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密货币15年:从密码朋克到技术竞争的破局者

加密货币正在一个逆全球化、民族主义和大国地缘竞争的时代获得快速发展,其无主权、政治中立的特征使其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个新兴力量,给传统货币体系带来重大变革。

加密货币15年:从密码朋克到技术竞争的破局者
本文刊发于《环球财经》2024年战略合刊,作者:高骏

在2023年巴以冲突再度爆发后,以色列冻结了600个加沙的加密货币(Crypto)账户,这些账户被认为向哈马斯提供资金支持。从2019年开始,哈马斯就通过加密货币筹集资金,加密货币的匿名性可以保护持有和使用者的身份信息不暴露,很多跨国武装组织如哈马斯和真主党乃至伊斯兰国都普遍使用加密货币进行筹资。伊朗已在直接使用加密货币进行国际贸易,官方将其视作一种打破美元霸权的做法。

加密货币正在一个逆全球化、民族主义和大国地缘竞争的时代获得快速发展,其无主权、政治中立的特征使其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个新兴力量,给传统货币体系带来重大变革。它被某些国家用作规避制裁的工具,还对大国科技竞争中的高端制造业发展起到助推作用。从公有区块链到遍布世界的矿场再到加密货币交易所,加密货币正如当年被阿拉伯国家用作战略武器的石油,可能有着重塑我们所处国际格局的力量。

加密货币的密码学起源

2008年,当美国深陷全球金融危机时,一个自称“中本聪”的神秘人物(或者组织)发布了一项名为“比特币”(Bitcoin)的计算机程序。这是一个能让使用程序的人通过密码学(cryptology)的解密计算方式,获取一种名为“比特币”的程序数值,进而在网络中自由进行“比特币”交易的程序。由于这个程序网络中没有任何人能够单独控制比特币的发行或者流通,中本聪称之为“点对点的现金系统”,比特币由此诞生。

比特币网络是世界上第一个“区块链”计算机程序网络,参与方对极为复杂的密码学问题进行数学计算(即所谓的“挖矿”),并就计算结果在全网络广播的“工作量证明机制”(POW)验证信息,进而生成所谓的“区块”和比特币。因此,理论上比特币的产生并不能受到系统中任何人的控制或者操纵,杜绝了主权国家中央银行可以随意控制货币发行政策的问题。

根据中本聪的设计,比特币网络中的每一笔交易都必须由网络中的每个参与方进行验证,每一笔新交易信息的记录和对以往信息的修改都需要所有网络参与者进行验证和记账。比特币网络有效解决了现实世界中信息不对称下的共识信任问题,理论上没人可以在比特币网络中篡改交易信息,这就带来了所谓的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因此比特币网络也被称为“分布式账本”,本质上它是一项通过点对点网络的密码学计算解决共识问题的机制。

从比特币创始人中本聪公开的只言片语来看,他更像是一个计算机密码学爱好者,专注于通过密码学技术解决现实中的交易共识问题,他和网上的一群计算机密码学爱好者共同推动了比特币网络的早期研究开发和应用,可见比特币作为加密货币始祖自身就是所谓“密码朋克”(Cypherpunk)圈的产物。

密码朋克是诞生于上世纪末的一种计算机黑客圈的亚文化。在个人计算机刚出现的上世纪80年代,他们就试图通过密码学技术抵抗日益强大的政府和公司掌握的中心化计算机技术,借助密码学技术保护公民信息隐私和安全。中本聪们将这些前辈的理念运用在了比特币网络中,创造了一个独立于中心化计算机系统、基于密码学的经济生态。

比特币早期的地下亚文化状态在2010年被改变了。澳大利亚密码朋克代表性人物阿桑奇(Julian Paul Assange)创立的维基解密(Wikileaks)泄露了大量美国政府内部机密文件,曝出美军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杀害平民的资料,引起美国政府对情报泄露的恐慌。维基解密随即被美国政府制裁,失去了资金来源,不得不开始使用比特币接受捐赠。阿桑奇也开始大规模投资和宣扬比特币,他认为比特币很安全,很适合作为替代美元的交易手段。维基解密事件将比特币带入了公众视野,令比特币不可避免地和政治联系在一起。

