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显示性比较财富（RCW）量化分析世界经济发展、国际合作与冲突演变的基本规律

【编者按】
在2024年8月刊封面文章中，本刊记者采访了全球非线性科学研究领域的著名专家、多次入选美国斯坦福大学“终身科学影响力”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World’s Top 2% Scientists）榜单的高剑波教授，详细介绍了其通过复杂性科学和系统科学进行大数据研究并应用在量化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本期，我们在前述基础上，请高剑波教授详细介绍他及其团队引入两个无量纲的变量、研究世界各经济体间的耦合这方面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基于这些变量的新的量化分析方法，我们可以串联包括全球阶层、经济发展、国际秩序和国际合作与冲突等在内的许多有根本意义的概念，解答现有的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理论一直未能解答的利益分配问题，进而发现世界经济发展与停滞、国际合作与冲突及相互转变的基本规律。

经济发展与停滞、战争与和平，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两个根本问题。在经过了全球化的洗礼并正在经历逆全球化的当今时代，战争与和平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国际合作与冲突及转变。在百年变局下，几乎所有的重大问题，都可以看成是经济发展与停滞、国际合作与冲突这两个主题的表现。

这些重大问题包括：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为什么会如此乏力？
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如何才能发展？
我们的两大目标，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和平崛起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如何努力才能实现？
为什么一些西方发达国家，愿意“跟随”美国共同努力遏制中国？
美西方在非洲搞的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竞争的各种计划会对“一带一路”建设造成危害吗？
中美关系究竟会走向何方？特别是，新冷战、修昔底德陷阱必然不可避免吗？

为了尽可能能够接受时间考验地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发展与停滞、国际合作与冲突及相互转变的基本规律。

我们已知，二战后伴随着几十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诞生，涌现了许多新的关于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理论。这些理论阐明了经济增长与发展依赖于包括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源、教育、技术、创新、信息、地理、政策、政治、民主和制度等重大因素。但是，尽管每年有一大队一流的经济学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建言献策如何帮助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发展，近半个多世纪来只有韩国和新加坡变成了发达国家，大部分国家或者一直陷于中等收入陷阱甚至贫困陷阱，看不见任何变富的希望，或者变得更穷。是什么造成了这个困境？

根本原因在于，以往关于世界经济发展与停滞和国际合作与冲突的研究甚少交叉。前者的研究由经济学主导，后者的研究由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学派主导 ——国际合作由新制度主义主导，而冲突由现实主义主导。为真正理解世界经济发展与停滞、国际合作与冲突及相互转变的基本规律，需要引入新的概念，发展新的量化分析方法，以串联新老概念。

下面是我们努力解答上述几个重大问题的一个尝试。我们的研究基于两个无量纲的变量。这些变量在统计上是平稳的，因此允许我们研究世界各经济体间的耦合。

基于这些变量的新的量化分析方法，一方面足够简单，只需要简单的算术、统计相关性概念及逻辑推理就能理解，另一方面又足够强大，使得我们可以串联包括全球阶层、经济发展、国际秩序和国际合作与冲突等在内的许多有根本意义的概念，并解决政治经济学和国际关系理论一直未能解决的利益分配问题。

有了国际合作中的利益分配的量化，就能理解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重大国际关系的走向。

新理论的基本变量：显示性比较财富（RCW）

为研究全球经济的耦合性及霸权，一方面离不开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均GDP，另一方面，也不方便直接利用它们，因为GDP和人均GDP在时间上是高度非平稳的（即，均值、方差等统计量都是随时间变化的），因此，不能直接在时间上比较它们。一个解决办法是引入无量纲量。

物理量按其属性可以分为两类，有量纲量和无量纲量。前者与所用的单位有关，例如时间、长度、质量、速度、力、能量等。后者与度量单位无关，如角度、增益、两个长度之比，等。比如近期媒体里经常提到超音速飞机和超音速导弹，这里牵涉到一个无量纲量——马赫数，它是速度与声速的比例。当马赫数超过1时，即是超音速；小于1时，是亚音速。空气动力学在超音速和亚音速时的行为是完全不同的。

将GDP和人均GDP变成无量纲量，并不难。我们可以将前者除以全球总的GDP，得到一国占全球财富的比例。我们将其缩写成WWS（world wealth share）。为了得到人均GDP的无量纲量，我们可以将其除以全球人均GDP，从而得到显示性比较财富（revealed comparative wealth,，缩写为RCW），由我们近期的文章首次引入（参考文献1、2）。称其为显示性比较财富而非显示性比较收入，是因为这是能“产生力量的财富”——如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布森（John Atkinson Hobson）所言：财富就是力量。如果一国丰富的矿产，基本变成了跨国公司的利润，那么它对一国人均收入和力量的提升基本是无用的。

GDP的度量有好几种方式，包括名义GDP、 购买力平价GDP等。为了计算WWS和RCW，必须考虑用哪个GDP。因为我们关注的是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国际利润分配，等，所以，我们必须重点关注各国的全球购买力，特别是一个国家的治理和国际化精英可以利用的资源，及他们在全球市场上掌控资源的能力，包括固定资本、资产和土地。因此，我们选择名义GDP。值得注意，名义 GDP 既能体现“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周期的影响，又能体现“发展中地区”周期性的债务/货币危机的影响，因此选择名义而非购买力平价GDP将有助于研究世界经济的动态演变。

