”——专访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杨翠红

本文刊发于《环球财经》2022年11月刊

 

记者 | 刘洋
编辑 | 章琦

导读

农村劳动力整体外流的趋势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这会倒逼我们推动农地流转，为农业的规模化和机械化奠定基础。农业的规模化和机械化不但会提升农业的效率，还会让那些拥有较好知识储备的年轻人回到农业、回到农村，推动农业真正走上高科技发展之路。


事后看，2015年也许是中国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在突破六亿吨大关仅仅三年后，中国的粮食产量就历史性地突破了6.5亿吨的大关，中国的人均粮食拥有量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同时，中国农业也进入了追求发展质量与解决长期问题的不同发展区间。

很多问题都在悄无声息中找到并开始使用解决方案。首先是代表农村资源改善的化肥和农药使用量减少——两个数字在2019年都比2015年减少了差不多10%，然后是代表农村环境改善的秸秆利用率和农膜回收率上升——到2019年时已分别超过90%与80%，最后是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上升——2019年的59.2%已经比改革开放初期提升了超过32个百分点。

当时的形势之好，甚至让中国有底气启动农业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并为此在2018年承担了减产近400万吨的压力。但很多长期研究农业和农村问题的学者们也都知道，中国的农业还不够强大，其在动态调整过程中面临的新旧风险因素相互叠加后正在加大分析的难度。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杨翠红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她从1996年就开始研究农作物产量预测问题，关注各种风险因素的影响并通过调研了解一线人员的看法是她的核心工作，这使她同时拥有了对农业和农村中很多问题的理性思考与感性认识。她能非常清晰地回忆起不同年份的粮食产量和影响因素，也能讲出农民对很多改革措施的心理反应。

在杨翠红看来，中国农业的几个核心约束并没有发生变化，土地和水资源仍旧紧张，灌溉等农田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完善，再加上农业科技的不足、气候变化的影响加强和国际风险的叠加，中国农业中长期存在的风险因素不但没有消失，新的风险因素还在不断出现并产生影响。

确实，太多因素在勾勒中国农业的未来，而其间几个因素正让农业的受关注度在下降。首先是劳动力，中国农业就业人口比重自1978年以来年均下降超过一个百分点，2035年甚至可能降到10%以下；其次是经济增加值，中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在国民经济中占比已经从1952年的50.5%下降到2019年的7.1%，正逐步接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水平；再次是持续高产，丰收已经成为中国农业常态，“今年的夏粮甚至在灾情不断情况下出现了超预期的增产”。

这些数字使农业经常偏出舆论焦点，使全社会习惯用相对轻松的心态面对农业中的长期挑战，进而忽视了其中的风险，《环球财经》和杨翠红研究员的对话也就从这个现象开始。

“我们要更谨慎地思考农业面临的中长期风险”——专访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杨翠红

杨翠红：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未来几年，粮食的紧平衡局面不会消失


《环球财经》：过去这些年，农业被舆论真正关注的时候并不多，这与农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的持续下降有一定关系，但更与我国粮食生产的连年丰收有关系。以至于很少有人知道，我国在2018年还有一次规模不小的减产。那么，您怎样看待未来几年的农业生产？

杨翠红：其实，除了2018年那次为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主动调减播种面积、粮食减产372万吨外，我国的粮食生产在过去五年都延续了此前的良好势头，粮食产量到2020年时已经接近6.7亿吨。受中央在战略层面的高度重视、一系列农业利好政策的推出和不断推广的农业科技的积极影响，我认为这个趋势还会延续，我国的粮食产量很有希望在未来五年达到6.9亿吨以上。

但未来几年，粮食的紧平衡局面不会消失。甚至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这个紧平衡还会“越来越紧”。这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人口还在增长并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的14.5亿人，粮食需求因此必定会增加；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我们的粮食生产还面临着很多风险因素的影响。

有些突发因素要长期重视，国际局势就是其中之一。例如，俄罗斯是全球重要的化肥和能源出口国，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就导致全球化肥和能源短缺，进而导致价格暴涨，我国尿素价格指数从今年2月25日~3月30日上升了18.6%，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也受到了损伤。

资源也是如此。过去这些年，我们虽然成功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和15.6亿亩基本农田从不动摇，但耕地总量自2009~2019年还是减少了1.13亿亩，且还在因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以每年400多万亩的速度在减少。剩余耕地中有4.44亿亩为7~10级，还有差不多三分之一有“非粮化”现象，再加上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农业生产面临的挑战仍然很大。

《环球财经》：您刚才提到了粮食供需的紧平衡还会持续下去。其实，中国粮食总量足够、结构不均的问题在未来这些年同样很难得到解决，这也决定了我们必须继续依靠全球的粮食生产能力。那么，您认为我们接下来应该怎样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来满足我们的粮食需要呢？