在维基解密事件发生后,中本聪公开声明比特币不应该应用在维基解密这样的项目上,他认为这可能会毁掉比特币的合法应用空间。早期比特币的应用场景往往是灰色乃至“非法”的,美国“丝绸之路”案是比特币发展历史中的另一个标志性事件。

2011年1月,一名叫做乌布利希(Ross Ulbricht)的年轻人创立了名为“丝绸之路”(Silk Road)的“暗网”网站,也就是通过加密技术确保使用人身份难以追踪的网站,这个网站逐渐沦为毒品、非法武器贩卖、假证件乃至雇佣职业杀手等犯罪交易的新渠道,并最终被执法部门于2013年捣毁,乌布利希也被判处无期徒刑。“丝绸之路”上的非法交易全部通过比特币进行,“丝绸之路”的比特币交易量一度占据了比特币总量的80%以上,而最终使得执法部门成功锁定和抓捕乌布利希的也正是他此前在比特币论坛上留下的蛛丝马迹。

乌布利希本人是美国自由意志主义政治家罗恩·保罗(Ron Paul)的支持者,也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信徒,他正是在接触比特币后萌生建立一个基于比特币经济生态的念头。尽管他的想法演变成了危害社会的结果,但仍然有人认为如果“丝绸之路”没有参与非法交易,可能会是一项颠覆性的商业创新。直到乌布利希被正式定罪前,仍然有一些社会人士在为他请愿,其中包括加密货币莱特币(Litecoin)的创始人李启威(Charlie Lee),他本人也是通过“丝绸之路”了解到加密货币。深信加密货币去中心化潜力的李启威改良了比特币交易速度慢、交易量小的问题,进而创造了莱特币网络。

“丝绸之路”的垮台没有终止比特币和非法行为的联系,但在这之后比特币在正规经济市场上取得了长足发展,越来越多的普通和专业投资者乃至持牌金融机构开始加入到这个新兴“商品”交易领域中来,逐渐形成一个公开市场,各类加密货币交易所乃至专业化衍生品等投资产品也开始出现,使得比特币等加密货币逐渐成为具备金融属性的商品(也有人将之视为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加密货币分析机构Chainalysis在其《2023年加密货币犯罪报告》中评估道,2022年加密货币的非法交易活动仅占所有交易活动的0.24%(注:该报告基于链上交易行为进行评估,并未考虑某些加密货币平台的链下欺诈行为)。 另据CoinGecko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截至2023年11月,已经有119个国家和地区承认加密货币的合法性。

美元霸权的掘墓人?

当今世界流通的主要货币仍然是以国家信用背书、由政府官方发行的法币,尤其是美国发行的法币美元。自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成为了世界惟一安全的法币资产和大多数国家的最主要储备货币,美国得以享有向全球进行美元债务融资和通过货币政策向全球收取“铸币税”的权力,美国还能以美元经济体系为依托,肆意长臂管辖涉及美元的交易来干预他国经济交往以达到自身政治目的,美元由此成为美国世界经济霸主地位的主要源泉。   

由于美元是世界各国最主要的储备货币,当美国和世界其他经济体出现系统性风险的避险需求时往往会带来美元稀缺和升值,进而带来美元资产价值的下跌,这时美联储可以开启印钞模式为市场注入美元流动性,直至市场风险和美元利率再次稳定,美元资产价值回升,而全球整体美元债务则会被推高。

自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以来的美联储愈发偏好使用宽松货币刺激经济,美联储从1980年代开始趋势性降低基准利率,由此造成美元的系统性贬值,美元债务成本不断降低,而全球美元债务规模则越来越高,造成美国以外的经济体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高度依赖于美元债务,形成美元“债务陷阱”,影响相关举债国家的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自主性。

