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加速数字化转型”的意义与不可逆转的马太效应趋势——专访中国城市中心总工程师、国土产业交通规划院院长张国华

城市“加速数字化转型”的意义与不可逆转的马太效应趋势——专访中国城市中心总工程师、国土产业交通规划院院长张国华

 

在《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等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下,“十三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稳步发展,以5G、人工智能、云计算、数据中心等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有序布局。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1年4月26日),到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39.2万亿元,较上年增加3.3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8.6%,占比同比提升2.4个百分点,有效支撑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城市中心总工程师、国土产业交通规划院院长、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张国华指出,市场规律促进了数字化的发展。数字化协同成为我国各行各业的刚需,华为、腾讯、阿里、字节跳动等数字经济龙头企业看准市场机遇,不约而同地加大资源投入,在政府未投资新建任何平台的情况下,全社会的数字化协同需求迅速得到满足,显示出了市场的强大力量。

 

在“十四五”时期,数字化发展则被按下“加速键”。在2020年11月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外发布,提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数字中国建设,就是要适应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可以说,加快数字化发展,对“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那么在“十四五”时期应如何加快数字化发展?政府应如何推进?中央与地方的角色与分工是什么?数字化是否会扭转城市马太效应?带着一系列问题,《环球财经》记者采访了于2021年5月15日出席以“在充满挑战的时代加速数字化转型”为主题的信息社会50人论坛的点评嘉宾张国华,张国华从城市、产业、交通等视角就上述问题进行了一一解答。

 

我国城市数字化水平与数字化转型的意义

【与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的主要课题是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上】

《环球财经》:您参加了国家“十三五规划”综合交通枢纽、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以及一系列城市群和国家中心城市的规划研究,据您了解,我国在城市数字化水平方面与发达经济体相比,处于什么水平?

 

张国华:可以从硬件与软件、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两个方面来加以比较。

 

在硬件与软件方面,我国在数字化硬件方面是过硬的,从区域看,长江以南城市的数字化优于长江以北;胡焕庸线以东区域优于胡焕庸线以西;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优于市场化程度低的地方;大城市优于小城市和乡村地区。

 

但在软实力方面,我国更多的还是在强调管理,特别是在服务水平、服务体系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还是有非常大差距的。比如今年3、4月份时网友们纷纷吐槽摄像头罚款问题——2020年全国交通罚款总额在3000亿元左右,平均每辆车罚款1000多元。在广东省佛山,有一条高速公路的一个出口一年抓拍62万名车主,合计罚款金额超过1.2亿元,另外一个出口的罚款是2500万元。显然这种结果与通过数字化硬件的应用提升服务水平的目标与发展背道而驰,值得深思。

 

咱们国家和发达经济体相比,主要课题是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上。例如,在我国以交通为代表的基础设施通常还在由政府主导,而在发达经济体,很多基础设施都在由市场主导。这就带来一个问题,亦即数字化的服务与价格问题。这肯定是市场主导型国家走在前面,因为政府天然的属性是强调管理,而市场强调的是服务。比如那些走在前面的市场化企业,他们组织发展的根本逻辑是如何给全世界的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务,这样的企业才是有竞争力、可持续发展的企业。

 

《环球财经》:城市加速数字化转型有哪些意义?

 

张国华:我国的现代化道路面临着“四化”——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和城市化。而城市化是四化中最复杂、最核心、最关键的要素。因为城市化是工业化的载体、市场化的平台、国际化的舞台,所有的这些要素都要在城市的空间里发展与合作,因此城市的数字化转型意味着载体、平台、舞台的数字化转型。

 

从未来发展的角度来看,全球化进程虽然起起伏伏,甚至有些坎坷,但是大势不可挡。也就是在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及新商业文明的版图中,以交通为代表的传统实体基础设施和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虚拟基础设施(或新型基础设施),二者融合起来,是打破传统地理疆界的利器,是配置资源、组织、经济要素的最关键手段。

 

《环球财经》: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在充满挑战的时代加速数字化转型》,您认为是否有必要“加速数字化转型”?为何要“加速”+“转型”?