为充分认识RCW的价值，我们比较图1所示古巴的RCW和其人均GDP。自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的军队于 1959 年 1 月 8 日通过革命进入首都哈瓦那、推翻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 Zaldívar）的亲美独裁政权后，古巴与美国的关系急剧恶化。随后，苏联成为古巴的主要援助者和贸易伙伴。由图1的 RCW 曲线可以推断：在1984年之前，古巴与苏联的关系相当稳定。但从1984年开始，RCW曲线急剧下降，说明苏联在经济上遇到了大麻烦。而后，苏联解体极大地影响了古巴的经济。虽然古巴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在复苏，但直到2020年其经济状况仍未恢复到20世纪70 年代的水平。如果不从RCW角度观察，无论人均GDP如何计算，都是无法得到这些推论的。由此可见无量纲量在分析中的巨大作用。

理解空气动力学在超音速和亚音速时的行为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就能明了，一国的经济发展极度依赖于RCW，就像空气动力学的行为极度依赖于马赫数。换句话说，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有其独特的规律。至今为止，尚无经济理论蕴含了RCW或与RCW等价的参数。了解这一点，就能明白每年有那么多经济学家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建言献策，却不能帮助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获得实质性发展的原因所在。

全球阶层结构

当国际关系学中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把世界表示成“中心+边缘”，或者当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世界体系理论把世界表示成“中心+半边缘+边缘”时（参考文献3），全球阶层（或等级，hierarchy）的概念自然就出现了。但是，这个阶层具体有什么样的结构，是否稳定等问题，一直没有答案。原因是阶层这个概念一直没有被量化。在当前的研究中，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学派的基本假说，引用现实主义大师、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华尔兹（Kenneth Neal Waltz）的话，“每个（国家）与所有其他国家都是平等的。没有国家有权利指挥任何其他国家；没有国家需要服从。国际体系是分散的、无政府主义……”（参考文献4），把全球阶层的事实完全忽略了。

为了量化全球阶层结构，我们可以将每年的WWS和RCW分别排队，排第一的，对应一，排第二的，对应二，等等，然后在双对数坐标中表示出来，如图2和3所示。作为总量，WWS的意义是显然的。RCW排名的重要性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对于每个国家的个人而言，另一是对于国家本身来说。

就个人而言，若RCW远大于作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那么，该国大量公民将能够从事艺术、科学、和创新等工作，而不仅仅是为了谋生而奋斗。从长远来看，此类活动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另一方面，对于国家而言，远大于世界平均的 RCW 意味着国家将能够提供更好的福利体系，拥有更廉洁、更少腐败的政治体系，拥有一个能够更好地抵御外部冲击的经济体系，能够从国外吸引更好的科技人才，等等。简而言之，社会大概率会更加和谐，至少在短期内如此。 这一点，对于每隔几年就会有一次选举的民主社会尤其重要。 如果一国的RCW在短时间内急剧下降，那么就会出现各种社会不和谐，包括企业倒闭潮、失业潮，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冲突。也因此可以认为，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国家在经济上不竞争，企业才竞争”的观点，是非常片面甚至是错误的。

非常有趣的是，图2、3的曲线都由一个叫做齐普夫-曼德尔布罗特定律（Zipf-Mandelbrot law，ZML）的数学方程式刻画。数学细节在这里不再撰述，感兴趣的读者，请详细阅读参考文献1。这里需要强调，在图2，美国并不排在第一，因为存在一些非常小的国家，人均收入比美国高。在图3，因为是总量，美国自然排第一。这里，最重要的是，代表美国的第一点，凌驾而不在ZML曲线上。第二点，表示挑战者（1990年是日本，2020年是中国），也是如此。这是霸权打压挑战者的根本原因。这一点，后面会继续讨论。

这里描述的全球阶层结构在短时间与中等时间尺度（几年至几十年）上是相当稳定的。阶层结构具体对应世界各国在由齐普夫-曼德尔布罗特定律表征的曲线上的排名。

全球阶层结构的稳定性由三个层次的因素决定。第一层次基本上提供了一个条件，是由军事力量和金融机构和制度来实现的，主要是为了维持强权在全球阶层中的相对地位——当某些机构或制度不能按预期发挥作用时，会被抛弃，就像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

第二个层面的因素与劳动分工和自由市场策略有关。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根本洞见——在一个社会体系中，从事不同工作的人，为使各自的利益最大化而努力工作、交易，从而使得整个社会富庶繁荣，揭示了一个可能是人类社会中最大的涌现现象——自私自利的个体可以通过交换造就一个繁荣的社会。但正是这个劳动分工使得贫者几乎不可能变富。原因是，在全球价值链中下游的经济体，大多数时候根本无法与在全球价值链上游的国家竞争，因为他们在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方面没有任何比较优势，没有足够的财富投资新技术以获得一定的比较优势，即使获得了新技术并有了一定的比较优势，他们也没有或只有非常有限的市场份额。 第二个层面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不同国家的劳动力素质差异很大。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给出了一个自然竞争的图像。虽然这里的竞争是完全不公平的，人们却无法简单地说谁剥削了谁。