杨翠红：几年前，当水稻和小麦自给率接近100%时，我曾认为可以适当降低这两类口粮的自给率，因为我们国家种粮成本相当高，自给率降低一两个百分点从经济角度看是符合规律的。但新冠疫情爆发和中美摩擦加剧以来，我也认为保证这两类口粮的高度自给非常必要。2020年上半年，习总书记对这个问题连续发表重要指示，也证明中央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清醒的认识。

当然，我们不可能不依靠国际市场。我们国家的玉米和大豆这两类饲料和工业用粮的自给率低于口粮，其中大豆的自给率还相当低（15%左右），而且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的增长还很迅速。考虑到资源和成本，大规模增加这两类作物的国内种植面积来满足需求既不经济、也不现实。大豆尤其如此，大豆单产只有玉米的三分之一不到，但种植大豆的净收入远远不到玉米的三倍，前者在经济上极不划算。

这就是我们在分析中国农业生产时必须遵循的经济规律。当前，我们的农民对种植某种作物的积极性还明显受前一年种植该作物的净收入影响，这意味着大豆没有持续号召农民大规模种植的经济基础。当然，这个规律也不是对所有作物都有效：例如，冬小麦在其成长期没有其他作物和它争夺土地，因此它的种植对净收入就比较不敏感；而玉米、大豆和其他经济作物包括大部分蔬菜等必须竞争耕地资源，它们和净收入之间的关系就非常清晰，这也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

在利用全球农业生产能力方面，我们有两种方式，或者在海外种地，或者参与全球粮食市场。通常来说，前一种方式不是市场行为，可持续发展能力相对较弱，因此应该将利用海外农业生产能力重心放在参与全球粮食市场上，以市场为手段、通过企业行为保障粮食安全。

在这个领域，我们的企业过去几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在南美等多个地区都建立了初步的粮食采购体系，但我们对粮食市场的整体影响、尤其是定价权的影响还不够。接下来，我建议我们的企业尝试在不同市场建立几条稳定供应链的同时，也可以多采用诸如远期这样的金融工具，这样就能对冲价格风险，从而在市场机制保障下更好地保障我们的粮食安全。

气候变化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面对的核心挑战

 
《环球财经》：您刚才还提到另一个关键变量是气候变化。过去20年间，这个问题被反复提及，但这些讨论大多围绕城市或工业部门展开，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则不够深入。在您看来，气候变化会对我们国家的农业生产带来哪些负面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和广度又如何？

杨翠红：气候变化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面对的核心挑战。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研究显示，全球极端气候事件发生频率在新世纪以来上升了42个百分点。就我国而言，中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从1951年开始，我国地表年平均气温每十年上升高达0.26摄氏度，明显快于全球。
 
不过，气候变化的影响定性易、定量难，在我主要研究的年度预测方面尤其如此。我们能从过去十几年积累的数据中看到气候变化导致农产量预测越来越难，主要是灾害的不确定性在增加。这种难度不会降低，至少拉尼娜事件短期已经形成：去年冬天全国平均气温比同期低0.2摄氏度，2月更是低了一摄氏度；去年9月到10月的持续降雨造成北方冬小麦主产区晚播比例大，抗灾能力较差。

长期看，气候变化会导致不同种类和不同程度的农业灾害。通常，农业灾害主要是旱灾、洪灾和虫灾，其中又以前两种为主，而这两种灾害的影响其实完全不同，我们常说“洪灾一条线，旱灾一大片”，也就是说洪灾通常导致沿江农业受损，而持续的旱灾则会导致大面积减产绝收。例如，1998年，我国从南到北出现大范围洪水，但当年粮食产量创下历史最高记录，达到10246亿斤。

需要特别关注旱灾的一个关键原因是，我国粮食主产区正向北方集中。这一方面是因为气候变化导致很多北方此前无法种植的作物都可以种植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南北方之间的经济发展状况差异导致在南方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太高，经济规律再次发挥了作用。

2004~2020年，我国13个粮食主产区对全国粮食的贡献从72.7%上升到了78.6%，北方七省的贡献则从40.5%上升到了49.9%。但满足农业生产需要的自然资源并不是这样分配的——以水为例，13个粮食主产区的水资源仅为全国总量的47.2%，北方七省的水资源更是只有全国的12.4%，东北四省区的有效灌溉面积尤其不足，这都会加大农业面临的风险。

考虑到众多因素后，已有一些研究认为气候变化可能导致我国水稻、小麦和玉米产量在本世纪分别减少36.25%、18.26%和45.1%。基于此，我认为我们首先要加强粮食主产区的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这是提升农业应对气候变化能力的基础。

我国种子市场确有被外资渗透的风险


《环球财经》：与资源相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农业科技，我们在种子领域的被动程度几乎和芯片有的一比。我们有大量的农业企业，也有很好的农业科研体系，怎样让科研机构与农业企业之间开展合作是我们面对的重要挑战。对这个挑战，您有怎样的见解和建议呢？