 

张国华:首先,是否有必要“加速”数字化转型,可以在历次工业革命的要因中寻找规律。工业革命将人类带入一次又一次的新发展阶段,但值得注意的是,历次的工业革命都是以通信、交通、能源三类基础设施的协同共进,是通信、交通、能源相结合的产物。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铁路、火车、电报、煤炭的相结合;第二次工业革命是内燃机、汽车、电话、石油的相结合;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新能源、飞机、通讯(传统IT)的相结合。

 

这一次的新革命无疑是以更清洁的能源(新能源汽车等),以及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大数据、云计算、5G等数字化新基建,以及无人驾驶汽车、超高速磁悬浮高铁为代表的更加高效的综合交通及互联网的结合。因此“加速”数字化转型,实际上是在加速走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步伐,是主流趋势。

 

其次,为何要加速数字化“转型”,从产业升级的角度看。我们国家制造业正处于从中低端转向中高端的制造业攀升的过程,在“十四五规划”“2030纲要”里提出,要打造一批中高端的产业集群。但其实中高端产业集群并不取决于集群本身,而是取决于是否有更具科技水平、更高效率、更高服务水平、更低成本的高端生产要素的注入。在这一方面,我们国家与发达国家都还有差距,但我们可以通过与数字化结合的方式,通过数字化转型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提高服务水平等。这一块有巨大的结合空间。

 

另外,从政府的社会服务角度来讲,同样需要数字化的转型,比如教育和医疗能否通过与数字化相结合而更加专业化、更加人本化、更加全球化,这里面与数字化转型上有结合的空间。以美国医疗为例,美国将放射影像检测初步分析外包给印度,因此美国医生是不看初步影像片子的,而是由印度的医生进行初步分析,拿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后再转给美国的医生,这就是一个比较高效的专业化分工,在这个过程中,数字化无疑发挥了关键作用。

 

政府在加速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角色与分工

【严监管不利于创新,因为一切创新都是对过去的颠覆】

 

《环球财经》:在加速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政府应如何推进?与以往有何不同?比如在政策、时序、目标等层面。

 

张国华:首先,中央在推进转型的过程中,核心还是要把握好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这在近几年中央的精神传达中是非常明确的。整体来说,政府在治理过程中应该做好权利清单和责任清单,同时恪守市场经济规律,根据发展阶段,因势利导地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这需要政府不但要做有为的政府,更需要做有效的政府。

 

其次,如中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首先是要更好地发挥好导向性作用。

 

比如在整个数字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政府要推出激励政策,但这个激励政策要有检验标准——能不能得到市场的认可,能不能得到市场的正面回应,这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需要回答的第一个基本的前提性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都没有回答好,我想别的作用也会大打折扣。

 

再次,在时序上一定要考虑轻重缓急、有先有后,不能只有宏大叙事。因为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差异大,有的已经是很现代化的市场经济体系了,有的还停留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主导的经济体系中。比如深圳和某些以市场主导的地区,这个差距显然是巨大的。

 

《环球财经》:在加速转型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角色与分工是什么?

 

张国华:在数字化转型的加速转型过程当中,可能有几个方面是需要我们重新去探讨的。

 

一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激励机制和容错机制方面。因为大量的数字化转型,不可能全国一盘棋,全面推开,可能有些地方要先行先试,在先行先试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试错的过程,试错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犯错的风险。对于相应犯错的容错机制和激励机制怎么去构建,我想这是中央政府的第一位责任。

 

二是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因为过去财税体制的分割导致大量的财税集聚到中央,大量的基本公共服务甩给地方。但随着现代财税体制的改革,应如何围绕数字化公共服务进行全责分配有必要深入探讨。

 

三是在市场监管、法律法规方面。需要落实好如何构建支持少数人进行颠覆式创新,打造整个包容性发展的社会大气氛或者共识。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政府要做审慎包容的监管,也就是薄发式的监管。

 

相反,严监管是不利于创新的,因为一切创新都是对过去的颠覆,政府的监管一定是基于过去的业态来监管新的事物。比如,英国当年针对汽车的发展出台了《红旗法案》——每个人开车时,要请一个人举一面小红旗在你的汽车前面,并且这面小红旗的速度不能超过马车的速度。也就是说《红旗法案》是拿监管马车的办法来监管汽车。回过头来看数字经济产业,很相像。在过去几年,以数字经济所代表的创新发展,都是与传统法律法规不相适应的。

 

“加速数字化转型”与不可逆转的马太效应

【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

 

《环球财经》:“加速数字化转型”,会否加速城市的马太效应?