尽管如此，市场竞争仍可能对现有的全球阶层产生足够大的扰动。那时，霸权和强权就会诉诸第三层次的因素——通过限制挑战者获得相关技术、产品等来消除扰动。在极端情况下，早期双赢的国际合作，会突然被激烈的竞争甚至冲突所取代。事实上，这个场景就是当今中美关系的一个缩影。美近期的这些行动已被冠以“新华盛顿共识”，其本质就是为了对付中国。容易理解，在第二个层次（自由市场）操作，成本是最低的。这是为什么华盛顿共识倡导和推动自由市场政策，且美国很满足于中美贸易战第一阶段协议的根本原因。执行与第三层相关的策略，代价巨大，因此不会受西方大多数国家欢迎 ，但它们又经常不得不屈从于美国的意志。

值得指出，不同的变量给出的各国排名可以不一样。这对应国家实力的不同估算。因为变量不合适而对国家实力的误判，有时会造成国际冲突。但不管国家的实力是否会被误判，全球阶层这个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后面会解释，全球阶层结构的概念能极大地帮助理解经济发展中的根本阻力，国际秩序和失序，和国际合作与冲突及转化。为帮助理解这些描述，只需指出，任何成熟行业，包括东南亚的跨境电商（图4），市场规模和利润分布都会按齐普夫-曼德尔布罗特定律衰减，只有领头的几家才有可观的利润。展开说一句——由此可以推断，中国各省若都搞智能制造，大多数只能亏损。

“被允许的”经济发展极限

接下来我们通过RCW考察一国的经济发展及不同国家间经济的耦合。图5给出了很多国家的RCW，我们逐一考虑。

图5的子图（a）给出了美国和巴西的RCW曲线。因为两国的人均收入很不一样，我们用了双轴。左轴和蓝色的曲线表示美国，其收入最高时接近全球人均的七倍。因美国人口接近3.3亿，这样的人均收入是很了不起的。红色的曲线和右轴代表巴西，其人均收入最高时接近全球人均的1.2倍。除了美国和巴西的人均收入在数字上的差异，子图（a）给出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美国和巴西的RCW曲线是相反的，即是高度负相关的。

作为对比，图5的子图（b）给出的法国和德国的RCW曲线，则表示出了高度的正相关性。事实上，这些性质是普适的——大多数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的RCW与一个或几个发达国家的RCW曲线呈现很强的负相关性；发达国家的RCW曲线，互相间通常呈现很强的正相关性；大多数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的RCW在它们之间通常也呈现很强的正相关性。为了加强理解这些性质的重要性，我们在图6给出了非洲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相关性的网络图。大部分非洲国家的RCW与一个或几个发达国家的RCW曲线高度负相关。只有少数几个非洲的小国家的RCW与一个或几个发达国家的RCW正相关，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远比其他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好。其中潜力最好的是毛里求斯，人口为120万人。

图5的子图（c~e）给出了几个亚洲国家的RCW，包括（c）日本和印度尼西亚，（d）中国和泰国，（e）越南和印度。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RCW曲线与法德的RCW曲线高度一致（强正相关），而印度的则与日本（及法德）的RCW曲线反相（后三者的RCW曲线像一个碗，反过来扣在印度的曲线上）。值得强调，1989年，当美国认为日本的泡沫已经破裂时，日本的RCW还超过6。日本的最大RCW于1995年超过了8。但是，至2022年，日本的RCW只是略高于2。不得不说，自1996年后，日本经济的下降几乎是断崖式的。学界中争论较大的“失去的20（或30）年”之说可以成立。

另外，虽然印度经济一直被表扬为高速发展的榜样，其RCW近几年只在0.18左右徘徊；越南稍好些，除了受疫情影响，近10年的发展势头非常好；泰国的经济，最好时RCW达到了0.7，但最近几年，RCW一直在减少；中国在2022年，RCW首次出现了下降。主要原因应该是疫情的影响以及美国的打压。

图5（f）给出了两个非洲国家——摩洛哥和尼日尔的RCW。这两个国家的RCW是一种特殊的类型 ——在近几十年，曲线很平缓，表示他们的经济增长率与世界的平均增长率非常一致，说明他们的经济被世界裹挟而行。根据我们的模型，全球有16个这样的国家。其他14国分别为：巴林、贝宁、布隆迪、喀麦隆、科摩罗、多米尼克、加蓬、牙买加、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加拉瓜、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从这个研究结果可以深刻理解近年来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为何积极作为，希望“逆天改命”。不过这很难。

我们已经强调过的性质：大多数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的RCW与一个或几个发达国家的RCW曲线间呈现很强的负相关性，而组内国家间的RCW则通常呈现强正相关性，有很深远的涵义。正相关性表示组内国家间的竞争性，体现在很多方面，包括他们在某些出口领域出口类似的商品；而负相关性则表示产业的压制性：发达国家通常在产业链的上游，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通常在产业链的中下游。