为了维持美元霸权,美国必须不断为全球提供美元这个公共品,也必然带来自身资产负债表的不断膨胀。美国的做法是通过不断发行新国债置换旧国债,如今美国的联邦债务早已远超自身GDP,美国债务的膨胀速度也远远高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美国对海外大规模负债的同时,美元购买力则在不断下降,美国国内实际收入水平并没有上升,造成内需不足,整体流动性过剩使得美国经济长期处于一种趋势性通胀状态中。

全球金融危机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启了大规模印钞的“量化宽松”政策,由美联储发行美元为经济注入流动性,结果使美元利率逼近零,美元快速贬值。由于过剩的流动性进入了资本市场推高资产价格,而非进入实体经济提升生产效率,美国经济越发偏离最优均衡点,从大量流动性直接受益的是少数富有人群而非广大普通中产阶层,加剧了美国社会的贫富悬殊和内需不足等问题,带来美国国内的政治社会极化矛盾。

历史数据显示,由于美元利率自1980年代以来的趋势性走低,美元汇率和美国GDP增速都在趋势性下行,其峰值和低点都在不断降低。由于美元流动性只是不断造成资产价格虚高而并未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每一次经济周期泡沫的破灭都只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更大的伤害,造成更为严重的国内经济社会矛盾。如果未来美国经济增长的回报率难以抵消美国债务的增长,美国经济可能会进入类似明斯基(Hyman Minsky)和达利欧(Ray Dalio)所说的庞氏骗局或者债务崩盘的阶段,而当再次出现经济金融危机时,美国当局可能再无力也无法出手救市,国际社会也不会再有意愿协助美国消化如此庞大的债务,进而对美元信用造成根本性打击。

目前美国经济的内生回报率和其占世界经济的整体比重在逐步下降,美国全球政治军事影响力也在衰退,其国家政治经济实力可能越发难以支撑其全球性的庞大美元债务规模,未来美国债务增长的可持续性将面临更多挑战,美国也将面临更大的系统性风险。这种情形会影响对未来美元信用风险的预期以及全球对继续持有美元资产的偏好。

中本聪可能也看到了这样一番未来景象,他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挖出的第一个比特币网络区块上写入这样一行文字:“The Times 03/Jan/2009 Chancellor on brink of second bailout for banks.”(意思是:泰晤士报,2009年01月03日,英国财政大臣处于对银行进行第二轮救助的边缘)。在中本聪等早期加密货币社区成员看来,造成美国经济社会问题的根源是由少数人所控制的货币发行机制,因此在设计比特币的时候给予比特币抵御中心化货币政策的能力。

根据中本聪的设计,比特币网络能产生的比特币整体数量限定在2100万个,并且每四年或者产生每21万个区块后产生的数量会减半,这种程序设计严格控制了比特币的产出,让比特币拥有远超美元的稀缺性,比特币也有了“数字黄金”的称号,被支持者认为有抵御通胀和保值增值的能力。比特币和以太坊(Ethereum)等加密货币还拥有进行标准化分割、便于储存和交易等一般等价物的货币属性,并且天生具有国际化、可自由兑换的高流动性特点,持有交易门槛较低,这些特点对美元等传统法币构成了挑战。

2019年,曾经的“脸书”(如今的“Meta”)发布和法币挂钩的“稳定币”Libra(后改名为“Diem”),Libra挂钩的是一篮子世界储备货币,因此Libra较美元更能保值和对冲宏观经济周期风险,在交易上也更为方便。为了应对来自民营加密货币的挑战,美联储从2020年开始积极研究央行数字货币(CBDC),试图提高美元发行和流通的效率,增加美元在数字货币时代的竞争力。  

加密货币市场的快速发展对美国货币当局构成了挑战,但加密货币作为一种世界性“稀缺商品”如今主要用美元计价,和法币美元资产1:1挂钩发行的泰达币(USDT)和美元硬币(USDC)等稳定币便利了加密货币和法币美元之间的兑换,促进了加密货币的全球流通。