 

张国华:客观地说这是必然的,是发展趋势,是不可扭转的。

 

人口与产业在空间上的分布将会进一步集聚。2019年8月26日,中央财经委员会专门就这个问题做出了决策,提出中国要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新格局,让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可以预见,我们人口经济的空间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以中心城市、都市圈、城市圈为代表的优势空间日益凸现,我国将围绕着这个优势空间去构建高质量的发展,更高质量的发展动力系统,在这些地方集聚更多的人口产业要素,实现我们国家高质量的发展。

 

当然,北京、上海这种有一些不合理的功能还要重新规划,还要在区域上更好地布局。与国际大城市进行比较就可知我们的城市体系还未建成,以东京为例,它的市郊铁路高度发达,我在150公里之外住着,早上7点钟出门,8点钟就到银座中心上班了,而北京等城市早晚高峰时间一个小时能出行的空间距离是多少公里?10公里、20公里。这与发达国家的城市群相比,提升空间巨大。

 

但随着这套体系的完善并与数字化转型的结合,未来河北三县甚至雄安都会是北京的城市体系与经济体系的一部分。

 

《环球财经》:城市间马太效应不可逆转的深层次机理是什么?

 

张国华:产业与人口在空间上向城市集聚之后有三个效应与三个法则。

 

第一,在产业和人口集聚之后,才能配置现代化的基础设施,才能实现基础设施的共享,进而大大降低消耗基础设施的成本。相反,如果人口、产业达不到一定的规模,这些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即使是建起来,也很难支撑运营。比如一些特色小城镇,建了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但因为人口达不到一定的规模,就很难实现盈亏平衡,导致无法运营下去,只能晒太阳,投资不能产生相应效应,导致投资无效乃至失败。

 

第二,产业聚集在一起,会不断的专业化分工,生产效率越高和创新能力越强,产业链匹配效应极大的促进社会财富增长。

 

第三,知识信息环节从制造业环节分离出来,集聚在一起会产生化学效应。什么样的化学效应呢?就如今天论坛交流的观点既有相近也有差异,但是这种不同观点间的思想碰撞会诞生出新的火花,这些火花里就能孕育新的思想。

 

因为这三大效应,对人口和产业在空间上的集聚带来了三个法则。

 

一是经济增长的超密集法则,也就是城市体系的人口规模每扩大一倍,人均生产效率提高15%~30%。据美国智库的一项研究,美国最近这20年的增长主要是靠大城市,小城市对经济的贡献都是负增长。

 

二是基础设施消耗的亚密级法则,随着城市规模每扩大一倍,人均消耗基础设施的成本降低15%。比如北京,在1986年该市有1028万人口,消耗了36.6亿吨水;到2017年该市人口达到2170万人,但消耗了39.5亿吨水,与人口翻番相比用水消耗了增加量不到10%,这就是大城市对基础设施消耗的亚密级法则。

 

而我们前面提到人口规模每扩大一倍,人均生产效率提高15%~30%,相结合,一降一升是多少?30%~45%。

 

三是交通出行的简单法则,它告诉我们,在每个人可接受出行成本的情况下,人们会选择更加快捷的出行方式。作为基础设施的最重要代表的交通占到了50%。

 

总结三个效应与三个法则来说,空间的接近性更加具有价值,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经济让城市间变得更加不平衡。

 

《环球财经》:中国作为14.1亿人的人口大国,能否通过数字化手段促进人口合理分布?

 

张国华:所谓的合理分布,应该是相适应的人口产业向少数优势发展空间更好集聚的一个分布。并且,人的诉求是多元化的,有的人喜欢生活在大城市,有的人喜欢生活在小城市,还有的人喜欢乡村的好山好水好景。因此应围绕不同人群的诉求,按照经济发展的阶段,通过数字化转型把基础设施和我们的产业、空间高效的配置起来,给大家提供多元化的选择。因为一切没有选择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文/《环球财经》 王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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