这种产业的耦合性（压制性）揭示了大多数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无法发展成为发达国家。这种耦合在很大程度上由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自由市场政策所诱发和强化——规则的违反者会受到纪律性惩罚，吐出赚的钱并陷于债务危机和货币贬值的泥潭，而全球秩序则会恢复到“违反者”在经济发展之前的状态。令人无奈甚至绝望的是，竞争又是每一个经济体为了发展所必需的。全球经济的这种耦合性及背后的机制，是很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突破的根本原因，也是依附理论无法帮助实践过的国家变成发达国家的根本原因。

结合图2、图3所示的全球阶层结构关系，可以更好地理解：任何国家想往上爬，都会遇到阻力——阻力大多来自组内的竞争者。这等价于阻力严重依赖于RCW——当RCW远低于世界平均的1时，那些很不发达的国家主要与类似贫穷的国家竞争，而发达国家也主要与其他发达国家竞争。但像中国那样，RCW接近1，阻力既有来自于许多与中国有竞争关系的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也有来自于美国和很多发达国家，因为我们也对他们造成了挑战。后面会更进一步分析，这是为什么美国那么容易形成同盟遏制中国的根本原因。

值得强调，如图2所示，很多非洲国家，因为在产业链的末端（只提供原材料），相比于1990年，在2020年，很多非洲国家在全球的排名，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这反映在2020年，代表非洲的橘黄色部分的曲线，与1990年相比，下降了很多。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讨论解释了为什么现有的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是有根本缺陷的——它们都没有蕴含来自全球阶层结构的阻力。在参考文献1中，我们解释了为什么罗斯托模型（Rostovian take-off model）与现实无关，中等收入陷阱极难突破，以及依附理论不能帮助绝大多数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发展。有兴趣了解的读者可以去详读。

国家实力和霸权行为的量化

国家实力的度量，大多数研究者用总量，其中，最简单的是用一国的总GDP，比较精致的是用国家能力综合指标（Composite Indicator of National Capability，CINC），它结合了以下数据：军费、军队、人口、城镇人口、钢铁产量，和能源消耗。因这里的很多项，尤其对大国或强国来说，都与一国GDP成某种比例关系，CINC与总GDP所刻画的国家实力基本是一致的。其他比GDP“更精致”的总量，能刻画的也不比GDP多，因为把不同国家的那些量与GDP一起做回归分析，通常能发现它们有很强的线性相关性。用总量度量国家实力是有问题的，因为一个发达国家很容易通过自动化、人工智能或者雇用国外劳动力而扩大有效人口。

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案是用“GDP×人均GDP”作为指标。这个方案最先由法国历史学家贝罗克（Paul Bairoch）提出（参考文献5），并在近期由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贝克利（Michael Beckley）所倡导（参考文献6）。后者将GDP与规模、人均 GDP 与效率联系起来，并进一步将该方法解释为量化一个国家的净资源和能力。然而，这个解释的合理性没法被证明，因为发达国家生活的许多方面的成本都高于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我们认为，最好把这个量解释成在国家和民众协同努力下一国所能具有的最大综合实力。这个最大综合实力是否能被实现，是另外一个问题——当一国政治很分裂、经济很不平等、民众高度不满时，一国的当时实力会远低于这个最大综合实力。

上述变量都是高度非平稳的，因而不能直接在时间方向做比较。所幸，这一点不难解决。我们可以引入一个一般性的量，来度量国家实力。我们将其记成IOC(m,n)（influence of country），它是WWS的m次方和RCW的n次方的乘积：

当m=1, n=0时，IOC(1,0) 就是WWS，即与总GDP等价；当m=0, n=1时，IOC(0,1)就是RCW，即与人均GDP等价。当m=n=1时，IOC(1,1) 是WWS和RCW的乘积，等价于GDP与人均GDP的乘积；其他的m,n相当于总GDP和人均GDP的某种平均。IOC在统计上是平稳的，因此，可以在时间上直接比较。

图7、8给出了美国、德国、日本、英国和中国的WWS及WWS与RCW的乘积随时间的变化曲线。我们可以观察到，美国远高于其他国家。特别是，按照WWS与RCW的乘积所表征的国家最大综合实力（参见表2），美国是第二名的九倍左右。由此也可以确认，作为“一超”的美霸权确实强大。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在许多高科技和先进产业上都能领导潮流。所以，美国行事总以自己为中心。

进一步观察图7，可以看出，在上世纪80~90年代，日本挑战了美国。现在的挑战者是中国。中、日对美国的挑战有什么不同？答案在图8：1994、1995年，日本的综合实力甚至超过了美国。而目前中国离这一目标尚有较远的距离。因此，日本和中国两国对美国形成的挑战是根本不同的。因为这个原因，我们认为，日本在20世纪末“失去的20年”中受美国打压的经验，对中国的借鉴作用有限。