加密货币市场的发展便利了美元过剩流动性进入美国的虚拟经济资本投机市场,但加密货币资本投机本身不产生任何实际经济价值,几乎不解决任何实体经济需求,加密货币也越来越多进入金融资本集团的手中,成为催生资本市场泡沫的推手。加密货币市场投机只会加剧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状况,使得美国加速接近债务信用崩盘的临界点。就像打入美国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病毒,加密货币不仅依附于美元经济体系吸收着过剩美元流动性的营养,而且在加快这个体系从内部的衰退瓦解。

随着全球国际格局变化加深和围绕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带来的债务上限问题斗争加剧等因素,未来美国向全世界提供美元这个国际公共品的能力也可能会下降,世界可能出现货币公共品的“金德尔伯格陷阱”,即美元地位的相对下降而其他货币又不足以完全替代国际公共品的缺口。

在这种情况下,加密货币有可能成为衰落的美元经济体系下的一种替代品,原本传统属于美元的经济生态圈可能会出现美元和加密货币以及其他新兴法币共存的局面。如今的阿根廷正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它既要实行法币美元化,又想合法化比特币替代法币,还希望和中国开展货币互换。

积极给予加密货币法币地位的正是这类美元经济体系下边缘化的发展中国家,萨尔瓦多于2021年成为第一个将比特币作为法币的国家,中非共和国也随后给予了比特币法币的地位(注:2023年3月23日,中非国会投票废除了此前一年通过的赋予比特币法定货币地位的法案)。这些国家往往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治理监管水平较低、金融基础设施不健全,金融市场极为脆弱,导致法币信用较低,民间普遍存在地下金融市场进行私下货币交易。在很多这类发展中国家,加密货币交易早已是民间的重要交易手段,官方可以通过合法化加密货币交易达到普惠金融、收取交易税收和优化债务水平等目的。

这类美元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化国家往往拥有较高的美元债务,并且为了吸引外资促进经济而放开了资本管制,美联储的政策会增加这些国家的外债负担,降低持续举债能力。加密货币融资可以独立于自身的美元债务情况,对这些国家而言也是优化自身债务结构、降低债务瓶颈、避免美元债务陷阱的一种重要手段。因此,笔者认为,加密货币可能会进一步加快在这类国家取得法币地位,作为主流法币的替代品,和美元等其他法币共存,进而对美元霸权体系形成挑战。

国际政治的灰色枢纽

比特币等完全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在理论上没有任何主权政府或者组织可以控制,并且存在极好的匿名性和共识可交易性。那些希望逃脱美国制裁的政治经济实体也有效利用了这一新兴技术,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等国家均积极使用加密货币以规避西方国家施加的经济制裁。据统计,2022年通过加密货币进行的非法交易约达200亿美元,其中有44%的交易来自于被美国等国家制裁的国际实体。

俄罗斯寡头德里帕斯卡(Oleg Djeripaska)早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就敦促俄罗斯积极推动使用加密货币,他认为美国政府早就意识到了加密货币不仅能使制裁武器失效并且还将动摇美元霸权。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在公开场合表示,谈论使用加密货币进行能源交易等应用可能还尚早,加密货币本身并不稳定。直到俄乌冲突爆发前,俄罗斯政府还在认真考虑封杀加密货币的交易,并通过了一项数字资产法案提高了加密货币投资的门槛。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俄罗斯80%以上的银行交易均被制裁,加上法币卢布的快速贬值,俄政府转变了此前对于加密货币的政策,允许使用加密货币进行天然气等能源交易,放开俄联邦储蓄银行等大型银行为企业提供数字资产发行和交易的服务,并积极推动挖矿和加密货币交易所的发展。得益于低廉的能源电力价格和寒冷的气候,俄罗斯是全球第三大比特币挖矿国,仅次于美国和哈萨克斯坦,其加密货币市场约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2%。据公开统计,俄罗斯人有超过1200万个加密货币钱包,涉及资金总额约两万亿卢布。