杨翠红：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国农业目前应用的大部分良种都是自主研发的，这一点值得肯定。当然，就像你说的，我国种业与国外的差距还很大。2020年，我国稻谷平均亩产469.5千克，是澳大利亚的七成；小麦平均亩产382.8千克，不到新西兰的六成；玉米平均亩产421.2千克，刚刚超过约旦的两成；大豆平均亩产132.4千克，大约相当于土耳其的45%。

受此影响，我国种子市场确实有被外资渗透的风险。例如，美国选育的“先育335”现在已经成为东华北春玉米第一大品种和黄淮海夏玉米的第二大品种，还在几年里迅速挤占了辽宁80%以上的市场，而辽宁是我国玉米主产地之一，国产种子在那里的市占率一度超过70%。

要提升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竞争力，我们确实要促进科研机构与农业企业的合作，任何一方的缺席都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让种子企业加强研发，我国大多数种子企业的研发强度——也就是研发投入与销售收入的占比都不到3%，远低于全球5%的水平。

对于怎样促进农业科研机构与农业企业之间的合作，我们一直在探索，但确实还没有找到真正有效的办法。不过，我们可以从荷兰和以色列这些农业科技比较领先、农业产业相对发达的国家找到一些灵感，我们在那看到基于商业的种子研发和推广主要是头部企业在做。

在种子领域缺乏龙头企业正是我们的劣势。对于中国究竟有多少家种子企业，各方统计差异很大，从4000家到7000家不等。但整体而言，各方对于几千家这样一个估计没有多少疑问。另外，我国种子行业集中度非常低，即便收购先正达之后，包括中国化工集团在内的我国前十大种子企业市场占有率仍不足20%，远低于全球十大种子企业60%的市场占有率。

这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和芯片类似，种子行业也是回报周期长、技术含量高、前期投入大。也和芯片一样，只有头部企业才会长远布局来建立优势，小型企业只能从事良种推广，而不会做基础研发，后者就成了科研机构的主要工作，但科研机构毕竟离市场较远。

打通从种子研发到良种推广的整个链条需要各方努力，这种改变其实正在发生。例如，针对企业基础研究强度低、院所与企业联系不紧密的问题，科技部等部门已经布局部分科研计划要求企业牵头组织，这在以前简直不可想象。其实，在有人示范的情况下，农民推广良种的意愿是比较强的，这就又涉及到龙头企业的价值。所以，我们农业要振兴就必须有龙头企业的培育。

农村劳动力整体外流的趋势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环球财经》：您在这里提到了一个关键因素——农民，农民的行为决策对我们推动很多改革都有重要意义。在农民问题上，我们同时面临着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的农村劳动力不足和劳动力老龄化，另一方面是高素质的劳动力短缺，您怎样看待这个同样很棘手的挑战？

杨翠红：对我国来说，“大国小农”的局面短期内还很难改变。2017年，我国还仅有27.28%的耕地由合作社之外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家庭农场的平均耕种面积只有大概177亩，远远落后于美国的2292亩，和德国的差距还要更大一些。到去年为止，我国小农户的数量仍然占到农业经营总户数的98%以上，有2.1亿户农户耕种面积不到10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只有71.25%，和日本在2018年就实现的超过90%的机械化率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

我们都意识到要通过科技化、机械化、规模化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我们也都知道，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劳动力，我们的农村必须有足够数量的优秀劳动力才可以。但在这方面，现实其实很严峻。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农村劳动力就始终面临着三个重要的挑战。

首先是总量，我国农村劳动力在2016年只有3.14亿人，比2006年减少了2800万，这个趋势因为城市化进程尚未结束而还会延续；其次是年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我国农村老年人口占比达23.81%，比城镇高八个百分点；最后是素质，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业生产者中受教育程度占比最高的是初中生——大约48.4%，高中或中专程度的占比只有7.1%，大专及以上的占比只有1.2%。作为对比，美国农业劳动力中拥有高中或以上教育程度的比例在2017年就已经高达87.3%，甚至在1970年时就已经达到52.3%。

但农村劳动力整体外流的趋势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这会倒逼我们推动农地流转，为农业的规模化和机械化奠定基础。过去这些年，我们在很多地方曾经尝试推动农地流转，但由于包括对农民心理的认识不足，推广的效果并不是很好。

我们对农业的规模化有很强的期待。一方面，农业的规模化和机械化会提升农业的效率，这一点在新疆的棉花种植中已经表现出来，机械化耕作让新疆的气候优势得到了充分发挥，从而建立起相对于内地省份的巨大优势，尽管已经建立起绝对的领先，新疆棉花在全国棉花生产中的比重还在持续上升。另一方面，规模化和机械化会改变农业的面貌，让更多有很好知识储备的年轻人回到农村、回到农业，真正推动农业走上科技含量高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我们要更谨慎地思考农业面临的中长期风险”——专访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杨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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