国际秩序与失序

当今国际秩序通常被称作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目前，国际秩序一个流行的定义是规范国际行为的规则、法规、制度。这个定义与行为无关。当美前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在执政初期干了些令人非常意想不到的事情后，如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疏远盟友；拒绝来自伊朗、伊拉克、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人进入美国，并暂停难民接纳政策 120 天；推翻奥巴马（Barack Hussein Obama）的大部分清洁能源战略，逆转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并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对中国发起（仍在持续的）关税战；退出伊朗核协议；等，很多学者惊呼世界完全失序了。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世界失序是以行为、行动为载体的。如此，秩序与失序就不能对照。因此，我们不得不断定，当前流行的关于国际秩序的定义是有缺陷的。

国际秩序比较自洽的定义是遵守国际规则、法规、制度且维持甚至强化全球阶层结构的有序行为。新的定义与标准定义的区别在于前者加了修饰词：维持甚至强化全球阶层结构。这一点，虽然对某些学者来说可能是新的，但事实上，与国际关系大师、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的说法——“在其军事实力庇护下，美国构建了一个基于多边原则、包含了他批准的规则、并体现了自由资本主义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非常一致。结合近几年美政治家们常说的，“为了美国的利益”，读者将能更好地理解“美国批准的规则”的涵义。

有了新的定义，就容易理解改变国际秩序的力与反作用力，如图9的示意图所示。为了加深理解，我们讨论四个例子。

一、特朗普执政引发的国际失序
特朗普于2017年上台后，在执政初期的行为在两个层面引发了国际失序：（1）不遵守先前的协议，同时连累所有参与者，包括盟友；（2）完全无视既定的全球等级制度。本质上，特朗普只把美国放在世界中心，所有其他国家都在边缘，因而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地动山摇，世界完全失序了。事实上，由图7、8所示的美国的WWS和WWS*RCW的曲线可以推断，假如没有特朗普的所作所为，两条曲线都不应该变得很平缓，而应该处于上升周期，至WWS接近或略微超过30%后才会开始下降。这个趋势虽被特朗普打断，在拜登（Joe Biden）时期大概率还是可能出现，即我们认为，近几年，预计世界财富的5%~6%流入美国。

二、尼克松访华的背后原因
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在1971年7月访华有一个容易忽视的背景：自1965年起，美对日贸易开始变成逆差；1971年8月，为应对持续的高通胀，美元不得不贬值8%，引发“美元危机”。事实上，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美元危机”并使对越战争顺利，尼克松和他的高级顾问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早在1969年就希望结束对中苏的遏制政策。特别是，美国政府于1971年3月，开始放松美公民访问中国的限制，于4月对中国展开乒乓外交，并允许美公民汇钱给中国。美进一步在6月结束对中的贸易禁运。三国间的贸易，因中国的经济尚在休眠期，主要在美苏间展开，虽然贸易量对美国来说，可忽略不计。

不仅如此，美国于1971年8月开始对日本的某些商品加10%的关税。尼克松访华、对日加关税，美政府事先都没知会日政府，而在尼克松访华之前，美一直要求日不能与中国有任何接触。这一切说明：美国认为日本已对世界秩序造成了一定扰动，因此必须采取各种措施“维护秩序”，主要是维护其自身的霸权。美最后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引发当时秩序改变的罪魁祸首，因此必须抛弃。这一工作由1971年开始，至1973年完成，对当时的世界经济体系来说，无疑是一次大地震。由此可见，美国的诸多行为产生的反作用力，远大于日本的发展对世界秩序产生的扰动力。很多学者和大众把美元霸权归功于布雷顿森林体系，我们认为这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这个体系早在1973年就已被废除了。美元霸权的基础是美国在高科技和产业方面的持续引领能力。

三、在20世纪60~90年代很红火的世界秩序模型项目（world order models project，WOMP），为什么没有对现实世界造成影响？
原因很直接：WOMP希望通过普世的价值观和理想来塑造一个更公正的国际秩序。新的秩序与全球阶层毫无关系，因此，只能作为学者们在纸面上的游戏，绝对不会被发达国家的政治家们采纳，因为假如采纳，就必须首先在全球展开财富重新分配。这一点是绝对行不通的。

四、美为什么可以容易地组成各种同盟以遏制、打压中国？

根本原因是各参与方为了巩固或抬升其在全球阶层排名中的位置。想抬升其位置的国家会很积极，这包括发达国家行列中排名靠后的，以及几个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如印度和菲律宾。如果因为参与这种同盟会削弱经济实力，他们就会避免参与。这包括出口非常依赖于中国和那些经济发展势头很好、不能被干扰的国家。

最后我们问：印、菲的这种选择，能帮助他们提升在全球阶层体系中的排名吗？这牵涉到利益分配，是我们下节讨论的主题。

利润分配

能对一国在全球阶层结构中的跃迁或下降及世界格局的变化造成长期影响的，必定是那些有长期效应的国际合作和冲突。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只需考虑长期国际合作中的利益分配。这里，我们必须区分两种情况：纯商业行为（如跨国公司在外国的投资）及政府间的合作。后一情况实质上是国际合作问题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在下节讨论。