自俄乌冲突以来,成立于2019年的俄罗斯本土加密货币交易所Garantex已经吸纳了超70亿美元的资金,俄罗斯人可以在Garantex将卢布兑换成加密货币进而兑换成其他货币,Garantex因此成为俄罗斯公民资金出入境的主要渠道之一。尽管Garantex被美国政府所制裁但并未影响它运营至今。据西方媒体报道,近期参与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也通过Garantex获取资金支持,说明Garantex正发展成为全球某些反西方政治势力的重要融资渠道。Garantex的拥有者之一卡拉瓦茨基(Pavel Karavatsky)毕业于内政部莫斯科大学,被认为和一位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高官关系密切,因此外界怀疑Garantex的背后有俄罗斯政府的身影。

朝鲜作为受制裁国家中经济问题最严重、资金需求最迫切的国家,从2017年开始就瞄准了加密货币这个新领域。由于本国电力匮乏等原因,朝鲜缺乏正规途径获取加密货币,主要通过网络攻击韩国、日本、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区块链网络、个人投资者钱包和科技公司等盗取大量加密货币。据网络安全公司Recorded Future估计,朝鲜自2017年以来通过网络攻击都等手段获取了超30亿美元的加密货币。该公司认为,仅在2022年当年朝鲜黑客盗取的加密货币价值达到了17亿美元,这个数字几乎是朝鲜2021年出口价值的10倍,相当于朝鲜国内经济规模的5%和军事预算的45%。2023年2月,英国路透社援引一份对朝鲜制裁监督员向联合国提交的报告称,朝鲜针对加密货币的攻击是有组织的国家行为,主要是通过朝鲜人民军侦查总局控制的黑客团体进行,其中包括APT38、Kimsuky、Lazarus Group和Andariel等黑客团体,目前均已被美国和韩国等国家制裁和追捕。加密货币的特点使有关国家追踪和查封被盗货币存在较大困难,黑客可以将被盗的加密货币在那些缺乏监管的去中心化交易所进行兑换,而这类交易所往往并不遵循监管和制裁要求,黑客通过混淆自身和其他的交易流来掩盖实际的资金流向。

2019年,加密货币网络以太坊开发者格里菲斯(Virgil Griffith)受朝鲜邀请前往平壤参加了一场加密货币的会议,并和与会的朝鲜人分享了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格里菲斯回国后随即被美国政府以涉嫌帮助朝鲜逃避制裁为由逮捕,2022年他被美国法院判决入狱63 个月,并支付10万美元罚款。格里菲斯本人认为,朝鲜对于他这样的加密货币掘金者来说充满机会。

朝鲜的国家网络窃取加密货币行为引发了美国及其盟友进一步的反制行动,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Jake Sullivan)近期访问韩国时就对日本和韩国的盟友提出要加强三国合作,阻止朝鲜通过盗窃加密货币获取资金进行核武器计划。美国负责网络安全的副国家安全顾问纽伯格(Anne Neuberger)近期声称美国需要处理的朝鲜网络威胁优先事项是加密货币盗窃,纽伯格在2023年5月份评估称朝鲜一半的导弹项目由盗窃的加密货币资助。

伊朗虽然常年被美国制裁,但和俄罗斯一样作为全球重要产油国同外界存在紧密的经济活动联系,并且同样拥有较低廉的电力成本优势,发展加密货币几乎成为伊朗的必然选择。在特朗普政府撕毁伊核协议,加紧对伊朗的“极限施压”后,伊朗政府在2019年合法化了挖矿活动,这为伊朗带来每年数亿美元的收入。

据统计,2021年度伊朗用于挖矿的电力已占其原油出口收入的4%。伊朗还成为第一个官方使用加密货币作为进出口贸易储备货币的国家,主要用于和欧洲及俄罗斯等国家地区的原油和消费品交易领域。

