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大象和野猪意外地成为我国网上“出镜率”最高的野生动物。
2020年3月开始，来自云南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的十余头亚洲象组成的“旅游团”，毫无预兆地一路北上跋涉数百公里，一度逼近省会昆明。因其中一头幼象鼻子断了一截，网友们把它们命名为“断鼻家族”，一时间，又是无人机跟拍又是大量播主直播，这个家族成了动物世界里最耀眼的明星。
2021年8月，随着象群跨过元江南返，这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告一段落。在近一年半的时间里，云南省出动大量人力物力保护和引导象群，防止人象冲突，终于如愿让它们顺利返回了栖息地。
大象刚回家，野猪又来了。2021年11月，一段“野猪畅游南京玄武湖”的视频在网络上疯传。近两年，野猪频繁出现在南京的公路、景区、商场、校园乃至居民小区，以至于网友把南京戏称为“野猪之城”。这些等“天蓬元帅”虽然没有手持钉耙，战斗力却不弱，已有多地出现野猪泛滥成灾甚至伤人的报道。
大象退却史与农耕经济发展史
四千年前，大象活动的范围最北可到今天的北京、河北一带。《吕氏春秋》记载：“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可见当时中原地区还生活着众多大象。如今河南省的简称“豫”字，据《说文解字》的解释，“豫，象之大者。贾侍中说：不害於物”。大象是瑞兽，因此“豫”字也有安乐祥和之意。
中国古代经历过几次显著的气候变冷时期，这是导致大象南迁的自然因素。但历史学家伊懋可（Mark Elvin）在《大象的退却》一书中指出，即便在气候回暖的时期，中国的大象种群也没有恢复，“最明显的解释即是，大象在与人类持久争战之后败阵下来。可以说，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上退却的模式，反过来即是中国人定居的扩散与强化的反映。这表明，中国的农夫和大象无法共处。”
在古代中国以农耕为主的经济体系中，森林不是一种重要的资源；相反，栖息其中的野生动物还经常为害人类。《诗经·大雅》记载了周朝的创业者们砍伐山林的丰功伟绩：“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启之辟之,其柽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孟子》也记载，周公“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悅”。
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共同作用下，大象一路南迁。到唐宋时期，大象的主要活动区域已局限于岭南一带。五代十国的南汉时期（公元962年），广东东莞的野象群经常损坏农田，于是官府出动军队围剿野象，并将象骨埋在一起，在其上建造石塔以示镇压，这便是如今东莞历史最悠久的文物之一“镇象塔”。南宋大儒朱熹在担任漳州知府时曾专门设立奖金，用于鼓励当地人捕杀野象，“如有人户杀得象者前来请赏，即时支给”。
宋元之际，大象的栖息地进一步退至雷州、钦州等岭南西部地区。随着明清小冰期的到来，它们在珠江流域彻底消失，最终退缩至云南一隅。可以说，大象退却的历史就是农耕文明进攻的历史。
发展经济带来的问题可以用经济手段解决吗？
回到当代，2020年开始的云南“断鼻家族”的北上之旅，其实并非率性而为的旅行，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迁徙，是大象数量有所回升与栖息地持续减少的结果。大量种植的橡胶林看起来增加了森林覆盖率，但这些经济林地并不适合大象生存；同时，公路、水库等基础设施的修建切断了保护区之间的联系，使象群被分割在几个碎片化的区域内，难以进行种群之间的交流。
这次象群的北上之旅引起了全国网友的热切关注，一路有人投喂它们喜爱的食物，可以说是一次万千宠爱的幸福之旅。然而，回家之后它们仍然要面临栖息地不足的问题。而在栖息地已经比较尖锐的人象矛盾也可能再次激化。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员王放认为：“我们不能只凭感情，只靠情怀去谈人类和野生动物共生。”当地人对大象的高度容忍，与建立10多年的生态补偿和商业保险机制有关。野猪在一些地方泛滥成灾之后，也有专家呼吁建立野生动物肇事补偿制度。