跨国公司在一个发展中或不发达国家的投资，可以分为失败和成功两种。失败的投资不会持续。成功的投资不仅能无需注入新的资金而自我持续运转，甚至会允许投资方抽出一部分利润而用于其他投资。如何区分失败和成功这两种投资？

答案在全球阶层结构中。假设在投资前，两国人均GDP之比为 r。这个比例造就了两国在全球阶层中的排名。数学上可以证明，只有当利润在两国间以 r 为比例分配时，全球阶层才是稳定的（参考文献1）。这一点可以这样来理解：当利润分配小于 r 时，跨国公司所属的发达国家在全球阶层中的排名会下降，而被投资的不发达国家在全球阶层中的排名会上升。这样的投资会被认为是失败的，会被放弃。只有当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的利润分配大于或等于 r 时，投资才会被认为是成功的。虽然这里的论证不复杂，但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意义深远的推论：

大多数不发达国家，比如非洲国家，人均GDP只有美西方国家人均GDP的几十分之一。这相当于两国的RCW之比是几十分之一。为具体起见，假设某不发达国家的RCW是0.1，选美国的RCW为当前值6，则这个比例是1/60。在这种情形下，虽然投资对不发达国家总是有益的（最大效应是提供就业机会，详细讨论请见参考文献1），但这样的利润分配决定了不发达国家不可能发展，因为它没法在短期内积聚足够的财富用于投资，让其经济真正发展。很容易看出，假如某不发达国家选择与中国合作，则其可获得的利润基本是与美国合作的六倍，即美国的人均GDP与中国的人均GDP之比（或美中两国RCW之比）。换句话说，某不发达国家与美国合作六年才能积聚的财富，与中国合作一年就可以达到了。

我们现在可以回答文章开始提出的一个问题：美西方在非洲搞的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竞争的各种计划会对“一带一路”建设造成危害吗？

为了对冲共建“一带一路”带来的影响,美国相继推出了“繁荣非洲倡议”“蓝点网络计划”“重建美好世界”等计划，欧盟、印度、日本也相继推出了“全球门户”“亚非增长走廊”“基础设施海外推进战略”等计划。印度能用于海外投资的经费有限，这里暂不考虑。美西方推行的计划成功的前提是，被投资方能给予他们能维持全球阶层结构的回报。这个，现在基本已经不可能，要不然，他们早就去投资了。这是为什么我们只听见他们那边的雷声、但不见雨点的原因。假如他们执意投资，竞争优势还在中国，因为我们能给对方高得多的利润。

上述分析能帮助我们非常好地解决199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Robert E. Lucas,Jr.）于1990年提出的一个著名悖论：为什么资金不从发达国家流向不发达国家，以充分利用更便宜的劳动力资源？原因有两重：第一重对应我们提出的关于成功投资的定义，即无需注入新的资金而能自我持续运转，甚至可以抽出一部分利润用于其他投资。另一重是很多不发达国家不再能够提供能让发达国家维持全球阶层结构的巨额投资机会的项目。

国际合作与冲突的转化

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名誉主席、亚洲协会全球联席主席约翰·桑顿（John Lawson Thornton）在2023年“读懂中国”年会作大会报告时提到，美国人很害怕中国人说双赢，因为那表示美国赢一次，中国赢两次。这种感知并不真的表示在中美合作中，中方得到了两倍的利益。它仅仅表示中美相对实力差距的缩小。这里出现了一个基本问题：国际合作与冲突转化的准则是什么？

为回答上述问题，首先要认识到，自工业革命以来，市场力量已不足以实现供需平衡。这一点，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马克思（Karl Marx）、约翰·霍布森、列宁（Vladimir Lenin）、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等著名学者及政治家都早已认识到。然而，霍布森和凯恩斯倡导的“积极的财富再分配”，充其量在一国之内可以发挥一定作用；在国际范围内，这样的措施根本不可能实施。因此，各种类型的商业周期和经济衰退才会不时出现。如何才能实现供需平衡？

在后帝国主义的当今时代，去海外创建需求以带动供需更好平衡，假如不是惟一的，也必然是最好的途径之一。为创造海外需求，必须向外扩张。在帝国主义时期，这主要通过战争来实现。在当今时代，产能过剩的国家主要通过国际贸易来实现。对霸权和强权来说，不时会遇到整个世界购买力不足的情形。那时如何实现供需平衡？只有一条途径——帮助一个或几个不太富裕的国家发展，使得他们拥有足够的购买力。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际合作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西欧、日本发展，后与中国建交、并联合欧盟、日本向中国开放市场，等，都是基于这一逻辑。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发展必须是有限的、不能挑战甚至威胁已有的国际秩序。