虽然缺少官方数据,但根据伊朗区块链协会董事会成员尼克扎德(Soheil Nikzad)的说法,伊朗的加密货币日交易量超1000万美元。德黑兰商会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法迪斯(Farzin Fardis)透露,有1200万伊朗人进行加密货币交易,其中超七成的人是为了在伊朗高通胀环境下进行资产保值。

区块链分析公司TRM Labs的报告显示,伊朗国内存在100多家加密货币交易所,其中60%以上的服务器在境外。伊朗人会通过使用代理服务器等技术规避制裁限制,使用海外加密货币区块链网络和交易所进行交易,其中包括波场(TRON)、币安(Biance)和俄罗斯的Garantex。

波场和币安均是在中国创立的国际化加密货币公司,它们在2017年中国国内禁止加密货币交易后出海发展。其中,波场网络目前是伊朗交易数量最大的加密货币网络,并且正成为该地区亲伊朗的真主党和巴勒斯坦武装等组织最常使用的加密货币网络;币安拥有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自2018年开始就被美国司法部以涉嫌洗钱调查,其客户不乏疑似伊朗政府相关实体,尽管币安一再声称自己执行了严格的客户审核等合规管理规定,但仍然被定罪,其创始人兼CEO赵长鹏15近期在美国认罪伏法并卸任公司首席执行官,但币安仍被允许在加强监管下持续经营。

加密货币虽然被有关国家用作规避制裁的重要工具,但其效果仍然存疑。加密货币目前的价值体量不到两万亿美元,而仅俄罗斯一国2022年的贸易额就达到8500多亿美元,加密货币的流动性可能不完全足以支撑相关需要,相关交易方还需要承受加密货币价格的巨大波动风险。

美国等西方国家自特朗普政府时代就已在封堵制裁体制的漏洞,将加密货币纳入自身制裁法规体系和长臂管辖范围内,主要通过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OFAC)将被制裁实体或者个人的加密货币数字钱包地址(即资金账号)封杀冻结。从2021年开始,美国政府将涉嫌违反制裁的加密货币服务商及其实控人纳入制裁范围,其中就包括了Garantex、Tornado Cash和赵长鹏等知名加密货币服务商及其控制者。美国政府的制裁大棒逐渐打向加密货币行业,加剧了加密货币行业和政府的监管政策博弈,对于Tornado Cash的制裁就引发了美国国内加密货币行业针对美国财政部要求解除制裁的诉讼。

高端制造业的破局者

加密货币的发行来自于“挖矿”活动,即对极复杂的密码学问题进行数学计算的过程。根据剑桥比特币电力消耗指数(CBECI),中国在2021年整治虚拟货币挖矿前曾一度占全球比特币挖矿算力的75%,比特大陆、嘉楠耘智、亿邦国际、比特微等国产矿机设备制造厂商几乎垄断了全球矿机市场份额,国内最大的矿机厂商比特大陆一家在巅峰时期就曾占到世界矿机市场份额的70%以上。据行业测算,矿机厂商最高可占到整个加密货币产业链价值的60%左右,因此中国矿机厂家获得了全球加密货币市场发展的最大红利。在受到整治打击后,中国矿机厂商积极出海拓展市场,转移至电力能源资源丰富的哈萨克斯坦等国,以至于将哈萨克斯坦变成了位列美国之后全球第二大的比特币算力中心。

矿机厂商的核心竞争力来源于矿机的运算能力,而这又取决于能否从台积电和三星等知名半导体芯片生产商拿到足够的先进制程芯片。据业内人士统计,芯片成本约占到矿机厂商营业成本的60%,矿机厂商预付给芯片厂商的预付账款通常要占到当年净利润的70%~90%以上,因此具备先进制程芯片生产能力的芯片厂商才是整个加密货币挖矿产业的最终绝对受益方。