然而只靠经济手段还是远远不够的。正如伊懋可所言，“大象的退却”所反映的环境变迁机制非常复杂，“经济形态、社会构造、政治制度、文化观念、技术条件以及其他各种因素彼此交织”。王放也认为，此次大象长距离迁移的现象看起来有趣，但是耗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本质上还是栖息地没有给它们留出生存空间，象和人之间的缓冲不足，矛盾加剧是必然的。
让民间社会重新焕发生机
人与自然如何更好地“共生”，也许可以从野猪之患的治理中窥见一二。
近年来，随着一些地方生态环境的改善，野猪的种群数量迅速反弹，加上野猪远比大象生性凶猛，与人类生产生活的冲突日益加剧。国家林草局在回复群众留言时指出，野猪已成为致害范围最广、造成损失最严重的野生动物。2021年12月，国家林草局发布关于《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征求意见稿）》，拟将2000年被列入“三有”动物名录的野猪从名录中删除。
消息发布之后，“吃货治理”的呼声也随之出现，不少“吃货”已经摩拳擦掌准备享用美味的野猪肉了。不过，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我国已经立法禁止食用陆生野生动物。就算法律允许，单纯靠吃也不是解决人猪矛盾的好办法。
我国的野猪分为七个亚种，分布也十分广泛。泛泛谈论全国有多少野猪、需要吃掉多少其实意义不大。南京市区的野猪对人类的影响与东北森林里的野猪显然不能同日而语，控制野猪数量与保护大象种群一样，都是非常需要民间地方性知识的活动。打猎是一项专业技能，仅仅是在山林里追踪野猪还不迷路，就得学上好几年才能掌握，而即便是经验丰富的猎人，离开自己熟悉的地区也难以施展拳脚。
为了防治野猪为害，一些地方政府组织了野猪狩猎队，然而成效甚微。一方面，由于枪支管理严格，靠人力和猎狗捕杀野猪投入产出比太差；另一方面，捕杀与保护之间的平衡极难掌握。从发达国家的野生动物治理经验来看，最好的办法是尽可能发动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特别是民间社会的力量。
在福建山区的一些地方有由民间打猎队转化而来的民间打火队（即消防队）。无论打猎队还是打火队，支撑他们的都是靠山吃山的祖宗之法以及保卫家园的精神依托。在当地的宗族祠堂里，打猎队的故事从明清时期就有记载。不过，随着老猎人上交了猎枪，年轻人无法学习打猎技能，与乡村的凋敝相伴的是村民与山共存的技能日渐消退。
无独有偶，黑龙江的鄂伦春族狩猎文化尽管已入选“非遗”，但也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而鄂伦春族适度捕猎让自然界能够休养生息的传统，也远比“吃货治理”更符合人与自然共生的理念。
大象和野猪都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成员，但它们的活动难免会与人类发生冲突。退却的大象与进击的野猪都提醒我们，如何权衡人与动物、个体与群体、眼前与长远的关系，是社会问题而非生物问题。治理是各种公私机构和个人共同管理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能否从野猪之患的治理入手，把移风易俗与保护传统有机融合，让民间社会重新焕发生机？也许是一条可以探索的路径。
“象，道也”
“环境”一词的最早出于《元史•余阙传》：“乃集有司与诸将，议屯田战守计，环境筑堡砦，选精甲外扞，而耕稼于中”，其原义是“环绕居住地”。近代日本人用这个词来对译英语的environment，进而也被汉语所用。不过，如今的“环境”早已不仅与我们的居住地周边有关。
就像《老子》所言：“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河上公注：“象，道也。圣人守大道，则天下万民移心归往之”。此“象”意为天道，诚然非彼“象”，然《太平广记》又载有：“安南有象，能默识人之是非曲直。”或许，大象和野猪能否更好地与人类共生，也能折射出一些人类社会的是非曲直吧！（本文作者：王翔 浙大城市学院城市大脑研究院青年领航学者、管理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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