发展的有限性如何度量？通过国家实力。事实上，霸权会通过各种指标连续地监测各国的实力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变量是GDP，伴随GDP的一条红色警戒线是当某国的GDP变成霸权GDP的某个百分比。当初在力量转换引发战争的模型中，这个百分比被选成80%，以补偿国家实力度量的不确定性（参考文献7）。现在大多选70% 或60%。这个阈值越小，表示冗余度越大，霸权越谨慎。可以证明，假如霸权与某国合作的利润是平分的，它们逐年GDP的增量中就会有随时间线性增长的一项。如此不间断地增加，二三十年后这条警戒线就可能被超越。那时，霸权会紧急刹车，合作会被代以竞争甚至冲突。为保证合作前或初期的相对力量差距，霸权甚至会“逆时间”而行，以消除原先随时间线性增长的那一项。这可以通过市场脱钩来实现。这是当前美国对中国正在做的。“逆时间”的行为是一个熵减少的行为，相当于通过一个摔破的玻璃杯碎片恢复出原来的水杯，是极其艰难的，对自己、对挑战方、对整个世界，代价都极其巨大。

上述分析表明，为不让需求相对于供应严重不足，霸权和强国必须允许甚至帮助一个或几个不发达国家发展。叠加上当今世界由齐普夫-曼德尔布罗特定律刻画的赢者通吃的显著特征，可以推断，当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对霸权在核心产业上造成威胁或挑战时，霸权不会退让，只会主导权力重新平衡，不然，其利益会严重受损。由此造成国际合作、冲突交替出现。

由于世界的创新能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强，未来供过于求的情形会变得愈益频繁。一旦出现供过于求，世界经济就会收缩，出现各种无序。碰到发达国家主动关闭市场时，这种状况会恶化。二战后至今，国际合作与冲突每一阶段都持续了几十年。往后，合作与冲突转换的频率可能会变快。

中美未来博弈

中美博弈的未来走向，是否会出现新冷战、甚至陷入修昔底德陷阱？我们将这个在文章开始提出的问题稍搁一下，先讨论美方必然会采取的行动。

在《中美关系何时发生了质变》一文中（参考文献8），我们通过定量计算国际媒体大数据，证明了2010年是质变的年，因为那一年不仅中国的制造业指数首次超过了美国，综合了人力资本、实物、生产资本和自然资本的包容性财富指数也已对美造成威胁，并且美国发现凭其一己之力已不能，因而必须联合包括韩、日、印、澳等在内的多方势力，实施全球战略布局，才能有效遏制中国的崛起。同年，有两位国际关系领域的大师——一位是英国学派的重要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参考文献9），另一位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创始人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参考文献10），以及中国学者、环球财经杂志社前副社长彭晓光（参考文献11），都预见中美关系可能会有巨变。虽然那些研究有别于我们的定量证明2010年是中美关系发生质变年的研究，我们可以推断，2010年对美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那一年中国的RCW是多少？只有0.48左右，如表3所示。可以说，美霸权在连续监测潜在的威胁和挑战时，非常勤奋。

另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2017年特朗普上任，并于2018年初发动对华贸易战。2017年，我们的RCW刚超过0.8，至2018年时，RCW已接近0.9。拜登上任后，基本上继承了奥巴马、特朗普时期所有能遏制、打压中国的政策，其目的很明显：让中国的RCW衰减至2010年左右的数值。中国自然会努力不让美得其所愿。不管如何，可以假设，在短期内，美国会满足于让中国的RCW衰减至0.7左右，即让目前接近1的RCW，衰减30%，接近泰国的RCW的最大值，如图5（d）所示。

简单地让中国的RCW衰减30%，会让世界的消费市场极大地萎缩，造成全球经济衰退，如图10示意所示。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如此乏力，根本原因是几大因素的协同作用：疫情、战争，及美打压中国造成的市场萎缩（芯片禁售及市场关闭，具体请见后）。

为防止世界消费市场的持续萎缩，美国必须有一个具体的、可立即操作的计划来创造国际市场。答案在于越南和印度：帮助越南发展，使其RCW从现在的稍大于0.3增长至1左右；同时鼓励印度，让其RCW从目前的不足0.2增长至0.4左右。如此，除了近几年的调整期，往后世界总的消费市场还能与现在的相当。一旦美国的企图实现，那时，美国会开展新的一轮全球化，而中国将不再是世界舞台极有影响力的一员。

注意，在描述越南和印度时，我们用了两个不同的词：帮助和鼓励。帮助的实质是自2020年始，世界市场已基本对越南开放，如表4所示。对印度，则只是鼓励，因为美国也不能让印度变得太强大——RCW=0.4大致是美国能接受的力量。因为这个原因，至今，世界的主要市场都还没有与印度签订自由贸易协议。可以推断，以后也不会。

美国已采取了哪些措施以破坏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多方面，包括时不时通过我国的香港、台海、南海、新疆、西藏等说事。我们这里只简要讨论两点：市场和核心科技及产业。

除了禁止华为的核心产品进入美西方市场，2022年10月，美国正式开始执行时年8月通过的禁售14nm以下的芯片给中国的法案（《2022年芯片与科学法案》，下称《芯片法案》）。后因中国在电动汽车和新能源领域成绩太优异，没法足够好地遏制中国发展，2023年3月，美国《芯片法案》最新限制措施，将芯片尺寸小于28nm以下的都纳入禁售范围。