比特大陆作为全球最大的矿机厂商,同时也是台积电最大的大陆客户,其产品发展高度依赖于全球芯片半导体产业的技术发展,它的矿机芯片经历了从CPU到GPU再到ASIC专用芯片的发展历程,其矿机芯片技术制程工艺也从55纳米逐步演进到了如今的7纳米和5纳米。由于比特大陆几乎买断了台积电的芯片,导致其他国产矿机厂商如嘉楠耘智被迫转向中芯国际订购芯片,直接促进了国产芯片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中国于2023年宣布拥有了制造7纳米N+2制程芯片的能力,一份来自加密货币挖矿产业网站The Miner Mag的报告显示正是中国的矿机厂商带动了中国芯片的这场突围。事实上,国产矿机厂商嘉楠耘智是第一批向中芯国际订购N+1制程工艺芯片的客户,它从2020年底开始向中芯国际半导体制造公司大量订购N+1制程的7纳米芯片,帮助中芯国际提升了7纳米芯片的产品工艺。由于矿机不注重芯片的良率工艺,而中芯国际这样的国产芯片厂商又正需要客户,才有了这样的合作。国产矿机厂商嘉楠耘智和芯动科技等为中芯国际带来了大量7纳米芯片订单,嘉楠科技一家就占到了中芯国际N+1芯片制程产能的95%,有效帮助中芯国际改善了7纳米芯片的良率工艺和投资收益率,并促成7纳米N+2制程芯片的横空出世。

华为为了解决芯片性能而积极研发采用的3D堆叠芯片封装技术也受益于矿机厂商。早在2018年比特大陆就已经在为自己的以太坊矿机芯片寻求3D堆叠技术的解决方案,比特大陆通过和紫光国芯合作开发出了基于3D堆叠技术的解决方案,并最终由武汉新芯生产落地。该方案为大部分国内矿机厂商所购买使用,带动了3D堆叠技术在国内的落地应用和国产芯片性能的突破。

在大国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中国应充分利用国产矿机厂商对芯片等高端制造业的显著拉动作用,鼓励中芯国际等国内芯片厂商与国产矿机厂商的技术和产业合作,推动国内先进制程芯片的生产制造能力。同时,应继续禁止炒作加密货币和国内的挖矿行为,确保将加密货币产业链的技术价值留在境内,而将相关风险留在境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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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山商行遵循行业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加快布局成渝双城经济圈,积极探索服务实体经济的乐商答案,努力实现与中小企业“同生、同荣、同发展”。战略定位上,始终定位于“区域发展的推动者、美好需求的满足者”,推动区域建设、助力产业升级、促进企业发展。顶层设计上,始终将支持实体经济作为战略发展的核心内容,制定了绿色金融、乡村振兴、推进普惠金融发展等子方案,引导和保障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努力提升金融资源的可得性、公平性、普及性。路径选择上,坚定不移走差异化、特色化、精细化发展道路,重点加大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乡村振兴等支持力度,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绿色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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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3月4日,美国公布2月份非农数据:新增67.8万就业人数,失业率降至3.8%(失业率4%以下被认定为充分就业水平)。就整体劳动力市场而言,美国非农就业人数(NFP)已逐步接近疫情前水平。

    如果把时间维度展开,从2020年初到现在,可以看到美国NFP及失业率走出一个趋势良好的修复曲线。对整个过程再进行阶段性分析,可以发现面临2020年初疫情冲击时,美国失业率陡增、NFP断崖式下跌,但很快在2020年4~7月出现快速修复,并至今保持了稳定向好的趋势。

    再进一步研究2020年初美国政府应对新冠疫情具体政策,可以发现,面对新冠疫情,美国为挽救经济推出的纾困方案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专门为中小企业准备的PPP贷款(薪资保护贷款项目),在维护企业经营、稳定及改善就业率上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2020年疫情期间,美国国会批准两轮PPP贷款预算,第一轮3490亿美元补助,第二轮4000亿补助。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美国PPP贷款(薪资保护贷款项目)具体措施及实效评估,或可为我国金融行业支持中小微企业实体经济具体做法,提供实践经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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