2022年9月，美国《通胀削减法案》正式成为立法。2023年4月17日，美国政府发布《通胀削减法案》细则规定，在北美组装的电动汽车能以税额扣除的方式获得最高7500美元的补贴。这一法案基本阻止了中国电动汽车进入北美市场。2023年12月2日，该法案又被加强 ——用了中国制造的新电池的新能源车，也不再能够享受7500美元的优惠。至此，北美市场也对中国新电池关上了大门。

关闭市场是近几年流行的脱钩论的根本内涵。其中一个直接后果是会让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大幅减少，甚至撤资。伴随外资大幅减少，甚至撤资的，是外籍人员的大幅减少。不过，禁止28nm以下的芯片出口给中国，也会伤害很多发达国家企业的利益，因此会被这些企业家批评。在“正常”时期，企业与国家的利益一致，但在“非正常”时期，两者利益可以非常不一致，因企业为了保证现金流，不得不最关注即时或短时间尺度的利益，而国家一旦动用国家安全的法案，则肯定会最关注中长时间尺度战略措施的实施。

不得不说，从国家安全的视角来看，只要保证高技术不离开本国，某些公司会否破产，根本不在美国政府考虑范围之内。这些实质上的市场脱钩，让全球市场大大萎缩，如图10的示意所示。这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乏力的根本原因。只要霸权存在，市场扩张和收缩这种“周期”，每过几十年就会发生。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讨论的市场扩张和收缩，不能简单地从贸易量推断，因为贴一国的标签出口的（如中国），赚钱的可能是另一国家。

上述讨论是为了说明美西方正在努力产生一个很强大的力，使中国的RCW减退30%左右。美西方的目的非常明确，其行动也会一直是残酷无情、不折不扣的。这一点，既不会因为谁当选了美国总统而改变，也不依赖于美中外交态势（更敌对或更友好）。对中国来说，RCW减退30%左右，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这与大众讨论中喜欢贴上“新冷战”甚至热战的标签，并不太相关。

我们该如何应对？我们这里列举几个我们在研究中认为最紧迫、最重要的点。

一、在世界市场收缩期中，如何使美西方回到谈判桌？
因为美方的重新布局，目前是世界市场的收缩期。一旦过渡期如美所愿地结束，中国将被边缘化。为避免出现这种对我极其不利的局面，值美西方对我关闭市场之际，我们也只有对等地关闭某些市场，才能迫使美西方重回谈判桌，并重新开放某些核心市场。不然，连续几年的财富外流，将使中国被锁定在某个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突破。当然，关闭某些市场，我们需要承受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比如失业率的攀升。但相比于日后陷于某个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我们可能不得不需要在短痛和长痛中做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

二、如何培养我们的高科技竞争能力？
美国得以维持甚至强化其霸权的最根本原因是其在高科技和产业方面持续的引领能力。产生这种能力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动力来自高收入的科技和业界精英。为更有效地与美西方竞争，我们亟需在有深厚创新底蕴的地区，包括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培育开放和创新精神，并设计有效的渠道，让他们的创新红利迅速惠及其他区域。

三、如何保护美国感到棘手的我们的两个新兴产业？
美对华感到不确定和棘手的是我们的两个新兴产业，电动汽车和新能源（新电池和光伏）。假如没有这两个新兴产业的勃发，美会认为对华的打压已经成功，他们基本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中方一方面需要在这两个产业做得更好，另一方面需要防备美方通过制裁或热战，削弱甚至让我们的这两个先进产业“归零”。需要指出的是，当一个产业能提供全球每家每户都需要且不便宜的产品时，那是真正价值巨大的产业。

四、中方与美西方在第三方市场竞争的要点是什么？
中方必须努力与美西方在第三方市场竞争，并灵活设计能帮助合作方的物-物交换机制。我们需要将这样的现实以有说服力的方式让第三方深刻地理解：即便在现有秩序下，他们与中方合作的获利，也远大于与美西方的合作。同时需要警惕，虽然美西方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竞争的各种计划，世界基本只能闻其声而不能见其雨点，但当中方的某些项目即将成功时，美西方可能会通过制造地缘冲突而搞破坏。我们的建议是：通过大数据计算，连续动态地监测关于世界各地政治、经济、外交、军事及安全的热点新闻，并度量风险，将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们规避风险，提高投资成功率（参考文献12）。

五、加速高科技在国民经济生产中应用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加速高科技在国民经济生产中的应用，如用遥感技术估计各种农作物的收成，并让各级地方政府协调农作物在全国范围的最佳流通。这是内循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真正的挑战在于协调流通，因为我们的遥感技术已很成熟。另外，在有区位或比较优势的地区，应该发展特色工业。再次强调，中国各省若都搞智能制造，大多数只能亏损。我们还需警惕人工智能的产业泡沫，根本原因是被惠及的人群是少部分，所以能得到的利润有限。但国际上几家大公司的竞争会愈演愈烈，因为那关系到它们的生死存亡。

最后我们强调，本文的一个主题是证明在一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家计划与自由竞争，缺一不可。核心是“比例”或“度”，且这个“度”需要自适应地调整。把握这个“度”，是未来中国能否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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